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技術員論文通用多篇

農業生產技術論文 篇一

對農業科技創新問題的研究，首先要深入剖析農業科技創新的內涵，只有這樣才能對農業創新體系進行系統分析，才能地揭示農業創新過程中的規律，針對農業創新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以便使農業科技在農業國際化、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支撐作用。目前，我國很多學者對農業科技創新內涵有較爲深刻的認識，高布權[4]認爲農業科技創新表述爲將農業科技發明應用到農業經濟活動中所引起的農業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吳林海[5]認爲農業科技創新實質就是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創造及向現實農業生產力的轉化；王豐等[6]從農業生產方式、經營管理模式和生產工藝等方面創新來解析農業科技創新的內涵，劉春香等[7]則從技術研發、品種改良、資源配置、市場設備、綜合效益等角度認識農業科技創新的內涵。以上學者從不同角度刻畫了農業科技創新的內涵，本質基本上趨於一致，也就是對農業生產要素重新組合，以達到農業效用的最大化。有關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研究，劉愛羣等[8]從研究和成果轉化、推廣角度來認識，朱玉春等[9]則強調農村公共服務功能，段莉[10]則認爲是網絡關係系統。以上學者對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認識有獨到見解，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的吳敬學研究員則認爲，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是一個涉及多部門、跨學科、跨地區的系統工程，以中央政府統籌爲主，主攻方向明確、核心支撐突出、佈局結構合理、區域分工明確、資源優勢互補、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管理科學、運行高效、研究開發一體的國家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這種見解更爲全面和深刻，說明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是複雜和系統工程，應舉全國之力做好農業科技創新工作，農業科技創新不僅僅是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經濟中的活動，更是事關國家經濟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事。

2SWOT分析

SWOT分析框架是1979年由Steiner提出的一種戰略管理分析框架，這種框架是對被分析主體處於內、外部環境下的競爭力態勢分析[11]。SWOT分析是一種較客觀的態勢分析方法，通過調查的形式挖掘與研究對象發展相關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機遇(Opportunities)與挑戰(Threats),從而根據找出有利因素以及不利且需要回避的因素，發現問題，調整發展思路，制定發展策略[12]。運用SWOT分析框架對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問題進行分析，就是要對農業產業本身的優勢、劣勢有比較客觀清晰的認識，做到知彼知已、趨利避害，進而把握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問題和外部發展機遇，時刻警惕並化解外部威脅，以便及早發現現代農業科技創新過程中存在問題的根源，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做到有備無患、防患於未然。目前，大多數學者對農業創新問題的研究都是偏重於對存在的不足提出對策，沒有對農業科技創新存在優勢、機遇及挑戰進行深入剖析。因此，運用SWOT分析方法，把握現代農業科技創新中的機遇，充分發揮優勢，克服不足，化解威脅，做到揚長避短，從而提出合理的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對策。

2.1優勢

2.1.1經濟優勢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爲科技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科技創新又爲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2011年中國統計年鑑》,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達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其中，農業增加值40497億元，增長4.3%;耕地面積12172萬hm2,林地面積30590萬hm2,水資源總量30906.4億m3,森林覆蓋率20.36%,內陸水域面積1747萬hm2,草地面積39283萬hm2,海水可養殖面積260萬hm2;全年糧食種植面積10987萬hm2,糧食產量達54641萬t,棉花產量達596.1萬t,油料產量達3230.1萬t。木材總產量8089.6萬m3,飼養牲畜12238.5萬頭，水產品總產量5373.0萬t,農用機械總動力達92780.5萬kW,農村用電量6632.3億kWh,鄉村辦水電站裝機容量5924萬kW。由此可見，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經濟實力爲農業科技創新提供了必備的條件。2.1.2科研優勢一個國家要想在現代農業科技創新方面取得長足的發展，農業科研人員及農業科研機構是主要因素。據統計，我國現有農業科研機構1144個，農業科研機構從業人員約9.6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3.7萬人，科研管理1萬人，基層農技推廣人員近70萬，在農業主管部門註冊的種業公司8700家[13]。其中，專門從事農業研究的大學有中國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瀋陽農業大學等高等農業院校，研究所以中國農業科學院爲龍頭的農業信息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畜牧獸醫研究所、棉花研究所、草地研究所、生物技術研究所、植物保護研究所及省市地方農業科學研究院所等，爲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培養人才和創新提供了支撐。“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農業昆蟲學家邱式邦院士、畜牧學專家張子儀院士、作物遺傳育種學家莊巧生院士、核農學家徐冠仁院士、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學家劉更另院士、植物生理學家施教耐院士、農業工程學家陳秉聰院士、土壤與環境微生物學家陳文新院士、農業工程與農業機械化專家曾德超院士、昆蟲生理學家欽俊德院士等農業科技創新領軍人物，以及大批在各自農業科研及農業推廣應用行業的廣大科技人員，他們是科學理論的探索者，是新生產力的推進者，是農業科學知識的擁有者，是農業實用技術的傳播者，對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14],正是他們在農業科技創新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掀起了我國農業科研創新的新篇章。

2.2劣勢

2.2.1理論研究相對薄弱自從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瑟夫？阿羅斯？熊彼特(SchumpeterA.J)最早提出“技術創新”的概念以來，繆爾塞(MueserR)、格溫(GerwinD)、庫姆斯(CoombsR)、施穆克勒(SchmooklerJ)、莫厄裏(MoweryD)等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科技創新進行廣泛的理論研究，爲現代農業科技創新奠定了理論基礎。我國對技術創新的研究始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介紹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到論述技術創新理論與方法等。在農業科技創新研究方面，理論研究則相對較晚。1993年《上海改革》刊登了“讓農業健步進入市場———各地加快農業走向市場的做法”,這是較早對我國農業走向市場的報道；中國農業大學推廣與創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啓傑教授從20世紀90年代就進行農業科技創新理論與實驗探索研究，從介紹澳大利亞[15]、德國農業技術[16]創新及推廣到我國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優化[17]等，爲農業科技創新理論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新世紀以來，周波(2004)、紀紹勤(2005)邢廣智等(2006)、李聖軍等(2007)、李哲敏等(2008)、張正卓(2009)、陳燕娟等(2010)、呂姍等(2011)、張世煌(2011)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創建農業科技創新體系進行了系統研究。但總體來說，我國對技術創新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及其模式相對成果較少，與國外相比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理論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特別是缺少量化分析研究。理論研究是基礎，只有踏踏實實做好基礎理論研究，再借鑑國外經驗，結合國情，才能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農業科技創新體系。2.2.2農業基層從業人員素質相對不高農業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從事科學理論探索創新高層次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農業基層從業人員，即從事基層的農業科技推廣應用的科技工作者和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村勞動力。在我國廣大農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市場經濟的調節，特別是城市化建設、城鎮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大部分年富力強的年青人在城市、城鎮打工創業。多年來由於勞務輸出力度加大、不少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空心村”,留守農村的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從事農業生產經濟活動的往往是老人和婦女，只有農忙時年輕人才回家幫一下農活。據《2011年中國統計年鑑》,我國2012年鄉村人口達67113萬人，而全國文盲人數達5466萬人，文盲人羣基本在廣大鄉村。廣大農村人口中，除了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外，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學文化知識的匱乏，使農業科技知識的掌握和運用無從談起，這勢必影響到農業技術推廣和應用。基層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農村土生土長的，具有一定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經驗，但理論知識不夠紮實，對新技術、新設備應用能力還有待提高。

2.3機遇

2.3.1政策機遇發展農業的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央政府對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十分重視，2007年、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把農業科技作爲頭等大事來抓，凸顯了農業科技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的引領作用。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特別強調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國家加大農業科研投入，加強農業科研中心創新能力建設，支持農業科技項目，安排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和國外先進農業技術引進資金，爲現代農業科技創新提高重要支撐。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農業科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支撐，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決定力量，要努力明確農業科技創新方向，改善農業科技創新條件，完善農業科技創新機制，突出農業科技創新重點。緊緊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的歷史機遇，堅持科教興農戰略，把農業科技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財政對農業科技的進一步保障，大幅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推動農業科技創新跨越式發展。2.3.2戰略機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第七篇第二十七章明確提出了堅持自主創新的方針，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推動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創新驅動。在農業科技創新方面，國家創新能力建設重點有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等。《農業行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則強調農業科技發展的原動力，如分子生物學、生物組學技術、幹細胞技術、轉基因技術、數字農業技術等爲農業科技創新孕育新的戰略機遇，隨着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農業科技的財政保障力度將進一步加大，農業科技進步的政策環境將進一步優化，凸顯了農業科技創新戰略地位。

農業技術員論文 篇二

在對農業技術推廣模式進行綜合評價前，首先要明確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內涵和類別。農業科技推廣模式是指在既定的區域宏觀環境約束下，由農業科技推廣主）本站●（體在推廣動機的導引下運用有關推廣方式、方法和措施等的總和［3］。國內外學者和農業技術推廣工作者對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分類方法主要有如下幾種：(1)丁振京等根據推廣主體的不同，將農業技術推廣模式分爲政府主導型農業科技推廣模式、以農業科研或教育部門主導的推廣模式、以農村合作組織或農民技術協會爲中心的推廣模式、以供銷合作社爲主導的推廣模式、以公司或企業主導的推廣模式［4］;(2)劉志民等則將其分爲4類，即機構型主體服務模式、載體型服務模式、實體活動型服務模式、傳媒工具服務模式［5］;(3)陳良玉等認爲中國的農業推廣模式主要有項目推廣、項目示範輻射、技術承包、技術與信息諮詢服務、經營服務、技術轉讓、公司加農戶和民間組織加農戶等8種類型［6］;(4)Axinn認爲世界上現行的農業推廣模式主要有一般農業推廣模式、產品專業化模式、培訓和訪問模式、參與式農業推廣模式、項目模式、農作系統開發推廣模式、費用分攤模式、教育機構推廣模式［7］。在對德化縣、安溪縣、尤溪縣、南平市等縣(市)的農戶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局、科技局、鄉(鎮)政府的負責人以及福建農林大學的專家進行訪談調研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本文將農業技術推廣模式歸類爲：各級農業、林業、水利、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和鄉(鎮)政府管理的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Y1)，農業院校和涉農科研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Y2)，農民專業合作社主導的推廣模式(Y3)，供銷社和農資店主導的推廣模式(Y4)，企業主導的推廣模式(Y5)，農民技術員、示範戶和專業大戶等“土專家”主導的推廣模式(Y6)，包括技術轉讓、技術承包、有償技術諮詢等在內的共同投資和費用分攤模式(Y7)，科技特派員(Y8)和傳媒工具服務模式(Y9)等9種。

二、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評價指標設計

(一)評價指標設計的理論基礎：受衆本位論

圍繞傳者和受衆這對主要矛盾，傳播學形成了“傳者本位”和“受衆本位”2種不同的理論。傳者本位論認爲，信息傳播活動的中心和出發點是傳播者，傳播的內容、方式和目標取決於傳播者的需要和利益。受衆本位理論則認爲“大衆傳媒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受衆的根本利益爲出發點，以滿足受衆獲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爲己任，以幫助受衆提高思想素質、政治素質、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爲目標，全心全意爲受衆服務”［8］。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和完善，傳播學的受衆本位理論被國內的大多數學者所認可。農業技術推廣是一種創新擴散，也是以農業技術爲信息的傳播活動，因此，國內外的一些學者把傳播學的理論引入農業技術推廣的分析框架。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後，農戶對自己承包的土地享有經營自，農戶可以自主安排生產經營項目，自主購買生產資料和自主採用農業技術，農戶不再是被動接受農業技術的羣體，受衆本位是農業技術推廣發展的邏輯必然。

(二)評價指標設計的文獻回顧

現有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評價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羅慧運用層次分析法從資金投入方式、技術成果發展與執行能力、推廣人員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技術傳播方式等方面進行評價［9］;張求東從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等方面調查農民田間學校的實施效果［10］;邵法煥認爲農業技術推廣績效評價包括推廣能力、推廣水平、推廣效率、推廣效果、創新能力與推廣的可持續性等方面［11］;孫雲壽把對推廣目標實現的認同、推廣方式的效果、推廣內容的歡迎程度、推廣效率的高低等作爲評價指標，對不同的花卉產業技術推廣組織進行比較排序［12］;李樹和從推廣力度、平均推廣面積、農民對模式的信任程度等方面比較不同的雜交酸模推廣模式［13］;塗小東從推廣機構、推廣人員、推廣經費、推廣客體、推廣受體、推廣行爲和推廣績效等方面，對農業大學主導型的推廣體系進行實證研究［14］。

(三)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評價指標設計

受衆本位論明確了農業技術推廣要以農戶的利益作爲出發點，以農戶的技術需求作爲制定推廣內容的依據，以尊重和理解農戶的心理作爲推廣溝通的基礎，在提高推廣效率、效果和效益的基礎上，把贏得農戶的信任和提高農戶的滿意度作爲推廣的重要目標。基於受衆本位論的農業技術推廣工作評價也要從農戶的技術需求、農戶的信任、農戶的滿意度、農戶的期望等方面展開。因此，本文基於受衆本位理論，並結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調查研究情況，從農戶對推廣模式的信息信任度、農戶獲取農業技術的信息成本、農戶對推廣模式的關注程度、服務覆蓋面、推廣效率、推廣效果、滿足農戶技術需求的程度、農戶對推廣模式的期望程度等方面評價主要的農業技術推廣模式。其中，農戶對推廣模式的信息信任度是指農戶對農業技術信息來源的信任程度。農業技術推廣作爲一種技術服務，具有較強的經驗特徵，即農戶在採用技術前並不能準確地評估技術的實用性和適用性等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對技術的可靠性和對信息來源的信任程度，就成爲農戶是否採用新技術的關鍵。農戶獲取農業技術的信息成本包括信息教育投入成本(即農戶爲達到分析鑑別與消化吸收有用的農業技術信息所需要能力和素質的教育投入)，信息的固定成本(主要是信息通信手段上的投入，如電話、電視等)，信息的注意力購買成本(即農戶在過濾農業技術信息過程中花費的機會成本)和信息的獲得成本(即農戶向信息提供方購買技術信息花費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技術承包和訂閱農業書刊等)。推廣模式的服務覆蓋面主要包括其提供的農業技術涵蓋的農業類型和技術類型，及其服務的土地規模和農戶數量等。

三、問卷設計和數據收集

推廣模式的評價涉及9個評價對象和8個評價指標，如果運用非比較量表技術收集數據，假設每個評價指標都有3個維度，則問卷至少需要設置216個問題，存在問卷長度太長、增加測量的誤差等問題。因此，除了推廣效果指標外，其他7個指標的數據均通過等級順序量表技術獲取。爲了避免等級順序量表的評價對象過多，導致調查對象難以分辨對各評價對象偏好程度的問題，僅要求調查對象根據某些標準，選出排名前三的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然後，根據某模式出現在調查對象回答中的次數佔總次數的比例測定7個指標的取值。問卷還調查了近5年調查對象通過各種推廣模式採用的農業新技術的次數，然後，用某種模式推廣的技術的總次數佔調查樣本採用總次數的比例測量各個模式的推廣效果。2011年5月，課題組深入福建省三明市、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農村開展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爲當地農戶。本次調查涉及福建省13個縣(市、區)，共發放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55份，有效率77．5%，其中，三明市45份，泉州市40份，莆田市40份，福州市30份。經過對問卷數據的統計分析，得到各個評價指標的數據。

四、農業技術推廣模式的評價結果———基於熵值法

熵值法用於綜合評價可以有效地克服多指標變量間信息重疊和利用專家經驗評估等方法確定權重存在較強主觀性的問題，它比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等其他評價方法的科學性、客觀性更強，更適合對多元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對主要的農業技術推廣模式進行綜合評價。

五、農業技術推廣模式評價結果的討論

主要農技推廣模式的評價得分以及訪談情況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1．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處於基礎性地位，發揮着基礎性作用。與其他模式相比，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的綜合得分及其信息信任度、滿足農戶技術需求的程度、推廣效率、推廣效果的得分都最高，其他指標得分也都排名前三，佔絕對優勢。這說明：該模式憑藉政府的資源優勢，農業技術推廣的輻射能力相對較強，推廣效果也較爲顯著；該模式依據政府的權威和長期對農業發展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取得了農戶的普遍信任，進而提高了效率。因此，應珍惜這種信任資源，努力爲目前正被制度僵化、投資不足、知識斷層等問題困擾的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排憂解難，以進一步強化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的基礎地位和作用。

2．農業院校和涉農科研機構主導的推廣模式受到農戶的信任和歡迎。該模式的綜合得分排名第二，期望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一，信任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二，農戶通過該模式獲取信息的成本最低，然而，由於對農業院校和科研機構推廣農業技術的激勵機制不夠完善等問題導致其服務覆蓋面、關注程度和推廣效果的評價得分偏低。因此，爲充分發揮農業院校和涉農科研機構在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的作用，應努力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科技轉化激勵機制，調動農業科研人員參與農業技術推廣的積極性。

3．傳媒工具服務模式具有覆蓋面廣，滲透能力強的特點，但推廣效果較差。該模式的服務覆蓋面、信任度和信息成本得分均排名前三，但由於傳媒工具負載的信息量過大，且容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擾，導致農戶對其關注度偏低。同時，諸如電視、廣播、書刊等多數的傳媒工具依賴非人員溝通渠道，採用單向溝通方式，農戶沒有反饋意見的機會，也不利於農戶和傳者建立感情關係，進而會影響推廣的效果。因此，應注重挖掘農戶和傳者的溝通渠道，充分利用傳媒工具覆蓋面廣、傳播快捷、滲透能力強的特點，把該模式作爲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的有效補充和輔助手段。

4．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主導的推廣模式推廣效果好，但其優勢和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主導的推廣模式的推廣效果評價得分排名分別是第二和第三，然而，由於受到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水平的限制，這2種模式的服務覆蓋面等其他指標的得分不理想。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中的主體作用，應努力培育、壯大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立更科學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鼓勵、支持、規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

農業生產技術論文 篇三

一。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

關於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有人歸納爲兩點，有人歸納爲三點或五點，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體表述如何歧異，人們的分析一般是從生產技術和生產結構兩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從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農業及其相互關係考察我國傳統農業。對我國傳統農業與水利的關係則有不同認識。

生產技術的特點

精耕細作是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主要特點，這是國內外學者所公認的，但對精耕細作內涵的認識有一個深化過程，對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則存在較大分歧。

董愷忱考證了“精耕細作”一詞的來源，指出古代文獻中雖屢有“深耕疾耘”等證，但“精耕細作”一詞始見於五十年代我黨關於農業合作化文件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中；它實際上是近人對我國古代農業生產技術體系的一種概括[59c]。這一觀點已爲人們所普遍接受。至於這一技術體系的內容，開始時人們偏重從耕作栽培技術上去理解它，並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體系的形成作爲農史分期的重要標誌。外國人有稱中國傳統農業爲“中耕農業”，而與西歐中世紀“休閒農業”相對稱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體系的區別[69]。與此同時，人們又紛紛強調中國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率高（較早由休閒制進入連和制和複種制）這一特點，而與精耕細作並列。隨着人們對我國傳統農業技術體系認識的深化，人們對精耕細作內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寬了。1989年出版的《中國農業科技史稿》“結束語”在論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時，就把提高農業生物自身生產能力的技術措施（如育種。種子處理保藏。對農業生物之間互養或互抑關係的利用等）和改善農業生物環境條件的技術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一方面以集約的土地利用方式爲基礎，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論爲指導，這三方面結合而成的統一整體，也可以用“精耕細作”來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細作首先是在種植業中形成，但在發展過程中，其基本原則也被應用於廣義農業生產的其它領域中[49]。已有人試圖用這種認識具體闡述中國傳統的農學體系。[29b]

精耕細作屬集約經營的範疇。我國傳統農業基本上屬勞動集約類型。精耕細作與多勞集約關係密切，以至有論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來。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細作不一定和多勞集約相聯繫，並以漢代的代田法和區田法爲例，說明可以有產量和效率並重型精耕細作和多勞集約型精耕細作，只是由於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小農分散經營越來越佔優勢，精耕細作也就越來越被限制在多勞集約的軌道上運行了[29e]。

至於精耕細作傳統形成的原因，或強調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響[8a.11]，不過這種格局的形成相參對晚後，難以成爲精耕細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學者從封建地主制下小農經濟的特點予以解釋，本綜述下篇還將具體論及。席海鷹的思路與衆不同，他強調自然條件形成的壓力，認爲精耕細作是在中國人民改造惡劣的自然環境。抵禦頻繁的自然災害的過程中建立並得到發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釋精耕細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細作來解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細作視爲聯結中國自然條件和中國社會的中軸。[48]從某些精耕細作技術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現看，[29a]這種說法有其一定道理。農史界的學者則多傾向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即：精耕細作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與不利的自然條件的鬥爭中所創造的巧妙的農藝，它的形成和發展既與封建制下農民有較多的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有關，亦與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國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關，同時，它又是各民族農業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結果。[49.29a]

生產結構的特點 農業生產結構指農業生產中各個生產部門或生產項目之間的結合形式和比例關係。它的中心是農牧關係。中國古代農牧關係有着與西歐中世紀不同的特點。在廣大的農區，農業以種植業爲主導，種植業中又以糧食生產爲中心，畜牧業只佔次要地位。故古人有“闢土殖穀爲農”（《漢書·食貨志》）之說。對這種歷史現象，論者鮮有不承認的，而認識則大相徑庭。

國外學者有稱中國傳統農業爲“無畜農業”或“跛足農業”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國農學史》認爲我國自春秋以來形成“重農輕牧”的“跛足農業”，影響頗大。[7a]。寧可基本上承襲了這一觀點，認爲“從漢代開始，除飼養軍馬及西北與遊牧民族接壤的地帶外，在農業地區中，與農業相結合的大規模畜牧業就沒有得到發展”。其原因則是：個體生產，不宜大規模畜牧業，精耕細作，連種複種，無法普遍開闢牧場；農業生產率偏低，無法廣種飼料。[11a]唐啓宇分別以“主谷式”農業（先農後牧）和“穀草式”農業（農牧並重）來概括東亞和西歐的傳統農業。[51]曹隆恭也認爲中國古代農業偏重糧食，不是農牧結合，而是農牧分區。[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從中外比較的角度談到中西農業生產結構的不同特點。例如吳於廑認爲無論東方西方，封建社會的經濟都是農本經濟，以足衣足食爲根本目的，耕織結合，但對牧養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國養畜主要爲農耕提供動力，牛耕發展緩慢，紡織原料不靠畜產品。南歐中亞土質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養牛較多；紡織原料主要是羊毛，養羊業比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飲乳酪的習慣，故畜牧業在農本經濟中的比重較大。[28]馬克思垚也有類似的論述，但他認爲中國牧輕農重特點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而對西歐中世紀畜牧業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論斷，如侷限在農區個體農戶經營的畜牧業的範圍內，無疑是正確的或部分正確的。所以說是部分正確，是因爲如“跛足農業”一類提法雖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誤解（臺灣學者許倬雲就曾指出，中國農業自成體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國傳統農業不是農牧結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實際。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極端。陳平認爲西歐一直是半農半牧，以牛爲主，中國則自井田制崩潰以來，就形成以糧爲主的“單一小農經濟結構”，這是我國兩千年來**。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34a]。

這種觀點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評。他們指出：“單一小農經濟結構”這一概念是不科學的。因爲這裏的“經濟結構”實際上只是指生產結構，不應與小農經濟混爲一談，小農經濟一般同時經營多種生產項目，其生產結構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國春秋以後畜牧業並沒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個較大的發展，至中唐以來才逐步產生農牧關係畸輕畸重的現象，但也不能籠統稱之爲“單一經濟”。我國農區生產結構是以糧食生產爲中心，耕桑並舉，農牧結合的綜合經濟。就農牧關係而言，雖然畜牧業只是農區農業經濟中的副業，但一方面利用農副產品牧養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糞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農牧結合。互養互促的一種形式。除農家小型養畜業外，地主和國家往往經營較大規模的畜牧業，而廣大牧區又有比較發達的遊牧經濟。我國古代農牧關係可概括爲“兩個並存”，即：農耕民族佔統治地位的，種植業爲主的地區和遊牧民族佔統治地位的。以畜牧業爲主的地區同時並存；在以農爲主的地區內，則是以養馬業爲基幹。主要用於軍事目的。規模較大的國營牧業和以牧養豬。牛。羊和家禽爲主，主要服務於農業生產的。規模較小的民營（農民和地主經營）牧業同時並存。[29b.c.d.2]

關於“多元交匯”

我國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存在着不同的農業類型，不能歸結爲某種單一的模式。由於各種原因，以前的農史研究偏重於漢族和經濟發達地區，有欠全面。在編纂《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時，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對農業科技的歷史貢獻，不能寫成單一的漢族農業科技發展史。這方面的工作已陸續取得一些成績。在此基礎上，近年來有人提出中國傳統農業是“多元交匯”的體系的命題，指出中國農業不是從單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圍輻射，而是在廣闊的地域內的若干地點同時或先後發生的，各地區各民族基於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傳統，經過分化和重組，逐漸形成相對異質的農業文化，中國古代農業是由這些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融匯而成，並在他們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發展的。精耕細作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多元交匯”體系的產物。多元交匯和精耕細作構成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併成爲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論者謂這一觀點能更全面。更真實地反映我國作爲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農業發展的面貌與機制。它與費孝通提出而爲民族學。考古學界普遍接受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命題相互銜接，而又有所區別。[29e]

關於“水利農業”

十七。八世紀以來，西方流行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古代有完善的農田灌溉系統，是集約化農業的組成部分。近世言“亞細亞生產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農村公社。土地國有。專制主義作爲其主要特徵，而中國亦被歸入其中。主要根據之一是馬克思說過人工灌溉設施是東方農業的基礎。這種觀點頗有影響。最近的例子是孟慶琳。王朗玲的文章，認爲“我國封建農業是主要的特徵是水利農業”，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農業生產的支柱，黃土地區在適當灌溉條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國農業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奧祕。而中國封建官僚體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閉性都是水利農業的產物[43]。這種觀點在農史界並沒有獲得響應。因爲很明顯，像我國最早的農業百科全書《齊民要術》反映的那種旱作農業技術體系，是很難劃入“水利農業”範疇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對這種觀點提出了系統的批評。他指出十七。八世紀以來歐洲人傳說的中國古代農田灌溉制度是出於想象和誤解，馬克思所說的“東方”，不包括中國在內。農田水利建設興起的戰國時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實行之時。我國曆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類似灌溉網的廣泛設施。農田水利建設和集權政治沒有必然聯繫，分裂時期的某些割據政權，反而往往在農田水利建設上做出成績[4]。李根蟠認爲中國古代農業既不象西歐那樣完全依賴天然降雨，也不象馬克思所說的古代東方完全依賴人工灌溉，各地區是在很不相同的條件下以不同方式解決水的問題，不存在遍及全國的灌溉網。他的觀點基本上繼承自王毓瑚，但並不否定井田溝洫體系的存在，只不過認爲它的作用在排水洗鹼。溝洫農業是壟作形成的旱作農業，而非灌溉農業。[29f]最近史學界批判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關於“治水社會”理論時，也指出它背離了中國歷史實際。[12]

二。對中國傳統農業評價中的肯定論和否定論

對中國傳統農業的評價，是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應走什麼道路的問題緊密相連的。七十年代末，我國曾從美國引起成套的農業機械化設備，一時間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樂觀情緒，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術和設備，就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國農業現代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細作的傳統，被認爲是小農經濟手工操作的產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產結構方面，有人也主張學西方，走“以牧爲主”的道路，改變我國以植物性食物爲主的傳統食物結構。與此相聯繫的還有對解放後三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評價問題。生產結構不大合理，生態環境惡化是三十年農業遺留的突出問題之一，有些同志對此估計較重，認爲是執行“以糧爲綱”方針所致；“以糧爲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產物，與歷史上以糧食生產爲中心的農業結構一脈相承。這樣，他們就從對三十年的否定進而爲對傳統農業的否定。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陳平的《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兩千年**。貧困。閉關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來，單一經濟。精耕細作。小農經營是三位一體的。它破壞自然生態，引起勞動生產率遞減（如說“精耕細作，複種套種，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鹽鹼化日益嚴重”等），造成人口問題和週期性土地危機；阻礙分工，抑制交流，使資本主義不能順利產生（作者稱之爲“穩定性最高。進化度最小”的“超穩定結構”），等等，總之是壞到了極點。《病根》一文在《學習與探索》發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分別全文或摘要轉載，一時造成頗大影響。[34]”

這種觀點在農史界引起了幾乎一致的反對。較早提出不同意見的，如楊直民。董愷忱指出，從農業歷史看，集約化是必然趨勢。中國傳統農業以勞動集約爲特點，技術上表現爲精耕細作；西方農業現代化，也是提高農業集約度的過程，技術上表現爲機械化的精耕細作。因此，不應把機械化和精耕細作對立起來。在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吸收精耕細作傳統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評了把我國封建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歸罪於“單一小農經濟結構”的觀點，反對全盤否定我國傳統農業和傳統農藝。指出“精耕細作的傳統，雖然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它卻是我國農民智慧和經驗的結晶，不便許多技術經驗足資今天借鑑，而且就通過精細管理提高單產這一發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國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國情，決不能簡單地貶之爲‘老路’。我國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應當繼承和發揚，但我國傳統農業建立在手工勞動。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觀經驗基上，勞動生產率極低的狀況也一定要改變”。“農業機械化必須有利於精耕細作和促進單產的提高，否則，就將在中國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從正面對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和它在農業現代化中的地位給予肯定的評價。尤其是原農業副部長劉瑞龍《正確對待我國農業歷史遺產》和《論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轉化》等文，影響較大。作者指出：“在中國農業發展過程中，不是放棄精耕細作的傳統來實現現代化。相反，必須利用精耕細作的傳統來實現現代化。把精耕細作和現代化結合起來，這將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特點和優點，是加快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據。”由於這些文章曾廣泛徵求和汲取農史界的意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農史界的共識。[19]

肯定論者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證的。

1．總結我國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農業史中的崇高地位。這方面文章發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農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史》（季刊）.《農業考古》（半年刊）和《農史研究》（不定期論文集）上，這一時期出版的若干專著和小冊子也以很大篇幅闡述這方面的問題。下面只舉兩例予以說明。董愷忱在《從世界看我國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一文中，廣泛吸收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他們的評論，指出：一。中國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國框形犁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傳統犁之一。它的特點是具有曲面壁和擺動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國犁的特點，成爲近代農業革命的契機。三。我國是世界上有較高土地利用率的國家之一。和南歐中世紀長期實行休閒制不同，中國很早就實行連種制和複種制。四。在世界農業發展較早的國家中，我國是沒有出現地力衰竭的幾個僅有國家之一，這主要得力於中國農民善於利用生產。生活上的廢棄物給土地施肥。五。我國傳統農業一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主要表現在精耕細作農藝和較高的單產上。西歐中世紀收穫量只有播種量的三四倍，而中國達到十幾倍。幾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館陳文華等主辦的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成就展覽，則以具體事實說明我古代許多農業工具和農業技術，比西歐領先一兩千年。

2．揭示我國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強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國農業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對脫離我國具體的社會經濟條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國農業，他指出，我國解放後的三十年間，農業發展速度和糧食單產均居世界前列，並非什麼都是落後的。這期間糧食總產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總耕地7%的耕地，養活全世界1/4的十億人口，主要依靠以現代科技初步強化了的精耕細作傳統；這一事實集中表現了這一傳統的強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強化和發展精耕細作優良傳統的路[8b]。爲什以我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與精耕細作的傳統相結合？一些同志強調了農業科學技術的繼承性，認爲在農業生關係統中環境條件和生物特性變化較慢，不少傳統技術是基於對這些條件的深切認識，故能長久適用，不會過時。還有人從系統論角度對此作了闡述[39.5]。這些論述解釋了農業科技的一般性，但還沒有揭示中國農業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細作是以增加單產。提高土地利用率爲主攻方向的，正如許多同志指出，這可以用較少土地養活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國人口衆多。耕地緊缺的基本國情。同時，精耕細作是以“三才”理論爲指導的，這種理論把農業生產中的環境條件（“天”“地”）.農業生物（“稼”）和作爲農業生產主體的“人”，視爲相互聯繫的統一整體，能夠比較正確地認識和利用農業生物與環境條件之間，各種農業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比較正確地處理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的關係，因而也就比較符合農業的本質，這也是這種農業技術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