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張愛玲散文（經典多篇）

夜營的喇叭 篇一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裏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裏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爲只有我一個人聽見。我說：“啊，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爲什麼，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連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麼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於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並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寫什麼 篇二

有個朋友問我：“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我想了一想，說：“不會。要麼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別處打聽到，原來阿媽不能算無產階級。幸而我並沒有改變作風的計劃，否則要大爲失望了。

文人討論今後的寫作路徑，在我看來是不能想象的自由——彷彿有充分的選擇的餘地似的。當然，文苑是廣大的，遊客買了票進去，在九曲橋上拍了照，再一窩蜂去參觀動物園，說走就走，的確可羨慕。但是我認爲文人該是園裏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裏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以，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

初學寫文章，我自以爲歷史小說也會寫，普洛文學，新感覺派，以至於較通俗的“家庭倫理”，社會武俠，言情豔情，海闊天空，要怎樣就怎樣。越到後來越覺得拘束。譬如說現在我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裏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於新聞記者的訪問。最初印象也許是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外國人觀光燕子窩，印象縱然深，我們也不能從這角度去描寫燕子窩顧客的心理吧？

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蒐集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爲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着，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他寫所能夠寫的，無所謂應當。

爲什麼常常要感到改變寫作方向的需要呢？因爲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複。以不同的手法處理同樣的題材既然辦不到，只能以同樣的手法適用於不同的題材上——然而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爲經驗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幾個人能夠像高爾基像石揮那樣到處流浪，哪一行都混過？其實這一切的顧慮都是多餘的吧？只要題材不太專門性，像戀愛結婚，生老病死，這一類頗爲普遍的現象，都可以從無數各各不同的觀點來寫，一輩子也寫不完。如果有一天說這樣的題材已經沒的可寫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沒的可寫了。即使找到了嶄新的題材，照樣的也能夠寫出濫調來。

有幾句話同讀者說 篇三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爲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爲很短，僅只是：“承聘爲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着向大衆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着。同時我也實在不願意耗費時間與精神去打筆墨官司，徒然攪亂心思，耽誤了正當的工作。但一直這樣沉默着，始終沒有闡明我的地位，給社會上一個錯誤的印象，我也覺得是對不起關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說集重印的時候寫了這樣一段作爲序。反正只要讀者知道了就是了。《傳奇》裏面新收進去的五篇，《留情》、《鴻鸞禧》、《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發表的時候有許多草率的地方，實在對讀者感到抱歉，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經過增刪。還有兩篇改也無從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會做詩的，去年冬天卻做了兩首，自己很喜歡，又怕人家看了說“不知所云”；原想解釋一下，寫到後來也成了一篇獨立的散文。現在我把這篇《中國的日夜》放在這裏當作跋，雖然它也並不能夠代表這裏許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爲一個傳奇未了的“餘韻”，似乎還適當。

封面是請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着個女人幽幽地在那裏弄骨牌，旁邊坐着奶媽，抱着孩子，彷彿是晚飯後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杆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 ，非常好奇地孜孜往裏窺視。如果這畫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氣氛。

草爐餅 篇四

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裏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於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後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後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乾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纔有，臭豆腐乾也要黃昏纔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爲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伕，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裏走着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裏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麼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幹燥的？《八千歲》裏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麼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裏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爲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後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着的籃子裏蓋着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隻。白布洗成了勻淨的深灰色，看着有點噁心。匆匆一瞥，我只顧忙着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彷彿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着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裏俏，女生背後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爲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麼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麼一隻籃子，怎麼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隻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裏全是住宅區，緊接着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佔，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爲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於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裏纔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麼一剎那，此後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於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託着一角大餅，我笑着撕下一小塊吃了，幹敷敷地吃不出什麼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有女同車 篇五

這是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所以不能算小說。

電車這一頭坐着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罷，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裏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於胖，腰間柬着三寸寬的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爲臉龐的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爲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囉’，我也說‘哈囉’。“她冷冷地擡了拍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往上託了一託。”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電車那一頭也有個女人說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戀人而是兒子，因爲這是個老闆娘模樣的中年太大，梳個烏油油的髻，戴着時行的獨粒頭噴漆紅耳環。聽她說話的許是她的內侄。她說一句，他點一點頭，表示領會，她也點一點頭，表示語氣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頭，伊弗撥我翻。難我講我銅韌弗撥伊用哉！

格日子拉電車浪，我教伊買票，伊哪哼話？……‘儂撥我十塊洋細，我就搭儂買！’壞弗？……“這裏的”伊“，彷彿是個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聽下去，原來是兒子。兒子終於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親：”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來，‘跪呀，跪呀！’伊定規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個末講：’定現要依跪。跪呀！跪呀！‘難後來伊強弗過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後來旁邊人講：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爲情，難末喊伊送杯茶，講一聲：’姆媽（要勿）動氣。‘一杯茶送得來，我倒’叭！‘笑出來哉！”

秋雨 篇六

雨，像銀灰色黏溼的蛛絲，織成一片輕柔的網，網住了整個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裏纏滿着蛛絲網的屋頂。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雲片，就像屋頂上剝落。在這古舊的屋頂的籠罩下，一切都是異常的沉悶。園子裏綠翳翳的石榴、桑樹、葡萄藤，都不過代表着過去盛夏的繁榮，現在已成了古羅築的遺蹟一樣，在蕭蕭的雨聲中瑟縮不寧，回憶着光榮的。過去。草色已經轉入憂鬱的蒼黃，地下找不出一點新鮮的花朵；宿舍牆外一帶種的嬌嫩的洋水仙，垂了頭，含着滿眼的淚珠，在那裏嘆息它們的薄命，才過了兩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這樣黴氣薰薰的雨天。只有牆角的桂花，枝頭已經綴着幾個黃金一樣寶貴的嫩蕊，小心地隱藏在綠油油橢圓形的葉瓣下，透露出一點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靜悄悄地下着，只有一點細細的淅瀝瀝的聲音。桔紅色的房屋，像披着鮮豔的袈裟的老僧，垂頭合目，受着雨底洗禮。那潮溼的紅磚，發出有刺激性的豬血的顏色和牆下綠油油的桂葉成爲強烈的對照。灰色的癩蛤蟆，在溼爛發黴的泥地裏跳躍着；在秋雨的沉悶的網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滿愉快的生氣的東西。它背上灰黃斑駁的花紋，跟沉悶的天空遙遙相應，造成和諧的色調。它噗通噗通地跳着，從草窠裏，跳到泥裏，濺出深綠的水花。

雨，像銀灰色黏濡的蛛絲，織成一片輕柔的網，網住了整個秋的世界。

愛 篇七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着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子被親眷柺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說胡蘿蔔 篇八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蔔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蔔跟胡蘿蔔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吧？”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蔔接觸，是小時候養叫油子，就餵它胡蘿蔔。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蔔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裏，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裏是向來沒有胡蘿蔔這樣東西的。——爲什麼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爲只消加上“說胡蘿蔔”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衝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誌裏也可以充充數。而且妙在短——才擡頭，已經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打人 篇九

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捱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乾淨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繫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牆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着他，皺着臉，眯着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裏睜不開眼睛的樣子，彷彿還帶着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臺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裏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於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衆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並不立即動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於張惶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sir是爲仔要我登牢子？

大約因爲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並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說裏，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