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讀後感（精品多篇）

西行漫記的讀後感 篇一

很長時間沒有認真地閱讀一本課外的書了，明顯感覺到了知識的匱乏和思維的淺薄。藉着這次機會，拜讀了斯諾的大作《西行漫記》，有一種“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感覺。

埃德加斯諾在1928年來到了中國，接觸到了文化領袖魯迅和宋慶齡。斯諾稱“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千里迢迢越過戰線到訪陝甘寧邊區，拜訪了許多中共領導人，親身經歷了中國的紅色革命，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成長和成功，正如這本書的英文名字——《redstaroverchina》，即紅星照耀中國。

這本書讓我很感興趣的一點就是在西方人的視界裏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是什麼樣的。我們已經習慣了黨內的各式宣傳和鼓吹，習慣了中國大地上善變的政治政策，然而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目睹這一切的時候是什麼感受呢？斯諾到訪紅色中國，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次直接接觸，也可以稱之爲思想碰撞。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幫助我全面的認清這個問題。

《西行漫記》講述了斯諾在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和他進行的長時間對話，獲得了珍貴的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來到了紅白兩軍的前線，最後回到北平，把通訊報道會變成了這本書。書中記錄了在戰爭年代裏一個美國記者跨越兩個世界的耳聞目睹，夾雜着獨特的西方記者的思想，適時點撥着我的思考。

從少年先鋒隊到紅軍總司令，從普通的戰士到革命領袖，斯諾對他們進行了豐富的描寫。通過作者的描述革命者的特有品質讓我們記憶深刻——“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與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通過作者的介紹，我們看到了偉人鮮爲人知的側面，對他的描寫有“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讓我們知道偉人不是那麼高不可攀，卻是親切近人的。從國民黨的白區來到共產黨的蘇區，兩種制度下的兩種生活形成的鮮明對比，昭示了中國人民克服了消極的情緒，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地爲未來美好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生活戰鬥着，昭示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現在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着本質上的不同。資本主義者主張的是性惡論，正是利用這種與生俱來的私心來追逐更大的利益；社會主義者恰恰相反，根除人性中的污點，從人之初性本善的角度上有大家共同努力謀求共同的幸福。我想這種對比在斯諾的心理甚是明瞭。斯諾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紅白兩區衝突最激烈的時期。對黎民百姓的生動描寫，讓我意識到，現在雖然已經不是刀光劍影的時代，沒有槍林彈雨沒有驚心動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先輩們爲了今天美好生活的付出，他們是從一個怎樣惡劣的環境裏掙脫出來，並且成功地創造了一個紅色的新的世界，一個紅星照耀的中國。

西行漫記讀後感 篇二

很早就在歷史課本上聽說過《西行漫記》這本書，但是好幾年過去了，對於

它也只是僅僅停留在聽說的階段。近期利用這次活動的機會，我有幸拜讀了這本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著作，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尤其是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對中國共產黨員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本文作者斯諾以他充滿熱情和生動的筆觸，記錄了日漸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在蘇區的一點一滴，大到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論斷、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小到黨員和民衆的言語神態，斯諾以他出色的紀實文學技巧記錄了正在成長中的陝北蘇區的一副立體而豐富的影像，讓閱讀者無不感到身臨其境而爲之動容。我爲讀到這樣的情景而無比興奮，我想我的興奮絲毫不會亞於寫這本書的新聞記者斯諾，他對毛澤東以及紅軍的一無所知就像我們對逝去的歷史一無所知一樣，我們已經厭煩那些重複播放、沒有任何新意的說教題材電視劇，就像斯諾厭煩了國民黨對紅軍做的詆譭報道，我們渴求真實的東西。《西行漫記》帶給人們的就是真實的東西。這一本書出版之後風行各國，很多年輕人都是因爲這本書而排除萬難前往延安，投身革命。

不同於其他紅色經典，這本書的內容如小說般精彩，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實。用斯諾自己的話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着。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這些人，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裏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爲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

讀這本書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人民對共產黨的喜愛，體會到了曾經在課本上看了無數遍卻一直無法深刻理解的爲什麼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爲什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我們的學生能夠早一點接觸這些真實的新聞通訊，而不是像嚼蠟一樣苦咽沒有任何感情的教科書，那麼我們應該會多麼的喜愛與崇拜先輩。《西行漫記》描繪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蘇區，描繪了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韌不拔、英勇卓絕的偉大斗爭，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蘇區無疑是當時全國人民最能幸福生活的地方，當然這個人民指的是農民，而不是壓迫者。壓迫的取消，陋習弊端的消除，遙遙全國的識字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紅軍爲什麼能得民心。因爲他們不搶劫、不胡亂殺人，他們尊重百姓、紀律嚴明、樂於幫忙，最重的一點，他們給予農民土地。在全中國烏雲一片的情況下，這裏獨存光明，難怪有那麼多知識份子，有那麼多熱血青年，拋棄原有的地位與財富，義無反顧的奔赴蘇區。這時的蘇區確實是個理想之地，是全中國最平等、最廉潔、最純樸的地方。斯諾這樣描寫他見到的第一個貧民會主席“他好象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於一個族類，一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着一種挑戰的神情，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在斯諾看慣了的“消極的滿足”的中國人中是“罕見”的，這種“神”讓斯諾大爲震動。他隨後接觸的那羣經過長征紅軍戰士也讓他着迷，他這樣寫道“雖然幾乎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爲年紀太輕，也許是我所看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

中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是罕見的。這意味着對於生存有這一種自信的感覺”。斯諾說：“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只是由於這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後，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羣衆性鬥爭達十年之久。”

紅軍和共產黨那時絕對是一股充滿生命力的優秀的力量：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紅軍中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在紅軍指揮員中，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前國民軍的軍人、以及若干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美國回來的留學生。而他們的領袖們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在我印象中，領導們年紀大都在六旬以上，很多人都戴着老花鏡，總感覺有些死氣沉沉，再對照斯諾的文字，反差太大了：1936年，朱德五十歲、毛澤東四十三、周恩來三十八、*二十九、楊尚昆二十九，彭德懷與賀龍也都不超過四十歲，超過六十歲的領導只有三個：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分別主管財政、教育。紅軍和他們的領袖們朝氣勃勃，信念堅定，樂觀且充滿活力。共產黨那時的領袖們，在斯諾的描述下我無一不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是有氣質，有風度，更是有能力帶領中國人民前進的的一羣人。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段傳奇的經歷，絕非凡人。正是斯諾的講述讓我原本對革命者冷冰冰的印象現在卻鮮活起來。首先是毛澤東，他的經歷是本書的一大重點，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箇中國革命的故事。斯諾寫到“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他認爲這要歸因於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裏幹過苦活，要歸因於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着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樑--這一切都是爲了要鍛鍊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的艱難困苦的能力”。而我們現在的大學生呢？很多人冬天怕冷放棄了甚至洗臉，早上能多睡就多睡，有多少人還想到要去磨練自己的意志呢？毛澤東從小就狂熱的喜歡讀書，他自己說“我如飢如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特別是大約18歲的時候，他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他非常認真地執行，堅持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就進去，在圖書館讀到關門纔出來。在這段自修期間，他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他說：“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與我們同樣的年齡時，他的閱讀質量和數量早已遠遠超過我們中的大多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毛澤東年輕時還登了泰山，看了孔墓，步行遊歷了湖南，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沿着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牆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牆，歷也有盛名的南京城牆，他都環繞過一次。相比於毛澤東，朱德給我的震撼甚至更大，不知道爲什麼，以前很不熟悉朱德，雖然他的名聲很大。朱德年齡比較大，經歷更爲豐富。他早年上過雲南講武堂，後來又參加同盟會，跟隨蔡鍔*清朝統治，19就是雲南警察廳廳長？甚至他還染上過煙癮。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他大失所望。他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象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他從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不停地尋找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卻一直無法取得聯繫，最後決定去德國研究軍事學。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最終在柏林

找到了中國共產黨！他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到哥丁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出席世界學生大會，環遊歐洲，到了蘇聯，在歐洲一共呆了四年，到一九二六年纔回國。這些都與我原來對朱德的印象相差十萬八千里。除此之外，還有年年得獎學金，法國英國德國都去過的周恩來；黃埔軍校畢業戰無不勝的*；九歲離家闖世界十七歲就帶領饑民攻打糧倉的彭德懷；一把菜刀建立一個蘇區的賀龍；留學到過日、美、蘇三國，懂日語，能用英語演講，俄語水平也很高的洛甫；徐海東、劉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權許許多多優秀的領袖······

斯諾對這些中國共產黨的年輕的領導人的採訪，他們個人的經歷，正像斯諾所說已不僅僅是他們的歷史更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如何成長，爲什麼能贏得成千上萬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持的記錄。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着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甚至照耀世界。讀《西行漫記》，我看到的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蘇區，是爲人民浴血奮戰的紅軍，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優秀中國共產黨領袖，是一羣一心意義爲了民族生存，爲了祖國的未來不斷拼搏不停奮鬥的年輕人，更看到的是中國的希望那些藏在我們骨髓中到危難關頭一定會爆發出來的昂揚鬥志。我更深刻的理解了中國共產黨能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併成功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因。

《西行漫記》讀後感優秀多篇 篇三

作爲一個整天和公式與數字打交道的理科生，我對近代史的那麼一點點了解估計就來源於那忘得差不多的枯燥的國中歷史課本，所以，這樣一本有趣的書讓我在閱讀時不僅不覺得無聊，反而充滿了探知歷史的好奇與興奮。讀完全書，總算對早期黨史有了些許瞭解，這都歸功於“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的本書作者--埃德加·斯諾。

1936年，中國國內形勢劇變的一年，當年6月初，陝西駐紮的是與紅軍關係良好的張學良少帥的軍隊，斯諾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進入“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而與世隔絕”的紅區的機會，於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險將這個機會把握在手中，他對職業負責與奉獻的精神，不知當今衆多無聊的狗仔隊有何感想。這四個月的紅區之行也沒有讓斯諾失望，他得到了當初那些“感到興趣而未獲解答的問題”的答案，《西行漫記》這本暢銷世界同時有着重要歷史意義的書也因此誕生。

四個月的西行裏，斯諾既是一名記者，也是一名旅者，他詳細記錄下了“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所口述的”的內容，同時也毫不吝嗇筆墨地描寫了他所見到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其中有紅軍與共產黨的領袖：“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雙眼炯炯有神”的毛澤東，“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的周恩來，“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喜歡說說笑笑，很有才智”的彭德懷，因騎馬碰掉了兩顆門牙的徐海東，“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朱德；有信仰堅定不畏犧牲的紅軍戰士，有剛毅堅忍的紅小鬼，有心地善良殷勤好客的農民。這些人物描寫絕對不是單純的一筆帶過，斯諾通過它從側面展現出了當時蘇維埃社會與紅軍的物質精神狀況。在寫到毛澤東、徐海東等共產黨領袖時，斯諾總是不忘提到南京對他們的懸賞，“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二百萬元”等等，這些幾乎天價的賞格無疑表現出了西北紅區已對國民政府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這些領袖彷彿事不關己“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的態度更顯示出他們的自信與魅力，表現了蘇區的團結一致。寫到紅軍時，在第八章第六節“政治課”與第十章第二節“紅小鬼”中，我們不難發現政治教育和討論是每個紅軍戰士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重要程度不亞於身體的鍛鍊。“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大家都有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復失地！”這是斯諾記錄紅軍政治課上的幾句對話，從這些鏗鏘有力的話語中可以看出紅軍的政治覺悟是很高的，當然這絕不是希特勒那樣的政治理念煽動和灌輸，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紅軍戰士自己的意願，而黨將他們領導起來，幫助他們將意願上升爲政治覺悟，鑄就了一支團結頑強“連蔣介石總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認的--從整體說來是那麼無敵”的紅軍。寫到農民時，在第六章第二節“死亡和捐稅”中有一段作者親眼目睹的悲慘情景，“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皺摺；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象個乾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麼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樑，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睾丸軟軟地掛在那裏象乾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裏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乾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這就是持續了約三年的西北大災荒，對於“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爲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的作者來說，最令他震撼的還並不是這，而是“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土地稅和附加稅達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干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軍閥，若不是這些原因，百萬生靈可以免於在飢餓與疾病中痛苦的死去。那麼紅軍與共產黨來到西北之後，農民的生活有了什麼變化呢？大談各種政治措施總是顯得枯燥乏味，不如看看作者與農民談話中一位十幾歲的少年是怎麼說的，“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以前咱們聽到過世界新聞嗎？世界是怎麼樣的，有誰告訴過咱們？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以前有過合作社嗎？還有你的地，從前不是押給了王地主嗎？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自從紅軍來了以後，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你這說苦，但是如果咱們年輕人能學會識字，這就不算苦！咱們少先隊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這就不算苦！”這兩個部分沒有把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進行直接的比較，而是通過農民自身的親身經歷與他們的意見強烈的地反映出了農民將紅軍與共產黨“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徵”。作者就是這樣把他在紅區碰到的人物作爲深入瞭解紅區的最佳途徑，在四個月的旅行中，紅區的樣貌因這些人物在斯諾腦中越發地清晰，而他對共產黨以及共產黨人的感情也越發真摯熱烈。

本書一個讓我很感興趣的部分是第六章的第三節“蘇維埃社會”與第四節“貨幣解剖”，“由於蘇區從一開始起就得爲生存而戰，他們的主要任務一直是建設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便在更廣泛、更深刻地規模上擴大革命因爲我這個學期選修的經濟方面的課程”，而這樣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必然就是要以西北爲基礎展開建設，這個學期我選修了經濟方面的課程，經濟對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樣的，西北的蘇維埃社會也離不開經濟建設，這和我以前所想的“紅軍只要頑強拼搏不畏犧牲，在人民的支持下就必定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是截然不同的。哪怕紅軍的游擊戰術再出神入化，作戰再英勇神武，他們也不可能在沒有根據地的情況下獲得最終的勝利，正如彭德懷總結的“只有鞏固農村蘇維埃中的根據地，只有掩護在羣衆之中，游擊戰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

衆所周知，西北在當時是很荒涼的(即使現在似乎也是如此)，共產黨要怎樣在這樣一片黃土地上頂着白軍不時偷襲圍剿的壓力建立起穩固的軍事政治根據地呢？我在這裏僅從經濟方面做了一些探究。“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這就決定了這個蘇維埃基本沒有工業經濟，基本全部依賴農牧業的發展，正是因爲這一物質性的侷限使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實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這樣的概念讓非經濟專業的我們難以理解，故而從具體措施來看可能更好理解：沒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動員儘可能多的農民參加勞動生產以擴大生產力，通過合作化運動進行集體勞動，政府貸款幫助合作社發展，合作社組織羣衆輔助偷運工作以加大出境貿易等等，可惜的是本書關於經濟的內容並不多，但是我們仍可以看出這些經濟改革在當時無疑是一項創舉，也基本達到了蘇維埃經濟的兩個基本任務：“供養和裝備紅軍，爲貧苦農民濟燃眉之急。”總之，戰爭是無法脫離經濟而存在的，有時候，戰爭勝負甚至直接取決於經濟上的強弱，所以我們關注近代史時，不妨研究一下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我相信一定有所裨益。

最後，作者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紅色世界，他把自己對共產黨的看法及其未來局勢的預測做了這樣的總結“中國社會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可能有一個時候看來好象奄奄一息，可能爲了適應當前的需要和目標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個時期隱沒無聞，被迫轉入地下，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成長，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後終於會獲得勝利，原因很簡單(正如本書所證明的一樣，如果說它證明了什麼的話)，產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着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力因素。”不得不說，斯諾不是一名普通的記者，他對戰爭與政治的觀察分析同樣令人敬佩，就在這本書出版八年之後，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十二年之後，鮮豔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