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符號學研究20年精品多篇

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篇一

如上所述，中國的符號學研究雖然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符號學用了40餘年所走過的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個，分別爲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語言符號學研究、符號學應用研究、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研究。

1、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

1.1國外符號學名家理論的引介及研究

我國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緒爾、皮爾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號學家的思想理論上。研究從最初的翻譯、介紹逐漸發展起來，對國外符號學專著的主要譯介作品有：《普通語言學教程》（〈瑞士〉索緒爾著，高名凱譯，1985）、《符號學入門》（〈日〉池上嘉彥著，張曉雲譯，1985）、《結構主義與符號學》（〈英〉霍克斯著，瞿鐵鵬譯，1987）、《符號學與文學》（〈美〉司格勒斯著，譚大立等譯，1988）、《符號學概論》（〈法〉吉羅著，懷宇譯，1988）、《指號，語言和行爲》（〈美〉莫里斯著，羅蘭、周易譯，198 9）、《符號學理論》（〈意〉艾柯著，盧德平譯，1990）、《符號學原理》（〈法〉巴特著，黃天源譯，1992）等。這些譯著的出版，爲我國學者借鑑國外符號學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對上述名家理論引介的同時，中國學者還對各家理論展開了較爲深刻的獨立研究及對比研究，研究的內容更多地集中在對其語言符號學理論的闡述方面。比如，“略論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李廷揆，1986）、“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劉潤清，1992）、“巴赫金與

社會符號學”（胡壯麟，1994）、“對皮爾斯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王銘玉，1998）等。

1.2對符號的認識及界定

（1）對符號的界定

研究符號學，首先要對符號概念本身有一個正確認識。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尚不深入。目前，較爲流行的界說來自於雙重意義學派的思想，即把符號看作是“社會信息的物質載體”，並由此概括出符號的三個必備特徵：①符號必須是物質的；②符號必須傳遞一種本質上不同於載體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東西；③符號必須傳遞一種社會信息，即社會習慣所約定的、而不是個人賦予的特殊意義。這一觀點把符號的物質性和思想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因此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21:5]

（2）符號的分類

由於符號的複雜性所致，對符號的分類始終沒有統一的認識。

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按照符號的來源、產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號分成自然事件類、人爲目的類和詩意表現類三種類型。美國哲學家皮爾斯則根據符號三要素（媒介、對象和解釋）的相互關係建立了“符號的三合一分類方法”，其核心類別有三種：圖像符號(icon)、標誌符號(index)和象徵符號(symbol)。美國符號學家西比奧克將符號分爲六種：信號(signal)、症狀(symptom)、圖像(icon)、標誌(index)、象徵(symbol)以及名稱(name)。

中國的符號學研究者對符號的分類問題也極爲關注。李延福教授以符號的主、客觀性質關係爲依據將符號分爲兩大類——客觀性質的邏輯分類及主觀性質的美學分類。[12:57]連甫認爲，將生活中的語言以外的各種符號歸爲如下五種主要形式似乎更爲合適：廣告符號、實物符號、行爲符號、音像符號和自然符號。[14:69]

我們認爲，可以對符號進行“指謂關係”分類，即以符號的能指與所指關係性質爲依據進行分類。這種方法把符號概括爲五大類：

①徵兆符號——這是一種廣義上的符號，或稱準符號，其媒介與信息之間有着自然的、有機的聯繫（如林中起煙表示篝火，水面波動表示有魚）；

②象徵符號——這類符號以所傳達信息和自身的特徵和性質作爲符號（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徵中國人民解放軍，鴿子圖案象徵和平）；

③感應符號——這類符號以視覺物或聽覺物作爲信息的載體、作爲傳遞信息的假定的符號（如我國古戰場上的擊鼓進攻、鳴鑼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紅綠燈）；

④語言符號——因爲語言是音（形）、義結合的統一體，所以它構成交際和信息符號的基本形式，被稱爲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號系統；

⑤替代符號——這類符號不是代表事物、現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號，所以也稱第二性符號（如數理化中的各種符號、謂詞邏輯中的操作關係符號、人造語言等）。[21:5-6]

1.3對符號學研究領域及作用的認識

（1）對符號學研究領域的認識

對符號學研究領域的認識目前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爲符號學的研究範圍涉及交際的全部，任何表意的東西都在符號學研究範圍之內。另一種觀點認爲，符號學研究領域涉及到有意義的和約定的交際形式。第三種觀點原則上侷限於研究交際慣例系統，即只研究作爲交際慣例系統的信號。國內的相關研究有：“論符號學的研究對象”（許艾瓊，1994）、“當代符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胡壯麟，1999）、“論符號學的性質、範圍和方法”（郭鴻，2002）等。

（2）對符號學作用的認識

對符號學作用的認識，當代符號學家有兩個極端，一類是過於武斷和自負，另一類則過於沮喪。前者把世界萬物都看作符號，認爲符號學的學說是最全面的領域。後者則認爲符號學作爲一門學科只存在於討論話題中，並認爲符號學理論本身出現危機，至今尚未弄清許多問題的實質，像符號是怎麼組成的，它受什麼規律支配等。應該說，我國學者對此問題的認識還比較客觀，大多數學者把符號學看作是一種哲學觀和方法論。相關的研究文章有“符號學的研究和作用”（張衛江，1995）、“試論符號的功能”（塗德鈞，1996）等。

（3）符號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①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係

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係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總體說來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爲語言學從屬於符號學，語言學只是符號學的一部分；另一種觀點認爲符號學從屬於語言學；介於二者之間的觀點則認爲語言學和符號學是兩個獨立學科，各有其獨立的研究範圍。

多數名家持第一種觀點，認爲語言學是符號學的分支，符號學的法則也適用於語言學。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緒爾和皮爾斯等人，當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韓禮德（Halliday,M.A.K.）等人，此外還有研究人類學的拉康（Lacan,J.）。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號學家把符號學看作語言學的分支。他認爲，只要人們走進具有社會學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領域時，就會遇到一些語言學之外卻仍然屬於符號學範圍的集合，而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語行爲才能解釋，並且任何符號學體系都有言語行爲介入。

作爲一種折中，艾柯認爲，“語言是人類創造的最強有力的符號工具，由於語言學的地位比其他符號系統更爲確定，符號學在許多方面依靠語言學概念。”[7:2]我們也持類似觀點，把語言學和符號學視爲兩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但同時認爲，二者彼此交叉更能發揮綜合學科的優勢。“雖然‘符號學’的思想是由語言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然而，‘符號學’從其萌芽之日起卻始終未能真正與‘語言學’聯姻，對此，符號學家和語言學家均有一種‘失衡’與‘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門語言符號學早已是大勢所趨勢。”[21:5-6]

②除了對符號學與語言學的關係進行討論外，我國學者在研究中還涉及到符號學與哲學、邏輯學、傳播學及語言國情學等學科的關係。比如，“符號學與國情語言學的關係”（吳國華，1994）、“傳播學與符號學散論”（陳道德，1997）、“符號學與語言學和邏輯學”（向容憲，1998）、“民俗學與符號學”（高樂田，1998）、“名學與符號學”（曾祥雲，1999）等。

（4）對符號學歷史及發展現狀的總結

①對西方符號學發展史的介紹。比如：“西方符號學的誕生及發展述略”（戶曉輝，1991）、“符號學的由來及其發展”（苟志效，1993）、“現代符號學理論源流淺探”（周禎祥，1999）、“現代西方符號學理論初探”（林笳，2000）、“俄羅斯符號學理論的歷史流變”（陳勇，2002）等。

②對我國曆史上符號學思想的追溯。以我國古代豐富的實物資料和文獻資料爲對象，努力探尋其中豐富的符號學思想。如“公孫龍‘名實論’中的符號學理論”（李先ｋūｎ＠①，1993）、“荀子正名理論的符號學意義”（許艾瓊，1993）、“《易》的符號學的性質”（周文英，1994）、“論先秦哲學的符號學致思趨向”（苟志效，1995）、“《墨經》中的符號學思想”（李先ｋūｎ＠①，1996）、“‘說文解字’中的符號思想初探”（高樂田，1997）等。我們認爲，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會大大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符號學的研究。

2、語言符號學研究

2.1索緒爾語言符號學思想的研究

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學思想對我國學者的影響是最大的，因此對索緒爾的

研究也始終是語言學者們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我國學者對索緒爾語言學、符號學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主題上：

（1）索緒爾語言學思想及其根本原則。如：“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岑麒祥，1980）、“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志民，1980）、“索緒爾語言學的根本原則”（皮鴻鳴，1994）等。

（2）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中的二元對立思想的論述。比如：“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理論”（楊信彰，1996）、“論語言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徐思益，1980）、“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等。

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索緒爾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學者發現索緒爾的理論對同形異義、一詞多義等語言現象束手無策，因此指出，符號的能指與物質實體是分離的，符號的能指與其所指意義也是可以分離的。[28:16]索緒爾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戰表現在對其符號任意性原則的爭論上，並由此導致了許多學者開始紛紛論述符號的象似性(iconicity)問題。比如：“語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禮，1996）、“論語言符號的象似性”（王寅，1999）、“論語言符號的擬象性”（文旭，1999）、“象似說與任意說的哲學基礎與辯證關係”（王寅，2002）等。

（3）對索緒爾與其他學者思想的對比研究。如：“索緒爾對喬姆斯基的影響”（劉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對發展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所做的貢獻”（周憶寧，1985）、“布龍菲爾德和索緒爾”（許國璋，1 989）、“索緒爾語言理論與陳望道之‘功能說’”（盧鳳鵬，1996）等。

（4）索緒爾研究的新發現及對索緒爾思想的再認識。隨着新版本的出現和人們對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國學者對索緒爾語言學和符號學提出了許多新的解釋。如：“關於索緒爾的兩本書”（許國璋，198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札記》（俄文本）評介”（信德麟，1993）、“索緒爾研究的新發現”（戚雨村，1995）、“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語言符號的性質”（樂眉雲，1997）、“追尋索緒爾語言學思想：讀《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王克非，1997）、“索緒爾兩個教程的比較與詮釋”（張紹傑、王克非，1997）、“索緒爾符號觀再評價”（盧德平，2002）等。

2.2語言符號的研究

（1）語言符號的性質和功能的研究。樂眉雲教授在《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1997)這篇文章中比較詳細地討論了索緒爾符號語言學思想中包含的語言符號的性質，並將其總結爲六矛盾的統一：任意性與約束性，社會性與心理性，不變性與可變性，相關性與區別性，形式與物質實體，組合關係與聯想關係。論述語言符號特性的文章還有不少，如：“語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語言符號的可逆關係”（王銘玉，1997）、“淺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關係性和社會性”（王文宇，1997）、“語言的社會符號性”（劉家榮，2002）等。

（2）語碼轉換的研究。語碼轉換是近年來社會語言學、語法學、心理語言學、語用學和會話分析等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從以上五個角度的研究分別揭示了語碼轉換的不同方面。如“語碼對位探討”（龍日金、彭宣維，1993）、“語碼選擇的語用機制”（劉承宇，1999）、“語碼轉換研究述評”（何自然，2001）、“從Scotton的標記模式看語碼轉換研究的新進展”（李經偉，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標記理論的研究。任何語言符號系統中都存在着兩極對稱現象，即有標記與無標記的對立，這種對立在語言分析的所有層次上都發揮着作用。標記理論研究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相關文章不斷問世，比如：“語言的‘有標記’和‘無標記’”（徐盛桓，1985）、“關於標記理論”（王立非，1991）、“布拉格學派標記理論管窺”（張家驊，1992）、“類型學中的標記模式”（沈家煊，1997）、“論語言單位的標記性”（李生春，1997）、“標記理論的再評價”（張風，1999）、“標記主位及其語用功能”（王揚，2000）、“語言標記性的詮釋與發展”（王立非，2002）等。

3、符號學應用研究

符號學理論作爲一門新的方法論和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在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和廣闊的應用前景。這一點在語言學研究中體現得最爲鮮明。

3.1符號學理論在語言學諸學科研究中的應用

（1）語義學。符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理論的不斷完善也相應地促進了語義學的發展。符號學思想應用到具體的語義研究中的實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對語義學理論的影響——“索緒爾的語符關係及其對語義理論的影響”（徐海銘、王文琴，1998）；用組合與聚合思想來研究語義——“語義的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號關係來解釋詞彙的意義——“符號關係與詞義”（郭聿楷，1996）；用符號系統的層級性理論研究語義及民族文化語義——“語言符號的意義”（王銘玉，2002）、“試論民族文化語義與兩級符號系統”（劉佐豔，1999）。

（2）語用學。目前語用學的研究與符號學理論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在語用學的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運用到符號學理論。如“語言符號的侷限和語用學”（錢冠連，1991）、“符號學與‘顏色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運用”（唐振華，1996）、“語言符號的語用功能”（徐繼寧，1999）等。

（3）翻譯理論及實踐。將符號學應用於翻譯領域已成爲國內外一些學者和翻譯理論工作者的共識。如“略論符號學的翻譯觀”（羅進德，1988）、“論翻譯中的等值：一種社會符號學的方法”（李廣榮，1993）、“符號學翻譯觀與文化翻譯學”（隋然，1994）、“從符號學角度談翻譯”（溫洪瑞，1997）、“社會符號學歷史淵源及其翻譯原則”（李明，1997）、“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張新木，1998）、“我國傳統翻譯標準的符號學探討”（王治江，2002）等。

（4）具體語言現象研究。隨着符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我國學者對符號學理論研究的深化，用符號學理論來探究具體的語言現象、從符號學角度重新考察具體的語言運用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如“符號學理論在象徵詞語分析中的應用”（王銘玉，1 989）、“話語序列的符號學含義”（陳忠華，1994）、“從符號學角度看轉喻”（華劭，1996）、“歧義句的符號學問題”（車曉燕，1998）、“委婉語的符號學分析”（辜同清，1999）、“從符號學的角度看隱喻的生成”（周紅紅，2000）等。

3.2符號學理論在其他領域中的應用

（1）廣告設計、創意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廣告語言創意、設計中所使用的符號學方法、符號類型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如“論符號學方法在廣告語言創意設計中的運用”（苟志效，1994），“符號學與廣告語言”（王少琳，1994）、“從符號學原理談廣告的創意特徵”（黃鸝，1997）、“廣告語言中的符號前景化”（胡漫、呂樂，2002）等。

（2）非語言交際中的符號學問題

非語言符號作爲符號的組成部分，在交際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際中的非語言符號引起了許

多學者的關注。如：“論身勢語及其符號功能”（莊和誠，1995）、“非言語交際：非語言符號的地位與闡釋”（顧嘉祖，1999）、“體語符號的交際功能與文化差異”（陳良旋，1999）等。

4、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的研究方向

4.1文化藝術符號學

文化藝術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分兩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討國外文化符號學理論，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號王國”（胡壯麟，2002）、“符號學王國的構建——巴赫金與洛特曼的符號學理論研究”（張傑，2002）、“文化符號與文化結構分析”（顧嘉祖，2002）、“勞特曼及其文化符號學理論”（趙蓉暉，2002）。另一部分試圖用符號學方法解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現象。如“傳統文化典籍的符號學特徵與典籍闡釋”（鄧生慶，1993）、“從符號學看中國傳統文化”（李幼蒸，1995）、“伏羲與中國文化：關於中國文化發生的符號學研究”（劉堯漢，1995）等。同時，還有一些學者把藝術形式也看作是符號體系，他們嘗試討論藝術符號的功能、藝術符號的解析等問題。如“戲曲演出的符號化特徵”（丁和根，1990）、“論藝術文化的符號學功能”（李西建，1992）、“藝術接受的符號學闡釋”（董強，1995）、“再論藝術符號的轉換規律”（齊效斌，1999）等。

4.2文學符號學

文學領域的符號學研究也可分爲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文學符號學理論的研究和探討，另一方面則是運用符號學理論對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符號學分析和解讀。

理論研究包括：

①對西方的“文學符號學”等理論的介紹和評論；

②對符號學與文體學關係的探討；

③文學語言的符號學特性、符號功能的探討等。

如“漫談法國敘述符號學”（黃曉敏，1995）、“走向文學的符號學研究”（王寧，1995）、“能指與所指：詩歌語言的符號學特性初探”（任裕海，1997）、“試論詩歌意象符號的交際價值”（王少琳，2002）等。

將符號學理論應用於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解讀也是近年來文學領域的符號學研究特點之一，如“符號學闡釋：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語言藝術”（張光芒，1993）、“美學、符號學視野中的童話與神話”（李季雲，1999）、“從社會符號學角度解讀蘭斯頓·休斯的詩歌形式”（羅良功，1999）、“符號與《紅樓夢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們從四個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國符號學研究的現狀與成果，所列舉的代表性作品是從我們所收集的近500篇論文中選擇出來的。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學者的符號學專著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來看，同樣喜人，它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符號學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專著有《理論符號學導論》、《符號：語言與藝術》（俞建章等著，1985）、《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何新著，1987）、《從哲學看符號》（肖峯著，19 89）、《藝術符號與解釋》（楊春時著，198 9）、《科學符號學》（王德勝著，1992）、《生活中的神祕符號》（王紅旗著，1992）、（李幼蒸著，1993）、《修辭符號學》（楊習良著，1993）、《數學符號學概論》（劉雲章著，1993）、《超越本體》（丁爾蘇著，1994）、《現代詩歌符號美學》（周曉風著，1995）、《你身邊的符號：符號學入門》（連甫著，1997）、《廣告的符號世界》（吳文虎著，1997）、《〈史記〉文化符號論》（齊效斌著，1998）、《意義與符號》（苟志效著，1999）、《新聞文化與符號》（劉智著，1999）、《符號表達原理》（孟華著，1999）、《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陳治安、劉家榮主編，1999）、《漢字符號學》（黃亞平、孟華，2001）、《符號學研究》（王銘玉、李經偉主編，2002）等。

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展望 篇二

縱觀中國符號學研究的20年曆程，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我國學者對一般符號學基本理論的探討尚不夠深入，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和細化；

（2）與其他部門符號學相比，有關語言學方面的符號學研究開展得最早、成果最豐富，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來說，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其他領域符號學研究的前面，創建語言符號學的時機已經成熟；

（3）符號學思想和理論在其他學科領域的應用研究在我國開展得比較迅速，涉及的領域多，且成果非常顯著；(4)近年來出現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如對傳統文化典籍中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漢字的符號特徵等。這些研究能夠爲世界符號學研究帶來新的啓示。

20世紀已經過去，21世紀將會是“符號學大有作爲的世紀”。我們可以預言，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會在21世紀呈現出以下幾大發展趨勢：

（1）符號學向其他學科的滲透將進一步增強，也就是說符號學作爲研究的方法論和視角，其作用將不斷得到加強。它不僅使其他學科的研究更加科學化，還將產生一批新的交叉學科；

（2）符號學理論對語義學、語用學、交際理論、翻譯等學科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推動；反過來，隨着我國上述學科的研究不斷深化和細化，這些領域的研究成果必然會對符號學理論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使符號學理論愈加完善，使符號學的研究在整體上更上一層樓；

（3）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逐步融匯到國際性研究中。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將與世界符號學研究水平靠近，並在許多領域能夠站在符號學研究的前沿；

（4）中國文化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的燦爛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及我國的象形文字等領域，都蘊藏着極大的研究潛力。這一領域的符號學研究最具中國特色，必將會在世界符號學研究中佔有獨特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2-05-20

【參考文獻】

[1] 陳力丹。符號學：通往巴別塔之路——讀三本國人的符號學著作[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1):70-73.

[2] 陳治安，文旭。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第三屆研討會綜述[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9,(1):9-12.

[3] 池上嘉彥（日）。符號學入門（張曉雲譯）[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4] 高樂田。《說文解字》中的符號思想初探[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2):53-58.

[5] 苟志效。符號學的由來及其發展[J]。寶雞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93,(1):55.

[6] 何欣。索緒爾的符號理論對跨文化交際研究的啓示[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72-182.

[7] 胡壯麟。當代符號學研究的若干問題[J]。福建外語，1999,(1):1-9.

[8] 李經緯。符號類型及其在英語廣告中的運用[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253-261.

[9] 李廷揆。略述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J]。法國研究，1986,(2):89.

[10] 李先ｋūｎ＠①。公孫龍《名實論》中的符號學理論[J]。哲學研究，1993,(6):62-69.

[11] 李先ｋūｎ＠①。論先秦名家的符號學[J]。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5):78-85.

[12] 李延福。符號分類概觀與人類語言特徵——兼談語言個體發生對語言學習的啓示[J]。山東外語教學，1994,(3-4):57.

[13] 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14] 連甫。你身邊的符號——符號學入門[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

[15] 羅蘭·巴爾特（法）。符號學原理（黃天源譯）[M]。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

[16] 皮鴻鳴。索緒爾語言學的根本原則[J]。武漢大學學報，1994,(4):82.

[17] 索緒爾（瑞士）。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8] 索振宇。索緒爾及其《普通語言學教程》[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2):51.

[19] 特倫斯·霍克斯（英）。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0] 王銘玉。對皮爾斯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8,(6):1-7.

[21] 王銘玉。符號學與語言學[J]。外語研究，1999,(2):5-6.

[22] 王銘玉，李經偉。符號學研究[C]。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2.

[23] 向容憲。符號學與語言學和邏輯學[J]。貴陽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1):13-16.

[24] 肖峯。從哲學看符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 989.

[25] 袁影。異中求同——全國首屆“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述評[J]。外國語，1994,(6):24-26.

[26] 樂眉雲。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J]。外國語，1994,(6):15-18.

[27] 樂眉雲。再論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語言符號的性質[J]。外國語，1997,(4):5-10.

[28] 張德祿。論符號語言的本體[A]。陳治安。語言與符號學在中國的進展[C]。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6.

[29] 張德祿。語言符號及其前景化[J]。外國語，1994,(6):9.

[30] 張光明。關於中外符號學研究現狀的思考[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5,(5):1-5.

[31] 張紹傑，王克非。索緒爾兩個教程的比較與詮釋[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3):28-35.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爲火加昆

．符號資源 篇三

符號系統實際上是符號資源(semiotic resource)系統，通過在可識別的，多半是習慣性的（有時是原創的）方法採用這些資源，人們從而得以進行有意義的活動。（Lemke, 1993）這裏所謂習慣性的方法指可確認爲符號的構造（semiotic formations），是一個社團中的成員同時採用一些符號資源形成的經常的、可重複的、可識別的、有意義的、文化的，和歷史的特殊類型。如某一時期的文學語類是符號構造。同樣，建築風格、房子類型、宗教儀式、特定節日、飲食、衣着的特定樣式。這些構造都可以定義爲可行動的有規律的範式，對社會是有意義實踐的範式。

根據Lemke（1993）的介紹，話語構造是就語言資源而說的，社會符號構造則指包括語言在內的其他符號表達的社會意義。如講話時的姿勢，寫作時的圖形等。特定的語言學的語義或語法資源是語域，如特定的天氣預報。除文學語類、非文學語類外，也可有不使用語言的單純倚賴行動的語類（action genre）。我們自己文化的思想意識將符號資源的概念方面與真實的、自然的、普遍的、不突然變化的、絕對的事物結合起來。因此，符號資源是文化意義的潛勢，能獨立地將“社會文化”和“自然”結合起來，既可以“使其成爲某種結果”（行動），也可以是“告訴人這是什麼”（“表達”，“知識”）。與我們文化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是，對符號資源的分析表明，“自然的”如同社會的一樣，是“常規的”，“真實的”與動作的結果一樣，是“文化的”。我們同時進行社會的和自然的活動，實際上這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自然的”具有一個文化所有的特性，對觀察者來說是可變的、相對的；就符號學來說，歷史的，自然的東西是衍生自文化的事物。

Kress（2001）對此所持的立場是所有的模態（視覺的，姿態的，動作的），像語言一樣，在社會使用過程中形成社會資源的模態。這裏可以將韓禮德的語言是社會符號的理論擴展至其他模態中，也就是說，所有模態發展成產生意義的互相連接的可供選擇的網絡。當符號製造者在這些意義網絡中進行選擇，可視作符號製造者爲了表達他/她在已知語境下想表達的意義所作決策的軌跡。這個軌跡就是符號製造者的興趣所在。(Halliday, 1985; Kress, 1997)。

Thibault（2004）對符號資源的研究比較具體。他從身體動力學的研究區分動態的和靜態的：

（1）動態的研究指面對面的互動和使用錄象機；

（2）靜態的表達媒體，如文字+圖片。傳統上對筆錄和口語的模態強調語言方面，而把其他資源，如姿勢、語音音律、注視、動作等看作是“副語言的”，不把這些看作是能與語言同時作用的完整的符號資源。

Baldry（2000）提出對每種符號資源所作的選擇同時實現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三大元功能，並整合其意義。在動態語篇如錄象中，過去的問題是如何追蹤各階段的過渡，這要在時間過程中從不同符號資源中作突出哪一模態的選擇。現在由於技術的發展這個問題可以處理了，我們可以作複雜的多模態化分析。他所研究的多模態化語類中的互動性符號資源有經濟類語篇、動態和靜態科學語篇、兒童故事、教育語料庫、互聯網、CNN新聞廣播、廣告、卡通等。這種技術的使用在各種教育語境中也有應用，如超文本講授詩歌或科技語篇、遠程教育中動態編寫系統的發展、供非本族語者學習英語的軟件、語篇分析和翻譯的軟件、語言教師在線提取信息、語言分析和語言教學中語料庫的使用等。

5、多模態符號的設計

製造語篇和識讀語篇的過程都是設計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對從書寫和書本統治時代沿襲下來的社會和符號的安排。書本和他的頁面曾經是寫作的場所，寫作的邏輯曾經塑造頁面的順序和書本。現在這一局面被新的圖象和屏幕超過了。當今佔統治地位的媒體是屏幕，不管是遊戲機、移動電話，個人電腦，或者電視和錄象。因此現在屏幕的邏輯正在塑造新的順序和對屏幕的安排。雖然文字寫作可以出現在屏幕上，但它從屬於圖象的邏輯，如同過去圖象可出現於書本上，但從屬與文字寫作的邏輯。因此圖象的邏輯將越來越塑造寫作的出現和用途，這一過程已在公衆信息傳遞的事例中出現。過去，作者的形象和寫作的方式佔統治地位；在新的安排中，設計者和圖象的模式佔統治地位。（Kress, 2004）

Kress（2004）重視設計者的作用。 所有符號資源都具有社會意義，屬於特定文化。它們表示意義的潛力被設計者經過思考的動作而被選擇。多模態符號（詞語、文字、信件、色彩、字體）的複雜信息反映了設計者的興趣。設計者根據符號特殊的修辭目的，用盡各種招式來勸誘那些有機遇接觸該信息的人們。頁面/網址的設計者不再是權威性語篇的“作者”，但他是材料的提供者，按照想象中讀者的所謂特點進行安排。設計者的力量是將材料集中，加工爲訪問者可提取的“信息”。安排方式要考慮訪問者的興趣。對訪問者來說，“信息是個體選擇的材料，經他們轉換，成爲可以解決有生世界問題的知識”。設計是在一定語境下進行的。在多模態信息傳遞中，關鍵是選擇和相應的設計。如果表達和塑造信息時有多種方法，有待回答的問題是：就要傳遞的內容或意義來說，哪一種模態最好？哪一種模態在塑造所傳播信息時最能符合設計者的興趣？設計者的聽衆或他自己最喜愛哪一種媒體？在選擇某個媒體或模態而不是其它時，設計者對自己的定位？所有這些都需要作出決擇，依靠設計者傳遞信息時對環境的估計，如廣告、香水、飲料等。

根據新倫敦小組（New London Group）的觀點，任何製造意義的過程基本上都是設計行爲。一般有三個部分：第一，信遞行爲，我們根據“可資利用的設計”，擇取某些符號資源和常規，如話語形式、語類和方言。第二，設計過程，這包括將符號資源轉變成自己的聲音，將老材料作新用途等。根據這一點，讀和聽，寫和說是進行設計的實例，因爲每個人都可利用可資利用的設計來產生意義，根據各自的興趣和個人經驗，將所讀到和和聽到的材料轉化成意義。第三，進行“重新設計”：由設計過程產生的資源或重新產生的意義，又可成爲一種新的可資利用的設計，具有製造意義潛力的新的資源。這樣，設計的觀點不僅應用於原創性活動，更應當看作是日常經驗的核心部分，因而這是教育過程中應當強調的重要成分。（Williamson, 2005）

6．連貫

在設計互動中的多模態符號表達時，要考慮每一個模態如何被用來與其他模態一起產生意義。這個過程包括對每個模態的意義功能作進一步的觀察和比較，方式是與共現的模態一起審視。Kress（2001）結合課堂的環境談到三種做法: (1)不同符號工具在教室內的作用:教師採用了什麼樣的課件，老師和學生與這些課件的互動。(2)模態彼此之間的關係:通過共現的模態，並在上課過程中對模態的觀察，認定模式的重複，再解釋，和轉換。通過對出現情況的比較，認定人們的習慣性行。這些行爲在特定時間、特定語境下發生，並有確定的功能。（3）模態之間的表達和信遞的矛盾，如說的和做的矛盾。爲什麼在上課時的某一點上會引入動作？爲什麼它會促使教師和學生這麼做？

應該說，最初教師的言語是突出的模態，它載有信息的中心意義。教師通過言語的方式或視覺的方式確定討論的問題，決定是否要進行解釋的必要。與言語同時出現的意象和動作體現了正在講授的內容（如血液的連續循環活動和心臟的收縮）。教師的言語，結合他的動作和意象的使用，建立了循環的綱領式解釋。

教師的身體，在白板上的圖象，和模型之間的過度起到中介的作用。他的身體與圖象重疊，他的模型與他的身體重疊。這樣，言語，姿勢和模態得到充分整合。教師的言語提供解釋，他的姿勢指明參與者，表示動作，突出言語的內容。模型提供對身體的分析性表達，作爲討論的具體部位，以及身體的部分和整體的關係。最後，教科書中的圖象提供更爲詳細的表達，對所有講解過的內容做視覺的歸納。

不同的符號模態一起活動，通過一系列的語篇特徵形成連貫的語篇。教師利用各種模態做相似性和對比性的比較：圖象的或實際的，內部的或外部的，觀點與實物。通過言語的、視覺的，和姿勢的描述的重複，在各模態之間實現了連貫。

連貫是由話語的參與者給予的。它具有統一的和有意義的性質。因此，話語分析是給語言片段以統一和意義的特性的問題尋早答案。話語分析就是探索連貫。我們既依靠語言形式（詞彙和句法），和語篇的表面銜接，但最終是參與者給語篇以意義和統一。

7 。多模態識讀

多模態識讀（Multiliteracy）指具有能閱讀所能接觸到的各種媒體和模態的信息，並能循此產生相應的材料，如閱讀互聯網或互動的多媒體。傳統的以讀寫爲主的識讀能力在多媒體時代已不夠用。其次，教育中的多模態化來自教室中不斷增加使用的多種媒體，如圖象操作軟件、電子音樂、科學模擬、存在於計算機上的虛擬劇場等。多模態化和多元符號學試圖給這些信遞形式理論化，鑑別各種圖象、詞語和動作的模態如何互相倚賴，以產生整體意義。（Williamson, 2005）重要的是有時一種模態需要倚賴其他模態來完成信遞行爲，如沒有口述的詞語說明，圖表會一無意義；沒有模型課件，教師用手做的節奏性動作也就沒有意義，因而每一種模態，作爲符號資源，對所做的表達都有貢獻。學生的任務是將教師的的各模式和符號資源轉變爲理解。

Spiliotopoulos（2005）對多模態識讀有更寬廣的視野，它指人們能從多種信息傳遞和信息網絡理解各種模態的語篇，能發展批評性思維的技能，能與他人合作並幫助他們發展跨文化意識。已做的定性研究表明，在線互動可協助學生改進他們的寫作和批判性思維技能，提高他們的跨文化意識。（Spiliotopoulos，2005；Algren，2005）

從現有材料看，多模態識讀能力是多層次的。它包括:

（1）參與者能夠在信息環境中適當地工作。解決網絡環境下出項的常見問題。

（2）通過使用信息技術，參與者能夠檢索所尋找的材料，完成與信息技術有關的各項任務，利用技術工具進行閱讀和寫作各種信息的共生形式（如打印物、圖片、照片、錄象、音響效果、音樂等），因爲這些模態都是在計算機屏幕上用數字方法表達，而不是傳統的紙張。

（3）批判性地和戰略地管理和彙總來自各種數字網絡材料庫的知識。

（4）參與者有責任性，受人尊敬，思想開放，能在電子世界中發揮作用。因而能很快並智慧地適應新環境下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

（5）在爲特定問題而成立的靈活的在線隊伍中，能利用他們的專業技術互相協作。

（6）對一個話題能表達綜合的知識，採用技術工具，信息性的和勸誘的方法。

（7）參與者能夠對所處社會中信息技術環境（硬件，軟件，教育等）如何起重要作用發表自己的意見。

（8）多模態識讀能力包括“非語篇寫作”，如新的學習方法，學習者能掌握生產技術。不同的技術形式可成爲學習過程的工具。

（9）參與者不僅能識讀語篇信息，也有能力解釋符號和圖象，利用多媒體和其他技術工具，如互聯網，所有這些使我們能構建意義，學習和與他人互動。（M. Andersen，2005；Johnson, 2005；Joy, 2005；Miranda, 2005）

值得注意的是multiliteracies這個詞，也指多元識讀（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用來描寫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和對變異的尊重。雖然多元文化概念擴展了對知識的看法，它也加大了能接觸不同“識讀方法”和不能識讀者的鴻溝。這樣，識讀能力有兩層意思，文化識讀能力和技術識讀能力，後者就是多模態識讀能力。

8．多模態化研究的重點

據Simpson報道，在2003年一次以多模態化爲主題的國際應用語言學研究會上提出如下選題方向：

--多模態化和新的媒體；

-在學術和教育情境下的多模態化的應用；

--多模態化與識讀實踐。

--多模態化語料庫的建立。

--多模態化和類型學。

--多模態化話語分析及其理論問題。

就多模態化話語分析而言，可進一步包括互聯網在話語分析中的作用，社會研究中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教育語境下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和工作場所的多模態話語分析。（Le Vine and Scollon ed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