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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苦與樂的辯證統一

論苦與樂的辯證統一

論苦與樂的辯證統一
論苦與樂的辯證統一

辯證法是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作爲雙城人,自上而下經歷着繁重的工作任務,如何運用辯證法去正確的認識和看待苦與樂,掌握其中的規律併爲工作和生活所用,是我們每一位同志需要解決的一大課題。

第一、正確認識苦與樂的辯證統一關係

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客觀世界,觀察一切事物,正確地揭示了苦與樂的辯證統一關係,闡明苦與樂既對立又統一,兩者相互對立,相互滲透,苦中有樂,樂中有苦,沒有苦也無所謂樂,沒有樂也無所謂苦,苦與樂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苦可轉化爲樂,樂也可轉化爲苦。人們所講的“苦盡甘來”,“樂極生悲”等都是說苦與樂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道理。

第二、苦中有樂,要善於變苦爲樂。

毛澤東在《七律·長征》一詩中,形象生動地寫出了紅軍長征的艱苦卓絕鬥爭和奪取勝利的喜悅心情,闡明苦與樂的辯證統一關係。毛澤東說:“紅軍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北”,紅軍長征,其行程之遠,經歷之苦,犧牲之大,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不曾有過。但是,在以苦爲樂、爲榮的紅軍指戰員眼裏,卻是“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紅軍爲什麼能在那樣艱苦卓絕的長征中感到苦中有樂,能夠克服種種困難,變苦爲樂呢?這是因爲他們自覺意識到在爲國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奮鬥,意識到今天的吃苦、個人的吃苦,是爲謀求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歡樂。對一個樹立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人來說,爲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確實是“雖苦猶榮”,心裏總是愉快的,樂即在苦中;而以艱苦奮鬥換來的快樂總是使人難忘艱苦的歷程,苦亦在樂中。這也說明,苦與樂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苦樂相生,苦中有樂。我們要自找苦吃,自尋樂趣。

毛澤東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別革命。世界上沒有不費任何氣力、不吃一點苦就能辦成的事。要幹出一番事業,要爲社會發展或人類作出貢獻,就必須艱苦奮鬥。“苦盡甘來”。由苦轉化爲樂,需要經過艱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實現向樂的轉化。所以,真正的快樂只能由奮鬥的艱苦轉化而來。毛澤東指出,革命者要和人民羣衆同甘共苦,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說:“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在戰鬥年代,毛澤東同志過着極其艱苦的生活。建國以後,環境條件雖有了好轉,但他的生活仍是極爲儉樸。他對飲食始終要求不高,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粗糧。1957年12月,有名衛士一次從農村探親回來,帶回糠窩頭交給毛澤東。他掰了一塊糠皮窩頭,又把捂餿了的窩頭放嘴裏,眼圈紅了,溼漉漉地閃着淚花。他叫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喊來,對大家說:“吃,每個人都要吃。這是農民吃的飯。你們比比你們吃的飯,要將心比心。”毛澤東思考着:我們是社會主義,不該是這樣的。要想個辦法,想個辦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人民儘快過上富裕一些的日子。毛澤東以人民的苦爲苦,以人民的樂爲樂,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共當,要是人民羣衆過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滿意高興了。

第三,樂中有苦,要避免樂極生悲。

毛澤東認爲,苦中有樂,苦可轉化爲樂。同樣,樂中也潛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轉化爲苦。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吃了虧的。這說明,苦與樂是相互滲透的。勝利、歡樂也潛伏着失敗、痛苦的因素,勝利瞭如不防止驕傲,就會犯錯誤導致失敗,就會吃苦頭,就會變樂爲苦。因苦得樂,因樂得苦,這是苦與樂相互轉化的歷史辯證法。我們革命者的任務,就是要創造條件,促進由苦向樂的轉化,防止由樂向苦的轉化。毛澤東曾推薦讀西漢著名賦家梅乘的《七發》。毛澤東說,這篇文章一開頭就痛罵統治者的腐敗。毛澤東認爲,“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這些話一萬年還將是真理。文中說的出入都坐車子就是癱瘓之兆,幽深和清涼的宮室是寒熱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殘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爛腸胃的毒藥,這些話蘊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戀安樂腐敗的生活,必將早夭、喪身,這也是物極必反,樂極生悲。毛澤東說,文章最後一段,吳客講“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這是醫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澤東認爲,梅乘《七發》是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貪圖享樂腐朽的生活而不願艱苦奮鬥的人,就必然導致腐敗、困苦的結局,這時享樂便轉化爲痛苦。孟子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劇常常是由於貪圖享樂造成的。“福兮禍之所伏”,“樂極生悲”,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第四,勞動是苦轉化爲樂的一個重要條件。

對勞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爲是苦,一種認爲是樂。在剝削階級看來,勞動是人生的痛苦事,他們厭惡勞動,不勞而獲,貪得無厭,驕奢淫逸,極度享樂,過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敗,由樂轉化爲苦。無產階級則認爲,勞動是人生的最大快樂。勞動是快樂的源泉,沒有勞動就不能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就不能享受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樂。人們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勞動鬥爭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樂。李大釗說得好,“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苦境可以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可由勞動解脫。”1957年9月,毛澤東來到武漢,住在東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祕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時,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他說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幹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裏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託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國小,比孩子們相互之間坐的是什麼汽車,爸爸幹什麼?比誰的官大官小。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耽心呀!

1967年,毛澤東推薦讀《戰國策·觸說趙太后》一文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這篇文章,在分析衆諸侯沒有一個子孫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時說:“此其近者禍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對自己的子女不能讓他們“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只有爲國家多作貢獻,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孫相繼。

毛澤東對子女很疼愛,但要求非常嚴格,從不允許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許打着他的旗號謀私利。他多次要求他們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要和羣衆打成一片;要獨立生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要紮紮實實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長子毛岸英,1946年從蘇聯學習回國後,毛澤東曾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在中國,不懂得農民,不瞭解農村情況,就不曉得中國的實情。要知道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任何時候,千萬別忘了農民啊!”毛澤東送他幾件帶補釘的衣服,讓他到農村學習,做勞動者,上“勞動大學”。毛澤東很喜歡他的小女兒李訥,但對她的要求很嚴。李訥自小就吃機關大食堂,考上大學後,吃住都在學校,集體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騎車子或乘公共汽車、電車回家。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女兒也是捱餓。有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裏一起吃飯,她把桌上的飯菜狼吞虎嚥一下子吃光了。毛澤東見此情景深深嘆了兩口氣,無不憂傷地說:“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叫李訥下去生活在工人農民中間,到江西進賢縣中辦五七幹校勞動鍛鍊。毛澤東多次提出關於幹部子弟的教育問題,認爲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嬌生慣養,吃不得苦,社會主義事業將毀於這些人手中,樂就會轉化爲苦。《觸說趙太后》的歷史經驗,毛澤東的這些話,蘊含着苦與樂辯證關係的深刻哲理,是有深遠意義的。

第五,昇華對快樂本義的認識,做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

快樂分爲三個層面:

初級的快樂是肉體層面的快樂,那是飽、暖、物、欲;

中級的快樂是精神層面的快樂,即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遊走天下;

高級的快樂是爲付出與奉獻,讓他人因爲你的存在而快樂。

平庸的人只有一條命,叫性命。

優秀的人有兩條命,即性命和生命。

卓越的人則有三條命,性命、生命、使命。他們分別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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