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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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中講到了我國的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今天小編就給大家整理了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希望對大家的工作和學習有所幫助，歡迎閱讀!

【1】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

現代資本主義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表明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由市場的盲目性、無政府狀態，儘管經過200多年的改良、調整，其內在矛盾並沒有質的變化。中國是從不發達的商品經濟進入計劃經濟的。爲了優化資源配置，學習現代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成果，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我們引入了市場經濟。這種引入，離不開兩重性分析，離不開有揚有棄的科學態度。由於理論準備不足，讀書不夠，又丟棄了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兩分法”，這就使得在一些同志在思想觀念中產生一種片面認識，這種片面認識掩護了新自由主義，產生了這樣幾個混淆：1，概念混淆。把市場經濟和一定條件下調配資源的社會主義市場手段相混淆。調配資源是根據價格機制所反映的供求關係來確定的，價格是圍繞着價值而浮動的，當價格機制所反映的供求關係體現了勞動價值論的價值規律時，纔是社會主義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重視、關注價格信號，以其爲補充，但從根本上服從價值規律並予干預，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規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同志在補充講話中提出：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

這就把市場決定作用的前提、條件、約束說清楚了。市場宗教觀往往斷章取義，利用我們隊伍中的思想混亂，把市場的決定作用極端化，無條件化，突破社會主義制度，處心積慮以社會資本名義，側重爲私人資本服務。導致生產的盲目性和多數人的相對貧困，成爲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2，性質混淆。這種觀念認爲市場經濟是“中性”的。《資本論》批評了類似傾向：

“既然這些政治經濟學家把資本描述成永恆的生產關係，他們就把資本歸結爲勞動對它的物質條件的一般關係，這種一般關係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有的，並不包含資本的特殊性質。”(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3卷292頁)

誠然，現代資本主義在其全要素資源配置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金融貨幣、稅收、價格工具和約束壟斷制度，在微觀經濟中形成了相對成熟穩定的信用信託體制。其成果對於歷史上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我國，是值得認真汲取和借鑑的。但是，市場經濟中始終包含有產生剩餘價值的僱傭勞動制度，始終存在的自由經濟和貿易壁壘的兩手政策，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市場經濟歷來有鮮明的政治目標和側重爲極少數私人壟斷資本服務的政治方向。這種資本主義政治方向和資源配置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市場經濟法則從來就不是純粹的自然法則。3，原則混淆。新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相混淆。一些片面認識擴大了市場決定作用和資本公平的外延，在新自由主義極端的大市場、小政府觀念影響下，把解決不正當謀利，根除官僚主義爲本質的地方、行業保護主義，實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片面地僅僅寄希望於資本公平、市場公平。市場經濟改革，當然要充分發揮、利用市場公平法則，但是，不可以陷入資本中心，忽視在人民羣衆督促監督下，黨和政府長期以來發揮的積極作用，忘記自身責任。一位“市場”著稱的學者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長期以來大談政治改革，形成只有資本公平才能消除社會上存在的封建特權等級殘餘，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羣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虛無化，把無條件的市場的決定作用鼓吹爲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意在限制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以改革開放爲名，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之實。

【2】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

通常我們認爲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經濟體制層面的問題，但實踐證明，如果僅僅停留在經濟體制層面，是無法認清二者關係背後的本質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美國對中國挑起的貿易戰，如果從經濟體制層面看，無非就是政府幹預市場的行爲，但我們知道這樣的認識顯然是膚淺的。美國挑起貿易戰的真正原因不是貿易領域的問題，而是社會制度之爭、國家利益之爭。如何能從學理上認清這一問題呢?我們必須深入到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背後，從國家性質與所有制性質的層面加以認識。

1.國家性質決定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爲，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是由於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因此，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同時國家還是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機關，是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因此，國傢俱有雙重屬性：其一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其二則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機關。但從本質上說，國家維護公共利益的屬性要服從於階級屬性。因爲國家維護公共利益，只是統治階級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利用國家機器在社會範圍內對不同的利益者進行調節，從根本上說要服從統治階級的利益。

政府作爲國家進行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機關，其性質顯然是由國家性質決定的。政府承擔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管理等多方面職能，這些職能的性質從根本上說，是對國家性質的反映。因此，國家的雙重屬性決定了政府也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階級性，另一方面具有維護公共利益的屬性，而維護公共利益的屬性要服從於其階級屬性。當人們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時，如果抽象掉政府的階級性，把政府僅僅看作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顯然是片面的。在這一點上，西方經濟學者恰恰犯了錯誤，認爲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與之相適應，政府的職能就是提供公共產品、保護私有產權、彌補市場失靈等。這種認識徹底掩蓋了資產階級政府不過是以“總資本家”的身份，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分析資產階級國家時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產階級國家一方面從制度上盡力維護資本的自由發展，另一方面要作爲經濟活動主體在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爲私人(壟斷)資本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創造條件。當政府作爲經濟主體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一旦與私人資本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私人資本所有者就會利用議會等資產階級代言機構，對政府施加壓力、發出警告，要求政府退出市場。這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國家作爲經濟主體參與經濟活動，其根本目的是爲私人(壟斷)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創造經濟條件。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同樣具有雙重屬性，但與資本主義國家性質相比已經有了根本不同。我國政府不僅成爲社會公共事務和社會經濟活動的管理者和參與者，而且是廣大人民羣衆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者。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會作爲我國根本政治制度，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性質，也代表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階級性和公共利益屬性的統一。

我國憲法還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同時，憲法還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我國政府不僅要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還要作爲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直接參與國民經濟的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對我國政府和市場關係的理解，絕不能僅僅停留在“大政府小市場”還是“小政府大市場”的層面上，還必須深入國家和市場關係的本質層面，只有這樣纔有助於理解我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必然性。

2.所有制性質決定計劃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實質內容

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重要方面。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討論就是在計劃和市場關係的話語體系下進行的。從深層次上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不能迴避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都不可能抽象地存在，而是鑲嵌在一定生產關係中的，因此，政府運用計劃手段或者市場手段調節經濟，都隱含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下人們之間利益關係的調整。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資本主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係，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確切說是生產價格規律或者壟斷價格規律)成爲調節各個階級之間物質利益關係的基礎。個別資本在微觀企業內部，想方設法利用周密的計劃，遵循按比例分配勞動的規律，使資源配置最優化;而在社會範圍內，資本之間則利用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通過競爭實現優勝劣汰。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生產的有計劃性，使生產力不斷提高;同時，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又不斷形成周期性經濟危機，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迫使每一個企業實行節約，但是它的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制度卻造成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最大的浪費，而且也產生了無數現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來說是多餘的職能。”在資本主義私有制關係下，社會範圍內的計劃調節是不被資本家接受的，所以“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爲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

有人會說，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也有宏觀調控嗎?不是也有產業政策、發展規劃嗎?這的確是事實。但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基本上是事後調控，政府充當“消防隊員”的角色，爲私人資本製造的經濟週期或危機“滅火”;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對基礎設施、高科技產業進行規劃和投資，但資本主義國家性質決定了政府必須把維護私人資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美國爲例，美國很多基礎設施已經很陳舊，如鐵路、地鐵等，但政府遲遲不能修建，因爲使用這些基礎設施的大多是平民百姓，而不是資本家;民主黨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費盡周折纔算通過了全民醫保法案，但特朗普一上臺就推翻了這個法案，因爲這個法案對大資本家不利。從此類事件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是反對以人民利益爲中心所進行的國家計劃調節的。有些時候他們對國家計劃或規劃所表現出的“開明”，不過是面對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和社會壓力，不得不臨時作出的被動讓步。

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滿足人民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產目的轉化爲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就決定了計劃或規劃、重大發展戰略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必然發揮主導作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存在本質區別，這種區別也產生了無法避免的爭論，爭論的實質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是“構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構成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實質的由社會預見指導社會生產之間的爭論”。當然，這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的性質上來說的。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顯然不是“特”在“市場經濟”方面，因爲市場經濟幾乎是當今世界普遍實行的經濟體制，但廣大拉美地區、非洲地區依然貧困，並沒有因爲市場經濟就產生經濟奇蹟。我們的特色體現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上，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也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原因。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一定意義上也是計劃和市場的結合。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利用計劃方面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這是因爲以下兩點。

第一，公有制爲計劃調節提供了制度基礎。我國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國有經濟爲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實質上就是國家作爲市場主體參與國民經濟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儘管在實現形式上是國有企業以獨立的市場主體身份出現，政企之間通過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實現分開，但這不否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屬於全民所有制生產關係的性質。國家可以利用國有經濟的力量，自覺規劃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限制甚至消除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帶來的經濟波動，從而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導向性作用。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了計劃調節是以滿足人民需要爲根本目的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或規劃，但由於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爲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只有那些符合資本家利益的計劃或規劃才能得以實施，而對民生有好處但對資本家不利的計劃或規劃，經常會成爲政黨競選時拉選票的噱頭，得到民衆支持的政黨上臺以後，在真正落實時又會大打折扣。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滿足人民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國家的計劃和規劃，都是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十三五規劃”、“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等等，都充分體現了國家頂層設計、宏觀計劃在實現廣大人民羣衆根本利益方面的主導作用。

【3】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

政府和市場關係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關係，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都是如此，習近平稱之爲一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在我國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係也始終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一些西方學者通常依據二者的關係，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劃分爲自由放任型市場經濟模式和政府管制型市場經濟模式。這種劃分大體反映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模式的差別，但西方經濟學者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認識存在兩個明顯缺陷：一是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二分法”。

在他們看來，政府和市場之間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因此，他們通常以“大市場小政府”或者“小市場大政府”來形容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種認識實質是把政府看作“外生的”，似乎市場經濟真的能夠脫離政府而獨立存在。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政府和市場之間始終是相伴而生的，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形勢下，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而已。二是在認識層次上僅僅停留在經濟運行的表面。

西方經濟學者通常把政府看作公共利益的代表，所以政府的經濟行爲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靈。這種認識造成了西方經濟學者內部對政府作用認識上的分歧：不信任政府的學者，認爲政府永遠不瞭解市場，因此政府對市場的任何干預都是伸出的“掠奪之手”，這就產生了堅決捍衛市場自發力量，否定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信任政府的學者，則強調市場會經常失靈，因此在必要時，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這是凱恩斯主義學派所倡導的觀點。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既有主張(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的學者，也有主張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觀點的學者，但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不符合中國國情。新時代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如何在學理上深入理解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不僅事關改革的方向問題，也事關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顯著優勢是否自信的問題。近兩年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挑起貿易爭端，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去思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認識?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難道僅僅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嗎?

基於此，本文將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爲指導，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際，來分析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實質，以及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如何發揮制度優勢，形成中國特色的新型政府和市場關係。

【4】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

我國改革開放過程就是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核心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這個探索過程大體可以分爲兩個階段。

1.從計劃和市場關係層面的探索

這一階段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走什麼樣的道路問題，對此，鄧小平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明確提出，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此爲出發點，我們黨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對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關係的認識不斷有新突破。早在1979年，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爲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爲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鄧小平這一思想爲探索計劃和市場結合問題開啓了一扇門。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堅持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原則，並強調正確貫徹這一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雖然這一時期仍然堅持計劃經濟爲主的體制特徵，但市場調節的引入無疑在基本經濟制度層面，爲國有企業改革，外資經濟、民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傳統經濟體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這個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統一起來，尤其強調商品經濟的重要性，這在理論上又有了重大突破。對此，鄧小平曾高度評價這個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今天看來，當初的決定實際上是寫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正如黨的十四大報告在評價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指出的：“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爲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

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這裏已經不再強調計劃經濟爲主，而是把計劃和市場並列起來，並提出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報告還指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爲在全社會自覺保持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把這種可能變爲現實。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絕不等於搞資本主義。這表明，所有制是區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根本所在，公有制爲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提供了制度基礎，有了公有制主體地位，我國就不會因爲引入市場調節而走向資本主義。

這一時期在理論的話語體系上，還是使用“商品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來闡述對計劃和市場關係的理解。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針對人們擔心搞市場經濟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問題，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這裏所說的計劃和市場，顯然是從資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意義上說的，其目的是消除使用市場作爲資源配置基礎手段會走向資本主義的認識顧慮。那麼，既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搞市場經濟，二者的根本區別在哪裏?鄧小平在接下來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一段話中給出了答案：“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關於計劃和市場是“手段”的思想和他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想這兩段話在行文中是連在一起的，因此必須結合上下文全面理解，不能丟掉他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論，而只提計劃和市場的“手段論”。“手段論”和“本質論”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割裂二者的關係，就容易出現或者回到傳統計劃經濟的老路，或者走向私有化的邪路。

【3】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71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依然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爲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本身就是動態的、歷史的，在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組合方式。我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在世界範圍內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資借鑑，這就加大瞭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經濟危機引起全球經濟低迷，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諸多深層次矛盾，美國奉行單邊主義，對中國等國家發動了貿易戰，這些對我們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增加了難度。於是學界也出現了不同聲音：有人堅持認爲，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讓政府和國有企業全面退出市場，實行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有人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走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綜合之路;也有人主張，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重大理論命題。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這一思想。對於這個命題，新自由主義者將其解讀爲“市場萬能”理論。對此，習近平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從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一般規律角度說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我們之所以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不是一個抽象的說法，而是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密切相關。在我們黨和政府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的條件下，還存在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提出市場的決定作用是爲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轉變政府職能，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改革，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則，把市場配置資源優勢利用充分。

針對一些人把“市場的決定作用”片面化，習近平指出：“市場起決定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就是說，在認識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習近平關於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統一辯證說”，超越了西方經濟學長期以來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二分法”以及國家(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作爲“外生關係”的形而上學思維。

西方經濟學認爲國家(政府)與市場關係是“外生關係”，所以即使那些主張政府幹預的學派也堅持認爲，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政府幹預(包括資本主義國有企業)都不過是作爲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而已。國內一些學者認不清西方經濟學關於政府幹預理論的侷限性，總是試圖用凱恩斯主義作爲我們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這種認識很容易陷入政府和市場關係的“凱恩斯主義陷阱”，因爲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公有制和國有企業都被認爲是違反市場邏輯的。如果我們以這樣的理論作指導，必將使我們的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邪路。那麼，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真的能克服市場配置資源的弊端嗎?如果能，爲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不斷爆發經濟危機呢?尤其是2008年這樣的全球性大危機。對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回答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即使有宏觀調控，仍然無法避免週期性經濟危機，因爲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是事後調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政府難以直接參與國民經濟的生產和再生產，國家對宏觀經濟缺乏主導和駕馭的經濟基礎。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堅持以公有制爲主體建立和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代表廣大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不斷髮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制定經濟計劃、中長期規劃、經濟發展戰略等，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兩方面優勢有機結合，這就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重要特徵。這一特徵與西方經濟學任何流派的觀點都有本質區別。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這段話爲我們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瞭方向。

2020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學習心得_青年大學習第九季第六期觀後感精選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