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多篇2020

我們要加強對扶貧政策的理論學習，發揮好敢於吃苦，艱苦奮鬥的精神，向脫貧攻堅總決戰吹響衝鋒的號角。共同閱讀最新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5篇2020，請您閱讀!

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1

“在這裏，我沒有後顧之憂，可以一心努力學習，充實自己，將來掙錢補貼家裏。”到福建省飛毛腿技師學院的第二年，來自寧夏固原的母得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希望。

2018年，國務院提出實施技能脫貧專項行動，支持東部地區職業院校招收對口幫扶的西部地區貧困家庭學生，幫助有在東部地區就業意願的畢業生實現就業。這一年，閩寧協作的技能型人才培養工程——福建省飛毛腿技師學院原州分校正式成立，這是兩地“造血式扶貧”的又一成果。

“到另一片土地成長”

建檔立卡貧苦戶、哥哥殘疾、一家七口靠兩畝地和父親打零工維持生活——在走出大山之前，母得餘的生活被打上深深的“貧困”烙印。

兩年前國中畢業時，他陷入迷茫，一度不想繼續讀書。偶然得知飛毛腿技師學院原州分校“在校學習不要錢，還包實習就業”，他在父母和班主任的鼓勵下，果斷報名，成了學校的第一批學生。

原州分校採用“1+1+1”的培養模式：1年在寧夏原州學習，1年在福州飛毛腿技師學院總校學習，1年在飛毛腿集團實習。

2019年5月，母得餘由學校安排乘火車來到福州。那是他第一次獨自遠行到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在來福州的火車上，每經過一個城市我都在想，這裏是福州嗎?三十多個小時，我幾乎沒怎麼睡覺。”

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大橋、輪船……在母得餘看來，這裏符合他對“大城市”的一切想象，就連潮溼的氣候，在他眼裏都帶着詩意的美好。

來福州第一年，他邊上課，邊掙錢補貼家用。當年暑假，他在飛毛腿集團當電池操作員，兩個月共拿到5100元實習工資。他自己留下1000元，將剩下的錢寄回家，那是他第一次給父母寄錢。

如今，母得餘正在準備考取中級電工證，經過兩年的專業學習和實踐，他對自己的技能頗爲自信，春節回家，他已經可以幫父親修理割草機。

“走進大山，爲了讓他們走出大山”

飛毛腿技師學院由飛毛腿集團投資建設，是福建省第一所由企業辦學的技師學院。在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的大潮中，這所技校承擔了技能扶貧的重要任務。

“要讓學生走出大山，需要自己先走進大山”，原州分校校長方德榕深諳此理。去年夏天，他和同事驅車前往大山深處，挨家挨戶走訪宣傳。

“在寨科鄉招生時，山路崎嶇，車開不進村裏，是學生騎電動車將我領回家裏的。”讓方德榕頗感意外的是，儘管交通閉塞，但這些孩子對知識充滿渴望，在聽聞招生政策後，20多個學生主動報名，今年6月，他們已經和其他學生一起乘包機來到福州，開啓了兩年的學習生活。

“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經開始了，目前有320人預報名，這些學生都來自建檔立卡的貧困戶。”方德榕說，隨着技能扶貧的效果初顯，學校在當地名聲已經越來越響。儘管如此，他仍打算繼續走訪當地貧困戶，招收更多貧困學生。

“我們爲原州學生免去了3年學費，同時承擔他們學習期間‘衣食住行’的全部費用，學校每年爲每名學生開支不少於1萬元。”飛毛腿技師學院常務院長唐大強說，爲了除去貧困學生的後顧之憂，集團公司儘可能免除學生費用，同時投入資金用於原州分校的翻新改造，兩年間投入資金達到400萬元。

2020年，原州分校計劃再投入800萬元，招收建檔立卡貧困戶學生500名，增設兩個專業，並在當地建設相關專業的實驗室。

“我們還計劃建立產教研相結合的實訓基地，規模成熟後會轉移到固原工業園區，貢獻當地稅收。”方德榕說。

“一技在身，不怕貧窮壓頂”

“我想學成之後找一份好工作，能養活自己，爲父母養老，照顧哥哥，讓他們過得好一點。”對今年只有18歲的母得餘來說，未來圖景正徐徐展開。

“有句話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人終究要憑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說，“技能扶貧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平臺。”

2021年7月畢業後，他打算留在飛毛腿集團就業。到時，他可以拿到每個月不低於4000元的工資。

母得餘代表了一批寧夏學員的想法，未來，他們中許多人將留在工廠，實現就業。據介紹，近三年，飛毛腿公司共接收寧夏固原籍人員1081人，其中建檔立卡戶814人，佔總人數的75%。

爲了讓異鄉求學的學子有更好的就業環境，福建省人社部門還先後出臺一系列政策，將寧夏建檔立卡家庭貧困勞動力納入福建省就業困難人員對象範圍，務工就業時給予同等就業創業扶持政策。

唐大強說，“扶貧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許多原州老百姓也需要技術、職業方面的幫助。對我們來說，技能扶貧的工作纔剛剛開始。”而眼下，學校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讓這些孩子掌握一技之長，實現“一人學技，全家脫貧”。

“我們從事職業教育，傳授技能的同時，也想傳遞一種精神，希望我們能爲社會多做貢獻，讓貧困山區的學生靠技能脫貧，一起走上小康的道路。”在唐大強看來，今後還會有更多來自山區的孩子，藉着閩寧對口幫扶的春風，在福建實現自己的求學和就業夢。

《榜樣4》專題節目裏有一位特殊的嘉賓，她在脫貧攻堅第一線傾情投入、奉獻自我，用美好青春詮釋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譜寫了新時代的青春之歌。她就是廣西百色市委宣傳部理論科副科長、樂業縣新化鎮百坭村擔任黨組織第一書記黃文秀。20_年6月，她在返回駐村途中突遇暴雨洪流，不幸遇難，年僅30歲。

堅持“回來”的人

2016年，黃文秀從北京師範大學碩士畢業後考取了選調生，回到家鄉——廣西百色，投身基層扶貧事業。“她本有很多選擇。”昔日導師郝海燕說，“以她的能力，留京或出國都沒問題。”但是她志不在此。出生於廣西農村的黃文秀，求學過程中，依靠黨和國家的扶貧資助才得以完成學業。學成回報這片土地，幫助更多像自己一樣的困難羣衆，是她的心願。她曾對自己的老師說：“我是從貧困大山裏走出來的孩子，得到過黨和政府的資助和培養，希望將來能爲祖國和家鄉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一次次的選擇中，黃文秀始終遵從自己的內心，自己的初心，迴歸家鄉，建設家鄉。她想要當那個“走出去”並“回來”的人。

圖爲黃文秀在廣西樂業縣新化鎮皈裏村學習養蜂技術。　　扶貧路上的“女戰士”

2018年3月，黃文秀主動來到百色最偏遠的樂業縣新化鎮百坭村擔任第一書記。在她到任之初，百坭村交通不便、產業不強、脫貧任重，472戶2067人中，還有103戶473人未脫貧，貧困發生率爲22.88%。

初來乍到，鄉親們對這位年輕的“女娃娃”並不信任，都說她是來村裏“鍍鍍金”的。爲了取得鄉親們的信任，黃文秀直接住到村裏，翻山越嶺、進村入戶訪貧問苦，手繪“民情地圖”，學說方言，幫着大夥兒掃院子、幹農活。漸漸地，大家從心底裏接受了她，專心跟她搞發展。

不到一年的時間，百坭村103戶貧困戶順利脫貧88戶，貧困發生率降至2.71%，村集體經濟項目收入翻倍。黃文秀還協調完成了1.5公里的道路硬化，新建蓄水池4座，完成兩個屯47盞路燈的亮化工作。

這位扶貧路上的“女戰士”曾在自己的駐村日記中到：“扶貧之路就像一條長征路，無論多麼艱難，都會堅定不移走下去。”

“乾乾淨淨的公僕”

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一線扶貧的黃文秀，雙親體弱多病，曾是建檔立卡貧困戶。近年來，在黨的政策扶持下，黃文秀家種植22畝油茶和4畝茶葉，2016年實現脫貧，家裏也已經獲得縣城的易地搬遷房，走出大山。黃文秀一家深受黨的恩惠，在她選擇回到家鄉工作時，父親對她說：“你入了黨，就要爲黨工作，回到家鄉做一個乾乾淨淨的人民公僕。”她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

年輕的黃文秀，用扶貧工作的成效詮釋了自己的赤子之心，她的青春像鮮豔的花朵，永遠綻放在百色革命老區。

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2

如果說脫貧攻堅工作的勝利是一篇華麗的大樂章，那麼國家的扶貧政策便是承載着勝利音符的五線譜。如果不同的貧困戶是無尾的符頭，那麼幫扶幹部用心幫助才能順利將符點落在五線譜上;如果不同的幫扶幹部、駐村幹部是小音符的符尾，那麼精準因村派人才能把握好歌曲的節奏;如果不同的政策代表着不同的音高，那麼實實在在的因戶施策才能唱出優美的旋律。

還記得第一次作爲駐村幹部去到貴州省安順市補郎村時，我的心情緊張而又激動。那天我走訪了補郎村二組貧困戶，記憶最深刻的便是村民黃望明家。黃大哥33歲了，他家共7口人，大女兒剛上一年級，另外一兒一女還只有2歲左右，70多歲的老母親雙目失明，老父親患有腿疾，常年臥病在牀。去他家的路是一條非常泥濘的土路，土路的旁邊就是懸崖，這一大家子的人都擠在一間30來平米，灰暗、低矮的危房當中。對於他們來說生活艱難且危險。

一個剛剛畢業從象牙塔裏走出來的我，看到這個場面完全驚呆了。看着瘦弱的小孩，看着年邁多病的老人，看着一家7口的重擔都落在黃大哥肩上，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能爲他們做些什麼?我不知道我駐村幹部的身份能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幫助?無數個問號，在我腦子裏不停地轉。離開時我暗自下定決定：一定要努力做點什麼。

通過向鄉政府反映和諮詢瞭解得知，黃大哥家這種情況可以申請低保金維持生活，住房問題也可以享受農村危房改造政策，我便積極的協助村委完善資料。房子的問題算是有了解決的辦法，後來有一次黃大哥的妻子焦慮地跟我說：“盛孃，孩子哭鬧着不願意去上學了，我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她不讀書可怎麼辦啊?”原來因爲家中條件不好，小姑娘沒有上幼兒園和學前班就直接上一年級，學習跟不上，而黃大哥夫妻又無力輔導。於是，我決定下班後到黃大哥家裏給他大女兒補習功課。做完作業小姑娘想看電視家裏卻沒有，我就帶上故事書，給她講故事，教誨她做人的道理，並鼓勵她好好學習，爲父母爭光，將來做一個對國家和社會的有用之人。

我深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低保和危改之類的政策並不足以改變他家日後的生活。於是駐村工作組和村委便鼓勵黃大哥的妻子申請了扶貧小額免息貸款，來發展養殖業增加家庭收入。而黃大哥本人也通過就業培訓後被推薦去省外務工。慢慢地，小姑娘的學習成績也越來越好了。他們一家人搬進了寬敞明亮的新房子，房子裏買了舒適的傢俱，和洗衣機、電視機等家用電器，村裏新修的水泥路也經過黃大哥的家門口，門前還有一盞明亮的路燈。隨着生活越來越好，黃大哥夫妻倆臉上時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的愛和感激也更多了。每每逢人他們便說：“國家政策好，駐村幹部好，我們多虧了他們的幫扶”。

現在，村村寨寨的路通了，水電通了，路燈有了;房前屋後農具擺放整齊了，環境衛生乾淨整潔了;住房安全了，醫療保障了，教育保障了，原來的貧困戶脫貧了，他們臉上的笑容更多了，心中愛和感激更多了。

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3

葛劍鋒今年41歲，回到善港村，已經有9個年頭了。細數葛劍鋒的這9年，善港村的老百姓，都說他不容易，都說他了不起。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全村只有煤渣路”“泥堵圍牆茅草房，樹皮草根拌青糠”……說起當年，大夥兒對這些畫面記憶猶新，都說這裏算得上是窮困的死角，小夥子們找媳婦都難，外地姑娘不願意嫁過來受苦。

2009年秋天，32歲的年輕企業家葛劍鋒“臨危受命”，當選善港村黨支部書記。從這時起，善港村正式走上了脫貧致富的康莊大道。

上崗後的前幾個月，葛劍鋒把家搬到了村委辦公室。白天，他帶着村幹部在村子裏，尋找善港村貧困的病根，晚上，他坐在辦公室想方案，困了就趴一會兒，幾乎都沒睡過一個好覺。

爲了理清村裏集體資產的賬目，葛劍鋒邀請專業的經濟師和法務人員，來查清賬目規範合同，爲了解決村裏大面積耕地撂荒的問題，他反覆找村民小組長、村民代表做工作，還自己帶頭領着村幹部在田間勞作……

在這樣超負荷的工作下，他只用了一年就把善港村拉上了發展正軌，村裏的糊塗賬理清了，集體賬目上也有錢了。慢慢地，大夥兒都知道善港村脫貧了，周邊的經濟薄弱村紛紛趕過來取經，讓他幫着扶一把。

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困境相似，看着大夥兒都不富裕，葛劍鋒答應大家一起想法子，一起奔小康。2012年，善港村與同爲“難兄難弟”的楊港、五新、嚴家埭“四村合一”，他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如何將這四塊“邊角料”縫補出一件“新衣服”?憑藉企業家獨有的經營理念，葛劍鋒爲善港村確定了“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副則副、宜商則商”的發展道路，並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子的建設中去。

常年不分晝夜地工作，年輕的葛劍鋒終究沒有頂得住病魔的折磨，被確診爲腎損傷。醫生說，他病得很嚴重，必須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兒，安心靜養。

“老百姓還沒有富起來，我怎麼能休息?”葛劍鋒決定，一邊治病，一邊工作。在病房裏，他常常一手插着針管，一手改方案。

2013年，葛劍鋒萌生在村裏開設有機農場的想法。“想法雖好，但村裏一沒技術，二沒資金，落實很困難。”善港村黨委副書記黃琴告訴記者，當時全靠葛書記，請來了專家、爭取到了資金。爲了請著名農業專家趙亞夫到村裏指導，葛劍鋒拖着積勞成疾的病軀“三顧茅廬”;爲了籌集資金，他又四處奔走，最終爭取到了國家財政項目，獲得補助600萬元，建成冬暖式大棚160餘個。

資金和技術解決了，但人手又成了新問題。葛劍鋒不顧醫生的勸阻，帶着村裏的黨員幹部下地幹活。“大冬天，他脫得只剩一件襯衣，帶頭在田裏揮着鋤頭，一雙腳都被泥渣子淹沒了。”黃琴回憶，村民們被震撼了，紛紛叫上左鄰右舍，拿起農具與書記一起幹。

“那段時間，葛書記病得很厲害，整個人都浮腫變了形，我們都差點認不出他了。”村民張興洪激動地說，“但他絲毫不在意，帶着病整天泡在田裏。他說，‘老百姓富了，我的臉上自然會有光’。”

實踐證明，有機農場帶來的效益確實非常可觀，“互聯網+”模式不僅強了村級經濟，也富了百姓的口袋，善港產的日本越光大米、無花果凍果、美國金瓜等產品成了市場上的搶手貨，全村200多閒散勞動力也在村辦農場實現了就業。

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如今的善港村已累計集聚各類企業147家，建成9個特色農業基地。2017年，善港村實現了全年開票收入超20億元，村級可用財力達到了2500萬元，村民人均年純收入突破3.6萬元，成了後進村脫貧致富的典型。

如今的善港，天藍水清，道路開闊，生活幸福，10年前的“窮樣子”早已成了“昨日故事”。

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4

遠方的山被霧氣勾出一道朦朧的光，使沉寂的山路不再那麼寒涼。我脫下雨衣，浸潤在潮溼的空氣中，凝望着這個全然陌生的貧困村。

這是2018年6月，我成了一名鄉鎮扶貧幹部，從講臺上教書育人的英語老師到最基層的扶貧幹部，我沒能迅速轉換角色。第一次來到這個市級貧困村，作爲人生地不熟又不會講當地方言的外地人，隔膜和防範讓我像只受驚的小鹿，不知所措地拽緊了手裏的黃色扶貧手冊。尾隨村幹部來到掛鉤的貧困戶家中，陳大爺坐在竹編椅上，臉正對着門外的山峯，向上拱起的背像小山一樣，脖頸上佈滿了皺紋。聽聞響動，他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轉過身露出了藹然的笑容，然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對我來說都是不可攻克的“世紀難題”。我只好求

助身旁的村幹部，“老爺爺都說了些什麼?”“他說感謝黨和政府的關心和照顧，感謝你們政府幹部的幫扶，讓他們老夫妻倆的生活有了保障”，聽完這話，我面上一紅，決心一定要儘快融入這個村子，做出幫扶成績，才能對得起這份沉甸甸的感謝。

攻克“語言關”，學會“土語言”

擺在我眼前急需攻克的就是“語言關”。記憶英語單詞靠的是“音標”，學習當地語言我也想出了一套方法，就是靠“拼音”加繪畫記憶法，把無法用拼音標註的字用繪畫來標註詞意，比如“走路”這個詞，路可以寫成“lo”，來輔助記憶，但是“走”卻沒有辦法，我就把“走”這個字畫成“前後兩隻腳”的簡圖，然後再找當地幹部反覆學習這些“圖”的發音，晚上的時候，拿出我的工作日記，看着這些圖再次辨認它們的發音，把發音和“圖意”做結合。如果還記不住，就在圖的下面打上三角號，記下了就把三角號劃掉，當我把工作日記本里的一整頁方言記下來的時候，我就給自己畫一個大大的笑臉，以資鼓勵。

就這樣，憑藉着我持之以恆的努力，在積累了五十多個笑臉後，我終於不需要依靠村幹部的幫助，也能和貧困戶進行流暢的交流，能夠及時瞭解貧困戶的需求、及時高效地進行政策傳遞，雖然說起話來還很蹩腳，但學會了“土語言”，爲我更好地開展扶貧工作提供了便利。

跨界小能手，成爲“土專家”

銷售香菇是陳大爺家的主要經濟來源，雖然這幾年香菇的銷量和銷路都不愁，可香菇的出菇管理卻是一大難題，與香菇的品質、產量和效益有着密切聯繫，陳大爺每每跟我說香菇又“狗帶”的時候，種植專家沒辦法長時間指導的時候，我總是仰天長嘆、淚流滿面，我怎麼偏偏是英語專業?當初就應該選農學專業，現在就能起大作用了。

後來跟陳大爺聊天聊到了電視節目“跨界歌王”。我突發奇想，對呀，我也可以“跨界”當個“土專家”!說幹就幹，當晚，我就在網上收集材料，還請教了農業局經作站的農技師，詳細瞭解了香菇的多發性問題和應對措施，爲了把理論和實際做結合，“技術攻關”的那段時間，我天天到村子裏和菌棒“親密接觸”。然後奔走在香菇棚裏，收集農戶的種植經驗和種植難題，不斷豐富我的知識寶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和菌棒培養了深厚的情誼，只要它病了，我就知道它病在何處，該如何改進，讓它長出好看、好聞、好吃的香菇。而陳大爺種植香菇最大的問題就是隨意噴水，長時間不蓋膜導致菌棒的通風時間太長，從而加重了菌棒的病情，只要改變管理方式，就能改善產率。

下了苦工的方法就是奏效，陳大爺大棚裏的菌棒大量出菇。陳大爺朝我豎起了大拇指，說：“你去讀農學研究生吧，太厲害了”，我笑着說：“那我可捨不得您吶!”這之後，我還寫了份《香菇種植管理指南》，分發給村裏的其他香菇種植戶。

從一開始的無所適從到逐漸融入整個村子，在不斷攻克擺在我面前的扶貧難關中，在爲貧困戶盡些小力、幫些小忙的過程中，我逐漸完成了角色轉換。未來，我想用更多的真情投入和點滴行動，讓幫扶“大量出菇”!

最美脫貧攻堅奮鬥者觀後感心得5

2020年作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載着幾代人的夙願和理想，凝結着幾代人的心血和探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風華，但扶貧不只是一代人的使命。我父親顧詩泉可以說是新中國最早的一批扶貧幹部，紮根少數民族地區31年，從事着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扶貧。在扶貧脫貧的道路上，他用不懈的奮鬥、不竭的奉獻，凝聚着力量與智慧，傳遞着夢想與希望。

今年，我宅家裏防新冠病毒時，再一次細細地讀父親留下的回憶錄，走進他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在此，我們一同分享一名“30後”的扶貧故事。

關山飛度，舉家赴藏區

1958年，父親從成都國中師資訓練班畢業，本來可以分配去成都9中，他卻主動申請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8月，到四川省阿壩州報到後，州領導徵求他的意見，是否願意將家屬也調到阿壩州工作，他當即就一口答應了。隨即回老家永川縣(今重慶永川區)，接上我母親，將5歲姐姐留在家鄉，抱着出生才4個月的我，關山飛度，舉家赴邊。先乘火車到成都再到寶雞、天水，乘汽車到甘肅文縣，再一路步行兩天，到達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南坪縣縣城。歷時5天，經過約3000里路，途徑陝甘川三省。一路顛沛流離，住過髒兮兮的大車店，洗過雪山上流下來的冰冰涼的山溪水。

父親追求的遠方，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父親沒有打退堂鼓，而是一頭扎進艱苦創業中，從沒產生過下山或改行的念頭，總是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工作。

學生哭了，他看到了希望

父親去南坪中學報到時，學校正值初創，只有一個領導，一個語文教師，一個體育教師，還有一個炊事員。父親與他們一起，開始了艱苦創業。與學校風雨同舟，一同成長。

在艱苦的環境中，父親工作是努力的、精神是飽滿的。學校剛開辦的國中，只招收了兩個班，名爲國中61級甲板、乙班。父親擔任兩個班的數學教學工作。師生關係很好，父親對學生很愛護。沒有因私事缺過學生一節課，還經常利用星期天帶病給學生補課。

1959年末，州上出題統考，數學題太深，超出教學大綱要求，學生因而考得不好。下課後，同學們坐在一起大哭，不肯出教室，感到沒有給老師爭光。

雖然學生哭了，卻讓父親看到了希望，看到山區的未來。

家訪遇狼，一個都不能少

那時是1962年春天，開學後，一位藏族學生沒有來報名上學，據說是因爲家庭貧困。這位學生勤奮好學，我父親很喜歡他，實在不願看到他輟學。

星期天，父親一個人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來到一個叫“野豬關”的地方，去學生家家訪。見到學生家長，彼此談了很多的話，才勉強說通，這時天已漸晚，父親謝過家長的挽留，返身往回走。

從學生家出來後，天越來越黑，路越來越難走，手電筒的光也越來越弱。由於不熟悉路，錯走到一條小路上。路的一旁是樹林，一旁是山谷。走着，走着，父親突然發現前面不遠一個山包上，一排綠幽幽的眼睛正直勾勾盯着他，不知道是狼還是野豬，嚇得父親不敢前進，也不敢後退。那點點亮光就如一道道刀光在眼前晃盪，驚悚、恐懼，在與野獸對峙的半小時內，父親經歷了人生最漫長而又難熬的時光。就在這危急的時刻，學生家長與幾位鄉親打着火把趕來了，趕跑了野獸。

原來父親走後，學生家長越想越不放心，才與鄉親找來了，然後把父親一直送到家。

幾天後，這個學生又來上學了，並堅持讀完國中。

矢志不渝，此心安處是吾鄉

送走了畢業的學生，父親站在“荒涼”的學校操場上，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上的父親圍着一條長圍巾。此時，他似乎在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父親與家人、同事同甘共苦，在貧困山區一干就是31年，本着“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教育初心，守着平凡、揮灑汗水，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爲民族地區培養出了一大批中學生，爲民族地區建設奉獻青春和力量。父親與學校一同成長，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了校長。1989年被評爲全國優秀教師。

1990年，父親退休。他爲民族地區的教育扶貧獻了青春獻了終生，還獻了子孫。我的一個弟弟至今仍在九寨溝縣工作，這幾年一直是駐村扶貧幹部。

退休後，父親仍然時刻關心着南坪中學的發展，九寨溝縣脫貧攻堅的點點滴滴時刻牽動着他的心。如今的九寨溝縣南坪中學是當地最大的一所學校，爲九寨溝縣教育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取得了突出成績。2019年4月，九寨溝縣成功“摘帽”、36個貧困村退出、815戶2957人脫貧。

此心不移系九寨，九泉之下的父親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