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新版多篇

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篇一

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魯迅先生的雜文犀利、深刻，一篇篇雜文如匕首、投槍刺向敵人胸膛。其雜文集名，同樣反映出了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之心。

《熱風》先生前期雜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對於當時的黑暗現實頗爲不滿，寫文章進行抨擊，“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稱之爲《熱風》。”

《墳》先生前期雜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認爲“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過如此，但也爲我所十分生願的”，所以先生將雜文集命名爲《墳》，意即將“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認爲沒有劉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達，“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所以，命名爲《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華蓋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雜文。先生有詩云：“運交華蓋欲何求”，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則是厄運，華蓋在上，人給罩住了，便四處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yǎo wén jiáo zì）和《青年必讀書》而遭到一些所謂學者文人的攻擊，先生自稱“碰了兩個大釘子”，所以先生將這本雜文集命名爲《華蓋集》。而出版於1926年的《華蓋集續編》則是因爲“年月改了，情形依舊”。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雜文集，1928年出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爲力，“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閒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1928年，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有過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爲中心的論爭，成仿吾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爲中心的文藝”，“這種以趣味爲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該集時，“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雜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國日報》載有署名男兒的文章《文壇上的貳臣傳棗魯迅》，說“魯迅被共產黨屈服”，“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首先列名；所謂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大作講演，昔爲百鍊鋼，今爲繞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說魯迅的言動，“都由於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起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來揭示“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僞自由書》1933年上半年，魯迅用“何家幹”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

上發表短評，“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5月以後便不能發表，先生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所謂“„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所以將投給《自由談》的已刊和未刊的雜文收成集子，稱爲《僞自由書》，於1933年出版。

《準風月談》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雜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談》登出啓事：“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魯迅先生不得不適當改變內容，“談風月就談風月吧”，以隱晦曲折的手法來寫。這些雜感，表面上是在談“風月”，實質上是從“風月”來映出“風雲”，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因此先生稱之爲《準風月談》。

《南腔北調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發表了署名爲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魯迅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先生自己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所以先生將1934年3月出版的這個集子命名爲《南腔北調集》，是一種自嘲，更是對美子的嘲諷。《且介亭雜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築路”區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雜文，命名爲《且介亭雜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國的主權只剩下一半。後又有《且介亭二編》、《且介亭末編》。

《花邊文學》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雜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於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爲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爲„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爲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

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篇二

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熱風華蓋墳而已，三閒二心南北集；

自由風月花邊文，且介三編集外遺；

譯文古籍兩序跋、續編補編莫忘記。

《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墳》、《而已集》、《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僞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譯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

名字的來歷 篇三

名字的來歷

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以出生地爲名的、有的以爸媽姓開頭組合爲名的、還有以出生日子爲名的，真是應有盡有。

我姓李，爸爸爲我起這個名字可費了好大的勁兒。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爺爺查字典費盡心思起了好幾個名字讓爸爸挑選，如：李浩然、李天罡、李事成等。結果，爸爸都不滿意，一個也沒采用。爲此，爺爺生了好長時間的悶氣。而爸爸呢，自有他的主意，因爲爸爸很喜歡男孩，我出生後，當他得知終於夢想成真，就覺得非常理想，因此給我起名叫‘李想’，是“理想”的諧音。後來，又覺得“翔”比“想”字的意義更好，就起名叫“李翔”。爸爸希望我長大後有所作爲，像雄鷹一樣展翅高飛。

我愛我的名字，這裏面匯聚了爸爸媽媽以及一家人的智慧，一家人的辛苦，我不會辜負爸爸媽媽對我的期望，我立志，長大後一定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篇四

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熱風》:1925年編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間創作的雜文41篇。對於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爲《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強烈願望。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分別於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創作的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爲“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爲《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鬥爭環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藉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間創作的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爲什麼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餘年間創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犯下了累累罪行。當時目睹了敵人暴行的魯迅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後來他就將寫於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爲《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鬥爭到底的決心。

《三閒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間創作的雜文34篇。《三閒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論爭。創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爲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裏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爲'有閒'，而且'有閒'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鍊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

《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間兩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爲“貳臣”，“

爲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後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魯迅乾脆用“二心”作爲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僞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鍼砭時事，揭露黑暗的，要麼被刪節，要麼被禁止。名集爲《僞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2年2月編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表明了自己不願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

《準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於是，編者“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了1934年、1935年創作的雜文36篇和48篇。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範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爲“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作的雜文61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後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裏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爲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篇五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雜文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裏，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爲16個集子，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對敵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魯迅作品集子的名稱，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闢深沉，如同那些雜文一樣，有着豐富的內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時代的風貌，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藝術。《熱風》（1918年——1924年）1925年編定，收入雜文41篇。對於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爲《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強烈願望。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1925年——1926年）分別於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爲“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爲《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鬥爭環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先生雜文的鋒芒大多指向反動政府及當時的一些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幫兇的圍攻。先生將此迫害和圍攻比喻成交華蓋運，在調侃中體現了辛辣的諷刺，藉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爲什麼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餘年間創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先生又說，“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爲《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當時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爲力，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後來他就將寫於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爲《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鬥爭到底的決心。這個虛詞“而已”虛中有實，表現出先生強烈的憤慨之情，真可謂“出離憤怒”了。

《三閒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編定，收雜文34篇。《三閒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論爭。創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爲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裏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爲'有閒'，而且'有閒'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鍊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爲“貳臣”，“爲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後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魯迅乾脆用“二心”作爲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僞自由書》（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鍼砭時事，揭露黑

暗的，要麼被刪節，要麼被禁止。名集爲《僞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表明了自己不願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

《準風月談》（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編定，收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於是，編者”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雜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雲：“記於上海且介亭。”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範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爲“半租界”。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集”。以這種方法爲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詼諧，亦見先生標題藝術之一斑了。《花邊文學》（1934年）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作的雜文61篇。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於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爲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爲‘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爲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 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後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裏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爲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