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評論多篇精品多篇

社會評論 篇一

（一）我們的行動。

1、我們的計劃和平臺搭建。

2、我們的組織和發動。

3、我們的管理和跟進。

（1）及時總結盤點，激發同伴們的參與熱情。類似以下的簡訊，我們主管行政高主任幾乎每天都會發一條。

（2）在每個話題將結束時，我們都做出簡單的小結。

（3）及時回覆跟帖者的評論，同時把回覆通過簡訊平臺發給評論者，這是主持人做得最多的一項工作，具體可看教研部落格評論的回覆。

二、我們的教研效果。

1、參與面廣。

本次教研活動達到了全員參與的目的，更難得的是孔校和馮校的參與，家長的參與。截止xx月xx日止，共有帖子xx個，其中家長就有xx個，初步達到了我們預期的目標。

2、有步驟地展開和深入了xx個話題的討論。

（1）“分層教學，你有哪些困惑？哪些經驗和想法？”

（2）“線上作業能否實現分層要求、分層達標的目的？”

社會評論 篇二

從1978年至今，中國社會轉型的法律治理已經走了二十八個年頭。中國社會法律治理的效果如何？有人說，中國法律取得了世紀性的進步。有人說，中國遭遇到了空前的法律信仰危機。甚至不只是法律信仰危機，更是法律治理的危機。在如此尖銳的評價分歧面前，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社會法律治理的評價問題應該得到充分的關注。

一

評價中國法律治理的效果，首先要了解中國社會法律治理面臨著哪些主要問題，有著怎樣的特點。與同時期的俄羅斯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等所謂“轉軌國家”相比，當代中國社會的法律治理，至少面臨著下面幾個獨特難題。

第一，在制度建設方面，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且沒有成功的範例。這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遠比俄羅斯和東歐轉軌國家更為艱難的體制構建任務，使中國法律制度建設帶有更多的探索性。

從根本上說，俄羅斯社會轉軌的體制目標是告別社會主義制度，全面迴歸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則把所進行的改革定義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從當今國際政治格局和歷史經驗來說，後者肯定是一條更艱難的道路。這也註定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構建會遇到許多為俄羅斯等國家所沒有的難題與挑戰。

目前世界上許多“轉軌”或“轉型”國家，一般都是從非市場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而且都是在私有制社會經濟體制內進行。中國的“軌轉”或“轉型”則不同，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者是一統天下的公有制經濟，後者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和共同發展的社會經濟體系。可以說，這個“轉軌”或“轉型”是在公有制社會的經濟體系內進行的。在這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特徵，就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一特徵，無論從理論上講，抑或從經濟實踐上講，都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在理論上是創新，即打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經濟學長期一致公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教條，而且在實踐上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即在歷史上首次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然而，如何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如何在法律制度框架內把社會主義的性質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結合起來，在國有經濟的制度設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土地制度的完善、社會公共產品的規範提供等方面，走出一條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創新之路，這都是中國不得不面臨的挑戰。

同樣，中國在法律制度方面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與“法治國家”結合起來，在人類法律制度史上，也是一種獨特的法律制度目標。按照西方經典的法治理論，法治國家只能建立在以多黨制和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也就是說，法治國家只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政治法律體制。社會主義國家可能存在著法制，但不可能搞近代意義上的“法治”。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模式是史無先例的，沒有直接的經驗可借鑑，其前景也不被西方國家看好。

對中國來說，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目標，關鍵在於實現社會主義與法治國家的結合。必須要找到這二者結合起來的“結合點”，才能使這種結合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在前二十八年的改革開放程序中，中國逐步完善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體制構架，在實踐中逐步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出並探索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模式。這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確立了總體的體制框架。然而，把這種體制框架變成具體可行且長期有效的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著許多難題。比如，如何處理好執政黨領導與其它合作政黨的關係？如何處理執政黨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係，執政黨如何實現向依法執政的轉變？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的基本結構？等等。上述問題涉及到中國今後可能制定的政黨法問題，司法體制改革問題，以及國家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法律管制和國資管理的問題。這些制度建設方面的難題在俄羅斯和東歐等“轉軌”國家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與同時期的俄羅斯等轉軌國家相比，中國近現代意義上的法制基礎更加薄弱。俄羅斯及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歐國家地理接近，文化傳統相近，自近代以來一直接受著西歐近代法制的影響，與中國相比，近現代法制基礎比中國深厚。以俄羅斯為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實行體制“轉軌”之前，雖然實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及法制，但撇開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外，其法律文化與西歐等西方國家同屬於現代法制的範疇。特別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轉軌”之前，前蘇聯的法制建設得到全面加強，社會主義法律秩序已經比較發達，法律文化、法律意識、守法精神均有良好的社會基礎。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守法意識更多地是服從皇權王法的產物，而不是出於對法律本身的尊重與信仰。二十世紀的中國，又是一個政治動盪與革命交織的世紀，是一個戰亂、權力與變革運動居於社會生活的主導地位的世紀，對於法律的尊重與信奉始終缺乏良好的社會環境。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剛剛走出的中國，曾經一度對法律（民主法制）寄予了無限希望。官方對法律的重託與社會對法律的嚮往都似乎預兆著一個良好法治社會的快速降臨。然而，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的啟動所帶來的急劇變化與秩序混亂給正處於重新恢復之中的法律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百廢待興的法律執行體系顯然無力承擔起治理轉型秩序的重任。進入九十年代，伴隨法律在制度層面的艱難進步的，不是法律治理功能的提升，而是社會腐敗向法律治理機構的蔓延。法律制度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現代法治基礎的鞏固，守法精神的生長，而是秩序的混亂與法律理想的破滅。所以，重建法制的社會基礎，依然是中國的一項長遠任務。

第三，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大國治理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體現。有學者注意到，在中國、俄羅斯和其它東歐等“轉軌”國家中，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的“轉軌”和“轉型”過程更顯複雜。以前，大多研究轉軌問題的經濟學理論都不加批判地假設：轉型國家政府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整體劃一地實施某種轉型政策，而新建立的制度將以相同的方式適用於整個國家內部的空間，並獲得相同的成效。這種思路忽略了大國內部的不平衡和政策效果的差異，也忽略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間的策略博弈與競爭關係。人們似乎應該按照類似區域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充分考慮到大國內部的複雜性、內部不同部分在轉型過程的非協同性以及由此導致的大國社會整體轉型的艱難。按照劉金國教授通俗性的“大船調頭說”觀點，大國與小國轉型在法律治理方略、措施、速度、時間、效果、風險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著差異。中國是一艘超大型巨輪；而中小轉型國家好比是一艘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中小型輪船如果轉彎（似轉型），其速度、時間、效果、風險等運比超大型巨輪要快，相對風險比較小。而超大型巨輪要轉彎，一速度不能快，二措施對頭，三時間相對要長，才能防範風險的出現。如果操之過急，巨輪失偏以至傾斜甚至顛覆的危險都可能出現。大國轉型，與大船調頭具有類似的地方。

第四，中國的社會體制轉軌同時還面臨著城市化過程，城市化本身就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故而面臨著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雙重不穩定”。俄羅斯等國家已經完成了城市化過程，它所進行的是單純的體制轉軌任務。相比之下，中國的轉型秩序具有更多的複雜性。

上世紀90年代，當俄羅斯進行體制轉軌時，經過前蘇聯幾十年的經濟建設，俄羅斯已經是一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農村居民的比例為26%），城市化過程基本完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蘇聯農業工人也被納入國家工資體系，享有社會保障待遇。按經濟發展水平看，俄羅斯已經屬於人均GDP不低於5000美元的發達國家行列。如果不考慮前蘇聯偏重重工業所產生的某些影響，僅就經濟發達水平看，俄羅斯已經是一個早已告別溫飽階段的中等發達國家。所以，俄羅斯當時面臨的主要是一個體制轉軌問題。

與俄羅斯的情況形成鮮明反差，改革前的中國是一個初級工業化國家。農村居民的比例超過80%，人均GDP總值不超過250美元，在當時屬於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從經濟發展水平看，中國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所以，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僅是體制轉軌問題，而且還有社會結構轉型問題（完成工業化程序和城市化程序）。

我們知道，無論是社會體制轉軌，或是社會結構轉型，都往往存在著一個社會無序化的過程。中國肩負著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雙重任務，自然就要承受“雙重無序化”的挑戰。這會在法律秩序方面造成許多嚴重的壓力，而克服這種壓力的有效辦法並不容易找到。舉例說，在中國當前的城市化程序中，大致每年要有一千萬左右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這本身就會在許多方面給法律秩序造成諸多問題，使法律及管理方無從應對。千千萬萬個不熟悉法律規則的農民背井離鄉、進入城市，他們既容易在謀生謀職過程中遭受來自城市僱主方的利益侵害，也容易在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時候以非法手段維持生計，甚至釀成犯罪。由於中國還沒有完善的、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進城農民的利益保護問題就更顯得突出。相比之下，俄羅斯等“轉軌”國家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過程，為數不多的農業工人也享受國家的正式工資。其在上世紀後期的體制轉軌過程中不會再面臨類似中國的問題。

第五，中國作為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旗幟的新興大國，與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既有現實的利益衝突，又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鬥爭，其國際環境甚為複雜。這也是俄羅斯等國家所沒有的。中國的法律改革和秩序治理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國內問題，同時也有國際政治領域的現實利益與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因素。

在早期西方國家的社會轉型與法律近代化程序中，由於世界性的普遍聯絡尚未建立起來，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走在了其它國家的前面，當時的其它國家很難對西方國家的社會轉型與法律改革實施有效的影響。此時西方各國的法律改革問題多表現為一國內部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具有普遍影響力的國際政治秩序已經建立，世界性的交往成為現實。一國想在獨立的、不受外部影響的條件下謀求發展已經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國際政治格局中處於相對弱勢的國家，接受外部強勢因素影響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

從歷史上看，大國崛起往往會改變既有的國際利益格局，堀起中的大國容易受到周邊國家和其它大國的警惕與遏制。在九十年代的“轉軌”國家中，中國是僅存不多的保持社會主義旗號不變的新興大家，在世界冷戰格局結束，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體系風靡全球的背景下，中國更容易受到外部的疑慮與敵視，更容易受到外部勢力的遏制。使此種局面更為複雜的因素是，中國尚未實現國家統一，臺海分割的狀況極大地制約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政策空間，也制約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強國的政治與法律關係。這使得中國幾乎不可能進行任何帶有過度“冒險性”的法律改革措施，只能在確保社會穩定的條件下，穩步推進社會改革與治理。就具體方面而言，在中國的人權立法、勞工權利和農民利益保護立法、行政法和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在國際貿易規則、軍事交往限制及周邊國際政治軍事秩序等方面，國際因素都表現得十分明顯。

二

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與獨特的體制轉型目標，決定了中國在過去二十八年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程序中，始終以提高經濟實力、保持國家穩定為優先目標，走的是一條“先立再破”、“漸立漸破”的謹慎道路，這完全不同於俄羅斯等轉軌國家“先破再立”、在體制方面完全推倒重來的道路。與此相關，中國在轉型秩序的法律治理方面表現出瞭如下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在社會轉型中始終注重秩序穩定的意義，突出法律秩序在社會轉型中的意義，這與俄羅斯等轉型國家只注重轉型目標、忽視轉型過程穩定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

俄羅斯的體制轉軌，是一個政治目標導向極強的過程。俄羅斯體制轉軌的實質是根本放棄原先的社會主義制度，復歸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生產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其體制轉軌的核心。俄羅斯的改革深受薩克斯和沙塔林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影響，迅速推行自由市場化加私有化。薩克斯強調“長痛不如短痛”，“儘可能快地創造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讓它開始運作，深淵不能分兩步跨過”。沙塔林堅信市場經濟“所特有的自我調節機制可以保證最出色地協調所有經濟實體的活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保證國民經濟平衡”。布尼奇以“文明世界的市場都是可調節的”為由，反對在“市場經濟”概念上加“可調節的”的限定詞。俄羅斯主要執政者強調“不迅速確認土地私有制，農業的振興就沒有希望”。他們均主張國家干預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按照此種邏輯，一種合理的制度能夠自動迅速地創造出它所需要的秩序，短暫的秩序混亂是可以承受的，也會隨著制度的到位而迅速消除。

中國改革設計者的思考顯然不同。中國剛剛經歷過社會**時代，政治領導人對此記憶猶新。他們不願意讓中國重新陷入一場由改革引發的新的**之中。在經歷過八十年代初的短暫的政治改革熱情之後，中國人開始意識到，由經濟和社會改革引發的某種秩序混亂（其主要體現為社會犯罪和官員腐敗的增長）和思想混亂，是他們用以往經驗難以應付的。雖然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1982年）提出了實現社會風氣三年好轉的目標。但後來的情況表明，中國顯然需要比這多得多的時間才能實現這一目標。不僅如此，由改革開放引發的社會秩序問題不僅沒有伴隨秩序治理的努力而得到根本好轉，反而向著惡化的方向演變。為此，大致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社會穩定成為中國轉型秩序治理的核心任務。在1989年前後，社會穩定在“政治穩定”這一富有特定含義的提法中獲得了更高意義上的強化。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穩定”一詞依然是最能夠體現中國秩序治理目標的詞彙。總的看來，中國在保持轉型秩序的總體穩定方面確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不可避免的代價。

第二個特點，中國社會轉型的秩序治理服務於社會轉型不同時期的階段性目標，表現出明顯的“政府推進”特徵。

新時期中國法律的重建最初被視為防止再度發生政治**的必要措施，後來又被看成是服務和推進“四個現代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力手段。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探索時期，法律為經濟改革保駕護航是秩序治理的特點。此時的法律角色是服務性的和輔的，學界為此一直抱怨法律的作用過於消極和滯後。從九十年代起，法律擔負著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法律體制的任務，人們希望以新體制催生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在這中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法律執行被賦予的一項突出重要的任務就是保持社會穩定。進入二十一世紀，法律又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工具。就前後比較而言，構建“和諧社會”目標對法律的要求，已經超越了前期保持社會穩定的消極性角色，因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顯然不是簡單地維護秩序就能夠實現的，它要求法律更多地描準和解決那些根源性的社會矛盾，而這種要求在此前“保持社會穩定”的口號下，卻經常是被壓制下來。

無論前後期目標的變化如何，法律的獨特價值並沒有特別地受到尊重，人們（主要是官方）更多地看到的是法律的社會意義。因此，與在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所能見到的情形一樣，法制的恢復與法治化方向的改革很少被視為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中國走向長治久安和繁榮富強的一部分。

通過這些階段性的對法律及秩序治理的要求來看，中國秩序治理表現出了很強的次序性，體現了努力把握秩序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關係的某種實踐智慧和對整個社會轉型程序的總體把握。法律的作用及法律改革被看成社會改革程序的有機部分，它們必須與社會總體改革程序相配合。當然，中國也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價，如合理的行為預期遲遲無法有效地建立，在漸進式改革中出現了大量的公平缺失和效率損失，政府自身改革的遲遲不到位，特別是支援社會長久平穩發展的政治制度框架尚待建立等等。

第三個特點，中國轉型的秩序治理與大規模的法律知識普及運動相結合，是一場以國家黨政力量普及法律知識、催生法律秩序、治理社會問題，以法律駕馭轉型社會的綜合性的社會實驗。這在世界各國社會轉型的秩序治理中是鮮見的情況。

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初期，從1985年起，中國啟動了一場為古今中外罕見的、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有億萬人接受教育的普法運動。發起這場運動的基本動機，是為了改變中國民眾千百年形成的法律意識淡薄，守法意識不強的習慣，以期形成一個為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法治秩序。具體說，普法運動的動機又可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一種現實的動機和眼前的考慮，即實現社會治安秩序的根本好轉，在農村地區則是要克服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現的相當一批村級黨政組織嚴重癱渙的現象，形成一個大多數群眾和多數黨政幹部自覺守法的局面。只有這樣，中國的農村經濟現代化才有可能順利進行，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出現的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惡化的局面才有望得到扭轉。另一個動機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和長遠的信念，即只有人民知法懂法，才有能力依法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生活事務的權力，中國的民主法制才能有真正的群眾基礎。在這兩方面動機與考慮中，前者肯定是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它規定著普法運動的初始目標。截止到2005年，中國已經實施了第四個5年普法計劃。從普及法律知識、提高法律意識的角度說，成效是應該肯定的。

如果不考慮社會轉型秩序的複雜性，僅看法律知識普及與秩序治理的結合，中國的普法經驗是成功的，也是寶貴的。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中國人的生活中是很少聽說法律的。短短二十年時間，法律知識、法律詞彙、法律的影響力在中國社會得到了空前傳播，法律已經大踏步地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日常詞彙和人們的思想意識中。雖然中國在法律實施效果方面依然十分不理想，但已經逐步普及的法律知識正在為中國政府推進型的法治建設注入新的因素，並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顯示出它的積極意義。

三

中國在法律制度層面和觀念層面上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並且在急劇的社會轉型中大致保持了社會秩序的總體平穩，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毋庸諱言，當代中國社會也正在面臨著一場全面的法律治理困境。人們很難舉出某個標誌性的事件為起點，但大致可以判定，這種困境以法律治理的腐敗為其顯著特徵，在九十年中後期突出顯現出來，並開始向社會各方面蔓延。

對於中國法律治理中存在的問題，人們可以用各種語言來描述，如“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難究”、“法律意識不高”、“權大於法”，等等。然而，這些用語已經流行二十多年了，早已失去了其應有的警示效果。我以為，可以換一種角度，用一種量化的思路，把反映法律治理績效的各種相關因素概括為“四個背離”。

第一、法律制度建設的加強趨勢與法律績效的低下或績效下降趨勢之間呈現出長期背離的傾向。如果借鑑經濟學中的圖表分析方法，人們可以把中國法律制度建設描述成為一種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既有量的增長，也有水平的提升，是一種質與量共同增長的趨勢。與之同時，人們對於中國法律制度的績效評價多不樂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出臺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其中有許多是針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如全國人大通過的嚴厲打擊犯罪的決定，嚴厲打擊走私的決定，關於打擊經濟犯罪的決定等等。這些法律雖然在短期內收到過一些效果，但長期效果不理想。諸如此類的社會秩序問題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更嚴重了。“上有政策（法律），下有對策（規避法律）”以及秩序狀況的起伏反覆，已經成為中國法律治理中的一個常態現象。為此，中國官方已經開始思考法律治理的所謂長效機制問題，但還沒有看出明顯的成效。所以，憑簡單的經驗判斷，中國法律制度建設的加強趨勢與法律績效的低下與下降之間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長期背離的傾向。

第二、為建立公正有序秩序而付出的高昂社會投入與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區域性性的秩序惡化之間呈現嚴重背離。二十八年來，中國在秩序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別是與同時期的其它“轉軌國家”不同，中國經濟沒有出現明顯的滑坡期，經濟在持續增長。這為不斷增加秩序治理方面的投入提供了物質保障。法院隊伍的擴張，公安機構的加強，行政執法機構的組建與強化，法律教育的快速普及，方方面面的法律治理投入得到了全面加強。然而，這些社會投入的效果是不樂觀的，在一些區域性領域，如經濟生活秩序、公民權益維護、打擊社會邪惡勢力，社會秩序的局面不是在好轉，而是在惡化。人們都記得，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就提出要在三年內實現社會秩序的根本好轉，實現共產黨黨風的根本好轉。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的卻是更為惡化的局面。秩序治理的高昂社會投入與低水平的秩序效果甚至是區域性性的秩序惡化之間的背離趨勢，說明法制建設和法律治理的低效率狀態沒有根本性的改善，良性的守法機制遠未有效建立。

第三、法律制度的社會效益低下與制度運作的高昂社會成本之間呈現嚴重背離。這裡所說的社會成本，是指社會公民或組織為使用法律所耗費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早在八十年代，人們說的比較多的是“無法可依”的問題。那時的法院仍按職權主義模式執行，單位體系的控制能力也未受到太大削弱，人們為解決社會矛盾或糾紛，常可相對便捷地訴諸行政的（找政府、找單位領導）或是法律的手段。九十年代以來，“單位控制”的體系削弱了，行政部門的許多職能取消了。所有問題似乎全部湧向了法院，法院訴訟方式也改革了（舉證責任轉移）。其結果是，中國法律執行的社會成本空前加劇。政府部門對眾多的個體性社會糾紛幾乎不再過問，法院管轄程式及證據規則繁瑣，無力應對複雜的各種社會糾紛。這才有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所謂“法律白條”現象，有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王斌餘案件。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約有1000億元。為索回這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需要付出至少3000億元的成本。法律執行成本之高，法律維權之艱難，其嚴重程度已經無可復加。

第四、法律知識在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普及趨勢與法律公信力的弱化衰退趨勢之間呈現嚴重背離。自1985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國的公民普法運動，從規模上說，可謂是史無前例。從農村到城市，從社會到校園，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普及法律知識的陣地全面展開，常年不懈。然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量不公平的現象，對違法犯罪現象打擊不力，官員有法不依、野蠻執法、暴力執法，以及法律與公眾道德的分裂，都使得法律的公眾形象受到嚴重破壞。新千年以來，中國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恐為世界各國罕見的現象，中國不少地方（包括首都北京）都出現過出售法院判決書的現象，且都是因為當事人贏了官司卻拿不到賠償，無奈中希望以公開叫賣出售判決書的方式，引起社會及有關部門的關注。更有甚者，2005年，中國湖北武漢一位五旬老漢為給受工傷致殘的兒子討回60萬工傷賠償費，不惜做出“裸奔”的舉動，新聞媒體說，裸奔討公道是繼跳樓、“綁架”工頭、開新聞會和持刀殺人之後的又一“創舉”。中國法律的公信力已經下降到了十分令人擔憂的地步。這與中國法律知識普及的表面成就形成了鮮明對比。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法院判決的執行難問題愈演愈烈。1986年以前，當事人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的自覺履行率為70%，到了1996年，10年間債權人的申請執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截至1999年6月份，全國法院共積存未執行案件85萬件，標的金額總計2590億元。又後來，僅2003年一年，全國各級法院未執行案件就達36萬件。

1999年，中國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轉發<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報告>的通知》，這是中國第一次以最高政治機構“中共中央”的名義來處理“判決執行難”這樣一個具體司法問題。2002年，“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又被正式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上述政治動向似乎使人們看到了某種希望，然而，徹底解決法院判決執行難問題，仍然需要具體有力的措施。

當然，法院判決執行難，只是中國法律公信力的缺失的一個區域性縮影。在提高法律公信力方面，中國還有一段長長的路要走。

四

如何分析中國法律制度的績效，如何評價法律制度的實際社會效果？這是一個非常大、也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法律制度的績效評價是一項複雜細緻的工作。憑著個人的經驗體會加以簡單定性並不難，難的是用一套客觀精確的方法，得出某種可驗證的結論。從嚴格的學術角度說，後種方法顯然被認為要更可靠、更可信。

按照法律治理的量化分析思路，系統地評價法律治理績效，甚至構建一套全面的法律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在中國仍是一項有待開拓的工作。在這方面，法學界以前所做不多，基礎很弱。這類工作又不同於一般經驗性的（或是規範性的）理論研究，它需要大量的社會調查和資料採集，沒有相當的經費支援、有關部門的協作及學術團隊的集體努力，僅憑學者個人力量是很難完成的。

近年來，我的同事王稱心副教授，一直致力於法律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並主持過《北京市依法治市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課題專案。本書體現了她對相關理論問題的初步思考，是一個階段性成果。希望本書在促進學界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方面起到帶動作用。

【註釋】

本文是為王稱心《依法治理評價理論與實踐研究》一書所做的序。王稱心：《依法治理評價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Herrmann-Pillath《政府競爭：大國體制轉型理論的分析正規化》，陳凌譯，2003-5-21。

劉金國（主編）《中國社會轉型與法律治理》序言，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程恩富、李新、B·梁贊諾夫等：《中俄經濟學家論中俄經濟改革》，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社會評論 篇三

【關鍵詞】 新聞評論 社會轉型 新聞教育

2011年4月30日，全國新聞學研究會、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主辦，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和教育部全國特色專業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建設基地承辦的“新世紀第四屆新聞評論高層論壇”在華中科技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學術界、實務界和教育界的專家、學者、高校研究生百餘人蔘加了會議，圍繞“社會轉型中的新聞評論”展開熱烈的討論。

一、認識轉型期的資訊化中國

社會轉型期是這次高層論壇話題的基礎，同時也是每個新聞評論實踐者和學術研究者應該深刻了解和認識的大背景。正如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歐陽康教授在致辭中說的那樣，社會的發展到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還是一個制度設定過程，還是一個自我意識問題，值得我們探究。過去哲學講的較多的是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一個客觀的有規律的過程，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反思看，它其實是一個不斷自我謀劃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自我創造，同時又是一個對整個過程進行自我意識的過程。中國30年的快速發展，快到了世界不能認識中國，甚至中國也不能認識中國，中國今天尤其需要的是自我意識。歐陽康教授認為，新聞尤其是新聞評論是認識自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我們從“新聞洞”現象這樣一個延伸和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社會不斷演變發展給人類留下的記憶，同時從中也可以看到未來發展的軌跡與方向。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院長張昆教授認為，新世紀的中國社會和上個世紀以及更早的傳統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同就是資訊資源的配置和消費的差異。隨著資訊傳播事業的發展，如今資訊資源的配置日趨均勻化。今天，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所缺乏的不是資訊，相反，正是資訊的爆炸使得我們無所適從。我們最缺乏的恰恰是對於歷史事件的正確解讀，我們最需要的是科學精神和理性聲音的湧現。

全國新聞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觀點時代，社會和公眾對媒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我們提供更多的意見資訊、觀點資訊。這一現實變化也使得新聞評論教育面臨很大的機遇和挑戰，即如何把專業教育轉變為社會教育，讓更多的民眾，特別是網民掌握新聞評論寫作、新聞傳播的一些基本知識的技能，提高全民族的媒介素養。

對於新聞評論工作者來說，看清轉型期中國輿論環境的變化至關重要。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曾建雄教授認為，如今中國輿論環境的變化表現在：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的多元化、常態化，輿論環境的寬鬆與意見領袖的形成，這為新世紀新聞評論功能的多元化拓展提供了空間。

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盧新寧認為，30年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使得人們的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到新聞領域，無論是領導層還是民眾，對評論的認識都越發一致。新聞評論不僅是現代社會公民表達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黨報有義務和責任使人民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認識中國。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主任、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教授趙振宇闡述了新時期、新形勢下新聞工作者角色的變化，他認為，政治的民主化不斷提高人們的參與意識，要求有更多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經濟的全球化使人們的交往更加廣泛和頻繁，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讓世界認識中國，是一個新課題；網路的互動性使網民掌握了傳遞資訊的主動權，網民可以和新聞工作者共享新聞事件第一手資料和背景資料，意味著採製權出讓和權削弱。

二、解讀新媒體時代的新聞評論

從網際網路到手機，從論壇、部落格到今天風生水起的微博，我們進入了一個新媒體隨時湧現並不斷更新的時代。資訊載體越來越智慧化、便捷化、個性化，媒介技術的改變最終不可避免地影響著資訊的傳播。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如何解讀新聞評論呢？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塗光晉教授從三個方面揭示了新媒體時代新聞評論的變化：第一，在全媒體平臺上整合意見與拓展體裁；第二，在多元化語境下設定議題與交鋒觀點；第三，在開放性空間內吸納主體與彰顯個性。同時她也指出，隨著資料碎片的不斷積累，未來媒介使用者的自身素養顯得尤為重要，他們不僅要在資訊選擇的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分析能力，更要在意見和傳播的過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思維。

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王傳寶副教授從生態學的角度解讀了新媒體時代的新聞評論，他認為新媒體的衝擊為新聞評論生態的變化提供了契機；傳統主流媒體的介入和發力為新聞評論生態的變革提供了支撐；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互動為新聞評論生態的繁榮提供了動力。當代中國的新聞評論生態特點為：新聞評論地位提高、公民表達更加自由、評論領域越發寬廣、觀點碰撞日趨激烈、評論形態日趨豐富等。

重慶工商大學長江傳媒學院殷俊教授認為，新媒體時代，新媒體的言論正在對傳統媒體的言論產生巨大影響。新媒體言論改變了傳統評論的話語方式，它更趨於感性化、多元化、立體化和碎片化，成為開啟民意表達的新方式。新媒體提高了傳統評論在深度上和廣度上的社會影響程度，在利益群體多元化、話語體系多元化、價值取向多元化的轉型期，人們的選擇性關注與認知在新傳播方式的幫助下被放大，以我為中心的認知圈正在形成。而微博這種新的言論方式所產生的核裂變式的傳播效應，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轉型期新聞評論功能與規範的再認識

歷史告訴我們，社會轉型期正是言論繁盛時期。作為社會系統中一個重要的子系統，新聞媒體尤其是新聞評論如何認識其功能，同時如何做出相應的規範化運作，是值得探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周建明教授指出，在社會轉型中，以習慣、道德、法律為表現形態的社會規範，仍然應該是言論的準則，對新聞評論產生重要的影響。新聞評論的一般性規範包括自由民主法治開放的精神，提倡自由民主的討論，為受眾提供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堅持國家利益原則；堅持公平正義平等的原則；堅持公共利益原則；堅持理性客觀的原則；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尊重基本人權。

規範是為了更好發揮其職能，中國傳媒大學李舒副教授認為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質的意義上的社會整體嬗變，轉型期的“分化”特徵使得新聞評論在發揮政治傳播功能時歷史地肩負著“整合”的使命。轉型期新聞評論的政治傳播功能主要通過表達利益訴求、設定政治議題、引導社會輿論、推動政治社會化和塑造國家形象等途徑實現。新聞媒介對政治系統的反控制、西方媒體對輿論環境的負影響以及新聞評論方法論上的不成熟，制約著新聞評論政治傳播功能的實現。

四、對話新聞評論理論與實踐

新世紀新聞評論高層論壇自創辦以來，就著力建立新聞評論業界與學術界的對話機制，打造理論與實踐溝通的橋樑。本次論壇上，《南方週末》高階編輯、著名評論員鄢烈山提出自己對新聞評論人的價值定位：新聞評論人要有追求——新聞理想；新聞評論人要有信心——以不變應萬變。獨立人格，堅持批判，保持激情應成為新聞評論人的靈魂所在。不自我設限、不在任何壓力下隨意更改立場、不沽名釣譽、不謀一己私利是評論人恪守靈魂的要義所在。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央電視臺特約評論員周慶安認為，新聞評論理性表達的前提在於我們（新聞評論者）必須認識到新聞評論不是萬能的，“萬能的”新聞評論理念會讓評論者自身產生無力感。新聞評論的理性表達包括三個方面：每個新聞評論者既要獨立於權力擁有者，又要獨立於“人民”，這是因為中國現階段的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表達群體。如果要強調輿論的多元化，我們就必須保證新聞評論者的獨立。其次，新聞評論者要避免自我約束。第三，理性表達在於觀點的精確性，新聞評論的觀點應出於對事實的精確把握，應出於對於事實本質的認識。他認為中國目前恰恰進入了一種輿論二元化的時代，一種是精英化的聲音、一種是草根的聲音；一種是網路的聲音、一種是舞臺上表演的聲音等，這種二元對立不利於多元化聲音的形成。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楊新敏教授對如今流行的電視新聞辯論節目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如今的電視新聞辯論節目正暴露出一系列問題：辯論的對立性使雙方更加“固執己見”；辯論的二元對立結構使多元價值被排斥；戲劇般的“衝突”把觀眾變成遊戲的看客；辯論言不由衷，培養的是巧言令色的投機心理。

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副主任張潔介紹了中央電視臺相關評論及深度調查欄目的運作情況和選題分佈，並從具體評論節目和案例出發談論新聞評論在我國社會民主化程序中所發揮的正功能。他同時指出，這種正功能的持續發揮並不完全依照新聞評論者的良好意願，這點尤其需要新聞評論者和學術界去反思。作為一名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新聞評論工作實踐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很多時候新聞評論者沒有透徹地分析出事件的本質和最終原因，而民眾對於新聞評論的期待正在於此。新聞評論要解決為何評，為誰評的問題，核心是要體現時代的價值觀。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胡沈明指出，培養新聞評論寬容意識應改變論證方式，從“價值依賴”轉向“路徑依賴”；拒絕語言暴力，鄙棄借力論證；進行媒介批評，保持媒體新聞評論頭腦清醒；認清權力屬性，剋制自我權力慾。

五、改進新聞評論教育和人才培養

社會評價 篇四

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區政府各部門：

按照市政府辦公室《轉發市發展改革委市統計局關於建立全市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制度的意見的通知》要求，自2011年開始，市裡每年進行一次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主要評價上一年度全市及六個縣市區、高新區的社會發展狀況，由市發展改革委、市統計局組織實施。評價內容包括人口發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四個領域綜合評價指標30個，評價導向指標10個。為配合做好綜合評價工作，現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充分認識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的重要性。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是各級政府制定、實施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的決策依據，對於更加全面、準確、及時地反映社會事業發展狀況、趨勢及問題，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各級各有關部門要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切實提高對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重要性的認識，認真做好全區社會發展綜合評價工作，按照各自職責分工，圓滿完成好綜合評價各項任務。

二、協調做好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區發展和改革局、統計局負責全區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區發展和改革局側重於評價工作的組織協調，對全區社會發展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區統計局側重於資料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上報，確保評價資料的準確、全面；同時做好50戶城鎮居民家庭情況的抽樣調查工作，科學制定調查方案，保證調查資料質量；區財政局負責落實調查經費。其他有關部門負責提供評價所需的有關資料資料，協助撰寫專題報告等。各有關部門要根據職責分工，認真完成各自承擔的任務，以高質量的基礎資料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相關領域的社會發展情況。

三、切實加強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的組織領導。社會發展評價工作涉及面廣、工作量大，各級各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切實加強組織領導，確保領導力量、工作人員、工作經費“三到位”。要明確分工，密切協作，紮實工作，確保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工作順利開展。

社會評論 篇五

2.新時期地方史志的"共性"與"個性"探析蔡天新，CaiTianxin

3.論道德譴責和法律規制對抄襲的約束鍾小安，劉漢波，ZhongXiaoan，LiuHanbo

4.地方社科院建立首席研究員制度芻議方向新，鄧子綱，FangXiangxin，DengZigang

5.基層社科聯在社科界的定位及在社科研究中的作用淺析劉志力，LiuZhili

6.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經費核算量化分析陳星，ChenXing

7.國外社會科學發展政策及管理研究黃長著，HuangChangzhu

8.資訊動態

9.荷蘭、英國科研管理組織的基本模式與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赴荷蘭、英國科研管理考察報告卜憲群，劉白駒，施雪華，李建，徐進，黃麗麗，BuXianqun，LiuBaiju，ShiXuehua，LiJian，XuJin，HuangLili

10.美國大學代管的國家實驗室：委託、控制能力與治理機制選擇文少保，楊連生，WenShaobao，YangLiansheng

11.日本科研體制中的文獻資訊服務保障體系與建設何培忠，HePeizhong

12.國外學者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模式"述評李荷英，秦益成，LiHeying，QinYicheng

13.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陳雲黨建思想研究述評任晶晶，RenJingjing

14.生命的重音——讀林燕平新著《山村的守望》蘇文寶，SuWenbao

1.論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的構成熊進，XiongJin

2.略論人文學科管理中的評價機制趙文洪，ZhaoWenhong

3.關於哲學社會科學評價的若干思考鄭文濤，ZhengWentao

4.社科研究和評價不應輕視否定性成果盧敦基，LuDunji

5.關於以著名學者命名獎項對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推動作用的思考——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錢偉，QianWei

6.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狀況實證分析——以2009年教育部獎為例王周誼，WangZhouyi

7.試析我國學術不端行為的特點及治理郭建巨集，GuoJianhong

8.管理科學期刊影響因子評價比較研究——基於國內五種期刊引證資料庫的引證資料嶽洪江，YueHongjiang

9.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專案看中國政治學科發展狀況——基於1993-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政治學類立項專案的分析李振，LiZhen

10.我國教育經濟學科發展動態分析陳柳欽，ChenLiuqin

11.塑造地方社科院形象的要素分析及有效途徑朱有志，廖卓嫻，ZhuYouzhi，LiaoZhuoxian

12.中國智庫發展轉型背景下的成果評價體系研究——以廣東省社科院為例徐少同，XUShaotong

13.政府資金來源在農村社會保障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及立法建議劉峰，LiuFeng

14.風險社會中的公共決策困境——以風險認知為視角陳海嵩，ChenHaisong

15.發達國家研究型大學的經驗對我國的啟示項光勤，王耀農，XiangGuangqin，WangYaonong

16.俄羅斯科技資源管理的經驗與啟示徐海燕，XuHaiyan

1.發揚成績，總結經驗，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做出新貢獻李慎明，LiShenming

2.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6O年程恩富，胡樂明，Chenenfu，HuLeming

3.比較管理學的研究方法、理論模式及對我國的現實意義黃群慧，HuangQunhui

4.努力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探索人文社會科學重大專案管理規律耿琴，秦化真，GengQin，QinHuazhen

5.我國高校學術評價制度的缺陷與改進思路庾光蓉，徐燕剛，YuGuangrong，XuYangang

6.基於學習型組織理論的高校學術創新團隊建設機制探討餘敏，黎志輝，YuMin，LiZhihui

7.國外h指數研究概述張靜，Zhangjing

8.我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分佈分析解讀王惠翔，WangHuixiang

9.標杆管理：地方社會科學院科研管理創新探析楊暢，賀培育，YangChang，HePeiyu

10.地方社科院成果評價體系及科研管理創新與思考嚴明清，YanMingqing

11.區域性應用對策研究的方法論林崇建，LinChongjian

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的形成和意義柯健，KeJian

13.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新進展楊先明，陶小龍，YangXianming，TaoXiaolong

14.推動科研管理制度創新促進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第三屆"社會科學研究管理論壇"在雲南召開何馨，HeXin

15.創新社科科研管理建設合格智庫——全國地方社會科學院院長論壇綜述高平，馬永真，GaoPing，MaYongzhen

16.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鮮活典範——解讀《"彎道超車"——湖南跨越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周少華，ZhouShaohua

1.繼承優秀傳統創造新的輝煌——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60年的成就與啟示陳奎元，ChenKuiyuan

2.中國理論經濟學60年的重大進展張卓元，ZhangZhuoyuan

3.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是中國科學體系健康發展的必然安文華，AnWenhua

4.科研管理創新的外部制約因素與對策分析李保平，蔡偉，LiBaoping，Caiwei

5.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研究崔旭，邵力軍，CuiXu，ShaoLijun

6.核心期刊評測方法創新——基於"相親"模式思路構建評測模型劉梅康，LiuMeikang

7.社科高階職稱人員"職業高原"現象實證研究——以浙江、湖南、新疆等省市區社科院為例馬貴舫，張其貴，MaGuifang，ZhangQigui

8.關於黨建學科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賴巨集，LaiHong

9.設立經濟法與社會法學一級學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於法定條件的論證楊松，閆海，YangSong，YanHai

10.地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探討——以雲南為例鄭曉雲，ZhengXiaoyun

11.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探索與改革的歷史考察蔡天新，CaiTianxin

12.中國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制度變遷董研，DongYan

13.近年國內網路著作權侵權研究綜述歐陽愛輝，譚澤林，OuyangAi-hui，TanZelin

1.十六大以來同志關於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論述與理論創新王素琴，WangSuqin

2.論社會科學思維方式的作用——兼與自然科學思維的比較饒世權，RaoShiquan

3.高等學校交叉學科建設：現實困境與對策選擇鄭文濤，ZhengWentao

4.口頭傳統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設與科學管理——以廣西田陽壯族布洛陀文化與口頭敘事田野研究基地為例李斯穎，LiSiying

5.國家社科基金宗教學學科資助專案資料統計與特點分析王玉琴，WangYuqin

6.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主體研究任全娥，RenQuane

7.強化隊伍：致力學術傳承——以社科院人才隊伍建設為視角謝晶瑩，XieJingying

8.從漢字改革史看"簡繁之爭"王寧，WangNing

9.歷史在時代的行進中書寫——金融危機背景下對《資本論》的現實思考徐海燕，XuHaiyan

10.法經濟學視野中的反貧困研究田開友，阮麗娟，TianKaiyou，RuanLijuan

11.城市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風險及其規避於長永，樂章，YuChangyong，YueZhang

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思想關係研究述評秦益成，QinYicheng

13.俄羅斯農村土地制度研究綜述王志遠，WangZhiyuan

14.西方管理學界對企業政治行為的研究綜述李嵐，LiLan

15.羅常培先生在漢語音韻學上的貢獻唐作藩，楊耐思，TangZuofan，YangNaisi1.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子椰，ZiYe

2.工業改革開放30年實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貢獻金碚，JinBei

3.改革開放以來的日本研究孫新，SunXin

4.論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有效發揮的途徑熊進，XiongJin

5.博學·敬業·善思——社會科學學術創新主體三大修為芻議何純，HeChun

6.社會科學領域科研成果轉化的若干思考——以科研生產力建設為視角蔣熙輝，JiangXihui

7.學術期刊分級問題研究尹玉吉，YinYuji

8.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制度的相關問題研究韋莉莉，WeiLili

9.我國城市經濟學科發展動態分析陳柳欽，ChenLiuqin

10.試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老年教育的發展歷程董之鷹，DongZhiying

11.探求全社會的價值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述評秦廷國，QinTingguo

12.我國民族政治發展理論研究綜述周玉琴，宋鑫華，ZhouYuqin，SongXinhua

13.近年學界有關學術創新理論探討述評薛亞玲，XueYaling

14.從管理主義到主義的公共行政學——對我國公共行政學教材的檢視與設想鄭崇明，ZhengChongming

1.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中國當代史上的偉大轉折朱佳木，ZhuJiamu

2.改革開放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程恩富，ChenEngfu

3.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常欣，ChangXin

4.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法治建設李林，LiLin

5.時代·傳統·中國哲學——時代課題與中國哲學史研究三十年來的演進邏輯張志強，ZhangZhiqiang

6.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卜憲群，BuXianqun

7.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應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高古，GaoGu

8.加強學術創新與學術規範教育趙振宇，ZhaoZhenyu

9.研究生學術道德建設的現狀及其改善途徑高雪芳，GaoXuefang

10.21世紀以來我國工業經濟學研究前沿問題綜述周維富，ZhouWeifu

社會評價 篇六

一、統一思想，高度重視。

縣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宣傳工作會議召開後，我局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了縣科技局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宣傳工作領導小組，由許自才局長任組長，分管領導為副組長，等同志為成員。領導小組具體負責會議宣傳到位和監督落實到位。

二、組織學習，提高認識。

召開了集中學習會，組織全體幹部職工原原本本學習了省委書記《在全省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工作動員部署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和省委《關於開展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工作的意見》等有關檔案，以及《積極參與社會評價攜手共建廉潔——至全縣人民的一封信》和《黨風廉政建設社會評價宣傳手冊》，要求大家切實吃透檔案精神，把握社會評價主要內容、熟悉社會評價要求。

社會評論 篇七

【關鍵詞】翻譯批評；監督功能；社會功能

一、引言

何為翻譯批評？各個流派的學者雖對翻譯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義，但對“什麼是翻譯批評”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沒有形成定論。在《中國翻譯詞典》中，給翻譯批評下了的一個比較全面的定義：從廣義上講，翻譯批評即參照一定的標準，對翻譯過程及其譯作質量與價值進行全面的評價，評價的標準因社會歷史背景而異，評價的目的旨在促使譯作最大限度的忠實於原作，並具有良好的社會價值。

一些翻譯理論家也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國內比較系統的翻譯批評的定義還有楊曉榮在他的著作《翻譯批評導論》。根據楊曉榮的觀點，翻譯批評比較完整的定義為：依照一定的翻譯標準，採用某種論證方法，對一部譯作進行分析、評論、評價，或通過比較一部作品的不同譯本對翻譯中的某種現象做出評論。（楊曉榮，2006）

二、翻譯批評的重要性

作為人類最古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之一，翻譯是任何社會都必不可少的，而翻譯事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翻譯批評。季羨林曾指出：“翻譯事業要發展，要健康的發展，真正起到促進中華文明發展的作用，就不能沒有翻譯批評”。

翻譯批評不是翻譯的附屬品，也不能被簡單視為應用翻譯學的一個分支，而應該被理解為如紐馬克（Peter Newmark）所言的“將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連線在一起的一個重要環節”。翻譯批評的實踐過程又必須以各種理論為基礎，翻譯批評是翻譯理論的重要分支，也是翻譯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批評幾乎可以說是整個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一把尺，對於翻譯事業的建設和發展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翻譯批評的監督功能

翻譯批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翻譯質量、促進翻譯事業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健康發展。在此基礎上，翻譯批評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監督功能，由此派生的是對讀者的引導功能和對譯者的指導功能。

3.1 對讀者的引導功能

譯作的價值只有在讀者的閱讀、鑑賞、闡釋、批評等一系列過程中才能得以實現。因此，翻譯批評必須充分重視作為翻譯最終服務物件的讀者的重要地位，切實關注讀者群體。

翻譯活動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種語言的轉換，而是通過理解使原文的意義得以再生，從而使作品在新的歷史空間得到交流、展現、完善與延續。在這些方面，翻譯批評者為讀者提供一種或幾種理解原文意義和譯文意義的可能性，並鼓勵和引導讀者積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進而促使更多的人喜愛翻譯作品、關注翻譯事業。

其次，多種譯本的存在為翻譯批評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也使其肩負的責任更加重大，引導讀者閱讀與鑑賞真正高質量、有價值的翻譯作品，並通過開啟復譯的空間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審美需求，這是翻譯批評引導功能的重要體現。

3.2 對譯者的指導功能

魯迅在1934年的《再論重譯》一文中指出，翻譯批評的責任在於“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培植”和“刪除”是批評的方法，根本目的在於“免於蕪雜”，即保證翻譯質量，避免翻譯界良莠不齊的狀況繼續下去。關於翻譯批評的監督功能對譯者的指導，桂乾元提出了翻譯批評的六大功能：

（1）幫助――“幫助譯者提高翻譯水平，甚至可以幫助譯者具體提高某些基本功；幫助譯者提高翻譯理論修養；

（2）限制――限制粗製濫造、質量低劣的譯作氾濫，甚至出版問世；

（3）擴大――擴大優秀譯者的影響，促進翻譯事業的繁榮；

（4）鼓勵――鼓勵譯者不斷努力，譯出優秀的作品；

（5）監督――監督譯者工作，促進他們認真負責地工作；

（6）促進――促進翻譯事業健康、迅速的發展。

翻譯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現象，解釋不僅是文字技巧和知識的把握，而更是譯者對周圍世界的意義一種選擇。因而，鼓勵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進行能動的再創造，促使翻譯行為進一步走向成熟與自律。

四、翻譯批評的社會功能

翻譯批評的社會意義體現了翻譯研究無法脫離社會實踐、因而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這樣一種內在的性質，這是由翻譯活動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何謂功能？文軍在他的著作《科學翻譯批評導論》中引入了價值這一概念，通過說明價值與功能的關係來說明什麼是功能。“價值和功能是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的概念範疇。價值是功能的基礎，功能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兩者是統一的。批評價值實現的過程，也就是批評發揮功能併產生相應結果的過程。”科學翻譯批評的功能反映的則是它對社會和個人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實際效果，並說明了這種效果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正向的還是負向的、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文軍，2006：54）。

翻譯的本質是實現跨文化的交際（範東生，2000）。語言作為文化結構中的一個重要成分，承載了一個文化的資訊。交流時語言和語言之間並不直接相通，必須藉助翻譯。兩種語言的交際實際上就是兩種文化的交際，交際不僅僅是口頭上的，也要通過書面的，通過一些翻譯作品，讓讀者間接與另外一種文化進行交際，這就需要翻譯。所以翻譯批評在於使這些用來進行跨文化交際的作品更加的優秀，對於文化的傳播也起到了一個監督和促進的作用。翻譯批評的根本性任務就是檢視翻譯實踐的跨文化交際效果。這就是翻譯批評的社會功能。

五、總結

翻譯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一部譯作的產生可能涉及翻譯的目的、原則、標準、方法、譯者的因素、讀者的因素、社會歷史的因素等多個方面，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作為對翻譯活動進行理性思考的翻譯批評，必然要關照翻譯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和可變因素，對它們進行系統的、多元的、綜合的分析和考察。這就需要更多的人重視翻譯批評的各種功能和作用，豐富和發展翻譯批評理論，並且充分的利用這些功能，更好的為翻譯事業的各個方面服務，為譯者服務，為讀者服務，為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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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七一。當代英國翻譯理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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