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校慶文章精品多篇

北京大學校慶文章 篇一

一百一十年的夢想與光榮，一百一十年的探索求真和鋭意進取，北京大學給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創造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形成了獨特的“北大精神”。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科學思想，這一切又與耿直不阿的人格操守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已成為這塊聖地不朽的靈魂，成為北大師生精神面貌的真實寫照。

在北大即將迎來建校一百一十年週年之際，北大新聞中心策劃推出110週年校慶“圖書推介”專題欄目，作為校慶的“精神獻禮”。讓我們伴隨着北大奮進的腳步，以校慶系列圖書為切入點，展現北京大學的良好師德風範，反映北大師生鋭意進取、蓬勃向上、積極投身社會公益事業的形象，訴説北大精神的永恆魅力。

為紀念北京大學建校一百一十週年，北京大學新聞中心和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共同推出“北大影響力”書系，《北大之精神》即為其中之一。書中收錄的文章，主要是集中討論北大的精神傳統，或者是從某個角度充分體現了北大的精神傳統，文章的作者多為曾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的師生。

具體來説，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一是對北京大學的辦學意義、辦學宗旨、辦學方針的論述。如張百熙等在《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提出，設立大學堂是為了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造就通才；嚴復則在《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説帖》中提出，大學的一項重要功能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提出，大學是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應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和兼容幷包之主義，等等。

二是對北京大學的精神傳統的直接闡述。如馬寅初、蔣夢麟的文章都是直接以《北大之精神》為題，馬寅初認為：“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蔣夢麟認為，北京大學具有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兩大精神。而更多的作者則是結合北大校慶等重要事件，有感而發地談論北大之精神。如魯迅在《我觀北大》中指出：“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三是對北大校風、師風、學風以及求學和從教生活的追憶。如馮至在回憶自己在北大受到的教育時寫道：“但開風氣不為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當時北大的校風。”雷潔瓊在《發展學術，以昌國運》中寫道：“從我接受北京大學的影響道加入北京大學成為為其使命奮鬥之一員的實踐中，我認為它為民族昌盛而奮鬥的社會責任感以及為發展學術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發揚的。”任繼愈在《北大的“老”與“大”》中寫道：“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學術氣度廣大，這一無形養成的學風，使北大的後來人能容納不同的學術觀點。”

四是有關北大的歷史地位和應承擔的文化使命的探討。關於北大的歷史地位，季羨林、蕭超然認為，北京大學的歷史，可以看作是太學傳統的延續，這種歷史地位使愛國主義以及與之密切聯繫的“氣節”成為北京大學的重要傳統。關於北京大學應承擔的文化使命，也有一些作者在文章中專門進行了探討。如李大釗認為：“只有學術上的發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北京大學萬萬歲”的歡呼！”費孝通認為，我們中國人有責任用現代科學方法來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北京大學要培養能兼容幷包、進行綜合發揮、還能接上五千年的中華歷史、有開闊胸懷的大學者。

總的來看，作者們對北大精神的具體內涵的認識各有側重，有的傾向愛國和氣節，有的傾向奉獻和責任，有的傾向自由和包容，有的傾向改革和創新，有的傾向民主和科學，這些文章基本上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一百一十年來，不同時期的北大師生對北大精神傳統的理解和闡述，對了解、研究、宣傳北大的校情校史有着較為獨特的參考價值。

本書由中國出版集團、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為方便編輯，所有文章均按作者的出生年月先後排序。此外，本書封面的題字是集蔡元培先生的真跡而成。

北京大學校慶文章 篇二

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12月，當時的京師大學堂既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中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關。

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

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長，實行“兼容幷包”的方針，使北京大學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到1919年，北京大學發展成為一所擁有14個系、2000多名學生的大學，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

1919年中國爆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初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校決定以5月4日為校慶紀念日。

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大學曾先後南遷長沙和昆明，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遷回北平。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文、理、法、醫、工、農六個學院和一個文科研究所，學生總數為3，000人。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從沙灘遷到燕園，逐漸成為一所側重於基礎科學教學和研究的文理科綜合大學。到1962年，在校本科生已達到10，671人。研究生280人。

1966年開始的““””給北京大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1977年，隨着大學聯考制度的恢復，北京大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84年，學校設立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北京大學校慶文章 篇三

1950年9月，我跨進北大沙灘的校門，進入政治系。1998年5月3日再次跨進西郊北大的校門時，差不多48個年頭了。入學時我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一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48年後的我已退休，是帶着兒子一起來的，他是剛參加的一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兩次跨入校門，引起我無限的回憶與追憶。

我是1952年暑假後離開母校的，那時院系調整。北大、清華、燕京和輔仁大學的政治、法律、社會等系的師生調整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院址仍在沙灘北大原址，一年後遷至西郊學院路，現在稱中國政法大學。我們這一批由北大調整過來的師生，與北大有一種難捨難分的情結。隨着母校百年華誕的臨近，不斷收到系裏和校友會的邀請函，報刊雜誌上也經常發表校慶的回憶文章，使我想象中的追憶似乎都歷歷在目了。

1950年9月，從上海隨考上北大等高校北上的專車，三天兩夜到北京的艱辛而歡樂的歷程；進入民主廣場旁食堂吃小米粥的那一永久難忘的時刻；宿舍在北大三院那座歷史性的禮堂裏，台下每人一張雙層牀，上牀放雜物，下牀睡人，牀前一張小課桌。台上放着兒張小方桌，上方吊着電燈，有如提燈會，是自習的地方，這裏住着好幾個系的一年級學生。

我就讀政治系的國際組，還要參加西語系英語專業所有課程的學習，教我們一年級的著名教授有：錢端升、樓邦彥、鄭天挺、朱光潛、潘家洵、燕卜蓀夫人。還有一位教英語作文的畢克頓先生，他較為年青，每次上課給我們講一個精美生動的故事，使我們都聽得入神、有味。你可以寫成紀錄稿；聽後感。無論你怎樣發揮都可以，這就是你的作文、多麼富有想象力，多麼能發揮學生的創造性。

這兩年中，我們聽到了多少名人來校演講，郭沫若、丁玲、周立波……等，真是數也數不清。胡繩教授在北大不知給什麼系開了“馬列主義思想方法論”這門課，我聞名去聽。馬列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多麼吸引人，我每堂不缺。大教室裏擠滿了人，但極其安靜，許多不是弟子的弟子都來了。

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民主廣場的牆報、詩篇，我們到郊區農村宣傳，演出活報劇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

孑民堂大廳裏慷慨激昂地辯論着抗美援朝出不出志願兵的事。我們班裏劉家俊、劉琪華、衞之華、蔡稼淞、吳逐水、歐陽恆等同學參了軍，民主廣場上，熱火朝天的參軍參幹誓師大會都歷歷在目。

馬寅初校長的就職典禮是1951年6月1日晨8時，在北大沙灘民主廣場上舉行的。在湯用彤教授致歡迎詞並介紹了馬先生後，教育部馬敍倫部長宣佈了馬寅初先生為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並表示了祝賀。馬校長在講話中號召先生向同學學習，同學向先生學習，要學習、學習、再學習。並説他現在開始學俄文，還可用三十年（馬校長當時已年逾七十），他真是用了三十年。他要求同學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人材。

四大學法學院師生參加廣西的土地改革。北大和輔仁大學組成了土改工作團，由王鐵崖和楊承祚兩位教授帶領，和陽翰笙、馮德培、曹盂君帶領的全國政協土改工作團一起，在廣西柳州地區參加了土地改革（清華、燕京的土改工作團去了南寧）。輔仁大學的兩位同學在大埔被反革命槍殺而犧牲了，我們經受了階級鬥爭的洗禮。

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錢端升教授任院長。一直到“”結束前，他都在北京政法學院。有兩件事使我深受教益。

他在1957年整風反右時，受到不公正對待，十年**中又受到嚴重衝擊。但他熱愛黨的初衷不減，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不斷追求進步，在81歲高齡時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是他的學生，在他身邊工作過，當時他曾説，他相信黨總會弄清並理解他的。他從不計較別人對他如何，從不道人之短，真是高風亮節。

“”之後，我在主編《經濟法學》統編教材時，曾就我撰寫的部分徵求過他的意見，那時他已經任外交部顧問，同時也是北京大學教授。他認為研究經濟法，一定要先將民法等其他有關的中外法律進行研究。對我主編經濟法學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從思想、做人、到法學研究，他都是我永恆的老師。

還有一位院系調整後到北京政法學院任教的吳恩裕教授。他的專長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新中國建立後，翻譯、註釋了馬恩列的一些著作。使我特別敬佩的是，他還是一位對曹雪芹研究有特出貢獻的紅學家。“”結束不久，在沙灘西齋附近遇見了他，我説：“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紅學家。”他一再地説，“這是業餘的。”他告訴我，他已調到社科院國際政治研究所任研究員，這是他的專業。當我讚揚他的氣色很佳時，他卻鄭重地告訴我，他有心臟疾病，隨身帶着藥。我向他再三道珍重而別。1979年12月12日下午，他在準備赴美國參加紅學討論會時心臟病發作，連從上衣口袋取藥的時間都沒有給他，與世長辭了。

在入學後歡迎新生的師生聯歡會上，由張國華老師操琴，他京劇清唱《文昭關》的餘音和在沙灘的話音就在耳邊迴響。馳的紅學著作，特別是對曹雪芹的研究，以及他的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學習的。

當年北大的老師和同學的種種情景隨着時間的流逝，更隨着北大百年校慶的到來，更加鮮明和定格在記憶之中。

1998年5月3日上午，兒子去參加市八年級數學競賽的複賽。賽後我和他一起騎車直奔燕園北京大學正門前照了紀念相，又長驅直入，在未名湖畔留影，圍着未名湖轉了一圈，買了一些紀念品，從南門出來。兒子對北大之大之美讚歎不已。那天校園內摩肩接踵、熙來攘往、彩旗招展，熱鬧非且。校友們彷佛回到了年青的瞬間。

5月4日去人民大會堂參加百年校慶的盛典。通知不要帶包，我連照相機也沒帶，進門口看見閃光燈不停地閃，帶相機的人頗多，後悔不及。

入場坐下就更後悔了，不少校友以人民大會堂莊嚴隆重的北大百年校慶的主席台為背景在留影，誰不願意留下這百年一遇的燦爛瞬間呢？

會議準時開始，從陳佳洱校長到北大學生代表葉建第的發言，使人們進入了中國近代歷史的波濤之中，北大的歷史和祖國的歷史融為一體，北大的興衰與祖國的興衰融為一體。最後江澤民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作了歷史性的總結，對北大青年學子提出了希望，號召當代中國廣大青年，要繼續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努力擔當起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創造出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業績，向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進！

北大學子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

5月5日下午，我與兒子去參觀紅樓孑民堂。紅樓迎門的正上方掛着歡迎北大校友回紅樓參觀的橫幅，門內放有簽名簿和留言簿。現在這裏是國家文物局等單位的辦公樓，一進門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我們一直往紅樓東頭走去，記得我1950年入學時，那裏房間門口有郭沫若題寫的“李大釗先生紀念室”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兩塊豎牌。現只有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毛主席的工作室在紅樓西面，那是當年陳列和閲覽報刊的地方。參觀的校友絡繹不絕，都認為現在恢復歷史原貌的陳列是實事求是的。

我在紅樓中政治系的系家前面駐足沉思，彷彿又回到了那令人難忘的學生時代。在參觀過程中，還見到史探徑學長。史帶了夫人來探尋紅樓往日的情愫。

在這裏看到參觀紅樓的校友中，最年長的校友是1929年史學系畢業的傅振倫先生，是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現已93歲高齡了。

不少校友還題詩。1947年法律系畢業的校友趙振東寫道：勞燕分飛四十秋，問誰能不憶紅樓。沙灘黽勉同窗事，一朵浮雲天外遊。它代表了北大學子對紅樓的情懷。

從紅樓出來，再去參觀孑民堂，遺憾的是要出大門繞到原沙灘北大西門。因此錯過了參觀時間，但見大門緊閉，只能遠遠地望一眼，不知裏面蔡孑民先生的半身像還在否？悵然而返。

也許是一種歷史的情結吧！我認為北大沙灘這一部分最好能作為歷史文物整體地保存下來。當我們在現代化的巴黎看到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的革命家生活過的地方，不覺肅然起敬。我想在我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對於類似北大沙灘等歷史文物很有必要作一個整體研究，並將它妥善地保存下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