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指導思想對大學生黨員的意義(精選多篇)

第一篇：黨的指導思想對大學生黨員的意義

敬愛的黨組織：

黨的指導思想，是指中國共產黨全部活動的理論體系，是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的理論基礎。黨的指導思想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等。

一、大學生踐行青年馬克思主義的意義

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大學生，培養和造就一批具有堅定政治信仰、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敏銳性與鑑別力、專業知識面又比較寬廣深厚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就成爲時代賦予高校的一項艱鉅的戰略任務。

大學生已經成爲建設隊伍中的一支新的生力軍。無論從年齡優勢、還是從知識優勢來講，都無疑是未來社會的棟樑。

大學時期是青年學習和成長的黃金時期。大學生只有把自己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相統一，把個人的追求與建設祖國、服務社會相統一，把自己的世界觀與指導社會發展的正確思想相統一，纔有可能真正成爲歷史發展的棟樑。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工程，能有效地幫助大學生拓展世界眼光，廣泛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能，提高綜合素質，不斷增強爲祖國和人民服務的本領，真正成爲政治過硬、技術過硬、能力過硬的新一代建設人才。

高校黨團和學生組織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思想政治成長的搖籃，要全面深入地推動黨、團和學生組織在理工科高校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培養和思想政治的教育。而我們入黨積極分子更應在學校的推動下，認真學好理論知識。

大學生踐行青年馬克思主義是一項長期、艱鉅、複雜的系統工程，但深信通過“實踐”這個法寶，大學生中的優秀分子將被逐步培養成懂得中國國情、具有堅定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理想的、比較成熟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

二、毛澤東思想對當代大學生的啓迪

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一面旗幟,他所領導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引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深刻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留下了宏富的精神遺產。毛澤東思想對大學生的啓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1、當代大學生要樹立遠大的志向,並把個人的志向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聯一個人爲什麼具有價值,什麼是人生價值,人生價值的依據是什麼?這是我們探討人生價值問題必須回答的。人生價值是人的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個人一生的全部實踐對自我、他人和社會所產生的意義。

2、當代大學生應該正確看待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係,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導向,始終做到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中國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出發,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作爲人生價值的基本原則,作爲人生價值的出發點和歸宿。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一個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誌。他明確提出要關心羣衆的生活,

保障人民的權利;共產黨員應該發揮選擇模範作用和無私奉獻的精神。

3、當代大學生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自覺投身社會實踐,做到知與 行相統一。雖然大學生身在校園,但心繫天下,應該積極創造社會實踐的條件。例如,暑期“三下鄉”活動,青年志願者活動等社會實踐,正是大學生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學得更多知識,提升全面素質的好時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健康成長,順利成才。

4、要在大學生中大力弘揚愛國主義傳統,科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優秀文化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不斷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

三、當代大學生學習鄧小平理論的意義

黨的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面對當前發展的歷史機遇，加快當代大學生德育教育的步伐，用鄧小平理論教育青年學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必然要求，是培養面向本世紀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證。用鄧小平理論教育青年學生是時代的要求。

1、從當代青年的歷史責任來看

新的形勢和任務，迫切需要大學生學好鄧小平理論，自覺用其武裝頭腦，不然就難以統一思想，團結人民，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就難以解決我們面臨複雜矛盾和問題，保持我們的事業穩定持續地發展。

2、鄧小平的德育理論爲當代大學生德育提供了客觀依據。

3、有利於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當代大學生要成爲社會主義事業的棟樑，必須有共同的奮鬥目標，要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價值觀。以爲人民服務爲核心，以集體主義爲原則，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艱苦創業的精神。

4、有利於大學生的實踐活動。理論與實踐是辯證統一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鄧小平理論是科學的理論體系，源於實踐，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和遠大的生命力，便於人們實踐。

5、有利於大學生的不斷髮展。鄧小平理論是在總結我國曆史和現狀的基礎上，分析研究國際風雲變幻而形成，它並不是一陳不變的理論體系，而是不斷注入血液、不斷髮展變化的，因此，它便於人們順應時代變化。

總之，當代大學生要堅持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加強思想修養的統一，堅持學習書本知識和投身社會實踐的統一，堅持實現自身價值與服務祖國人民的統一，堅持樹立遠大理想與進行艱苦奮鬥的統一，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自己，成爲新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棟樑。

四、“三個代表”對大學生的時代要求

1、大學生與先進生產力

大學生在未來20年正當壯年，是全面小康社會的主要建設者和主要受益者。迎接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就要從現在起，做好充分的準備，

爭分奪秒，掌握本專業本領域最前沿的技術，才能真正體現"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要求。

2、大學與先進文化

大學生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但是大學不是淨土，大學生也或多或少地受着一些迷信、愚味等腐朽思想的影響。我們也知道年青人對於傳統陋習有着天生的反叛意識，而接受新事物較快，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破除陳規陋習，勇於開拓創新，必將形成全新的社會風氣，從而體現"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要求。

3、大學生與“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大學生要認真領會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內涵，通過參加多種社會實踐活動，樹立爲崇高理想奮鬥和爲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信念。

我們祖國在"三個代表"精神指引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來20年，大學生將擔負爲全面小康和民族復興奮鬥的崇高歷史使命。有"三個代表"理論的武裝，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將會無愧於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五、科學發展觀對大學生成長的意義

科學發展觀之於當代大學生的意義有兩點：其一是科學發展觀是作爲我黨在現代化建設關鍵時期總結過去三十多年得失提出來的，是建設小康社會的迫切要求，事關國家興衰，作爲民族和社會的中堅——當代大學生理應掌握這一理念，把自身的和諧健康發展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結合起來;其二是科學發展觀中蘊含的世界觀、方法論同樣是指導我們學習成長的有力武器，可以使我們全面地審視自己，彌補缺陷，克服弱點，發揚優點，把自己塑造成爲“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過硬的社會競爭力以及國際競爭力、個性與人格得到健全發展的高素質創新人才”。

彙報人：haoword

2014.05.09

第二篇：孔子倫理思想對當代社會的指導意義

孔子倫理思想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

【摘要】當代中國正處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都發生巨大的轉變。如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爲社會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指導，是當今文化發展的一個重大課題。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思想對於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重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倫理道德體系，對於培養良好的道德風尚和社會風氣，都有着重要的借鑑意義。

【關鍵詞】倫理思想，中國，指導

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孔子被封建統治者封爲“至聖先師”，剔除孔子倫理思想中關於維護君權、重男輕女等等不合理成分，孔子倫理思想中的合理內核值得我們批判地繼承。孔子倫理思想中蘊含着一些超時代、超民族、超階級的積極合理因素：人道性、民主性、合理性、務實性、科學性。這些因素，既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又有利於廣大人民安居樂業，符合人類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它不僅爲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也爲廣大的勞動人民所認同。它的一些積極合理的倫理思想，至今仍然在社會生活中顯示着頑強的生命力。

孔子宣傳爲政以德，正人先正己，愛民惠民的民主思想，關於社會家庭倫理等雙向履行義務的思想；關於做仁人君子行仁施愛要克己自律，“愛人”要由遠及近，以及人際關係的相處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地爲他人着想，推己及人的思想，關於爲人處事要重視精神生活，

重義輕利而又不排斥個人正當利益的思想等等反映了人類道德意識，道德關係與道德活動的普遍規律，合乎情與理。一直以來只講社會成員個人對於社會集體絕對服從甚至無條件犧牲的義務，而不講社會集體在羣己關係找那個也有對個人利益關心尊重的道德義務都是違反人類道德關係的。要增強思想道德教育的信度，就必須重視孔子倫理中合乎情與理的科學因素。

2014年，江澤民總書記提出要“以德治國”，德志和法治，將道德建設尤其是領導幹部的道德建設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當然，這裏強調的是社會主義道德治國。社會主義道德是無產階級道德與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的有機結合的產物，是根植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道德的土壤上。現代國家固然需要強調依法治國，但同時也需要強調以德治國。孔子尊尚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要求“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治政的目的就是爲了立國，而立國的前提就是“民無信不立”，這要求統治者在治政的過程中，要重視民衆的作用，把取得百姓的信任擺在第一位。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重視自身的建設，孔子主張政就是正，君主只有端正自己，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百姓纔會服從政令，淡泊名利，積極進取，奉公守法，不要去追求不合道義的富貴，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培養良好的品格。當今中國以德治國的首要任務就是從嚴治黨和從嚴治政，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質，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官德體系，進而充分利用官德對公衆道德所具有的導向和示範功能。

孔子的倫理思想爲發展現代經濟，創建一個有利的安定和諧的國

內、外環境。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更呈現複雜的狀態。對各種矛盾不應用“同”，強求矛盾同一而亂鬥一氣，而應用“中庸”的“中和”、“適度”方法加以處理，協調各種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質量互變的“度”的範圍內，不使它發展到破壞統一體，影響社會安定的程度。

社會不斷髮展，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人際交往更加頻繁，人際關係也日趨重要。孔子主張人際關係的相處要克己自律，排除自愛不愛人，損人利己的思想慾望與動機，努力使思想行爲合於一定的道德規範準則，自覺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行”，人際關係履行道德義務的雙向性，強調個人道德自覺，克己自律，從我做起以維護人際關係，維護社會道德秩序，主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的這些關於處理人際關係和經濟道德的思想對於當今處於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國人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在家庭關係中，孔子主張處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作爲子女長輩，不要忤逆虐待父母老人長輩，而要儘子女晚輩贍養孝敬關心的道德義務；作爲父母長輩，不應對子女殘暴不仁，而應儘自己慈愛教養子女成人的道德責任。《禮記祭義》雲：“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關於家庭倫理的學說，對於我們構建和諧社會仍有很重要的借鑑意義，因爲只有家庭穩定了，整個社會纔會穩定。

孔子以人爲本、以人爲貴的思想，體現在惠民、養民、教民等多方面。現代社會的商業管理理論無論如何發展，都離不開以人爲本，

管理更趨人性化和科學化。孔子主張做人要講信用，這些年來，由於信用的缺失，禮義之邦的中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面對這樣一個無序的經濟環境，把孔子的誠信思想引入商業活動的全過程，這對於恢復中國商業環境在國際上的形象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

孔子的倫理思想可以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創新。“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全面發展意味着社會關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妥善處理。這就需要學會用“中庸”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和矛盾。要求做到“適度”、“和”、“時中”。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善於變通，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與時俱進。

當然，對倫理思想應加以辯證的分析，納新的闡釋。它雖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面對新的問題時，需辯證的看，並引以爲鑑。

對其積極的一面應加以繼承與弘揚，並在新的形勢下，對它進行新的設釋、注入符合時代潮流的新內容。大凡一種學說或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於有後繼者根據時代需要對它作出新解釋，同時增加一些新的內容。儒家思想自孔子創立始至今，已有兩千多年，其間很多人都根據時代要求對它進行了新的闡釋、改造，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經久不衰的深刻原因。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我們更要對倫理思想進行重新闡釋、重新發掘、重新利用，以便更好地促進社會的和諧和個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147.

[2]高治東《獨立英語學院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與實現》延安大學學報，2014年第一期

[3]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杜維明.對話與創新[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76.

第三篇：論鄧小平法治思想對法院審判工作的指導意義

</Script>倪 學 偉

一、導言：中國法治史與鄧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而存在的一種治國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權力分立與制衡等爲特徵，其最高價值目標是在民主的基礎上確保人的尊嚴與自由。法治以市場經濟爲基礎，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國家，是迄今爲止人類史上最好的治國模式。

歷史上的中國並沒有法治的傳統。曾經佔統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點現代意義的法治精神，亦即從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難挖掘出“中國特色”的法治遺存。翻開史書，我們所見到的儒家治國之道“德主刑輔”、“刑不上大夫”、“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會倫理綱常，其強調的是專權與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種以人身依附爲特徵的等級特權社會。即便是法家的“以法爲本”、“刑無等級，法不阿貴”、“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主張，也是建立在君主專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礎上的，君王享有無尚的權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實質上與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謝謝你訪問好範文)濱，莫非王臣”這種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脈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法治社會的精華與內核不可能孕育於專權社會的腐朽之中。

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迫於救亡圖存的壓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礎上，廣泛抄襲西方國家主要是德、日兩國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較爲完善的“六法全書”，但國民黨的反動階級本質決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鄧小平以一代偉人的睿智，對中國法治建設歷史洞中觀火，一針見血地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1]我們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建設法治國家的，這決定了中國法治之路的艱鉅性、複雜性和漫長性。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時間，基於領導者的失誤，先後出現了反右擴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選舉的國家主席竟因一張大字報而被剝奪人身自由，最終含恨而死。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提出，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羣衆一批判，會上一斗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2]。法律虛無主義和法律無用的觀點登峯造極。所以，這一段時期，中國基本上是沒有法治可言的。

鄧小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偉大的奠基者、英明的開啓者和艱辛的推動者。中國法治建設真正開始於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而鄧小平在這次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第一次有效地吹響了法治建設的號角，中國從此終於走上了循序漸進且又是堅定不移的法治建設之路。鄧小平對如何建設法治國家作了如下權威而經典的闡述：“爲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3]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鬥目標。這是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貫徹鄧小平法治思想的邏輯結果。

法治是人治的對立面，法院作爲和平時期保障正義、公平和市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作爲和平年代“最後一個講理的地方”，法院審判工作的好壞在建設法治國家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鄧小平理論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邏輯縝密、結構嚴謹、高屋建瓴、氣勢磅礴而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鄧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鄧小平法治思想指導法院審判工作，並以此開創法院審判工作新局面，這不僅是21世紀中國法院審判工作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貫徹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審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礎

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是正義的看護人和法律的執行者。我國乃承繼了羅馬法傳統的成文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國不具有法律淵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爲審判案件的依據，法官必須以國家頒佈的成文法作爲審判案件、判斷是非的標準，不允許“法官立法”、“法官造法”。這決定了法院審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礎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以使法院審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制定和頒佈了憲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並有了比較周詳的立法規劃。但由於指導思想的錯誤轉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即逐步陷入了“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廢止，律師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國務院法制局被撤銷，公、檢、法三機關合署辦公並進而砸爛公、檢、法，停辦政法院校。其結果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法律體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設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訴訟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闕如，就連國家的根本大法幾經修改後，也僅是徒具“憲法”之名的“繼續革命”綱領而已。

在百廢待舉、工作千頭萬緒之時，鄧小平指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

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係，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4]，從而爲法治建設的基礎工作——立法工作指明瞭方向，規定了任務。在如何立法的具體問題上，鄧小平雖不是一個法學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銳，根據當時法律一片空白和社會急需法律的現實，從哲學的高度，探討了儘快建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現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夠，因此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法規地方可以先試搞，然後通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修改補充法律，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不要等待‘成套設備’。總之，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們正是按照鄧公的這一立法思路，開始了改革開放後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則、刑訴法、民訴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資企業法、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頒佈實施，儘管這些法律一般都比較原則，缺乏較強的可操作性，並帶有較多的計劃色彩，但以歷史的眼光看，它們仍然滿足了那一時期法院審判工作的需要，極大地推動了法院審判工作的開展。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開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又一歷史新時期。如何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這一緊迫問題，現實地擺在了中國立法者面前。這一時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專家學者的意見，更多地援用了國際通行做法，並借鑑了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表現出了立法方面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姿態。立法機關開足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國典型的市場經濟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證券法、票據法、銀行法、公司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以及新修訂的刑法、刑訴法、民訴法等等。迄今爲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已顯雛形。在建立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法院審判工作日益成爲全社會所關注的中心和焦點之一，較爲完善的法律體系爲法院審判工作有序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可以說，現在已經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似乎是中國封建社會開明君主所不能逃脫的一個悲劇，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劇。根據鄧小平的法治建設思想，重視立法工作，將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上升爲體現國家意志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法律，並有效地延續下去，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鄧小平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沒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中國才能永遠欣欣向榮。

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新時期法院審判工作的當然要求和本質規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礎，法律還必須在社會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貫徹執行，纔可堪稱爲法治和法治國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武裝力量、公職人員和公民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以憲法和法律作爲自己行動和活動的指南與準則，依法辦事。鄧小平指出：“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干擾法律的實施。”[7]有了較爲完備的法律後，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執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來，卻束之高閣，成爲擺設品和展覽品，純屬爲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麼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也只是廢紙一堆罷了。對於法院審判工作來說，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審理和判決，都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爲依據，都應該而且必須在法律規定範圍內行使審判權，不能以情況特殊爲由拒絕適用法律。同時，有法必依還意味着法院審判案件必須準確適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實的基礎上，適用恰當的法律和法律條文，杜絕適用法律帶有較大隨意性的危險傾向。那種案件事實與判決所依據的法律及其條文之間貌合神離、似是而非甚至於張冠李戴，使當事人對法院判決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辦事，但其實質卻是對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種恣意妄爲，是對神聖法律的可恥褻瀆，與有法必依背道而馳。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和法治啓蒙與法治建設的初步實踐，在目前法院審判工作中，敢於公然不依法審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實的，卻並沒有完全絕跡。這既有審判人員法律素養不足的原因，也有貪贓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膽大妄爲因素。即使是審判人員法律修養不足而導致的適用法律不準確，也是與法治原則悖逆的，在當前司法公正的呼聲中這樣的審判人員當然沒有存在餘地，而故意枉法之審判人員被繩之以法則應是法治原則的題中之義。

執法必嚴是指嚴格依法辦事，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與權威，不允許背離法律執法、司法。對於法院審判工作，執法必嚴意味着審判人員一定要忠實於憲法和法律，忠實於國家和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做到執法必嚴，就要求審判人員應有以下基本的素質：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爲重，堅持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原則；公正執法和裁判，剛直不阿，堅決反對和杜絕各種司法腐敗現象；熟練掌握並運用實體法和程序法，掌握與審判工作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其他知識，不斷提高司法水平；求實務實，嚴謹細緻，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對和防止形式主義。鄧小平對如何做到執法必嚴有許多重要指示，如“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手軟不得。”[8]“對於一些嚴重的破壞活動，不僅要打擊一次，而且要打擊多次。全黨同志和全體幹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9]。執法必嚴，關鍵在於嚴格依法辦事，嚴格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執法、司法，不因執法對象的身份、地位、級別等不同

第四篇：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對現代管理有什麼借鑑和指導意義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對現代管理

借鑑和指導意義

管理是隨着人類歷史產生而產生、隨着人類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自從有了人類歷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會的動物，在從事集體的生產和社會活動時，由於需要組織和協調行動，管理也因此而產生。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中華民族長期生存繁衍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傳統民族文化。

現代意義上的管理理論溯源於西方，它是伴隨着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而發展起來的。這就給人們一種模糊的認識：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現代化管理的唯一母體。其實，作爲在人類共同勞動中產生的管理思想是與各個國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關聯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積澱了浩如煙海的治國、治生（經濟）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獨特韻味的管理文化。

縱觀歷史，中國古代已經擁有了有效的政府與組織的管理，追溯起來從夏朝開始至今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古代政府組織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經過時間與歷史的考驗，沉澱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供現代人學習與借鑑。古人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論和思想。衆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或經濟行爲，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產物。作爲維護封建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已消亡，但那些已溶於民族血液中的倫理道德、思維方式、心理形態有些仍然將長期存在，傳統的管理思想至今還深深影響着當代企業的管理意識和行爲。現代企業是一個目標性很強的羣體組織，羣體的效率從根本上取決於羣體的核心價值觀是否和諧統一，而文化是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制度是解決可以量化可以看到的事物的，文化則影響內心世界影響人的所有行爲，中國的企業也在搞企業文化建設，因爲從沒有制度到有制度管理的根本問題仍大量存在，但是我們的企業文化建設收效甚微，除了一些企業宣導的文化本身就不堪推敲以外，我們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們重視和關注的。 一、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對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上來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氣候溫暖溼潤、江河縱橫勾聯、土地廣袤富饒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繁衍、從事單一的種植型農業生產活動。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等適宜的氣候條件、長江黃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遼闊疆域上肥沃的江河沖積平原，都非常有利於人們的農耕生產。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中國古代的先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來就過着“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於樂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諧、安穩、平和、緩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風度，人格上講究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從衆心理和特別容易融入羣體之中的特點。這種小農經濟的長期影響，具體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管理上羣體的小富即滿、小成即安的小農意識，固守封閉不思冒險、甘於守成乏於開拓，易於滿足鮮有進取，就是這種思想的鮮明寫照。

其次，從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着以血緣關係爲紐帶的宗法制度，強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長制”式的集權專制，將社會全體成員通過共同的風俗習慣、心理狀態、行爲規範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導致了中國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輕“法制”、重裙帶關係輕法律約束的傳統形成，整個社會就如同一張巨大的關係網，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納入其中，成爲其中的某一節、某一環，誰也掙脫不開，逃脫不了，由於宗法制度的影響，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帶有鮮明的專制性、等級性，同時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緣親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

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文化，因而對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最持久、最具有決定意義。儒家和道家作爲兩種具有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體系，在整個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進中，互相刺激、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同時也衍生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在個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在認知和個人修爲上主張“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在個人和家國的協調發展上強調個人奮鬥和家國利益的趨同一致，追求的終極結果是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和諧統一，崇尚內聖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傾向於清心寡慾和寧靜自守，採取的是一種“消極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張凡事與世無爭，順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於寂寞退隱，在“無爲”中追求“無不爲”。在長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國人無論在得意或失意時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點。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入世追求，也有輒遇困難挫折就退隱山林、避於桃源自娛的消極遁世思想，這給古代的中國人提供了很大的通達權變的空間，因而也使得中國人無論在什麼樣的生存狀態下都能活得適得其所

1、執要羣效的統一思想。

在組織理論方面，我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散見於古代先賢片言之語論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爲我們現在從事各種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鑑的名言警句。其中執要羣效的統一思想就是這種組織理論的雛形。《韓非子·揚權》中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在這裏，韓非子第一次將決策層和執行層、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能進行了明確的劃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李世民說：“理國守法，事須劃一”，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也有一句名言：“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這些論述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上下級之間權利與責任的不同，並且都明確指出統一決策指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在激勵和獎懲方面，孫子提出：“合軍聚衆，務在激氣。”諸葛亮指出：“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誅罰不避親戚，賞賜不避仇怨”，應做到“無黨無偏”，意思就是說管理者務必要做到賞罰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衆。春秋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主張“誠有功，則雖疏必賞；誠有過，則近愛必誅。”對此諸葛亮論述的更加具體，他說“賞罰之致，謂賞善罰罪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對良善功將有所激勵發揚，對奸惡無功有所鹹懼，以確保管理組織的正常科學運轉。

3、義利兩全的取捨思想。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雖然有一些人主張重義輕利，但是卻是也有一批實用主義的思想家、哲學家提倡講義與利並舉，主張義利雙兼，這種充滿着濃重的講利重義的管理思想，倡導“見利思義”、“義然後取”，“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宋代蘇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義利利義相爲用”，

主張義利互爲共用，二者不能偏廢。春秋時的管子更是認爲“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結：“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然而，管子並未走向極端。他還認爲“自利”與“利人”並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與“利人”之德同時也是統一調和的陳壽在《三國志·吳書·駱統傳》中進一步講這種義利觀念和富民利民聯繫起來，指出“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似民茅，義以民行。”他講的是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國家的強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國威靠的是人民的氣勢，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樹立，道德靠人民的實踐來興盛，義的實現靠人民的共同行動。這句話，可謂深刻的概括了中國義利兩全的管理真諦，在普通民衆之中具有廣泛的影響。

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個組織，都有人羣組成。什麼樣的組織纔有戰鬥力？才能充分發揮組織中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問題。《周易·繫辭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說“交不爲利，仕不謀祿”。在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因素中，孫子說“上下同欲者，勝”，這些都突出強調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爲管理者只有讓部屬充分認識到統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標，使整個組織成員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才能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以此去爭取偉大的勝利。

5、謀而後動的決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決策是一個管理者必須首先考慮的首要問題。那麼，管理者應該如何決策才能確保決策不失誤，我國的古代先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告訴我們無論做什麼麼事情都要先謀而後動，只有謀劃的充分、合理、科學，才能在執行起來遊刃有餘，才能做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敗。所謂“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水中，則不能燭十步”，意思是講作爲領導者，應該具備高瞻遠矚的特質，絕對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長遠利益。宋代文學家蘇軾在《策別十八》中說：“爲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域”是說做事應該有戰略決策和戰術決策、長遠規劃與短期計劃之別，根據形勢情況的變化按照既定目標或相時而動，有助於管理成功。可見，預測和決策關係全局成敗，中國人向來強調謀劃和規劃，強調戰略和戰術的綜合運用，主張謀而後動。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上一

6、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須臾不可分離的管理之道。孔子說：“過猶不及”。（《先進》）程熙對中庸的解釋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遺書·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開首將其注之爲“中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並引用堯授舜的“允執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對中庸的精髓含意進行深刻闡發。教育和引導人們在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時候不應該走極端，要避免過與不及的出現。應從兩端入手，抓住問題的“終始本末、上下精細、無所不盡”，再“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說，就

是正確掌握事物發展的“度”，以實現管理的和諧發展。

8、以民爲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爲本”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終占主導地位，認爲人是構成國家整體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爲管理的重心，提倡“愛人貴民”。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已經“表現出較爲鮮明的人文意識”。管子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認爲，務本之道在於經營民心，爭取百姓。達人民之所願，予百姓之所需。儘量做到“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要求齊桓公竭誠聽取民衆的意見，把人作爲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國家說到底就是對人的管理，“治國就是治人”。孟子從“民爲立國之本”思想出發，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反之，“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並進而指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下”(《孟子·盡心下》)。荀子則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荀子·富國》)。中國古代“以人爲本”的管理思想不僅體現在對民力的利用上，更難能可貴的是戰國時期的孟子和孫子還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觀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孫子兵法》）在孫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對民衆負責與對君主負責統一起來，這是很有見地的。

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實現科學的企業管理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但是畢竟是我們先人深深思考的結果，我們承認其在認知上存在某種不足，但也絕對不是一無是處，因此，在對待我國古代傳統管理思想的問題上，那種管理思想的“民族虛無論”是完全錯誤的，因爲他必將在全盤否定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礎上導致“全盤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學復興論“也是十分片面的，並且還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進取的封閉嫌疑，其侷限性和消極性表現同樣也不利於我國管理思想的發展和完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兼容並需，提倡在借鑑意義上的“中西合璧論”，我們優秀的管理思想要繼承發揚，外國合理的科學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結合起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相信中國的管理思想必將光大於後世。思想用之於現代管理實踐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嚴格的規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發揮管理者個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現了違法亂紀的行爲，就要給予相應地懲罰。管理藝術觀臺灣交通大學的曾仕強教授在比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後提出中國文化是“藝術的”，中國管理“無論如何是一種藝術，也唯有管理藝術化，才能真正有效。”我國古人歷來十分講求管理的藝術性。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許多要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許多被國人認爲不能違背的人生價值、處世態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已滲透、紮根於中華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獨霸歷史的領先地位直到永遠。當歷史站在工業管理文明大門的時候，使人們越來越渴望用一種科學的管理思想和觀念來解決當代經濟發展中企業管理體制、結構、經營方式等各種新問題，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負面影響已成爲我國

現代企業管理現代化的障礙，革除它們是當代企業管理者當仁不讓的歷史責任。因此，只有通過對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組合和選擇，揚棄、革新其中陳舊、落後的部分，才能創造出新的適合中國特色的科學管理思想。 三、結語

目標管理是美國企業管理學家德魯克於1954年提出來的，它是被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一種有效的管理方法。與之相比較，我國道家更是充滿了東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權變謀略更是藝術管理的典範。這一謀略的第一步“靜觀待變”，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爲管理活動中的動和變所迷惑，要冷靜面對，臨事不懼，反而可能略勝對手一籌。第二步“弱用之術”，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句話充滿了辯證色彩，一般人都認爲強勝弱，剛勝柔。老子卻一反常人之見，指出剛強不過是事物加速走向滅亡的徵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減，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值得強調的是老子所講的這

一“守弱用柔”謀略並不是要求人們一味地爲柔用柔，而是要求人們以柔爲用。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明存亡之道，曉興衰之理。中國五千年曆史給予了我們不竭的管理思想寶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面對跨國集團的強勢登陸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如何推進企業經營管理的現代化，保持企業良性持久發展，成爲頗受學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課題。古代管理思想作爲精神價值上的一種導向性趨勢，在企業經營領域的價值效應正在日益凸顯。把現代西方管理理念與古代中國管理思想有機結合起來，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之路，對於促進企業經營管理的現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

第五篇：大學生黨員堅持共產黨員標準的特殊意義

大學生黨員堅持共產黨員標準的特殊意義

青年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我們黨一向對青年寄予殷切的希望。教育和培養好青年，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奠基工程。現在的大學生是掌握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青年羣體，他們肩負着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的偉大使命，他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如何，直接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21世紀將是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世紀。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艱鉅複雜的開創性的建設，把我們黨建設好至關重要。大學生黨員作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複雜的國內社會生活中，能不能不斷提高黨性修養，對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實現黨的綱領和路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堅持黨員標準關係到黨的性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是由工人階級的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組成的。黨的先鋒隊作用的發揮，關鍵在於黨能否制定一個符合國情的、符合"三個代表"要求的基本路線。但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正確路線的貫徹要靠全黨同志的共同努力，而這又取決於黨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取決於黨員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先鋒模範作用的發揮。因此，只有堅持了黨員標準，不斷增強黨性，才能保持黨員的先進性。

當今世界，國際風雲變幻，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計地加強意識形態的滲透。從國內情況來看，目前我國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經濟體制轉型期間的深層次問題日益明顯和亟待解決，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化、多樣化。在這種情況下，黨員能不能頭腦清醒、自覺地堅持黨員標準，牢牢樹立共產主義理想，關係到黨的性質，關係到黨的事業的前途，關係到中華民族能不能在新世紀中實現復興。

第二，堅持黨員標準關係到黨組織的戰鬥力。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有機整體，黨員是組成黨的肌體的細胞。吸收什麼人入黨，黨員質量如何，直接關係到黨的戰鬥力。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是取決於黨員的數量，而是首先取決於黨員的質量。過去，我們打敗了800萬用美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因爲我們黨和黨領導的軍隊具有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堅強戰鬥力。現在，我們黨肩負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充滿艱辛和坎坷。要完成這一歷史重任，同樣要靠黨組織的堅強戰鬥力。大學生黨員將逐漸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第一線，大學生黨員的戰鬥力成爲黨的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必須在大學中造就一支高素質的黨員隊伍，堅持黨員標準，培養衆多具有開拓精神、實幹精神和犧牲精神的大學生黨員。這是新時期增強黨的戰鬥力的重要任務。

第三，堅持黨員標準關係到黨與羣衆的關係。黨員隊伍狀況直接關係到能否實現黨的宗旨，能否保持黨與人民羣衆的密切關係。黨要密切同人民羣衆的聯繫，即要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來充分反映人民羣衆的意志和利益，還要通過廣大黨員的模範行動去影響和帶動羣衆。黨員是黨聯繫羣衆的橋樑和紐帶。人民羣衆對黨的認識，除了通過黨的綱領路線外，更直接的是通過黨員，特別是身邊黨員的實際表現作出判斷的。因此，堅持共產黨員標準，不僅僅是黨員個人的形象問題，更是關係到黨與羣衆的關係，黨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和形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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