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基礎論文【精品多篇】

經濟學經濟學論文範文 篇一

經濟社會學論文範文一：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服務型企業信任關係

近幾年來，中國服務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但因我國經濟處於轉型期，一些服務型企業為了追逐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無視對相關利益者的誠信，致使侵犯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的事件頻繁發生，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鑑於此，本筆者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分析影響服務型企業的主要因素，並進而探索服務型企業通過相關誠信戰略構建與顧客的信任關係。

一、國內外企業的信任研究的文獻綜述

信任的探討一直是一個久遠的話題，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作為對經濟學帝國主義入侵的一種迴應，信任問題逐漸成為西方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學者開始對信任進行了研究。

1.國外企業信任研究綜述

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研究信任問題。經濟學家阿羅在其《組織限度》一書中指出信任是經濟交換有效的潤滑劑，將經濟落後與信任聯絡起來，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來解釋世界上的很多經濟落後現象。新經濟社會學奠基人格蘭諾維特以嵌入理論提出經濟交易，經濟行為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壞和相互欺詐行為和事件的發生，從而降低為防止欺詐、破壞及處理爭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用企業發展的規模作為主要指標來反映一個國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個國家的信任度越高，則其企業發展越好，反之則影響企業的發展。他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一種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可有助於經濟行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經濟效率與效益。

2.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綜述

我國對信任的研究相對滯後，隨著中國信任度下降問題日趨嚴重，學者們開始將信任作為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張縷博士以嵌入性為視角，提出了當前我國企業間信任關係有二個特徵：一是以工具性關係構建為基礎的多元信任關係構成。二是不同信任關係模式的運作方式相差較大，這種不同信任關係模式級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為各模式在企業經濟活動中各盡其能地發揮作用，而不利的一面為各模式運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風險，對設計出有效的保障機制是極大的制約。清華大學的羅家德教授在《中國人的信任遊戲》指出中國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遊戲，一手是權力遊戲，信任是企業雙方進行交易的基礎。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者關於信任理論的理論研究較多，而實證研究則較少，因此，本文立足於實踐層面以服務型企業為例，運用企業信任理論，通過問卷法來探討影響服務型與其消費者建立信任關係的重要因素，並在此基礎提出構建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良好信任關係的建議。

二、服務企業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學者Sirdeshmuk以服務行業為背景來研究影響顧客信任的因素，將顧客信任定義為顧客所懷有的服務提供者是可靠的、並且能夠履行其承諾的服務內容的期望。對服務性企業來說，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即企業對員工的信任、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在這裡我們討論的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問題。

三、影響服務型企業持續性信任關係的最主要因素

企業持續信任的形成，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業通過獨特的物質文化、建築、服務裝置，服務的規律性在顧客心目中獲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階段通過提供給消費者各種承諾性服務，提高辦事效率，與顧客有友好的合作經歷，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過程型信任；第三階段通過上述兩個過程最終獲得顧客的滿意感、忠誠度的情感信任。基於此，本文選取500名消費者，來研究物質文化、服務規律性、企業辦事效率、提供給顧客的承諾性服務、顧客的滿意度和顧客的忠誠度等6個因素來分析顧客是否會與服務型企業建立持續性的信任關係，顧客的滿意度、顧客的忠誠度和服務型企業所提供各種承諾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其顧客建立持續性信任關係的重要因素。

1.顧客滿意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建立持續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企業及企業員工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直接性綜合評價，顧客滿意是顧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顧客對企業的服務態度、內外部設施越滿意，顧客就會重複購買企業的企業的產品及服務，顧客的信任會增加企業的收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

2.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顧客忠誠度是顧客對某企業產品或服務產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過顧客的情感和行為忠誠表現出來的。對於喜歡規避風險的消費者來說，其對企業的忠誠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險嘗試接受另一家服務，而願意選擇已經習慣了的服務。因為一旦選擇其它的企業，他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對於服務性企業來說，儘可能地維持與同一個的服務享受者的長期關係本身就可以幫助企業獲取持續利潤。

3.承諾也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務性企業產品具有無形性的特點，只有通過承諾才有可能建立某種信任關係。信任是對承諾的一種跨越，是不可化約的信念的一種品質。對於服務型企業來說，對服務接受方的承諾可以提供了一種激勵，增進雙方的合作，決定了可信賴性。但是承諾也必須適度，頻繁的承諾可能不利於企業的成長，如果企業總是對顧客做出承諾，在顧客看來，企業會不可信。

四、培育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構建持續性信任關係的措施

本文通過對顧客的問卷調查，針對影響服務型企業構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認為應通過服務型企業應從自身出發，採取多種措施來培育服務性企業對顧客的持續性信任關係的構建。首先，因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性企業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業應經常關注顧客的利益與訴求，可以通過通過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內部設施實現顧客滿意，贏得顧客的忠誠，進而與顧客建立信任關係，使企業收益。其次，加強企業內部法制和行為規範的建設，對違反信任原則的要予以制裁。使員工認識到與交易方合作能為企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很大的益處，在企業信任的基礎上進行長期投資和管理。最後，服務型企業要有效發揮服務承諾的作用，在服務承諾設計上遵守內容適度、表述清晰和隊服容易等原則；在實施服務承諾時，要綜合考慮服務本身特點、服務企業狀況、服務行業情況和顧客特徵等一系列因素。

經濟社會學論文範文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正規化反思

一、社會網路與關係嵌入說

社會網路與關係嵌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性學說。它們假定，個體的經濟社會行動是嵌入在人際關係網路之中的，人們正是通過對關係資本的建構與利用達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社會關係與社會網路是屈從於個體理性的，關係人其實是理性人，關係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弱嵌入，它並未否定經濟理性的客觀事實。在新經濟社會學領域，格蘭諾維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論關係主義原則的立論基礎是在被其稱之為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兩種視角間展開的。格氏指出，社會學家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個人行為屈從於共有的價值與規範系統，受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支配。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念，持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對帕森斯的社會學傳統，十分貶抑對符號、價值、規範以及文化等等的學術關懷。他試圖推翻帕森斯所強調的模糊的社會系統概念，而將個人行動理論及如何連結他人行動的方式置於新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個核心便是關係網路，它使個人行為和總體的社會形態的連結成為可能。與過度社會化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人的經濟行為時，將人視為理性個體，個人行為獨立於社會關係之外，人類的一切文化與制度行為均可從理性個體的自利動機中得以理解，這便是低度社會化觀點。該觀點假定，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影響。格氏指出，無論是低度社會化還是過度社會化假定，都將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沒有處理好社會網路與社會行動的關係。因此，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分析應當儘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有目的的行動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係系統之中的，社會網路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嵌入性的基本內涵是：經濟行動和經濟績效以及所有社會行動和社會績效，都受到行動者動態的社會關係和全面的關係網路結構的影響。[1]格氏以職業流動為例，比較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分析個體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他指出，這兩個學科在看待勞動力市場中行動者的跳槽行為時，都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從個人行為及其動機入手，來分析求職者通過何種手段來達致跳槽和轉業的目的。不同之處是，社會學強調個人的求職流動嵌入於社會關係之中，受到社會網路的限制，而經濟學則堅持社會孤立性假說，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脫離於社會關係網路的限制，強調是受僱者的個人傾向、經濟動機、人力資本、升遷機會等因素決定了其跳槽或轉行。格氏認為，經濟學的解釋不符合真實情況，個人的職業生涯及工作流動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中的，一個人的求職及跳槽經歷取決於他認識的人的數目及在工作中同這些人的關係狀況。同樣，經濟學中的隱形契約、有效工資論將勞工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孤立性行為，將員工和僱主視為陌生人，將他們的關係從社會組織網路中抽離出來，忽視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熟識關係。在企業中，通常情況是，那些靠著關係獲得職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關係，這種關係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從社會學視角看，職位升遷的決定與行動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換網路中。格氏關於關係人與職業生涯的經驗研究是其方法論關係主義原則最具代表性的嘗試，被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範例，體現了他將個體經濟行為與網路關係、微觀層次與巨集觀層次加以連結的理論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是：人際關係如何建立和維繫，如何利用這種關係傳遞資訊、關係人如何從網路中獲得資訊，這種關係是強的還是弱的，其本質是什麼。基本觀點是：人際關係在求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個人高度依賴其現存的個人關係特別是由弱關係構成的關係鏈來獲取求職資訊。個人關係是尋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數被訪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過弱關係即工作關係和其他關係找到的。在個人求職經歷中，弱關係往往比強關係更有效。弱關係比強關係更有利於資訊傳遞，對個體的經濟行動更為有利。強關係是群體內部的紐帶，組成者之間的相似度高，他們之間的資訊的重複性也高，通過強關係傳播的資訊更可能限制在較小範圍內；而弱關係是群體間的紐帶，其中的資訊傳播由於經過較長的社會距離，能使資訊流行起來，弱關係充當了資訊傳遞的橋樑。在群體關係中，弱關係更能擴大自身的關係網路，連線不同群體的成員，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求職機會並找到更好的工作。弱關係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連結微觀至巨集觀、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的橋樑，形成了一條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因果鏈條。

二、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形式主義傳統

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將關係視為一種結構性社會資源，當作一種能為行動者帶來價值增值的新型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嵌入在社會關係、社群組織、社會群體、權威關係之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突出個體行動與社會關係的連結，強調社會關係對個體行動的意義。與格蘭諾維特等為代表的嵌入性關係相比，社會資本理論更明確地將人情關係作為一種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社會資源凸現出來，彰顯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與目的性。社會資本理論從個人及其行動出發，探討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些學者認定，在社會行動中，行動者是理性人，其行動的目的是在確保資源損失最小化的基礎上，謀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個人及其理性選擇為出發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互動的基礎上，試圖回答：行動者為了在工具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如何在社會關係中投資，如何獲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路中的資源。林南指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路中的資源。它是在關係中獲得並能帶來更好回報的資本形態，包含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會關係而不是個人中的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取決於行動者。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提高目的性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資。不同之處是，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對個人能力的投資，而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關係中的投資，通過社會關係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社會資本植根於社會關係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係談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增值的資源；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係中的資源，而且是人們為了獲取各種效益的投資行動。[2]行動、社會關係和資源構成了社會資本的基本結構要素。首先，資源及其利用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動者即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體都會採取行動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促進自我利益。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是行動的兩個主要動機，而且維持資源比獲得資源更重要。其次，這些有價值的資源是嵌入在等級制結構和網路結構之中的。資源的嵌入性與社會位置、權威關係、互動規則和位置佔據者等結構要素相關，它們形成了一個密切相連的連續體，共同對行動者動用社會網路資源產生影響。第三，行動是社會資本得以運轉的動因。行動者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加強社會互動的目的在於從行動中獲得益處並增進其福利。行動者通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關係網路中獲得社會資源。林南更關注目的性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因為這種行動指導著社會互動。為評價互動在社會行動中的意義，林南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分為同質互動與異質互動[3]45-46。前者以擁有相似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為特徵，揭示了情感、互動與共享資源的三角關係，這些資源包括財富、聲望、權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動者之間的共鳴與共同關心促進了同質互動。異質互動表述的是擁有不同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與同質互動相比，異質互動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動者參與異質互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報，這意味著要超越自己的社會圈子，需要高代價的互惠承諾並向搭橋人提供資源。最終，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關注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路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獲益。[3]54資源是投資活動的物件，關係網路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個體及其行動則是投資者及其活動。林楠認為，社會資本包含了三個過程：社會資本中的投資、對社會資本的獲取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回報。社會關係包含了巨集觀的結構位置和中觀的網路位置。行動者依靠行動和社會互動同嵌入在關係網路中的資源連線在一起，通過動員社會資本，使其實現資本化的轉化，最終為其帶來資源的增益與回報。林南沿著微觀中觀巨集觀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徑，從微觀的個體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開始，逐漸上升至社會網路和社會結構層面。微觀層面上，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工具性行動中用來獲取嵌入性資源的實際聯絡。中觀網路層次上，強調的是個體如何獲取嵌入在集體中的資源。巨集觀層次上，強調的是工具性或表達性行為所具有的結構意義，並受到結構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正規化反思

新經濟社會學始終將關係或社會網路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重要資源看待，從個體行動的關係論立場出發，力圖超越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侷限，拓展人類經濟社會行動研究的新視野。新經濟社會學試圖將行動者的微觀行動與巨集觀的社會結構連結起來，以彌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鴻溝。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於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理論硬核、知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新經濟社會學進行正規化反思，並在這種正規化反思的基礎上，培養我們的正規化自覺意識，進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我們將再次以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開拓者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觀點為典型範例，來說明這門分支學科在認知人類經濟社會關係時所陷入的正規化困境。之所以選擇格蘭諾維特作為典範，是因為其經濟社會思想在新經濟社會學正規化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認清了格蘭諾維特思想的誤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新經濟社會學面臨的正規化困境。格蘭諾維特試圖從關係主義方法論視角，展開對個體經濟行為的研究，其理論抱負是超越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視角，建立經濟行為分析的第三種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對上述兩種視角的處理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為了論述其關係主義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如他將斯密視為低度社會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談到個體的經濟行為時，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社會基礎。同樣，格氏在認識帕森斯的觀點時，同樣也存在著簡單化和片面化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著個人自主的社會基礎，又包含著社會秩序的多元基礎，行動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帕森斯的理論是在與各種理論傳統，特別是在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進行激烈對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棄整合兩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強調集體規範對個體的滲透，一方面又突出個體自發意志的意義，認為規範的相互滲透作用是由兩個個體分享共同符號並使之內化的過程造成的。帕森斯認為，就像離散的個體是一種不可能發生的社會事實一樣，無序的社會行動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符號的相互滲透意味著，個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某種確定的秩序要素。個人行動受內化於其中的規範制約，服從於個人意願的調整。

格氏在對帕森斯的思想進行批判時，並未認真對待帕森斯的理論精神，他對過度社會化問題的解釋十分草率。格氏所說的關係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從未否定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關於理性個體、經濟理性與市場自主性的假定。他關於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分析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關係來實現自身的行動目的，關係是為個體理性行動服務的。在他筆下，求職者是自由人，是能夠為了達致經濟目的而建立、維繫和利用關係的經濟理性人。不論是強關係還是弱關係，均為個人的經濟需要與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說中的理性人、經濟理性、市場自主性等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實僅是市場硬核之外的保護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格氏在個體行動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網路變數，並探討了社會網路如何影響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經濟績效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形式經濟學的一些假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爾特認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與其說是對經濟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補充，他似乎在提醒經濟家，在考慮經濟行動時，應當關注社會網路。他的理論並未沒有提出一種目的性與策略性行動的理論，僅僅補充了經濟行為分析的某些變數。[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網路分析方法並沒有形成一個關於到底何謂市場的完整理論，而是構建了一個探索社會關係的一般性方法。人們為什麼從事交換活動，市場在何種情況下被建立等，都沒有被包含在這一理論當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試圖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假設，但卻陷入了經濟學設定的模型中，將經濟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了。嵌入性觀念假定，市場世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但即便從理想型別看，市場也不可能不受時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制度，反映了一種複雜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鍊金術。因此，以格氏為首的網路理論家儘管清晰地驗證了市場，但社會內容卻從社會結構中蒸餾了。他指出，格氏試圖在低度社會化與過渡社會化之間尋求一條認識經濟行為的中間道路，但卻堅持將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分割開。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種悖論現象：研究者既可以放棄市場領域而研究社會領域中的經濟過程；也可以將市場視為一個自治的理論實體來研究，而清除所有社會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對提升市場社會學的理論化水平貢獻甚微。[7]倪志偉等指出，雖然格氏為經濟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對人際關係和網路結構本質的片面認知限制了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無法解釋與經濟相關的國家、法律、規則、契約、產權等制度，也無從解釋維繫交易的各種組織制度和與社會規範相關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慮，這種網路嵌入的觀點在解釋力度上就會受到限制。格氏試圖為個人行動建構一種社會基礎，但他對網路與制度之間關係的理解是膚淺的。在倪志偉等看來，個體的關係網路除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外什麼也不是。這些網路牽涉到動態的社會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格氏的嵌入說缺乏對行動機制的闡釋，這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麼經濟行動者有時候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脫離持續的網路。

最後，格氏忽視了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忽視了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雖然他也提及社會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於社會網，顯然簡化了社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此，格蘭諾維特曾進行了認真檢討和反思，他指出，社會網路分析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將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網路分析的細枝末節和因果性分析上，卻對社會理論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缺乏敏感性，忽視了經濟關係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實際上，社會網路不可能獨立於社會建構和權力結構之外，經濟行為是嵌入於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論未能有效分析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網路。格氏的理論認知侷限表明，新經濟社會學的關係主義方法論本質上是沿著個體主義的思路展開的，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個體，沒有實現對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對重大問題的理論關懷。關係人本質上是理性人，是為追逐私利而利用關係的人。社會關係一旦建立，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靜態的網路結構，一種可以用數理方法進行演繹推理、按照因果邏輯加以認識的資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觀點將社會結構萎縮成關於網路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所有這些智識上的選擇，都包含了對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含蓄讓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網路是被理性個體操縱的資源，而嵌入性不過是在理性選擇旁邊加了個括號，亦即假設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張的嵌入性觀念不僅忽視了階級的差異，而且忽視了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意義，收縮了經濟社會行動的時空範圍。

但實際上，建立在人際互動基礎上的社會關係本質上具有理性與情感、工具性與表達性、歷史性與共時性、流動性與易變性等特徵，受到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的限定，更難加以量化和客觀化。因此，關係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對紛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10]總之，新經濟社會學明確以方法論關係主義為取向，來彌合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之間的內在張力。關係存在於個體與社會、個人與集體、經濟與社會之間，是開啟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張力的中間路徑。然而，通過分析發現，這些學者主張的關係、網路和社會資本，本質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人際互動產物，是經濟人為謀求私慾而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是一種工具理性關係。當這些學者將關係視為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資源和資本時，表明這種分析理路已經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維困境之中。依照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解，關係本身是一種客觀性資源，這種資源能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中，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僅是其表現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是弱關係、而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強關係。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表述中，關係成為了理性行動者謀求自身利益而啟動的社會資源，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資本形式。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非但未否認經濟理性與經濟交往的客觀事實，反而賦予了這種理性更豐富的現實基礎，如關係理性、社會資本等。它強調的嵌入性，更確切的表述方式是：關係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是理性行動者實現個人私慾的工具。這種嵌入性觀點未從根本上動搖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基礎。

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正規化自覺

經濟學經濟學論文範文 篇二

在蘇聯，十月革命後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商品經濟規律的。這樣，不僅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是自覺地達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觀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由於沒有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不發達，也沒有什麼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過渡時期的經濟》)，到1929年，公開發表了列寧的《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後，人們才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1931年發表了大衛·盧森貝的《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學》，探討各種生產方式經濟理論的異同。但這時，絕大多數蘇聯學者仍是以闡述蘇維埃經濟計劃噸攻策代替經濟規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批評了這種情況，並肯定了社會主義還有商品生產(但限於個人消費品)，情況才有改變。1941年就開始籌備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幾經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該書從原始社會生產方式講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蘇聯第一部廣義政治經濟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的，這是時間上的廣義。但恩格斯同時指出，經濟發展條件在“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反杜林論》)，這可說是空間上的廣義。

在中國，廣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按照這個空間上的廣義進行的，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三十年代初，人們就感覺到已有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不能解答在中國發生的經濟問題，1938年，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號召(《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王亞南在譯畢《資本論》三卷後倡議建立“中國經濟學”並於1946年出版了他按《資本論》體系寫的《中國經濟原論》。同年，許滌新抱著“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目的，開始寫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第一卷講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卷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於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為研究物件，於1954年出版。

這樣，就有了兩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範本。一個是蘇聯的，它要求“闡明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該書第一版導言)。另一個是中國的，要求“中國化”。不過，蘇聯的雖說研究全“人類社會”，其封建主義部分實際只講了歐洲的領主制經濟，又佔一半以上篇幅的社會主義部分基本上是講蘇聯。中國的雖說“中國化”，實際上也講外國，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部分完全是講外國。

統一性和特殊性

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把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都用一個“基本經濟規律”作為總括。除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外(因為馬克思已有論斷)，各種生產方式的基本經濟規律都是套用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用的模式，即“在什麼生產力的基礎上，用什麼方法，達到什麼目的”。1956年開展反對個人迷信後，學術界打破了一些斯大林的思想框框。但在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上，更強調了各歷史時代的經濟理論應具“統一性”。1985年茲·法因布林格和格·科茲洛娃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問題》對此有詳細論述。其要點是：(1)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客體具有統一性，即馬克思所說的“生產一般”；生產的社會性的歷史發展即各種生產方式的依次更替，(2)政治經濟學藉以進行研究的基本範疇，在歷史上是“貫徹始終”的，它們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統一性的核心，(3)這些範疇的具體內容在歷史發展中會發生質變，以至變到它們的反面；但在否定之否定過程中(指共產主義)，它們又會“翻轉過來”，完成統一性。因而，八十年代初，當蘇聯已是“發達的社會主義”並預見到共產主義的曙光時，對廣義政治學的認識才完全成熟了，不過，在蘇聯，並未寫出一部成熟的廣義政治經濟學。

在中國，直到七十年代，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受蘇聯思潮的影響，但它一直是根據中國經濟的特點進行的。1954-1956年，對於多種經濟成行並存的這一中國特有的經濟制度展開了一場熱烈的“過渡時期經濟規律”的討論。這以後，在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別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1979年以後，則更是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建設了。歷史方面，雖然還限於經濟史的研究，但也注意到經濟理論；尤其對中國地主制封建經濟的研究，有突出的進展。1982-1986年，許滌新集中國內和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修訂了他的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成為迄今比較完整的一部廣義政治經濟學。

上述法因布林格等的統一性論點，主要是根據馬克思1957年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寫的《導言》手稿而來的，尤其是手稿中“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捲上冊)。馬克思把這種方法總結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政治經濟學就是這第二條道路上的再現。不過，馬克思所說的是狹義的即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種資本主義已實踐了三百年，它的第一條道路即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已經基本完成，因而應當再走第二條道路，從抽象再回到具體，其結果即三卷本《資本論》。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式應當怎麼辦呢？《導言》確實說“生產一般”是個合理的抽象，但也說“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導言》也講到簡單範疇(即法因布林格所稱基本範疇)在歷史上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形式”(指資本主義形式)。因而，用這些範疇只能“在精神上再現出來”一個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但它“決不是具體本身產生的過程”。

共性寓於個性，一般只能在特殊中表現出來。對於前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研究目前還處於馬克思所說的第一條道路的階段，或者還沒有進入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這時候，我覺得強調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統一性並沒有什麼現實意義，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反杜林論》)。從廣義空間來說，恐怕也是這樣。只有在研究主要國家或民族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以後，才能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結合本國特殊性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道路，是可取的。

政治經濟學是以經濟實踐為根據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經濟史為基礎，我國經濟史的研究有優良的史學傳說，並自三十年代建立學科以來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或影響下發展的。近年來，它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破除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支配，在實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豐碩的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把它進一步提高到理論研究，那就必然會對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在這項研究中，我覺得入手之處，應當是在中國歷史最長、內容最豐富、發展最成熟的封建主義經濟。中國的封建主義經濟，象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經濟一樣，是人類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兩種經濟形式。

中國封建主義經濟

近三千年的中國封建主義經濟是不斷髮展和進步的。其間有嚴重的曲折，以至人口喪失三分之一；但即使在這種時候，生產力的某些方向或貿易的某些環節，仍有進步或發展。

中國的封建社會，較早地廢除了領主割據，較早地由農奴制轉入租佃制，並較早地實現土地買賣，形成了一種以地主制經濟為主導的封建社會，這種社會的封建制度，不象歐洲領主制度那樣僵化，直接勞動者有一定的生產積極性；因而生產力的發展比較快。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前列；商業發達，城市繁榮，文化昌盛；堪稱為一種發達的，成熟的封建主義，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

十六世紀以來，我國的地主制經濟制度又經歷了一些重要的調整，如田制的公消私長，賦役的由丁入地，地租的定額化和永佃權的出現，僱工人身的逐漸自由等，因而，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未出現由頂峰走向衰落的過程，而是繼續發展。

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力仍有增長，十八世紀糧食的產量約比十六世紀增長二三倍，手工業也有發展，不過，農產品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擴大耕地面積和集約化耕作而來，集約化耕作又以勞動投入為主，甚少資本投入。因而，儘管畝產量發展到傳統農業的高峰，邊際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已有下降的徵兆。手工業的發展也主要是來自工藝的改進，在生產工具和勞動分工上已逐漸落後於西歐了。

封建社會也和任何社會系統一樣，有它本質的東西、非本質的東西，還有異質的東西。地主制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質的決定者。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他們從屬於地主制經濟，但也可從屬於他種經濟，它們是非本質的經濟成分。在我國，自耕農的比重比較大，又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比較牢固，這都與西歐異趣。按照辯證法或系統論的原理，一個系統中如果不含有異質的東西，它就不能進化，商業資本和其它貨幣資本，自始就是用貨幣草生貨幣的資本形式，它們是與封建主義異質的，馬克思說：“資本在歷史上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西歐的封建制度，就是以“貨幣權力”戰勝“地產權利”而最後告終的(見《資本論》第一卷第167頁)，但在中國，這種對立和它的表現形式即城鄉對立並不尖銳，到晚期，且出現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現象。

這都說明，在我國發達的、成熟的封建主義社會中，生產結構比較穩固，自給性比較完整，地主制經濟能夠容納一定的商品經濟，進行自我調整，加以我國早就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上層建築的保護力量比較雄厚。因而，晚期雖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出現，但發展極為緩慢，封建主義長期延續下來，直到鴉片戰爭以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地主製成為一種與增長著的資本主義經濟長期並存的封建主義。之所以能長期並存，是因為中國地主制經濟基於本身特點，能夠吸收商品經濟，以至吸收外國的和買辦的商品經濟，進行自我調節，延續自己的壽命，這幾近離奇，但環顧今日第三世界，這種現象並不罕見。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中國的農業生產力仍有所增長，說明地主制經濟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經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它還會生存下去。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支配農村，以及地主階級本身成份的演變，近代中國的地主制經濟，已不是原來的封建主義，而是半封建主義的經濟。從封建主義到半封建主義，仍然是符合於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一個進化。當然，它也持續給中國人民造成無窮的苦難。

以上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上，我對中國封建主義經濟的一些看法。這種看法來未必妥當，也不免謬誤。每位經濟史學者，都會有自己的看法。不同觀點的提出和切磋，說明一點，即我國封建主義經濟史的研究，已有可能進行理論探討，寫出一部或幾部(按照不同觀點)中國封建主義政治經濟學了。我祝願這一天早日到來。

餘論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給廣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第一個定義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並指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每種“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規律”，“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座標和縱座標”。這種“兩個座標”論給我們經濟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啟示，即現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兩個指標，一是生產力的增長，一是交換的擴大，兩者應當是同等重要。

但是，三十年代以來，我們經濟史的研究總是重生產，輕交換，甚至不研究交換，這是因為，我國原有重本輕末的傳統；在革命戰爭和物資匱乏的年代人們最關心的當然是生產；此外，還受蘇聯思潮的影響。斯大林認為，商品交換“不是一切社會形態而只是某些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現象”(《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因而在《政治經濟學教料書》中所列政治經濟學定義，如前文所引，刪除了交換。在我國，輕視交換的思想是到黨的十一屆三中金會提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後，才扭轉過來。

恩格斯在文中不僅講物質交換(Austausch)，還提到廣義的交換(Verkehr、譯交往)。我曾有文論到，人類社會的交換實早於生產，愈在古代，交換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愈重要(《試論交換經濟史》，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1期)。就封建社會說，在歐洲，因日耳曼人入侵破壞了城市和商路，中世紀出現鄉村化和商業凋敞的現象，人喻為“回到野蠻”。這只是歷史上一個特例。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總的說，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比較正常的。這方面應重點研究，補西史之不足。

經濟學基礎論文 篇三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文關懷思想

(一)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一切經濟活動的主體

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就明確指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程序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馬克思逝世後，xxx在回顧馬克思如何發現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時說，馬克思首先發現的是歷來為紛繁複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馬克思xxx的這些論述說明什麼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

(二)馬克思主義強調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強調要關心和重視作為社會歷史活動主體力量的勞動者的需要及其滿足，要求一切社會歷史活動必須在根本上造福於廣大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有利於人民群眾作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充分發揮及其才能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在談到理想的生產時認為“這種生產，是以滿足社會以及每一成員的需要為目的的”；“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造福於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人的物質生活需要及其滿足。不斷創造日益富裕的物質生活資料，是實現這一人文關懷所必需的條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潛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係需要。人的社會關係和社會交往，是人的社會性的根本體現，人的社會性在人類本質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人類本質得以形成和實現的必備條件。要滿足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係需要，就必須自覺地調整人們的社會關係及其制度安排，適時進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領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類的制度文明或廣義的“政治文明”建設，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人文關懷的必然要求。

(三)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強調人的全面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人是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而存在。作為主體的同作為客體的人的統一，或者說，人的主體性和客體性的統一，充分體現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觀中，一方面，人是一個客體化了的主體，也就是說，當人作為社會歷史的主體創造著社會歷史的程序時，他們是受著客觀制約的，因為他們是一個具有自然的和社會的客觀規定性的主體，他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這種客觀規定性的範圍內或前提下進行的，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因而他們的活動才是有規律可循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人又是一個主體性的客體。

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質。馬克思認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它“將使它的社會成員能夠充分發揮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馬克思和xxx還指出：“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生產發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發展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使資本主義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客觀趨勢”。當今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物質生產力的限制，取決於物質生產對於個人的完整發展的關係”，“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巨集大基礎的，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馬克思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是人文關懷思想的極大提升，也是馬克思人文關懷經濟思想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人本主義思想與科學發展觀

(一)注重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始終佔據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位置。在馬克思那裡，追求人本身的全面發展是人全部歷史活動的目的，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由此，馬克思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建立未來社會的本質要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和生命力所在。繼承、堅持和發展這種科學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們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中關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經濟活動、經濟關係的主體、目的、基礎和希望，改變在理論及實踐中存在的單純關心經濟客體狀態，而忽略對經濟活動的主體和目的的人的關心。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由於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在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中被無止境地放大，導致經濟活動中以人為本的價值向量被倒轉，主體被客體所湮沒，目的被手段所代換。人逐漸變成了經濟活動的工具，物質財富的生產和聚斂成為人所爭相追逐的目的。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人的需要滿足的價值主旨日漸遠離，甚至兩相悖逆。經濟活動由人是主體的價值實現過程，異化為人被當作客體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驅使的過程。結果人的發展和人的本質實現問題淡出經濟發展的目標和任務。把人只當作經濟發展的手段或者把經濟發展中的物質價值放在人的價值之上，都是發展觀的偏頗。要堅持科學的發展，就必須要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把滿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圍繞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質文化產品和服務，圍繞人的全面發展，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正確處理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係

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發展的實質是人的本質力量即創造力的充分體現。從根本上說，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人的需要。一般來說，低層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滿足是高層次需要產生的基礎。而低層次需要，尤其是物質享受需要的滿足程度，是因人的價值觀而異的。只有在滿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轉變人的價值觀念，提高人的素質，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從根本上遏止惡性消費和惡性開發，轉變傳統的發展模式和非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確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必須在人的深層意識上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承認人類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員，承認自然界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承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當代人和後代人的共同財富，承認人類在環境問題上的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從而建立起一種既符合人類持續發展的主觀需要，又符合生態環境自然客觀規律要求的、現代的、人與自然的新型關係——平等、和睦、協調、統一、相互尊重。這應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要堅持科學發展，就要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的觀念，從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的視角理解人類生存，建立和維護人與自然相對平衡的關係，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獲得自身比較滿意的存在和持續發展。

(三)正確處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係

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機結合了起來，強調人類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但必須要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強調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內在統一。馬克思的這些重要思想，對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係有指導作用。人文精神強調人之為人的尊嚴，其核心是對人的尊重，把人作為評價價值的尺度和標準。科學精神尊重客觀事物和客觀規律，把人的認識看作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科學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作為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過程中形成的兩種價值體系，二者是互相統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堅持科學發展，在現實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們對人生終極目標的追求，又要大力巨集揚科學的理性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間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們的社會不斷完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