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背景與歷史意義（精品多篇）

辛亥革命的勝利與失敗 篇一

革命的勝利發展使清政府極爲震驚。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凱爲欽差大臣，授予指揮湖北軍事的全權。11月1日，清軍攻陷漢口。同日，攝政王載灃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交出全部軍政大權，以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黎元洪和黃興、宋教仁等過高估計了袁世凱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難，企圖利用袁世凱和清朝貴族之間的矛盾，以大總統的位置動員他倒戈，把最終推翻清朝的希望寄託於袁世凱。11月27日，漢陽爲清軍攻陷。12月1日，雙方議訂停戰3日。此後又擬定雙方派出代表討論大局。停戰是辛亥革命從武裝鬥爭走向政治妥協的一個重要轉折。

12月18日，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和革命軍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開始和談。11月下旬，各省代表議決承認武昌爲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督執行中央政務。接着14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籌備成立中央臨時政府。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爲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隨即自武漢齊集南京。25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自海外歸來。29日，17省代表會議以16票的絕對多數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到南京就職，發佈《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告全國同胞書》等文件，正式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1月2日，通電改用陽曆。3日，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確定臨時政府組成人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臨時參議院。以孫中山爲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包括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3種政治勢力。獨立各省的軍政府多數爲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操縱，南京臨時政府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對它們事實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革命派自身的弱點也更多地暴露出來，孫中山的許多正確主張都遭到反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感到大總統的位置難以到手，立即撤銷和議代表，造成談判破裂的形勢，迫使革命勢力妥協。帝國主義列強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且製造外國干涉的空氣。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孫中山被迫退讓。1月22日，孫中山聲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宣佈贊成共和，即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保證後，加緊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終於接受中華民國對皇室的優待條件，正式退位。這樣，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朝垮臺了，延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也隨之結束。2月13日，袁世凱向臨時政府正式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因實力在北方，拒絕南下就職。孫中山派蔡元培爲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暗中指使親信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製造兵變；帝國主義也乘機調兵入京，製造緊張空氣，以支持袁世凱。南京臨時政府再次退讓。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孫中山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約法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25日，唐紹儀到南京接收臨時政府，組織新內閣。該內閣中內政、陸軍、海軍、財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凱的親信或擁護者擔任，同盟會只分配到教育、農林、工商等幾個點綴性的席位。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5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和該院遷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辛亥革命失敗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點深入人心。中國人民長期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以辛亥革命爲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對外節節失利與對內政治窳敗 篇二

清王皇朝對外是軟弱無能與割地賠款，對內貪污腐化與剝削殺戮，激起民族革命是必然的結果。對內政策上根本上是錯誤的，其以封建政權之優越政治勢力，大力屠殺異己，復劃分民族藩籬爲然。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而清政府的實際大權都操之於族官員手上，他們可以不勞而獲，豐衣足食，掠奪民田，橫徵暴斂，造成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也正由於政治的黑暗窳敗，才導致列強帝國主義勢力乘機侵入，破壞中國領土。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篇三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其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制定了《臨時約法》，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再次，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法令，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最後，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對推動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鬥爭有重大影響。總之，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鉅變。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一方面，客觀原因是國內外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另一方面，主觀原因是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軟弱性：首先，缺乏徹底反帝反封的勇氣和力量；其次，沒能提出明確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再次，沒能發動農民革命；最後，沒有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

辛亥革命歷史教訓：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第一，說明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第二，宣告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終結；第三，表明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歷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歷史評價

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一直有着不同的議論。作者認爲，過去的估計常常過低。辛亥革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爲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對反動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樣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象立憲派那樣維護它？這是根本的道路問題。在這點上立憲派的方向是錯了；但對它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強烈地激動過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離現在已經整整七十年了。隨着歲月的消逝，當年種種早已成爲歷史的陳跡。可是，對這場革命的功過得失，在國內以至國外一直還有着不同的議論。這篇文章，不準備全面地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只想就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經很有感慨地說：“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爲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他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說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可以舉出很多條。其中突出的一條，就是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們不能把從君主專制到建立共和國，只看作無足輕重的政體形式上的變化，甚至只看作是換湯不換藥的招牌的更換。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至高無上的君權一直是封建主義的集中象徵。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頂顛的最高代表。每個人在這種制度面前，必須誠惶誠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許有絲毫逾越。這就是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卷五）誰要是敢有一點懷疑，輕則叫做“離經叛道”、“非聖無法”，重則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紅樓夢》裏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那就得有“捨得一身剮”的大無畏氣概，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國社會處於劇烈的動盪和變化中。人民羣衆的反抗鬥爭前仆後繼。但是，直到孫中山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歷史舞臺前，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的主張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最高峯。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義和團運動的口號更只是“扶清滅洋”。資產階級改良派鼓吹愛國救亡，介紹了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政治制度到中國來，起了巨大的啓蒙作用。可是，他們把忠君和愛國看作是一回事。康有爲那些聲淚俱下、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的話，是最能打動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時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法美兩國外，英國、日本、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沙俄等等無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爲提出以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爲中國學習的榜樣，在許多人看來是很有理由的。

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孫中山在幾次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見《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爲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爲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見《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明確地把“創立民國”作爲自己的奮鬥目標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頒佈的《革命方略》更是響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這在當時確實是石破天驚之論！比一比，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到“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堅韌不拔地通過報刊鼓吹、祕密宣傳，使這種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發時，推倒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已成爲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反動勢力都已無法把它再扭轉過來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馬”了，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倒了。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它帶來的直接後果，至少有兩條。

第一，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套了。這以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象走馬燈似的一個接着一個登場，卻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不用說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動陣營內部也無法再保持統一。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這裏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煞的，它爲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開闢了道路。

第二，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該算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夜寫過一篇《偶像破壞論》說道：“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衆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象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衆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卻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騰向前，不可阻擋了。儘管辛亥革命後，一時看來政治形勢還十分險惡，但人們又大膽地尋求新的救中國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聲一響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不久便迎來了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滅它，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衝擊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始終應該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了，爲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種不朽的業績，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熱情的歌頌嗎？

而過去長時期中，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確如林伯渠同志當年所說的那樣，常常被過低估計了。這裏，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尚未成功”。這是事實，因此，在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許多同志着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來鼓舞人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繼續奮發向前，去奪取勝利。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強烈地感受到的也是這一點。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這一來，對辛亥革命在歷史上的巨大功績，就常常來不及作出足夠的估計，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貶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極左思潮氾濫，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彷彿就成了替資產階級塗脂抹粉的莫大罪過。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談不上對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

現在該是時候了！辛亥革命離我們已經有七十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已被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倒了。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作出更加實事求是的評價來！

辛亥革命給我的啓示：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爲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爲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啓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爲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爲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列強勢力入侵與中華民族危機 篇四

清政府政治腐敗，正是列強勢力入侵中國的良機，茲分述如下：

（一）割地賠款、喪權辱國

1842年，英國藉口鴉片事件，引爆鴉片戰爭，訂立“南京條約”爲中國對外第一個不平等條件。1844年，又分別締結“中美條約”與“中法條約”。1865年，英人利用太平天國之機，以“亞羅船事件”，進攻廣州，復一年，法人藉口傳教士被害，兩國共組“英法聯軍”，再陷廣州。分別訂立“中英天津條約”與“中法天津條約”。

1860年，再締結“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同年復訂“中俄璦琿條約”與“中俄北京條約”，也承認英國對緬甸有最高宗主權。1890年，“中英印藏條約”清政府承認哲孟雄爲英國保護管理。這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一連串的枷鎖。加上1894年，中日戰爭訂立“馬關條約”。從此，列強對中國的欺凌走向，已不是割地賠款與通商。

原本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及“中法戰爭”均是受到列強侵凌以後，清政府不得不臨時調兵遣將，勉爲應付，並且部分還打了勝仗，國際帝國主義尚不知中國積弊弱點。殆自甲午戰役，清政府新式北洋艦隊竟遭全軍覆沒，賠款請和，接踵而至，自難避免。

（二）清廷昏庸，列強瓜分

此時，列強更徹底認識清朝愚昧無能，昏庸可欺，大夥趁火打劫，齊向中國進攻。一方面將剩餘資本，大量投資到中國，以取得中國政治的支配權；一方面在中國內地競設工廠，使中國農村經濟完全失掉抵禦能力。這樣雙管齊下，第一步解除中國政治國防的武裝，第二步解除中國經濟國防的武裝，尤是瓜分政策，終至形成列強勢力範圍的劃定，使中華民族的滅亡危機，迫於眉睫[注2]。

（三）帝國勢力，主宰中國

列強勢力大抵如下：俄國租借旅順、大連兩港。英國援照先例，強租威海衛要求長江流域各地，不得租與他國，並擴及九龍半島。法國迫租廣州灣，擁有中國西南的勢力範圍。德國勢力及於山東，並借廣州灣。日本也不甘落後，要求福建及其沿海一帶，不得租與他國。總括而言，俄、法勢力包圍中國南北，英國貫穿東西，日本偏東南，德國迫京畿。俄、英、法、德、日本等國，紛紛向中國劃定勢力範圍。

（四）門戶開放，利益均沾

1899年，美國發布“中國門戶開放宣言”，旨在宣示各國在華工商機會均等，保護中國行政主權之完整，打破各國勢力範圍壟斷之局，變成“相互利益、相互約束”，使美國及其他各國經濟勢力不受阻趄，締造“利益均沾”之局。自此中國變成“公共市場”轉入國際共管的殖民地之地位了。

1900年，義和團事件，導致英、法、德、意、奧、俄、美、日本“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完全屈服，喪權辱國，締結了“辛丑條約”，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中華民族危機更甚於前。

辛亥革命的性質 篇五

國外一些學者誇大滿漢矛盾，指出辛亥革命稱爲“國內民族革命”，或“大漢沙文主義”的反滿民族運動。籠統地貶之爲“種族主義”或“種族復仇主義”。

臺灣學者認爲是“全民革命”。國內達成共識，一般認爲其是資產階級革命，原因：領導是孫中山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

創立了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發展資產階級爲奮鬥目標；

革命派爲拯救祖國，振興中華，堅持武裝鬥爭反對清政府的正確，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辛亥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

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君主專制制度。

傳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

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 篇六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辛亥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發表演說，指出“中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辛亥之前國民意識模糊性，清朝百姓對外聲稱自己是大清子民，都說“我們大清怎麼怎麼樣”，當然明朝的百姓則自稱“大明如何如何”，百姓自覺地把自己隸屬於某一個朝代。而辛亥革命後，國民意識裏有了“中國人”的概念，從這個層面上說，辛亥革命意義重大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爲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人民網）。

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 ，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1919年，尚未成爲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民衆的大聯合》中，肯定了革命黨和諮議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

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爲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爲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隨着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揮。1927年《上海民衆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於種族革命之外，復爲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於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讚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舉” 。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並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爲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爲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中國政協新聞網） 。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佈的告民衆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在於國民黨沒有民衆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爲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發動羣衆（中國政協新聞網） 。

抗戰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一戰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並聯絡會黨，聯合當時諮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於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一戰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於辛亥革命的成敗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的論斷，中國共產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於辛亥革命性質、地位和成敗的論斷，後逐漸成爲被普遍接受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