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的——周文化

岐山蒼蒼，渭水洋洋。三千多年前，古公亶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周王室先賢在“周原膴膴 堇荼如飴”的周原大地譜寫了“鳳鳴岐山”的千古傳奇，歷四代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一舉滅商，入主文化先進的中原地區，隨即承受着各方面的壓力，其中尤以文化壓力最爲突出。爲了緩解這一壓力，周公等西周初期的統治者們創造了以“禮樂制度”爲核心的周文化，對社會、經濟、文化進行了革新和開放，在青銅玉器文化、文學、文字、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把中國文明史推向了第一個高峯。今天的我們面對厚重的周文化，無權拒絕歷史的慷慨賜予，應以“小子安敢讓也”的使命感和緊迫感，重振周文化的精神內涵，闡析周文化的人文本質，落實周文化的實踐品格，以科學民主的現代意識，提升周文化的人文情懷，在政治文明進程中，完成從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轉化，讓古老的智慧，在現代文明建設中重放異彩，成爲現代人的價值取向和追求目標。

一、周文化的發祥地是西周聖都—岐山

岐山是周王室肇基之地，先周時期岐下週原川原相濟，寬闊平坦；山水兼得，土地肥美；氣候溫和，春生夏長，草木茂盛，很適合農業生產和棲息居住。周部族在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時期，因不堪戎狄族侵擾，遂率領部族，自永壽、麟遊翻山越嶺，西南而渡漆水，遷至岐山之陽的周原地區。以農耕爲主的周人，可謂找到了理想的生存環境。岐下週原肥美的土地帶給周人不僅是豐衣足食的物質文明，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周人樂善好施，和諧禮讓的精神風貌。《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燦爛的“西周禮樂文明”就是在這塊自然條件優越，社會風氣良好的王道樂土上孕育的。正如清華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所言“在中國悠久燦爛的歷史長河中，西周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周公創造的禮樂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有着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寶雞（岐山）不僅是陝西十分重要的地方之一，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周部族在岐下週原以三世之功，百年的光陰實現“剪商”了大業，同時創立了以“仁政德治，親民至善”爲核心的“先周政治文化”，周公旦發揚先祖優良傳統，“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爲周王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待天下定後，隱居古卷阿—現今岐山周公廟制禮作樂，鞏固了周王朝的統治，影響了中國長達三千年之久封建社會的禮法制度。岐山周公廟位於陝西岐山縣城西北六公里處的鳳凰山南麓，爲周人遷居岐山以後的重要活動場所。三千多年前“鳳鳴岐山”的歷史典故就發生在這裏，它昭示了周王朝從岐山的崛起。《詩經•大雅》中描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後世稱爲“卷阿”(quanwo)。它是周公家族采邑之地，周王朝宗廟所在地。早在西周初期，這裏便是著名的遊覽聖地，堪稱中國有史記載最早的風景名勝區。如今這裏形成了以週三公（周公、召公、太公）殿爲主體，姜嫄、后稷殿爲輔，亭、臺、樓、閣點綴輝映的陝西關中地區最大古建築羣，總面積61萬平方米。是全國曆史最悠久、文化內涵最豐富、佔地面積最大的周公廟。2003年至今，在此發現了迄今爲止西周時期等級最高的墓地和中國最早的陵牆；出土10000多片西周甲骨，辨識甲骨文二千六百餘字，是全國發現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遺址，其中一坑甲骨是元聖周公旦本人占卜所用；發現大型宮殿建築四十五座，是現知先周和西周宮殿最多的遺址；發現先周文化鑄銅作坊，首次確認了周人在滅商前已能自己鑄造青銅器。周公廟遺址的發現，被學術界稱爲“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大的考古發現”，“可與殷墟發現相媲美”。同時，巍巍岐山之下的周原地區，千百年出土的60多批萬餘件青銅禮器，體現了禮樂文化的外在形式“鐘鳴鼎食”和周人在現實生活中遵從認可週文化。如此等等重大發現，印證了周文化的創始地是西周聖都—岐山。

西周王朝280年間，岐山周原一直周人心目中的聖地，家族宗廟所在地，周王室貴族聚居地，這一時期周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發展，周文化在此孕育發展，更是步入了新的高峯，使中國文明史上光輝燦爛的發展期，爲世人推崇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孔子讚頌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尊爲 “聖人”。荀子又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詩經》《書》《禮》《樂》推尊爲儒家的經典，宣揚“文、武、周公之道”。足見岐周文化影響多麼深遠，岐山是周文化的發源之地。

二、周文化形成的思想理論基礎

周文化親民好德，實行仁政的優良傳統，即是周室先賢世代繼承下來的，也是在長期與商王朝鬥爭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商末周初，周王室正努力推行“仁德親民”的政治策略，以籠絡人心，而實現他們的“剪商”計劃的時候，而商紂王卻專行暴政，驕奢淫靡，《史記·殷本紀》載，商紂王寵愛妲已，嬖於婦人，“以酒爲池，以肉爲林”，“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對於大臣的勸諫，不但不接受，反而殘害大臣。暴政最直接的後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則失天下。

武力處於劣勢的周政治集團，禮賢下士，實行仁政。劉向《說苑·政理》記載：“文王曾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文王曰：‘善’對曰：‘宿善（讚賞某種善言卻不盡快實行）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孟子·梁惠王》下又載：“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檢查）而不徵，澤梁（在湖泊打魚）無禁，罪人不孥（不株連妻子兒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實行寬大政策，扶助弱勢羣體，體現了周政治集團“仁政”的本質。對於周文王來說，大行仁政首先是一種政治策略，其目的很明確，史籍一言中的說：文王自羑里迴歸岐下週原，“與太公陰謀，行善修德，以傾商政”。（《通鑑外紀》卷二下）。歷史事實鑑明，“行善修德”既是爭取民心，壯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又是推翻暴政，奪取政權的根本措施和鬥爭策略。“得人心者得天下”，成爲周文王等周室領導者以後治理天下的政治理論依據。同時爲後世儒家學者提供了“仁者無敵於天下”的思想基礎。

周文王以仁政治國，國力日強，“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去世後，武王姬發繼承王位，發揚周室優良傳統。公元前1046年，武王以仁義之師攻伐商紂，戰於牧野（河南淇縣南），“仁治”戰勝“暴政”。商紂王衆判親離，只好登樓自焚。

西周初期，周公爲了政治統治的需要，進一步發展了周室先賢們的治國政治理論，極力倡導“以德配天，敬天保明”的政治倫理觀，宣稱：“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天受命”，周朝的興起，是由於“敬德保民”和“天命白度，治祗具，不敢荒怠”的政治努力才獲得上天的眷顧，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而保“永命”的政治倫理觀，“敬德”在於“保民”，周公把“天命”和“人德”緊相結合。《尚書》中《周書》的許多誥詞，都反覆強調着務必保持“保民”之德的告誡。《梓材》篇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疆土於先王（文王），肆（故）王惟德用…，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無逸》篇載“昔君，武王丕豐富（極大地富民），不務咎（不致力於責罰）”。康叔受封后，周公在《康誥》中告誡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能夠）明德慎罰，不敢侮 鰥寡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要求康叔要象文王那樣“明德慎罰，愛民任賢，治理西土，興我中夏”。由此觀之，周公所言的“德”在“保民”，在於忠民，裕民慎獄、慎罰、任賢等。較之殷商，這種對民的看法和態度，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進步思想。

周人從商亡周興的歷史鉅變中，總結得出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學理念，周公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幹，力倡“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成爲周文化的思想理論基礎。

三、周文化的內容和歷史作用

周文化是周代的聖賢們在總結夏、商文化優秀成果和闡發“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學理念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意識形態，在我國文化史上獨樹一幟，全面的反映在西周社會的政治經濟倫理道德之中，它所包含的各種典章制度，禮樂制度和思想道德規範，成爲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思想，政治基礎和儒學思想的源泉，其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心態結構，併成爲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體系。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其主要內容包括西周初期周公制定封建宗法制、分封制、禮樂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概括起來有以下九個方面。

  1、政治體制上首創“王權制”、“分封制”和嫡長子繼承製。要取得政治上的勝利，還必須從管理體制和制度上着手，這一點周人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適時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採取了對全國和被征服地區實施分封(亦即封建)宗法制度，以鞏固周王朝的統治地位，這是周人的新創造，是非常成功的措施。周初所封的諸侯國是很多的，《苟子·儒效》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呂氏春秋·觀世》又說：“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由此可見當時的封國是很多的，這些封國主要是周人的同姓，親屬和異姓有功之臣，以及古代帝王之後。周的這種分封制既有血緣關係，也有政治關係，而後者是第一位的，這與純血緣關係不同，應是周人的一種革新和進步。具體目的是爲了從天子、諸侯、卿大夫到士一級層層加強統治，明確上下，尊卑的臣屬關係，不得逾越，形成了天子的絕對權威，各封國之君對周天子都要盡納貢、朝見、出兵和救助王畿所發生的災難等義務，各諸侯國雖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又不能完全自主，周天於是總統帥。正像《詩·小雅·北山》所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由上而下的分封，較夏、商二代來說，一個統一的中國更爲鞏固，統一的文化更爲發展，專制王權更加集中，這不能不說是周政治的一種躍進，而這種進步正是由這種分封制的變革實施帶來的。爲了鞏固西周政權，使之代代相傳，避免兄弟間、父兄間爲爭奪皇位而相互爭鬥危害大一統的天下，周公提出了嫡長子繼承製的傳位準則，提倡父恭子賢，兄弟親和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2、意識形態領域提出 “民本”的思想理念。周公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認爲“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爲”是相同相類，是和諧統一的。認爲周王是天帝的兒子，王承“天命”統治萬民。長期的討伐戰爭，使周公深刻認識到“小民難保”，對人民的力量不能不有所顧及，因此，周公又提出要長命就必須保民，“民之所欲，天必存之”。把民與天之間聯繫起來，認爲民的意志就是天意的集中表現，告誡統治者不要過於迷信天命，而要留心民事民意。

3、上層建築領域實施禮樂制度。禮樂文化周文化的核心，是周公在總結前代的基礎上承襲損益修訂而成，從內容方面講，所謂“周禮”實際上是在周初確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節；它包羅萬端，舉凡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典到日常起居，莫不以“禮”相規範，其中又以祭神（祖先）爲核心的原始禮儀爲基本特徵。作爲政治範疇，周公的“禮”，實即對宗法封建等級秩序的嚴格規定；作爲倫理範疇，“禮”的基本原則即所謂尊尊、長長、親親、男女又別、長幼有序。“周禮”可分爲“禮義、禮儀”（或禮節）、禮俗等不同層面，就禮樂制度的內涵而言，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地說，凡政教刑法，朝章國典，一概稱之爲禮；而狹義的禮則專指當時各級貴族經常舉行的祀享、喪葬、朝覲、軍旅、冠婚諸方面的典禮，周代的禮樂制度內容十分廣泛，大體可分爲吉、兇、軍、賓、嘉五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大而至於政治、軍事，小而至於衣冠、陳設，無不有義。這些禮儀都是本着忠、孝、信、義等準則推衍而來，目的和作用是爲了“明份、樹威、節民心”。“明份”指的是將處於血緣聯繫中的全體社會成員分別開來，使其“明份（等級身份）”，所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樹威”就是要維護宗法封建等級制，使社會全體成員“畏大人”、“尊其尊者”；“節民心”使民知其所當爲，所不當爲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的本身雖包涵着重要的社會規範和嚴格的統治秩序，但如果它僅僅是一種僵化的外在形勢，而沒有提升爲人們的自覺理念和內在要求，便難免使庶民百姓接受，從而影響社會的長治久安。簡而言之，形之於外的“禮”必須在強調社會規則的基礎上予以向社會全體成員公佈，以取得良好的融合，交流的效果。這樣才能使人們真正進入謹慎恭謹、尊規守矩的理性行爲境界，在這方面，“和故萬物皆化”的“樂”確有其無可替代的教化功能；它可以對基於理性層面用以“別異”的“禮 ”，從感性的層面上加以補充。正是鑑於“別異”二者的這種互補性，周公不僅通過“制禮”，將人們的全部思想行爲納入既定的框架中，而且還“作樂”，以便充分發揮蘊含在“樂”中的“和同”、“安德”、“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使不同等級的人能夠維護社會等級差別，相親相愛、和睦共處。周公制禮作樂，大大開啓了周代文化之盛明，使整個社會文化心態發生了由“尊神”到“尊禮”的轉變。前代那種以獰厲、詭祕、恐怖的饕餮爲象徵的神祕宗教變得合乎世俗規範的人文心態與儀式系統，並帶有強烈的人倫情味與道德色彩。周公在宗教式的信仰與小農式的功利實用的倫理幻想之間，建立起一個世俗的人文理想的雛形，實行着對泱泱文明大國的文化塑造，建構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質。中華文化之所以被稱爲禮樂文化，若追根求源，其模式的創發正在周代。從歷史角度看，周文化無不透發着強烈的人文道德精神，使中國文明的航船拉起了人文的風範。自此，中華民族始終保持着深廣的現世情趣和入世樂觀的人生態度。孔子在對周文化深刻反思基礎上創立了以倫理爲本、以現實爲歸、以務實爲用的儒學體系，實乃中國文化發展史一次具有質變意義的偉大飛躍和真正創新，它使中國文化由規範化走向了哲學時代。

4、行政權力上講求優化和控制權力。優化和控制權力，是周公制禮作樂的福民初衷和實踐的最高境界，是周文化中對公權力進行規範的重要篇章。禮以道德倡導，勉人自尊自愛，修持美德。禮以禮儀規範，促人自省自律，禁慾守法。周公制禮尤其重視對上層人士的訓誡、對掌權者的規範。倡導官德，是對官員的制度管理和心靈的管理。《尚書》和追述禮樂倡導和實踐的《禮記》對掌權爲公利民，用權勤政寬刑，都有周詳的記錄和具體要求。《禮記》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掌握權力，是爲了天下的穩定昌盛，所以，要推舉賢能者掌權。勸勉勤政，也是優化權力的禮治要求。《尚書》殷殷叮嚀：“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不要貪圖安逸，不要沉湎於享樂。要學湯王思慮國事坐以待旦；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心思要用在強國利民上。倡導寬刑慎罰，更是禮治對權力控制的關鍵。對權力的運用，《尚書》首先提出：“無以勢作威，爲依法以削。”權力不是一己私有之物，也不應受個人意志的擺佈。手中有權，不可持權作威作福，不可仗勢欺人。《尚書》中所說的“刑期於無期”，指刑罰的目的是消除刑罰。《尚書》還進一步指出“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疑點未能消除處罰要輕，成績尚待落實，獎勵可重一點。通情達理，人性化的理念，啓迪後世，智慧永存。

5、倫理道德倡導 “孝悌”觀。提倡“父愛子孝兄友弟恭”《尚書·康誥》，要教育人民孝順其父母、祖先，不要作“不孝不友”的事。《尚書·酒誥》說：“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在(康誥》中又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不要作“父不慈，子不祀，兄不友，弟不恭”(《左傳)僖三十三年)的事，要作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詩·大雅·下武》)。“孝’的觀念對周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觀念，特別重視對人進行這方面的教育，《詩經·大雅·下武》是歌頌武王盡孝的詩篇，《同書·既醉)是讚美貴族世世代代盡孝子之責，《同書·蓼莪》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純歌頌孝子之作。由上敘述，足見周人所提倡的“德”，要求人們辦事得當適宜，心思端正，其內容包括敬德、慎罰、敬天、孝祖、保民等等。

6、社會秩序理念上提出 “禮之用，和爲貴”的思想。“和”的理念起源於先周時期周太王的“德治仁政”。司馬遷認爲“太王本是仁人，國人皆戴之。”正由於周太王的“積德行義”和“仁人”之舉，在岐周大地建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才使周人在岐下週原立足，發展壯大。爲岐周和諧文化的真正形成發展奠定基礎。周文王繼位之後，發展了周太王所創導的和諧文化。武王建國，史載周公在全國實行分封制，目的就是要“封邦建國，廣建諸侯，以藩宗周”從體制上建立一套和諧統一的政治秩序。周朝統治穩定後，周公總結前代經驗，頒行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即歷史上的定刑書。周公正統之義，辯二十四節氣之應，制十二月賦政之法，肇制文王之諡。使周朝的統治秩序走上了正規。周公還政成王后，退居卷阿，即現在的岐山周公廟所在地，制禮作樂。目的是爲了"明份、樹威、節民心"，規範人們的行爲，維護西周王朝的統治。上述周初形成的典章制度，統稱爲"周公之典"。可見，周公把岐周和諧文化推廣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
     7、精神信仰上確立以“天”爲最高精神寄託的理念。周革殷命，顛倒乾坤，確立了一個偉大的信仰，那就是“天”的精神信仰。周人的“天”包含兩重意義：一層意義是至大無外、至高無上的自然之天；另一層意義是玄妙不測、主宰一切的神明之天。周人的“天”是自然和神明共同構成最高範疇的精神信仰。周人“天”的精神信仰起源於《周易》。“艮”代表山，“坤”代表地，“乾”代表天，周人以“乾”卦爲首，表現了周人對“天”的精神崇拜。這一“顛倒乾坤”的轉變意義重大，它可以和西方16世紀哥白尼將“地心說”轉變爲“日心說”相媲美。周人確立以“乾”爲首卦的“天”的精神信仰，改變了遠古時代的拜物教信仰，使得周人的精神信仰超越了狹隘的物神範圍的限制。倉孝和指出“周初帶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並賦予周人以強烈的使命感。《論語》中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的精神信仰賦予周人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這爲周人的社會活動提供了精神動力。
    8、倫理觀念上確立 “以德爲先”“敬天保民”的價值觀念。周人制禮作樂，隆禮重儀，確立了一個偉大的倫理觀念，那就是從“德”爲先的價值原則。周人認爲“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要求治理國家必須“明德慎罰”。周人說的“明德”，就是“敬天”、“保民”。“敬天”就是要敬信自然神明之“天”，以“天”爲合理性、神聖性的根據。“保民”就是要“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依（隱痛）”，給勞動羣衆以恩惠，對鰥寡孤獨者以撫卹。除了“明德”，還要“慎罰”，“慎罰”就是不可“亂罰無罪，殺無辜”，應該“寬綽厥心”，以寬容大度爲懷。周人認爲，“德”是與“天”連在一起的，一個人、一個族、一個國家有“德”，就會得到上天之“命”，成爲“受命”之國、“受命”之族、“受命”之人。如果失去了“德”，那麼，天命就會轉移支別處去。殷人代表夏人，周人代替殷人，關鍵在於有“德”還是無“德”，即使周人自己失了“德”，天命也是會轉移的。許倬雲先生認爲，周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的觀點，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個偉大的突破，他認爲這一重大突破“可說是開闢鴻蒙，將史前的文化帶入文明；自此以後生命纔有意義，人才能有善惡好壞的標準，纔有超越的道德判斷。《周易·繫辭》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以“德”爲先的價值原則，賦予周人講“誠信”講“仁義”的偉大道德傳統。
     9、對周代政治統治經驗進行全面創造總結闡發。創立了三千年前的古典哲學著作《周易》。文王將伏羲的八卦擴展爲六十四卦，周公演爲三百八十四爻，並補充續寫了爻辭。據《尚書》和《遺周書》記載，流傳至今的周公著作有19多篇。據顧頡剛先生考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牧誓》、《金縢》、《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洪範》均爲西周時期的著作，其中絕大多數爲周公所著。《康誥》、《酒誥》、《梓材》是周公對新徵服地區施政綱領或政治方略。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爲使殷民在連續兩次大動盪之後安定下來，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改掉飲酒成風、不孝不友不良習俗，安分守己的做周代臣民。《多士》是對待遷到洛邑的殷頑民的政策。周公的這些著作，是周文化的理論形態的重要載體，是周人政治活動的歷史見證，是流傳後世難得的文化遺存，非常珍貴。     

四、周文化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進入新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強，物質文明的發展突飛猛進。與此同時，人類的慾望嚴重膨脹，爲了人自身的利益不惜破壞一切成爲不少人的意識和行動。於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關係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人類乃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人文環境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惡化。在我國，市場經濟在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緊急飛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觀念帶來了強烈的衝擊和挑戰。市場經濟發展中一些消極因素導致了一些人信仰滑坡、善惡不分、理想迷失等問題。而大力弘揚禮樂文化則是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離別的精神家園。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可以使之變成我們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經世致用。”這一重要論斷,是我們黨的領導人第一次指出中華文化於中華民族的價值所在,體現了深邃的歷史視野和敏銳的時空洞察,爲我們領悟中華文化提供了“金鑰匙”。周文化作爲中華文化之精華，將中華名族的物質生活、制度規範和精神意識融爲一體，奠定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體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傳承其文化精髓，可以啓示未來，教化後人：

1、我們應該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爲宗旨，用現代意識和眼光挖掘傳統周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發揚中華民族重禮節、尚美善的優良傳統，建構與現代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禮儀規範和審美情趣，進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性化的新型社會。

2、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所以，我們應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挖掘和闡發周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勤政廉潔的時代價值，使周文化成爲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3、發揚周文化的“民本”和“勤政親民”思想，與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的羣衆路線教育活動相結合，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羣衆工作的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發揮黨密切聯繫羣衆的優勢，爲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證。

4、爲了更好地發揮周文化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真正起到精神導航的功能和助推劑的作用，我們應該充分發揮周文化遺蹟遺存的教育和引導功能，保護好周原遺址、岐山周公廟等富含周文化元素的文化遺產，合理開發、充分利用，讓周文化這獨具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心態結構的文化成爲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