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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多篇(新版多篇)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多篇(新版多篇)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一

抗美援朝戰事一場難以忘卻的戰事,是一場戰強敵、驅惡魔的生死大搏鬥!是一場百萬中華優秀子孫再次涌現豪邁氣概的英雄讚歌與神聖洗禮!抗美援朝戰事打出了國威!打出了軍威!偉大的抗美援朝戰事是一場偉大的人民戰爭!

我們衷心向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體將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地懷念!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體將士不愧爲中華民族最可愛的人。抗美援朝英烈永垂不朽!讓我們懷念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楊連娣、李家發、楊育才、任光華、孫一增等30萬2千7百24名功臣及5953功勳集體。

抗美援朝戰爭歷時二年零九個月02天。即: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南北雙方爲統一問題爆發全面內戰,內戰一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立即決定出兵武裝干涉。6月27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我國臺灣海峽, 7月1日美軍投入侵朝作戰。7月7日在常任理事國蘇聯缺席的聯合國大會的情況下,美組建聯合國軍(美、英、法、土耳其等16國)侵入朝鮮半島,朝鮮內戰演變成局部國際戰爭,10月1日美軍越過三八線,10月11日攻佔平壤,美斷言戰爭在“感恩節“前結束,佔領全朝鮮。

10月3日凌晨1時,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希望通過他和印度政府將中國政府對朝鮮局勢的嚴正立場轉告美國政府。周恩來說:“美國軍隊正企圖超越'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這樣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請把這點報告貴國政府總理。……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我們至今仍主張如此。”

1950年10月8日(歷史性時刻)發佈命令,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任副司令員兼副政委,洪學智、韓先楚任副司令員,解方任參謀長,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25萬大軍(初始階段)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步兵38、39、40、50、66軍,炮兵1師28師,工兵4團、6團)

至1953年4月底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總兵力達130萬餘人。

196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經歷了十餘次大的戰役:

《第一次戰役》1950年10月21日——11月5日。該役殲敵1萬5千餘人。起到了穩定戰局,取得了首次與聯合國軍交戰取勝的戰例。粉碎了聯合國軍在感恩節前結束(佔領全朝鮮)戰爭的企圖和幻想。

《第二次戰役》1950年10月6日——10月24日。該役殲敵3萬6千餘人。收復平壤,涌現了楊根思抱起炸藥包衝向敵羣的英雄壯舉。創造了在一戰中殲敵(美軍)一個加強團的模範戰例。彭總喊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38軍萬歲的口號。清川江——三所裏“狹窄地帶”被美軍稱爲死亡谷,“月亮是中國人的。”

《第三次戰役》1950年12月——1951年1月8日。該役殲敵1萬9千餘人。

突破三八線。1951年1月14日中朝軍隊攻佔漢城。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5日——1951年4月21日。該役殲敵7萬8千餘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增兵入朝。

《第五次戰役》1951年4月22日——1951年6月10日。逼近漢城,幾經拉鋸戰。基本穩定在三八線上。

大規模的運動戰基本結束。

《美軍發動夏季攻勢》1951年6月起,被殲2萬2千餘人。

《美軍發動秋季攻勢》1951年10月。夏秋攻勢中美軍及聯軍共傷亡15萬7千餘人。

《美軍發動絞殺戰》1951年8月——10月22日。中朝投入艱苦卓絕的“反絞殺戰”的鬥爭。鐵道兵楊連娣英勇犧牲,美軍空中轟炸鐵路、公路、橋樑、工廠。空軍英雄大隊長洪智慧創擊落美空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戰例。美軍戰機被擊落106架。

《美軍發動細菌戰》1952年初。在朝鮮境內、中朝邊境、中國東北地區。遭到全世界的強烈譴責。

《美軍發動金化攻勢》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俗稱上甘嶺戰役)。美軍被殲2萬5千餘人。美軍發射炮彈190萬發,山頭被炸平1——2米。該戰役涌現了黃繼光捨身堵槍眼的英雄壯舉。創造出坑道戰的有效戰法。

《金日成戰役》1953年7月13日——7月27日。該役殲敵7萬8千餘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朝鮮人民軍主動發動。重點打擊南朝鮮軍(李承晚不肯坐到談判桌上來,並揚言單獨作戰,要打到鴨綠江)創造了奇襲白虎團的經典戰例。是朝鮮戰爭的最後一戰。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朝鮮戰事進行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金日成在平壤簽字、彭德懷在開城簽字、克拉克在奎山簽字。

朝鮮戰爭美軍、南朝鮮共傷亡109萬餘人,其中美軍傷亡39萬7千餘人;志願軍傷亡36萬餘人。

同志們!朋友們:

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了。但世界並不太平。

我們熱愛和平,我們珍視和平!我們應該更加珍視中朝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捍衛的抗美援朝勝利成果!不要忘記中朝人民共同的使命,“脣亡齒寒”的硬道理,要銘記於心!只有漢奸賣國賊纔會去蓄意惡毒破壞中朝友誼。只有漢奸賣國賊纔會去獻媚美帝。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勝利萬歲!

中朝人民血盟友誼萬歲!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二

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相關的,脣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關係密切地關聯着,是爲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

(此文曾於2000年10月10日作爲校報增頁印就,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之際)

(一)

抗美援朝戰爭,是美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

視察過“三八線”軍事設施後,1950年6月19日,美國國務卿顧問杜勒斯,在韓國國會演說稱:“自由世界正在注視你們,如果與共產黨妥協,等於選擇導致災難的道路。”“只要你們在人類自由的偉大事業中繼續發揮有價值的作用,你們決不會是孤立的。”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對此,當過“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在其回憶錄中明確斷定:“在朝鮮,共產主義已經向自由世界發動第一次挑戰了。現在是下決心的時候了。現在,同過去任何時候一樣清楚,這是一場反對共產帝國主義的戰爭”。“如果我們在亞洲敗於共產主義,則歐洲的命運將岌岌可危。……我們現在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我們將滅亡。”美國記者約翰·託蘭在其《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書中,就此寫道:“爲了阻止共產主義,哈里·杜魯門總統不宣而戰,迅捷地採取了人們所稱的警察行動,加入了這場衝突,勸說不大情願的聯合國批准他的行動,並使15個國家參加了美國同北朝鮮和中國的戰爭。”

中國人都記得,正是這個杜魯門,在當年6月27日,聲稱“共產黨部隊的佔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而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因此,我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而且拋出了“臺灣地位未定論”(連麥克阿瑟都認爲,這是不正確的,是有背開羅協定的)。同年7月底,麥克阿瑟又專門跑到臺灣,“在討論到的問題中有一個問題是國民黨中國迅速而慷慨地提出要派遣軍隊去參加朝鮮的聯合國部隊。……見到了上次戰爭中我的老戰友,蔣介石委員長,我感到非常高興。他那抵制共產黨統治的不屈不撓的決心引起我由衷的欽佩。”

由上可見,朝鮮戰爭的性質,在美國人是毫不含糊的。朝鮮戰爭與中國的關係,在他們也是一清二楚的。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陸後,麥克阿瑟率領的侵朝美軍曾經一度得逞、十分張狂,無視中國政府再三嚴正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大舉進犯朝鮮北方,並迅速向朝中邊境推進,還揚言“從歷史上說來,鴨綠江並不是把兩國截然分開的一道障礙。”

在這個嚴峻的歷史關頭,在領導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戰略決策,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號召。1950年10月8日,命令“中國人民志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揭開了入朝第一次戰役的序幕,是爲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參戰紀念日。

事情正如1950年11月4日中國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所說:“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相關的,脣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關係密切地關聯着,是爲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約翰·託蘭在《漫長的戰鬥》一書中從另一個角度說道:“就這樣,不是爲了推動世界共產主義,而是爲了保護自己免遭一個威脅要使用核武器的強大敵人的入侵,中國不情願地進入了朝鮮衝突。……麥克阿瑟夢想拿下整個朝鮮,而且或許向更北的地方推進,迫使毛介入一場他幾個月來一直試圖避免的戰爭。”

這就是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由來的歷史真相。

(二)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驚天動地頂天立地的偉業。

人們愛說:“財大氣粗”。迄今爲止,美帝國主義是世上最爲“財大氣粗”者。人們又愛說“實力決定一切”。迄今爲止,美帝國主義是世上實力最爲強大者。50年代初,美帝國主義在這兩方面更是無可匹敵。不僅如此,朝鮮戰爭爆發後,他一手操縱聯合國,打起了“聯合國軍”的旗號,更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過一年,戰亂剛剛平息,臺灣、西藏等地還待解放,百業待舉、百廢待興,國力極度貧弱,渴求和平安定,亟待復興建設。面對美帝國主義這樣一個龐然大物,面對這樣一種突如其來的武裝進犯,敢不敢抗衡?能不能抗衡?這顯然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不說別的,即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也不無疑慮,林彪稱病怯陣就是一例。

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決策,需要何等的勇氣和膽略!中國人民及其子弟兵,萬衆一心、同仇敵愾,義無反顧、不惜犧牲,堅決響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號召,與朝鮮人民和朝鮮人民軍並肩戰鬥,休慼與共、生死相依,共同抗擊世界上最強大凶惡的帝國主義勢力,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英雄氣概!

拿中國老百姓來說,在50年代初那樣艱苦的年代,廣大勞動人民剛剛翻身解放,遠遠沒有擺脫貧困狀態,但全國上下、男女老少,硬是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爲中國人民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捐款所得可以購買3170架戰鬥機。人們只要想一想這一件事情,就可知中國人民有着何等樣的博大崇高的胸懷。依靠着這樣的人民,還有什麼不可戰勝的敵人?

至於中國人民志願軍,魏巍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正是可以由之“看海洋”的“一滴水”。他所記述的志願軍戰士在鬆骨峯的壯烈戰鬥場景,人們能夠輕易忘記嗎?他所記述的志願軍戰士的崇高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以及革命英雄主義、革命人道主義精神,人們能不肅然起敬嗎?所以,毫不奇怪,這篇報道一經發表,就全國傳誦,歷久彌新。“最可愛的人”,自然地成了志願軍戰士的代稱。《誰是最可愛的人》,也當之無愧地編入了中學語文教科書,年復一年地教育、薰陶着無數青少年學子。

請人們記住這樣一點吧!那就是,當朝鮮戰爭的炮火燃燒到中國邊境,中央做出抗美援朝決策,應朝鮮政府的要求向朝鮮派遣志願軍部隊時,不少急促組建的志願軍部隊還來不及換上冬裝、來不及補充給養,就急如星火、星夜就路,奔赴前線的啊!所以,初期入朝參戰的志願軍部隊,凍死凍傷在戰場的遠過於戰死戰傷的啊!前不久,我就讀得20軍史話《百旅之傑》中這樣一段記述:1950年12月9日,在黃草嶺之戰中,我20軍180團二連指戰員,在守衛1081高地時,全部壯烈犧牲。用日本人編纂的美軍在朝作戰史的話來說:“這個陣地的中國第60師,忠實地執行了它的任務,頑強戰鬥到底,無一人生存。”原來,“在第二天打掃戰場時,才發現這個連全部凍死在陣地上。他們都俯臥在冰雪堆起的工事旁,一個個手握着槍支,許多戰士的手凍結在步槍的槍栓上都無法分開。幾個晝夜,攝氏零下40多度的嚴寒,沒有一點熱食進口。這樣,衆多的血肉之軀與冰雪一起形成了冰雕的英雄羣像。”我們志願軍的年輕戰士們,就是這樣地支援朝鮮人民,這樣地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保衛自己新生的共和國和父老鄉親的啊!“爲有犧牲多壯志”。中國人民志願軍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永載青史、萬古流芳。

《杜魯門回憶錄》中說道,當侵朝美軍遭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一次戰役迎頭痛擊後,1950年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個聲明。其一開頭就稱:“朝鮮最近形勢的發展使世界面臨一次嚴重的危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自滿洲派遣他們的部隊到朝鮮,對在北朝鮮的聯合國部隊進行一次強烈的、組織得很好的進攻。雖然經過長期的、認真的努力,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相信聯合國或美國絕沒有侵略中國的企圖,他們還是這樣做了。由於美國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歷史友誼,一想到中國人竟被迫和我們在聯合國指揮下的部隊作戰,不免使我們不寒而慄。”這個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美國“白皮書”式的聲明,要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但是,其“不寒而慄”之說,卻是並不虛假。正是中國人民奮起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願軍協同朝鮮人民軍,先後組織了五次戰役,即杜魯門所說“強烈的、組織得很好的進攻”,把美國侵略軍及其僕從軍隊趕回到了“三八線”以南,粉碎了他們侵吞朝鮮、進犯中國的美夢,才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不得不坐下來進行停戰談判的啊。

這場談判歷時兩年,時談時停、時談時打、又談又打,終於在1953年7月27日,美帝國主義者被迫簽訂了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總算結束。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克拉克,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當時,美國共和黨頭子塔夫脫卻直截了當地認爲這是“美國從未遇到的最完全的失敗”,“我們找不出比朝鮮戰爭更悲慘的例子了”。時任美國國防部部長的馬歇爾嘆道:“神話已經破滅了。美國原來不是像人家所想的那樣一個強國。”

中國人民志願軍首任司令員彭德懷,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有關報告中說:“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在同一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在當代世界歷史上,指出的這條經驗的意義實在是無可估量的。1960年10月2日,伊拉克《文明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章中說:“中國在各個方面表現了它的偉大,其中最偉大的一點是它戳穿了‘紙老虎’的本質並促使‘紙老虎’失敗。”這“最偉大的一點”正是從抗美援朝戰爭發端的。

50年過去。

回過頭看益加清楚。

試想:如果當年中國人輕信“美國絕沒有侵略中國的意圖”,與之大談什麼“歷史友誼”;如果中國人害怕美國這隻龐大的紙老虎,不敢奮起抗擊;又如果中國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敗了,今天將是一個什麼局面。

歷史明明白白地記下了:正是因爲中國人民頂天立地和世界上最強大凶惡的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進行了驚天動地、艱苦卓絕的直接較量(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已經有過間接較量),並且贏得了勝利,勝利之後又繼續與之毫無間斷的各式各樣的反覆較量,纔有1958年開始的長達12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纔有1971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纔有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中國之行(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當時說: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去北京的。)……。我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今天能巍然屹立於世,中國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望,都是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打下的基礎,恐怕一點也不爲過吧?

1993年1月,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施萊辛格的文章,題爲《探索冷戰後的對外政策》。這位當過美國國防部長、能源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者寫道:“中國是一個獨立思考、在意識形態方面多疑的國家,其人口是美國的5倍。僅這一事實,要脅迫它就很困難。而且,中國人從來沒有向美國的壓力屈服過,這是引人注目的。”“可以肯定地說,美國可以使中國經濟遭到重大的破壞,但是,仍然令人懷疑的是,我們能否迫使它改變其在國內的做法,雖然中國沒有直接打擊美國的有效方法,但我們可以肯定,我們會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此外,中國有能力挫敗美國各種各樣的外交政策目標。一個在安理會擁有表決權、而且我們依靠它在其它諸如核不擴散、控制武器和技術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國家,是惹不起的。”

較之當年杜魯門、麥克阿瑟之流,施萊辛格的這番見解,顯然知趣、清醒得多了,也現實、明智得多了。這也算得是美國人從朝鮮戰爭以來的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吧?我們不難發現,他的這種見解,正是尼克松以來美國政要共具的。儘管他們絲毫也沒有改變帝國主義者的本性、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中國人不會忘記,臺灣乃至西藏等至今還是一個“問題”,其源蓋出於此)。

1953年9月12日講話中就說過:“美帝國主義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這也是抗美援朝戰爭以來屢試不爽的客觀真理啊!

上述種。種,不就是鐵證如山、有目共睹、勝於一切雄辯的歷史真相嗎?

但是,近些年來,中國國內有些人竟然撰文歪曲歷史真相,詆譭抗美援朝戰爭,他們究竟是想幹什麼呢?

據報道,由美國國會授權,從今年6月25日起,美國國防部將在全美各地舉行爲期3年的紀念朝鮮戰爭50週年的活動,要全國感謝和牢記“老戰士”50年前在朝戰中“爲全國服役和犧牲”,使“全美公衆清楚地瞭解和認識韓戰的教訓、歷史和傳奇故事,以及美國爲保衛世界和平和自由所作出的軍事貢獻”,云云。

我們呢?我們中國呢?我們中國人呢?

[附記]

承主編厚愛,此文曾於2000年10月10日作爲校報增頁印就,但因有關禁令未能發送。

禁令當然有作用,卻難禁黨心、軍心和民心。

同年10月19日至21日,原20軍電訓隊戰友,在當年小隊長李福桂同志閤家傾力操辦下,於南京相聚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大家到雨花臺拜謁了革命先烈,暢抒了當年(都不滿20歲)的戰鬥豪情和如今的不勝感慨。

2010年11月28日,在有關方面支持下,原《解放軍報》駐通信兵特約記者王雄同志,在嘉興經辦了“紀念抗美援朝60週年戰友聯誼”。86歲的周文江同志,莊重地以一身滿掛獎勳章的戎裝與會。這位全國一級戰鬥英雄、志願軍二級戰鬥英雄的講話語重心長,感人至深。

這兩次聚會,我都帶去了此文,獲得了戰友們的共鳴。

15年過去。5年過去。原先與會的幾個戰友,當年的小隊長李福桂同志、老英雄周文江同志,竟已相繼去世。但是,正像時爲南京中共黨史學會抗美援朝研究分會副會長李福桂參與副主編的、南京部分抗美援朝志願軍老戰士紀念文集的書名所示,他們投入的那個“血與火的歲月”永載青史、萬古流芳。又如2010年與會時獲贈的、由魏巍同志題寫書名的《最可愛的人新傳(一)》中所收錄的周文江等的事蹟一樣,革命傳統代代傳,老兵新傳年年新。

在抗美援朝戰爭65年之際,筆者重發此文,正是着眼於此。

更重要的是,“我們呢?我們中國呢?我們中國人呢?”——此文最後提出的這三個問題,於今越發嚴峻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

事情正如彭光謙將軍所說: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抗日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一條理由是當年戰勝日本鬼子以後,我們對日本的處理半途而廢,美國包庇它,沒有對它的戰犯進行徹底審問,沒有把它徹底趕出去,以至於埋下禍根。軍國主義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還在。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在安倍的操縱下,今天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依然想重蹈歷史。”“今天日本政壇和當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的日本一系列動作都是在爲戰爭做準備。”

“跟日本講道理沒用,沒有力量的正義是蒼白的正義,沒有正義的力量是邪惡的力量,我們既要有正義、又要有實力。在精神上,我們一定要發揚老一輩抗戰精神,鐵血丹心的抗戰精神,剷除漢奸。”(9月30日《參考消息》)

65年之後看抗美援朝戰爭,不也是這樣嗎?

說來話長。這裏只能長話短說。

今年7月25日,在朝鮮第四次老兵大會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演講中,專門“向致力於實現朝鮮人民的自由獨立與東方和平、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流血犧牲、幫助朝鮮進行正義革命戰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兵表達崇高敬意。”7月27日,朝鮮祖國解放戰爭勝利日,他又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墓獻了花圈。7月28日,媒體記者受邀前往朝鮮駐華大使館採訪。使館內牆顯著位置懸掛着1958年以及周總理與朝鮮金日成首相的歡宴合影。此中情意,不言自明。

但是,中共中央黨校那個“朝鮮問題專家”,卻又一本其多年來的作爲那樣,對此說三道四,很不像話(見7月29日《東方早報》)。

今年9月11日,此人又以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身份,在《東方早報》發表整版文章,題爲《朝鮮半島“8月危機”及其啓示》,一本正經,像煞有介事。其最後的“啓示”竟然是:“朝鮮核問題具有使相關事務價值翻轉的功效,美國示拳具有雙重意義。朝鮮核問題能使國際關係中一般認爲積極的東西變爲消極,使消極的東西具有積極的意義。如,增進友誼、提供援助、開展經濟合作等等,一般認爲這是好事,但是施之於堅持核武計劃的朝鮮,就變成爲其製造核武提供助力,是壞事。相反,制裁、禁運、施壓這些通常被認爲消極行爲,施之於朝鮮,卻有助於阻止其核計劃,變成具有正面意義的行爲。與此相關聯,美韓加強軍事合作,針對‘核朝鮮’進行軍事演習,便具有了雙重意義。從表層看,美韓軍演示肌肉,無疑會刺激朝鮮,使半島局勢緊張,但也僅僅是緊張而已。因爲美國作爲當今世界頭號軍事大國,其出擊能力及關鍵時刻的決斷能力,會使一些國家望而生畏,從而收斂自己的言行。朝鮮雖然自認爲已是‘世界頂級軍事強國’,但對朝美軍事力量對比還是有清醒認識的。這次危機事實上已證明這一點。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半島的軍事存在,美韓恫嚇性軍事演習,對防止魯莽行爲導致的軍事衝突和戰爭,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作爲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如此顛倒敵友、混淆黑白、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公然站在美帝國主義一邊,這該是什麼行徑呢?這等“戰略研究”,又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10月10日,爲紀念朝鮮勞動黨成立70週年,朝鮮舉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閱兵式。美國《洛杉磯時報》說:“朝鮮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國家,不過他會在週六盡全力讓世界——特別是美國——相信,它是不容輕視的。”(10月11日《參考消息》)在閱兵式上,金正恩強調,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朝鮮將會建設成爲世界級軍事強國。朝鮮有信心應對美帝國主義挑起的任何戰爭,保衛國家和人民。

通過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見到這個閱兵式的宏偉場面,見到這個像“銅豌豆”一樣的兄弟鄰邦,顯示出如此豪邁的民族精神、無謂的英雄氣概、堅強的戰鬥意志、嚴正的備戰陣勢,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無不會由衷敬佩和讚歎。

但是,翻遍10月11日的《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和《光明日報》,竟不見對這個閱兵的隻字報道,豈不是咄咄怪事?

更有甚者,如10月11日《環球時報》社評標題所說,“嘲弄朝鮮不是某些國人自尊的表現”。這篇社評本身,又是什麼樣的“國人自尊的表現”呢?

當然,多年來見慣了上述那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那一套,所有這些都不足爲奇了。

奇的是,10月12日《新聞晨報》《銘記抗美援朝功績》的報道中引述道:“英國牛津大學大戰略學家羅伯特·奧內爾也說過:‘中國從他們的勝利中一躍而成爲一個不能再被人輕視的世界大國,……如果中國人沒有於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在朝鮮戰場上穩執牛耳,此後的世界進程就一定不一樣。’”

在這位英國學者如此提醒面前,那個中共中央黨校戰略研究所教授之流,還有何地可容?

在這位英國學者如此提醒面前,“我們呢?我們中國呢?我們中國人呢?”當是更得弄個明白了吧?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三

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來講,新中國70年是滄桑鉅變、是換了人間的70年。回顧中國的昨天,面對中國的今天,我們相信,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上深刻指出:“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鬥的結果,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習近平總書記用“昨天”“今天”“明天”,充分展示了歷史的延續性,也鄭重發出了書寫更新更美時代篇章的號召。

今天的中國由昨天的中國而來,又向着明天的中國而去。我們能不能延續昨天中國的輝煌,能不能把明天的中國變成現實,關鍵都要看我們今天的創造。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

黨的xx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審視國際國內新的形勢,通過總結實踐、展望未來,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的今天,正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

還想特別指出的是,人們觀看國慶慶典這場規模宏大的活動,都深刻感受到黨和政府高超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這恰恰是我們今天能夠不斷創造新的奇蹟的根本保證。這次慶祝大會中參加閱兵儀式和羣衆*的共有20餘萬軍民,背後還有大量保障和服務人員。這樣大規模的慶典活動,組織得嚴絲合縫,開展得行雲流水,表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達到了很高水平。

要真正創造好中國的今天,還需要我們總結好昨天的經驗、認識好今天的現實、把握好明天的方向。黨的xx屆xx全會馬上就要召開了,這次全會將重點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億萬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創造新的更大奇蹟。

回顧中國的昨天,面對中國的今天,我們相信,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這是因爲,經過整整70年的發展,我們已經積累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治國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我們要就要繼續前進,繼續創造更好的今天和明天。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四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在異國的土地上開啓了抗美援朝的偉大篇章。

餓時一把面,渴時一口雪。在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國志願軍物資緊缺,面對敵人的“絞殺”戰術,後勤部門一籌莫展。爲了改變落後的運送方式從而更好的服務前線士兵,戰時後勤部一方面投入高炮部隊、空軍部隊阻止敵方的空中封鎖,另一方面將運輸方式由傳統的公路運輸改爲機動性更強的鐵路運輸。

起初敵方晚上轟炸完,我們還要整備幾天才能完成線路復原,但隨着一批特殊部隊的加入,形式開始漸漸改變,他們就是鐵道兵部隊。

楊連第,志願軍一級英雄。1919年出生於天津倉北一個貧農家庭。1949年2月,楊連第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部隊,任隨軍職工。1950年10月,楊連第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編入鐵道兵第1師第1團1連。11月25日,他隨部隊到達鴨綠江邊,投入到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中。在朝鮮戰場上,楊連第多次出色完成搶修鐵路大橋的任務,有力地支援了朝鮮前線的戰鬥。1951年7月,在搶修清川江大橋時,楊連第帶領一個排12次搭設浮橋,並創造出“鋼軌架浮橋”的方法,保證了正常施工,使幾次中斷的大橋順利通車。1952年5月15日下午,身爲副連長的楊連第帶着戰士們在清川江橋上檢修時發現新修的第三孔鋼樑移動了5釐米,立即派人擡來壓機準備移正鋼樑。正在指揮部隊起重鋼樑時,一枚定時炸彈爆炸,彈片擊中了他的頭部。爲朝鮮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祖國人民的安寧,年僅33歲的楊連第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沒有人會想到,處於全方面劣勢的中國軍隊會比美國人先穿上過冬的棉衣,也沒有人會想到,起初對陣地攻堅戰毫無辦法的中國軍隊竟也有了“喀秋莎”的炮火支援。五大戰役,少不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勇無畏,但也少不了這隻後勤保障部隊的流血犧牲,無數如楊連弟一樣的鐵道兵戰士在朝鮮的土地上拋頭顱灑熱血,用錚錚鐵骨捍衛物資運輸的生命線,用至死不渝詮釋“做好後勤工作就是一半功勞”。

一戰揚威,穩定家園半世紀,百年雪恥,震懾對手數十年。時光荏苒,鴨綠江邊風景秀麗,炮灰的痕跡隱藏在了不斷流淌的江水裏。我們不會忘記,70年前那羣勇敢的中國人向強大敵人“亮劍”的勇氣,也不能忘記,先輩們用流血犧牲換來的和平穩定。歷史的車輪緩緩向前,“鐵道兵團”成了一個小小的符號停在了時間的櫥窗裏,和平年代的我們不需爲了生存而有太多擔憂,但作爲新時代鐵路職工的我們依舊會接過先輩的衣鉢,把抗美援朝精神發揚光大,努力踐行“交通強國,鐵路先行”時代口號,爲建設中國的美好明天添磚加瓦。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五

抗美援朝戰爭有無必要?這本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這場爆發於新中國建國伊始的戰爭,打出了中國人久違了的國威、軍威,是一場“保衛中國、支援朝鮮”的正義之戰,其勝利的意義遠遠大於付出的犧牲。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借前蘇聯解密檔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機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在戰爭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和否定[②]。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辨別“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兩個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美國和西方國家稱之爲“朝鮮戰爭”,朝鮮政府稱爲“祖國解放戰爭”,韓國方面則稱爲“625戰爭”。而我國所稱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後,於1950年10月19日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番號入朝,對朝鮮人民抵抗外侵進行的支援戰爭。前者始於朝鮮南北內戰,繼而受到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的武裝干涉。綜合當時國際和朝鮮國內各方面的情況,這場戰爭並無十分的必要,但也勢難避免。[③]而後者則是在美軍已將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並一再無視我嚴正抗議之下,中國人民無可選擇的選擇。

一、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中國主觀上並沒有參戰的意願,客觀上也沒有參戰的有利條件。1950年,國家剛剛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權還未完全鞏固,人民經歷了常年戰亂而渴望和平,國內百業待興。在1949年底訪蘇時曾對斯大林說,“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④]就在朝鮮戰爭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還判斷,雖然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正在提高。”中國要做的是,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統一財經、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同時,“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O年復員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公佈的關於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仍然將彭德懷安排在土改委員會,[⑥]也就是說,直至此時中央還沒有讓他掛帥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見,當時我們雖然沒有忽視戰爭的可能性,但是也並沒有真正大戰的思想準備。

國際上,一方面,我們將面臨的對手異常強大。美國作爲戰後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195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2/3,黃金儲備佔70%,工農業生產總值爲15078億美元,鋼產量爲8770萬噸。同時擁有用先進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掌握着制空權和制海權,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中國的實際是,“工農業生產總值只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61萬噸”,同時軍事力量薄弱,“海軍和空軍還處在初建階段。陸軍的武器裝備相當落後,既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另一方面,我們的盟友,蘇聯從本國利益出發,在整個朝鮮戰爭決策的過程中,顧慮重重,反反覆覆,變來變去。斯大林由反對到默許朝鮮內戰,但又沒有阻止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動議組成“聯合國軍”公然侵入朝鮮[⑧],還撤出了在朝的蘇聯軍事顧問。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後,蘇聯又一再敦促中國出兵,但又拒絕立即提供支援。後來提供給中國的武器裝備,中國還要償還貸款。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如有學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於以核心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是一場不期而遇的戰爭。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完全是形勢所迫。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中國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一)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朝鮮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魯門政府在決定武裝入朝的同時,做了另外一個決定,即下令第七艦隊開赴臺灣海峽。正是這個決定使中美之間產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誤會。今天來看,杜魯門政府的這一決策,並不是單單針對中國大陸,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亞洲、臺海局勢的穩定。從中國內戰開始,美國就無意對華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隨着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的失敗,美國企圖以和平的手段將中國共產黨納入美蔣聯合政府,從而控制共產黨和蘇聯在華勢力和影響的願望化爲泡影。美國仍然沒有動武,而是不得已調整了對中共的政策,妄圖鼓動共產黨中國的“鐵托主義”。杜魯門政府6月27日的聲明中說:“已要求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這段聲明一直以來被認爲是“臺灣地位未定論”,實際上,它也在客觀上起到了阻礙國民黨借朝鮮戰爭之機“反攻大陸”的可能。但無論初衷如何,此舉傳遞給中國的信號是公然的戰爭威脅。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確反應。在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時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⑨]。爲什麼中國會有強烈反應?原因很簡單,美國的行爲無疑已經把新生的中國政權在實際上陷入了軍事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二)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大舉越過三八線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二個重要因素。開戰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東江同美國和南朝鮮軍打成了膠着狀態。9月15日,美軍七萬餘人在仁川登陸,28日佔領漢城,人民軍腹背受敵,被迫實行戰略退卻。早就預見到戰事轉入持久和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戰局逆轉之下,美國做出了第二個錯誤決策:北上越過“三八線”繼續作戰。美國國內對於是否打過三八線的問題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但始終沒有把中國的應變反應和戰略利益考慮在內。蘇聯問題專家凱南認爲,“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以國務卿艾奇遜爲代表的主流觀點則認爲,戰爭止於三八線只會使半島局勢回到衝突前的狀態,而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然而美國人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決心。在中國看來,美軍越過三八線意味着戰爭開始擴大化,表明美國戰爭的目的不是恢復朝鮮的和平,而是要佔領整個朝鮮,其戰爭性質即變爲侵略。這種情況下,誰也無法預料戰爭會擴大到什麼程度。即使美軍止步於鴨綠江,對中國已極爲不利,一方面有脣亡齒寒、戶破堂危的憂慮,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蘇聯成爲掣肘的風險;如果美軍打過鴨綠江,則後果更不堪設想。所以,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美國只認爲是“虛張聲勢”。10月7日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一意孤行越過三八線,最終把中國拖入了戰爭,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爭取蘇聯的信任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新中國在建立之初並沒有得到蘇聯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與支持。分析原因,主觀層面上,蘇聯的顧慮來自在中國內戰期間沒有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⑩],因而對否能夠頂住美國製造亞洲“鐵托”的計劃心存懷疑。斯大林曾明確向國民黨表示,“關於中國之共產黨,吾人並不予以支持,亦並無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蘇聯沒有想到的。客觀層面上,蘇聯也要考慮自身的國家利益。蘇聯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即以保證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爲目標,建立安全帶,既要防禦美國,又要遏制中國。即使中國成爲共產黨的天下對蘇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變它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的原則。新中國的成立,並沒有使蘇聯在思想上產生想要放棄《雅爾塔協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蘇聯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對中國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新生的中國政權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因此,如果出兵朝鮮能夠解除斯大林的顧慮,摘掉可能的亞洲“鐵托”的帽子,從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則對中國極爲有利。事實上,當時斯大林已是騎虎難下。蘇聯不能出兵,不能與美國直接對抗。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必敗。如果朝鮮敗了,美國就將在遠東對蘇聯構成長遠的威脅。因此,力排衆議,克服萬難,不惜以弱抗強,出兵朝鮮,確實爲蘇聯解了圍。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抗美援朝戰爭以後,蘇聯確實對中國解除了顧慮。“斯大林是什麼時候對我們比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們派志願軍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後。我們軍隊過江一打,他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141個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後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13]

綜上所述,第一、二條因素至關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說的,“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14]再加上第三條因素,中國權衡利弊必須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的決定。當晚電告周恩來,“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爲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爲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5]

有學者提出,中國出兵朝鮮是斯大林故意設的套。[16]且不論這種觀點對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是從來不會被蘇聯牽着鼻子走的。從民主革命時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時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還有學者提出,決策出兵援朝,不是因爲美國敵視新中國,而是因爲美國輕視新中國,是“受害者心理”,“這種心理產生於民族輝煌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經歷之間的強烈反差”。要知道,偉大的領袖人物是不會從個人喜好和情感出發而做決策的。更何況,“你輕視我”,對真正自信的人來說,什麼也代表不了,而在實際中還會對我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當時已經很清楚,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這樣:“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7]

二、戰則必勝的信心

無論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決策,還必須充分考慮其可能性。從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出戰十分困難。從後來決策過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決策的艱難。1950年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開了三天會反覆討論朝鮮時局和出戰問題。2日凌晨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主張出兵,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會後親自擬寫了給斯大林的覆電,表示決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上,儘管認爲出兵朝鮮已是十萬火急,但大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所以原擬的電報並未發出,而是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多數人仍然不贊成出兵或有各種疑慮。[19]大家的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從大局出發,中國必須參戰。5日早上在中南海專門會見彭德懷,問他,“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並提出,中央的意見是,援朝掛帥的擔子由他來挑。彭德懷錶示服從中央決定。[20]下午政治局會上,仍然有兩種意見。周恩來、彭德懷支持出兵朝鮮的主張。林彪提出,美軍高度現代化,還有原子彈。說:“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21]這次會上,通過充分討論,大家才統一了認識,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並決定由彭德懷率志願軍入朝作戰。70年代會見金日成時還說起,“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22]

正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決心,對最後的決策起了主導性的作用。作爲掌控全局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形勢有着清醒的認識。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中國只能打。而打,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贏,一種是輸。如果贏了,不僅可以解蘇、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將在政治上獲得大勝;如果輸了,從戰爭本身來講,和不出兵結果一樣,但已付出了巨大代價,並且在政治上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困難。因此,如果中國出戰,則只能贏。出戰決策的關鍵變成了對戰則必勝的把握。從對戰爭的堅決態度,可以看出他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正是這種信心,對出戰決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從哪裏來?

(一)未雨綢繆,增兵東北

這是第一個信心來源。早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爲“聯合國軍”總司令時,和中共中央就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7月7日和10日兩天,周恩來受命主持召開保衛國防問題會議,討論了保衛東北邊防問題,提出並同與會者初步商議了邊防軍所轄部隊與部署、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後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員補充、商定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等。根據會議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軍委《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23],即送審閱。當天批示:“照此執行。”[24]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戰略決策,正如後來自己說的:“戰爭開始後,我們先調去三個軍,後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是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後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後,我們纔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25]8月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後中國應該採取的對策問題。的觀點是,“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26]同日,他還批准聶榮臻準備派出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以確保鴨綠江大橋的安全。5日,他爲中央軍委起草復高崗電,要求邊防部隊應準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18日,要求務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後,又集結第九兵團、第十九兵團於津浦、隴海鐵路沿線地區,作爲機動策應。

(二)精心謀劃,掌控戰局

這是第二個信心來源。10月2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把出兵援朝的有關問題都考慮清楚了。他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將採取的戰略、戰術,以及蘇聯必須提供的支援等。他認爲,一旦出兵,如果能夠在朝境內殲滅美軍,主要是其第八軍,無論戰爭是否結束,局面都會對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對美國和我正式宣戰,進而從空中和沿海對我進行打擊的情況。而這會引起中國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等很多人的不滿,因爲大家害怕戰爭。因此他主張,應出動12個師,而不是5、6個,先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同時等待蘇聯援助的到來,再行反攻。[27]當然,這封很長的覆電並未發出,但它無疑反映了當時清晰的戰略思路。8、9月間,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國的優勢和劣勢,指出“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個,運輸路線太遠,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29]志願軍入朝以後,每天批閱大量來自前方的電報和各方面的情報,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決策,爭取戰機。[30]在戰略上,根據實際情況,果斷改變了預定的防禦戰略,採取運動殲敵的戰略,使志願軍直接實施帶有戰略反攻性質的作戰方針,從而扭轉了戰局,初戰告捷就打下了戰爭勝利的基礎。進入相持階段後,不給美軍喘息的機會,沒有急於進行停戰談判,而是將戰爭進行到底,採取邊談邊打,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的方針,直到美國真正甘心坐下來談判。在戰術上,揚長避短,限制敵軍先進技術裝備有效發揮作用,而充分發揮我軍的自身優勢。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創造出許多新戰法,如將夜間作戰發展成戰役規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等。據美國海軍陸戰隊官方戰史的說法,“只有有這種經驗的美國人才能體會到半夜被偷襲時的震恐心情,因爲偷襲者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妖魔鬼怪那樣用手榴彈和衝鋒槍的子彈射擊我們。”“中國紅軍之成爲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們人多,而是依靠詭計和突襲。”[31]

(三)事無鉅細,思慮縝密

這是第三個信心來源。僅舉幾例。第一,採用“志願軍”番號。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稱“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這是早就考慮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兩國直接交戰的印象,把中國對抗美國的不良後果儘可能減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說過,“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32]第二,謹慎處理和朝鮮方面的關係。第三次戰役結束以後,彭德懷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時間再南進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贊同彭德懷的意見,但是又堅持必須尊重朝鮮同志的意見,特別是注意同他們搞好團結。在修改彭德懷準備在中朝軍隊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上做的報告時,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話,強調,一切在朝的中國志願軍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全心全意地擁護朝鮮人民,與朝鮮人民親如兄弟地團結在一起,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他認爲這是勝利的政治基礎。[33]第三,準備美國打原子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說,美國要亂來,“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他認爲,如果美國要亂來,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他的觀點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只要抓住他的弱點,跟着他,最後就能打敗他”。[34]第四,直到戰爭最後仍未放鬆警覺。朝鮮停戰協議簽訂的前兩天,中朝兩國人民已經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中,還向志願軍全體指戰員強調:“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生效以後,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35]

三、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

中國最終贏得了勝利。爆發於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兩年零九個月的英勇戰鬥,終於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把軍事分界線重新推回到三八線,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是一場具有偉大意義的戰爭。

(一)實現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基本戰爭目的

在戰後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他總結了四條: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使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知道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第四,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36]戰爭的勝利,穩定了當時中國的工業中心東北地區的局勢,也爲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到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蘇美之間的衝突,避免了大規模熱戰;中美之間互相也有了一個底,雙方都儘量避免了直接衝突。

(二)在政治上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這場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贏得的第一場對外戰爭,是中國人擺脫“東亞病夫”、揚眉吐氣的一場戰爭。在開國大典上的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獲得了最有力的印證。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開始成爲亞洲乃至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並且對遠東和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勝仗迫使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54年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啓動。任何人都不應有異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贏得了蘇聯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國出兵朝鮮以後,斯大林心裏明白,中國人給了他維護蘇聯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時他才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中國也因此在當時和後來獲得了蘇聯的大力幫助。戰爭期間,除武器裝備上的支援以外,蘇聯已經在經濟和建設上給予中國幫助。爲中國工業體系建立奠定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始了50項。赫魯曉夫時期逐步擴大了援建項目,並派出專家指導。中國從“一五”計劃開始進行全面的工業化建設,正是在此基礎之上。1955年,中國又成功地出席了亞非萬隆會議,宣揚了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當然,戰爭就一定會有犧牲,關鍵要看犧牲的價值。無論在戰場上,還是戰場外,中國付出的代價都沒有超出合理的範圍。據中國官方數字,抗美援朝戰爭中,陣亡和非作戰死亡人數共計141624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560餘萬噸,戰費62.5億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而據美國官方數字,朝鮮戰爭中,陣亡、失蹤62423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7300餘萬噸,戰費400億美元。[37]從此對比中可以看出,美國在戰場上付出的代價並不比中國小。

有人提出,臺灣局勢的發展由於朝鮮戰爭以及中國入朝參戰而極度複雜化,並形成了海峽兩岸之間分治對抗的局面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環境和條件。臺灣問題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不是可以說,沒有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我們就可以收復臺灣?此處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作爲一個“革命國家”,愈加被排除在國際事務之外(包括聯合國之外)。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終於在國際事務上有了發言權。還有人提出,面對新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中共領導層在中國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軍備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並使得以高度集中爲主要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成爲唯一有可能實行的模式,這正是整個時代中國經濟成爲“短缺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和邏輯起始點。對此觀點,我們只想反問,中國作爲一個積弱積貧、歷經百年戰亂的落後大國,難道可以一躍而成爲發達國家?

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中美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戰爭在客觀上使中美關係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應當承認,在戰爭決策的過程中,中美之間存在很多的誤會。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也並沒有溝通的渠道。二是對中蘇關係的理性認識。戰爭使中蘇同盟關係得到加強的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等方面對於蘇聯的依賴,埋下了中蘇論戰直到關係破裂的種子。大國關係的處理要考慮全面,目光長遠,這在今天仍然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六

七十年前,解放戰爭剛剛結束,在硝煙消散不久的中國大地上,一支中國人民志願軍橫跨鴨綠江,向着朝鮮方向進發。毛主席的宣言彷彿還響在士兵們的耳畔:“時間要打多久,我想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後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將來的什麼總統,由他們去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1950年11月,刺骨的寒風已經在長津湖肆虐,但突然提前的軍令依舊被徹底執行。還穿着夏季單薄衣物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六連抵達戰場,他們接到了堅守死鷹嶺的任務,而當時朝鮮的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四十攝氏度。爲了完美地完成這項任務,連隊的士兵在天寒地凍中待了一個晚上,甚至不敢生火取暖,怕引起美軍的注意。彼時戰況對我軍不利,伏擊美軍已經是當時能施行的最有效的打擊方式,連隊身上揹負的使命十分沉重。戰士們意志堅強,但單薄的夏裝抵擋不了寒風,即便如此,沒有人從戰場中撤退。

第二日,正面戰場打響了,附近的兄弟部隊卻奇怪地發現,執行防守任務的六連沒有開火。他們派遣參謀打探,迎接他們的,卻是戰壕中仍舊保持着戰鬥姿勢的一座座冰雕。原來在一夜的堅守中士兵們居然全部凍死,而臨死前,所有人依舊沒有改變自己的姿勢。

時至今日,距離那場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年,鋼鐵鑄造的偉人們走了,但由偉人鑄造的鋼鐵留了下來,繼續庇佑着我們。在即將到來的抗美援朝戰爭七十週年紀念日之際,我謹以那些中國英雄們的事蹟,來緬懷那場慘烈而偉大的戰爭,和戰爭中犧牲的,最可愛的人們。

現如今炮火早已經離我們遠去,這些事蹟被輕飄飄的文字記錄,沒有人能看到這些數字背後的血肉。但我們能在2020年吃飽穿暖,走在高速發展富國強民的道路上,是因爲腳下踩着的,是先輩用血澆築的階梯,頭頂上,是沒有戰火的藍天。“讓那些內外*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七

中國政府5月13日通知,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並決定將9月3日定爲“勝利紀念日”和公共假日。

誠然,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抵抗外來侵略戰爭的首次勝利,是值得中國人永久紀念的。但是,設立“勝利紀念日”則需要全面權衡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歷史,做出恰如其分的處理。 這裏要說的是,抗日戰爭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抗美援朝戰爭纔是中國的真正勝利。

如果真要設立什麼“勝利紀念日”之類節日,以抗美援朝戰爭“停戰協定”的簽訂爲標誌設立更爲合適。爲什麼呢?

首先,抗日戰爭中國雖然“勝利”了,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西安事變”後“領導”了抗日戰爭,但決定日本投降的畢竟不是中國軍隊。這不是說在戰爭結束前的一個月裏日軍還從中國的主力戰場國民黨戰區淨奪取18座縣城(雖然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月裏從日軍手中淨奪取16座縣城)(喬良:《鬼子投降前一個月,國共兩黨各自在幹麼?》),蘇聯還出兵150萬。關鍵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日本人會這樣投降麼?

第二,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在抵抗外侮的戰爭中每戰必敗,沒有過勝利記錄,哪怕是一個最小的國家派出最小的甚至非常少的軍隊,都可以打敗我們。所以日本人從來不認爲他們是被中國軍隊打敗的,世界上也沒有誰認爲法西斯日本是敗於中國軍隊的。 一個志願軍老戰士在文章中講,抗美援朝戰爭後,一位日本教授感慨地說:“1949年你們的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在我們日本沒有人相信。看看你們中國人,一百多年來,一個失敗接一個失敗,幾千個外國人入侵,一兩萬外國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們的首都,殺人放火,你們就得割地賠款,一句話,中國人就站起來了?後來,你們出兵朝鮮,把我嚇了一跳,你們把美國人從朝鮮北面壓到南面,我覺得中國人和過去不一樣了,看來講得有點道理。” 連解放軍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日本人都不相信,難道有誰相信這樣的中國能夠打敗已經佔領東南亞、敢於偷襲珍珠港、把美國作爲消滅目標、勢頭正猛的法西斯日本?所以如果客觀地講,實事求是地講,抗日戰爭並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 知人者智,自知則明。人貴有自知之明。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和民族也未嘗不是如此。就像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一方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正戰勝國,無法以戰勝國身份在巴黎和會上改變自己半殖民地國際地位一樣,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抗日戰爭也不是中國的真正勝利,否則我們會貽笑於世界。

第三,抗美援朝戰爭,纔是中國的真正勝利。正因爲抗日戰爭沒有人認爲是中國的勝利,二戰中戰勝日本的美國更不把中國放在眼裏。當美軍把朝鮮軍隊趕到中朝邊境,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便叫嚷:“鴨綠江並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能期望聯合國軍在鴨綠江邊停滯不前”,“我要讓共產黨國家血流成河”!同時對中國邊境狂轟濫炸。 同胞們,朝鮮和中國脣齒相依,脣亡則齒寒,當年日本就是通過朝鮮爲跳板侵入中國的,中國遭受了多大的災難!美國現在又要重抄舊路,讓中國“血流成河”了!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後來說:“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攔美國,他或許將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他沒有理由作出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第四,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空軍上校戴旭說,朝鮮戰爭告訴我們,和平不是靠退讓得來的。自晚清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連續對世界大大小小的列強退讓了一百多年,結果讓了琉球丟了臺灣,讓了東三省丟了北平城,幾乎亡國滅種,也沒有換來中國人渴望幻想的和平。最後還是拼命一戰,才死裏逃生。新中國剛剛成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又順着八國聯軍的慣性思維,組織十六國聯軍,氣勢洶洶地兵臨中國門口。但這一次它們遇到的不再是隻會點頭哈腰訂不平等條約的中國人,而是用思想武裝起來的新中國人!於是局面完全改觀了,和平姍姍來遲。 新加坡《聯合早報》說:“朝鮮半島戰爭使中國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但所帶來的回報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外交上,中國用能力、決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國宣告了一個強勁對手的存在;在更廣泛的層面,中國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在軍事上,美國對中國產生敬畏,發誓再也不與中國發生地面軍事對抗。以此爲標誌,鴉片戰爭以來世界強國蔑視中國自衛能力、無視中華民族意志的歷史,終於走向結束。” 彭德懷的話說得更直白:“美國佔領朝鮮與我隔江想望,威脅我東北,又控制我臺灣,威脅我上海、華東。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麼時候吃,決定於它的腸胃,向老虎讓步是不行的。它既要來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國帝國主義見過高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是困難的。”這話與美國人的看法不謀而合。 所以說,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新中國的國家尊嚴和國威就無從建立,舊中國“東亞病夫”的形象就不可能甩掉,誰想欺侮就欺侮的處境就不可能擺脫,也不可能贏得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環境。

第五,抗美援朝戰爭也是新中國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支援戰,是履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義務。金日成建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人把侵朝戰爭看作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其實是消滅社會主義、消滅國際共產主義的侵略和霸權戰爭。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互相支援,就難以戰勝強大的帝國主義侵略力量。 公正地說,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和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都未能制止戰爭贏得和平,是主持公平正義的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下用他那氣貫長虹的浩然正氣和戰無不勝的有力行動才制止了戰爭,贏得了幾十年的世界和平,而抗美援朝反侵略戰爭是這種行動的標誌。 因此,相對於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纔是中國的真正勝利,纔是廣大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的事情,把簽訂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的7月27日設立爲中國的勝利紀念日(或稱爲“抗美援朝反侵略節”)和公共假日,將比把日本“投降”中國作爲“勝利紀念日”更具有實際意義。

第六,針對中國抗議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一網友說,“美國人每年都紀念抗美援朝犧牲的美軍呢,我們中國人砸(咋)不抗議啊?!”抗美援朝本來是對美國侵略的迴應,大長中國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志氣,大滅歐美帝國主義的威風,但中國現在連提都不提了,美國卻在紀念這次戰爭,說它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中國拍攝的30集電視連續劇《抗美援朝》2001年拍攝完畢至今沒有敢播放,在2007年建軍80週年的時候,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裏的“抗美援朝”館也被撤銷了,這都是中國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結果。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確認,對“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廣告,爲世界人民反侵略反霸權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如果設立抗美援朝勝利紀念日,將是對正義與和平的讚美,對侵略與霸權的警告,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爲世界人民做出的反侵略榜樣的肯定,引導世界人民徹底消滅侵略和霸權行爲,建設公平、公正、和諧的世界而努力。

抗美援朝70週年心得體會 篇八

殘酷的現實表明,現階段的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際上與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緊緊地交織在一起,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鬥爭已經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近代史上,以爲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幾次大規模的戰爭,每一次戰爭都使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邁上一個新的臺階,最終使中華民族擺脫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血洗了一百多年來被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欺凌的恥辱,使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驕傲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土地革命戰爭的意義,是喚醒了億萬農民階級,使共產黨找到了一條以農民爲主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有了穩固的階級隊伍,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開創了自己的根據地,爲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抗日戰爭是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民族解放戰爭。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國民黨的抗戰。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後抗戰,展現了共產黨在國難當頭的危機面前捐棄前嫌的民族大義,不但贏得了抗戰的勝利,也贏得更多的愛國民主人對共產黨的理解和支持,使黨擴大了羣衆基礎,爲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解放戰爭是鞏固土地革命勝利果實和抗戰勝利後民族獨立成果的人民革命,是推翻國民黨爲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人民自己的共和國,爲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

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禮。也可以說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立威之戰。他證明了領導的黨和人民軍隊不但可以戰勝任何國內的反動派,而且可以戰勝武裝到牙齒的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軍。正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和後來的核武器的實驗成功,最終奠定了新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也使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再也不敢輕易冒險與新中國發生直接武裝衝突。

所以,任何淡化、抹黑、甚至否定這幾場戰爭的言行,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任何抹黑、污衊在這些戰爭中涌現的英模人物的言行,都是企圖對共產黨革命歷史的反攻倒算,是對共產黨領導地位合法性的挑戰。其中,多年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質疑和否定,更是現實中美之間的激烈博弈在重大歷史事件上的反映。質疑和否定抗美援朝戰爭,是現實中瘋狂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幻想“中美共治”的漢奸勢力顛覆中國的重要輿論手段之一。

此外,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徹底粉碎了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在亞洲擴大勢力範圍的企圖,使二戰以後形成的兩大陣營的世界格局得以穩定。斯大林在分析兩大陣營的演變趨勢時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和相互幫助,使這些國家有了高速度的工業發展,“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已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餘商品輸往他國。”這就使得“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範圍,將不會擴大而會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對於這些國家將會惡化,而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將會增大。世界市場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加深就表現在裏。”“這是資本家自己也感覺到的,因爲失去象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市場是很難不感覺到的。他們竭力想用“馬歇爾計劃”、侵朝戰爭、軍備競賽、工業軍事化來解脫這些困難情況。但是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樣。”可見,朝鮮戰爭絕不是美國要保護南朝鮮,而是二戰後帝國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試探和圍堵。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帝國主義的這一全球戰略企圖,所以,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即是中朝兩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對帝國主義陣營的偉大勝利。

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先是通過解散農村集體經濟,推行私有化、市場化進程,進而將國民經濟全面轉向外向型,又通過加入WTO融入以美國爲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使國民經濟逐漸成爲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的附庸經濟。經濟的改革和開放,使中美之間的戰略格局發生了歷史性的劇變。

是在維護自己獨立經濟體系的基礎上發展對外關係,還是放棄自己的獨立性,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改造自己的經濟體系,完全接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融入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重大問題。斯大林曾經說過:“我們應當這樣來建設我們的經濟:使我國不致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屬品,使我國不致被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系中去成爲它的輔助企業,使我國經濟不是作爲資本主義的輔助企業發展起來,而是作爲獨立的經濟單位發展起來,這種獨立的經濟單位主要是依靠國內市場,依靠我國工業和我國農民經濟的結合”。又說:“這條路線堅決摒棄把我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附屬品的政策。這就是我們的建設路線,就是黨現在遵循的並且今後還要遵循的路線。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這條路線就是必需的。”這是斯大林爲前蘇聯選擇的發展道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警告過:“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

斯大林逝世以後,赫魯曉夫及其以後的領導人都曾抱有“蘇美共治”的幻想,被批評爲“兩大國主宰世界”。 到葉利欽時期,則乾脆推翻蘇共,解體蘇聯,寄希望於與美國和解,結果不但沒有換來真正的蘇美共治,反而被美國和北約大踏步東擴,步步緊逼,把俄羅斯逼到了牆角。幾代領導人的蘇美共治幻想的破滅,在碰的頭破血流之後,才逼出了普京這樣的強人。

而我國的改革以來的所謂“發展外向型經濟”,所謂“全面對外開放”,所謂與“世界接軌”,同樣完全違背斯大林和的警告。如果我們簡單地概括改開以來的發展,實際上是這樣幾步棋:先是通過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把農村集體經濟瓦解掉,導致農村退回小農經濟和進一步兩極分化,使國內消費市場萎縮;其次是以農村集體經濟爲主要服務對象的國家工業失去國內市場的支撐,被迫轉向外向型發展模式;第三,爲了爭取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和更多的招商引資,又必然引起國內企業、地區間的惡性競爭,導致經濟發展在廉價輸出和犧牲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主導產業紛紛被外資控制;最後,是金融領域完全服務於這一發展戰略,成爲美國等發達國家吸食中國人民血汗的工具,廉價出口掙來的外匯,又被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和垃圾債券,貨幣和金融政策使國民經濟進一步殖民地化。社會主義的防線就這樣一步一步被突破,發展的成果源源不斷地輸入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現在,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的“中美國”的格局已經形成,很多中國決策者“中美共治”的夢幻不但沒有破滅,反而越發不可收拾。難道我們非要重蹈前蘇聯的覆轍纔會醒來嗎?

殘酷的現實表明,現階段的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際上與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緊緊地交織在一起,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鬥爭已經再次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世界格局和中美關係演變的背景下,出現對抗美援朝戰爭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也就絲毫不奇怪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態度,絕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現實的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戰略選擇問題。

所以,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深刻理解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歷史意義,發揚勇於戰勝一切敵人的大無畏精神,對於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反擊國內漢奸賣國勢力和美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陰謀企圖,也就更加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