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正確學習理論知識思想宣傳多篇

【編輯說】：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我們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那麼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的是關於正確學習理論知識的思想宣傳範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正確學習理論知識】一

《爲人民服務》的時代價值

首先，《爲人民服務》集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在《爲人民服務》中，毛澤東開宗明義，“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爲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爲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集中點出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初心和使命。

《爲人民服務》是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理論闡述。紅船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源頭、基因和標識。13位代表，在1921年的上海和嘉興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了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件。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了黨創建人民軍隊的歷程。淮海戰役期間，543萬翻身農民組成支前民工，88萬小推車如果排成兩行，可以從南京一直排到北京，所有這些都生動地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代表誰、爲了誰、依靠誰的根本問題。

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就要回答爲誰服務、誰是中心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每當春節來臨，習近平總書記都要深入貧困地區看望貧困羣衆，一起商討扶貧脫貧大計，表達黨的關懷，展現着一顆熾熱的赤子之心。

其次，《爲人民服務》生動展示了新時代黨員幹部的價值追求。《爲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典，它不僅是當年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而且是新時代黨員幹部的價值追求。

爲人民服務沒有止境、沒有終點。爲誰服務，是政黨價值觀的首要問題。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黨的奮鬥目標。黨的近百年曆程，爲人民服務始終不變，服務的目標和內容與時俱進。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爲人民服務有了全新的目標和內容。

爲人民服務決定了共產黨人的生死觀，爲人民而死重於泰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怎樣判斷人生價值，是人生觀的根本問題。在新時代，雖然沒有更多的戰爭年代那般氣壯山河的英勇犧牲，但爲人民而工作、爲人民謀利益，就是爲人民獻身。

爲人民服務需要保持永遠奮鬥的精神。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鼓勵全黨和全軍：“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新時代進行偉大斗爭，必須更加自覺地維護人民利益，堅決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脫離羣衆的行爲，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迴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爲都是錯誤的。

爲人民服務需要搞五湖四海。黨的隊伍越來越大，黨員幹部的來源越來越多，幹部隊伍交流成爲常態。這就要求在黨的隊伍中，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

再次，《爲人民服務》鮮明指出了黨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動力。毛澤東在《爲人民服務》中，鮮明地表明瞭我們黨的自我革命精神：“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爲人民的利益接受批評、糾正錯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是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體現。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看到了自我革命可能遇到的問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因爲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這些就是革命精神弱化和衰減的表現，需要不斷改進和克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於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是黨的自我革命的動力、根基和底氣。

　【正確學習理論知識】二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存在的原因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看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原因何在呢?

主觀的原因：第一，懶政怠政。不願意下功夫去做實實在在的事，不願意深入實際、深入羣衆去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只想坐在辦公室內靠發文件、下指示就能把一切都做好，希望走捷徑來解決問題，於是拍腦袋決策，想當然辦事，上面一張嘴，下面跑斷腿。這種本來就不符合實際的決策現實中根本無法落實，後面還要檢查、評比、考覈，下面就用各種會議、材料、數字來應付，上下配合，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就這麼出來了。

第二，不敢擔當。既想當領導，又不願負責任，不願擔當，不拿出明確的工作思路，提出明確的工作任務，就靠各種辦法把責任層層下推，各種沒有實質性意義的指示、講話、文件層出不窮，反正我該佈置的都佈置了，該交代的都交代了，該落實的都落實了，即使有問題，那也是你們下面沒有幹好。至於具體應該幹什麼，怎麼幹，那是你們下面的事。幹好了，是上面英明，幹不好是你們無能。很多部門都這麼做，於是乎，文件越來越多，指示越來越繁，層層加碼，搞到下面窮於應付，難以應付，不知道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大家都在無頭緒地忙，“忙”成了工作最主要的績效。

第三，能力不足。對自己擔負的領導工作缺乏相應的能力，既不會用老辦法，又沒有新思路，面對紛繁複雜的實際情況，抓不住主要矛盾，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幹事找不到抓手，又不去認真向內行請教學習，還不想讓別人說自己無能，沒有作爲，只能搞各種形式主義的東西，看着花樣翻新，熱熱鬧鬧，好像每天都在幹事，實則沒有什麼效果。

第四，邀功請賞。可能有人會說，作爲領導，你既不願下力氣，或不敢擔當，或沒有能力，那就能幹多少幹多少好了，爲什麼非要搞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那一套呢?問題就在這裏。如果僅僅表現爲不願下力氣幹事，那就是殆政或墮政，如果僅僅表現爲不敢擔當，那就是缺乏責任感，如果僅僅表現爲能力不足，那就是無能。但最可怕的是搞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人，還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既不想幹事、不想負責，又想邀功，那就得搞出點動靜。我們說的擺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裝潢門面、求轟動效應、造假數字、搞面子工程，其表現都是動靜很大，沒有實際效果。動靜大就容易引起各方注意，特別是引起領導注意，遇上也是不願做深入調查研究，瞭解下情，只看表面現象的領導，就會被記上一功，成爲提拔使用的資本。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存在，除了以上主觀的原因，還有其客觀的原因。

第一，體制機制還不健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那麼不得人心，爲什麼還有人樂此不疲，就是因爲有一些搞這種東西的人能夠從中得利，嚐到甜頭。這就與我們幹部的選拔任用機制、工作的考覈評價機制、處理問題的決策機制、各項工作的成本覈算機制等方面存在不夠健全完善，不夠科學有關。如果我們在領導幹部的提拔任用方面，在領導幹部的工作考覈評價方面，在幹部決策能力的測評方面，能夠多聽聽羣衆的反映，瞭解一下羣衆的想法、看法，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就很難存身。

第二，社會環境變化。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相對來講就很少，因爲那個時候，我們處在戰爭環境中，面對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環境和任務容不得你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因爲那會給敵人造成機會，致自己於死地。也不允許你高高在上，脫離羣衆，拍腦袋決策，想當然辦事，因爲那會造成我們離開羣衆的支持，會給我們自己帶來嚴重後果。但執政以後，特別是長期執政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幹部隊伍中一些人在當了官，享受各種待遇以後，就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覺，不願意去聯繫羣衆，不願意去體驗和了解羣衆的疾苦，羣衆的意願，有些甚至把保官、升官作爲自己的第一追求，產生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想真正下力氣幹事，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又想做官，搞出政績，就搞面上的東西，搞形式主義。這種問題，歷史上就出現過。今天，當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很多制度層面的規範還沒有能健全完善起來，很多問題還處在探索認識階段，社會上浮躁風氣較盛，所以，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也就以各種面目表現出來。

第三，現象定性的難度加大。黨的十八大以來，“四風”中特別是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得到了明顯的糾正，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中間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在表現上比較好定性，但有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東西不好定性，有欺騙性和模糊性，不易辨別、不好處理。我們黨在作風建設方面歷來是要求很嚴格的，僅就黨的十八大以來，因爲違反“八項規定”，搞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被處理的黨員幹部就有很多。但是，從歷史上到現在，因爲搞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而被處分的黨員幹部相對較少。這不是我們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網開一面，而是因爲現實中要給有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定性確實比較困難，除非它已經造成了什麼嚴重後果，我們在對這樣的後果進行處理時會強調被處理主體因爲官僚主義或搞形式主義造成了什麼後果。我們做一切工作都需要相應的必要的形式，沒有形式，內容就無所附着。領導幹部也會有各種不同的行事風格和習慣，不可能千篇一律。這樣，什麼是推進工作所必要的形式，什麼是形式主義;什麼是領導幹部的個人工作習慣和風格，什麼是官僚主義，有時候界限確實很難。

我們把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放在一起來進行分析是因爲它們雖然表現不同，卻有着內在的聯繫。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官僚主義就是形式主義的主要根源，而形式主義就是官僚主義的典型表現之一。有官僚主義，必有形式主義。反之，有形式主義，也必有官僚主義。有效克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一定要抓住要害，雙管齊下。

有效克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對策

首先，要教育廣大幹部認清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危害，不斷增強工作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幹部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是克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主觀條件。有了責任心和使命感，才能把黨和人民交給自己的工作當成一種責任，把爲老百姓辦事當作自己的一份責任，從而自覺地把提高工作的實效性當成自己工作的首要標準，而不是把當官、保官、升官當作自己工作的主要追求。這樣才能自覺地爲真正把工作做好去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瞭解羣衆的需求，把握工作的規律;才能在各種工作決策中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嚴肅認真地掌握各方面的真實材料和依據，進行科學決策;才能不斷增強自己的工作能力，才能在各種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危害黨和人民根本利益時進行自覺抵制。

其次，要健全完善相關制度。其核心問題就是解決好領導幹部深入實際、深入羣衆調查研究的問題，解決好對領導幹部和各級黨政部門工作實效的考覈問題，解決好讓各級黨政部門廣大工作人員真正把主要精力用在實實在在的工作中的問題。特別是在各種工作的方式和程序方面，要堅持制度化、規範化，習慣於按科學的程序來推進工作。

再次，要不斷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水平。現實中必要的工作檢查考覈評比驗收，都是促進工作的有力手段，但要搞清楚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這本身就是對領導幹部工作水平的一種考驗。要掌握科學的方法，運用科學的方法，認真把握好度。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圍繞解決實際問題開展工作，把政績做在實處。真正發揮好各種檢查考覈評比對於促進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不要把它搞成一種無謂的形式，更要防止爲了凸顯部門權力或獲取部門利益搞那些沒有實際意義，只能勞民傷財的所謂檢查評比。

　【正確學習理論知識】三

一.在實踐中發現和發展真理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爲真理而鬥爭”。“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這種革命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爲真理而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生存還是毀滅”的實踐活動中，深刻地體會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纔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無疑，這是一個凝結着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概括，體現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的結論。

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提出併科學地解答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列寧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真理標準的理論，認爲就具體的歷史的實踐而言，實踐不可能完全證實或證僞一切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實踐標準”具有“不確定性”;從根本的和最終的意義來看，任何認識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被證明是真理還是謬誤，因此，“實踐標準”又具有“確定性”。可見，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的確是一個“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然而，這樣一個早被解決的問題，在當時又是一個被“搞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正因爲如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也的確在這個問題上實現了撥亂反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強調實踐是檢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這同樣是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路線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密切相關、高度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一旦從理論進入實踐，就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作爲行動的先導。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真理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定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如果說真理屬於理論理性，那麼，路線方針政策就屬於實踐理性。實踐理性本身正確與否也必須接受實踐活動檢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爲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打開了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閘門，破除了阻礙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障礙。透過真理標準的討論及其在這個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我們看到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輝煌遠景。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是因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哲學命題具有政治內涵，是因爲它契合着當時中國的政治問題，這就是，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句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我們的重要啓示就在於，哲學具有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雙重屬性，我們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哲學當然不等於政治，但哲學又不可能脫離政治。哲學總是具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着政治，總是具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效應。所以，哲學變革是政治變革的先導。明快潑辣的法國啓蒙哲學是這樣，艱澀隱晦的德國古典哲學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如此。同時，政治也需要哲學。沒有經過哲學論證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邏輯力量，沒有經過哲學論證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沒有經過哲學論證的政治很難得到人民羣衆的擁護。正因如此，馬克思極爲重視“理論掌握羣衆”問題，認爲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精神武器”，是人類解放的“頭腦”。

我們必須明白，哲學研究不應僅僅成爲哲學家與哲學文本之間的“對話”，也不應僅僅成爲哲學家之間的“對話”，更不應成爲哲學家個人的“喃喃自語”，哲學應當也必須同現實政治“對話”。我們不能“只用心觀察天上的情況，卻看不見地上的東西”。沒有得到歷史證明的哲學範疇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靈”，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哲學話語只能是“多餘的話”，脫離了現實政治的哲學研究就會成爲無根的浮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更是如此。馬克思早就說過，和政治“聯盟”是“現代哲學能夠藉以成爲真理的唯一聯盟”。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政治哲學。鄧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銳，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鬥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如果那樣，我們在去年用大半年時間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問題，還有什麼意義呢?”哲學和時代的統一性首先就是通過其政治效應實現的。當代中國的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和理論家既要有自覺的哲學意識，又要有敏銳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時代精神，才能在實踐活動中發現真理和發展真理。

二.在實踐中深化和發展“實踐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個標準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自然科學中，實驗室方法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方法。社會科學很難運用實驗室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在這裏，有待檢驗的已經不是單純的對客觀對象的理論認識，而是與理論認識密切相關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些路線方針政策都在一定的理論認識的基礎上融進了如何滿足人的需要的價值因素。對理論認識真僞的檢驗和對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檢驗，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在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堅持了“實踐標準”，而且深化和發展了“實踐標準”，這就是，提出並闡述了“生產力標準”和“人民羣衆標準”。

發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進而決定整個社會關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劃時代貢獻。列寧由此認爲，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特徵和根本方法，就是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從而提供了判斷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科學標準”。按照列寧的觀點，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同志則把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作爲判斷政黨政策好與壞的標準，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生產力標準”。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結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這說明，生產力的發展是判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

生產力的發展之所以能夠成爲檢驗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是因爲生產力的發展是實現社會發展的根本條件，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等等，歸根結底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客觀標準，是一種具有可測性的客觀標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

“生產力標準”的確立，使我們破除了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破除了以抽象的社會主義原則來衡量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思想障礙。正是依據“生產力標準”，黨明確了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着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正是依據“生產力標準”，黨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而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爲“強大牽引”，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決好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生產力是物質力量，但不是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物質力量。從根本上說，生產力是人們在共同的活動中形成的實踐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爲：“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的本身。”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又不可能自動地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不可能自動地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不可能自動地實現人民羣衆的利益。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需要的滿足是以壓抑、扼制被統治階級需要的滿足爲代價的，少數人的發展是以絕大多數人的不發展或畸形發展爲代價的。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提出改變世界，創造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爲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爲“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提出人的需要是“從社會生產和交換中產生的需要”，是日益增長且應當不斷滿足的需要;提出共產黨人“始終代表”無產階級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併爲“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馬克思主義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爲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瞭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人民羣衆是物質實踐和社會變革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和價值的創造者。人民羣衆絕不應當成爲“飢寒交迫的奴隸”，成爲“全世界的受苦人”，相反，人民羣衆應當也必須成爲物質生產、社會發展和價值的享有者。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在積極爲中國人民利益而奮鬥，主動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爲什麼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毛澤東同志認爲：“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爲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爲最高標準。”鄧小平同志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爲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爲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現實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現實的一種突破和超越。改革的起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花鼓之鄉”鳳陽的春雷預示着改革在實踐上的起步。建立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的人心向背體現了時代精神，預示着社會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決人民羣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不僅讓人民全體共享發展成果，而且讓人民全面共享發展成果。

確立“生產力標準”和確立“人民羣衆標準”，實際上是從社會客體和主體關係的視角界定了改革的任務、性質和目標。確立“生產力標準”，爲改革提供了客體尺度;確立“人民羣衆標準”，爲改革提供了主體尺度，從而使評價標準達到了科學尺度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所謂科學尺度，就是從客觀規律的角度來認識、評價社會發展狀況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所謂價值尺度，是從主體，即人民羣衆的需要的角度來認識、評價社會發展狀況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檢驗社會制度、體制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否滿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人民羣衆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羣衆利益。確立“生產力標準”和“人民羣衆標準”從客觀規律和人的需要這兩個維度深化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

如果僅僅發展生產力，而不去滿足人民羣衆不斷增長的需要，不代表人民羣衆的利益，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如果僅僅在主觀動機上代表人民羣衆的利益，而不發展生產力，就不可能具備物質基礎去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力，認爲沒有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主義本身又秉持人民立場，是爲人民羣衆謀利益，爲人類謀解放的學說。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必須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爲自己的最終目標，必須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爲自己的奮鬥目標。

三.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給我們的又一重要啓示，就是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以實際問題爲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深刻感悟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學說，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科學。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研究和把握某種規律爲己任。任何一種學說要成爲一門科學，就必須研究、把握某種規律。正是由於深刻地把握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正是由於深刻地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正是由於所關注的重大問題仍然契合着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所以，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又超越了19世紀這個特定的時代，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不可超越的視界”和真理。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不僅必須成爲我們的指導思想，而且能夠成爲我們的指導思想。

筆者斷然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產生於19世紀，距今170年，已經過時。這是一種“傲慢與偏見”。我們不能依據某種學說創立的時間來判斷它是否是真理，是否過時。“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螢火蟲不是北斗星，“後海不是海”。真理只能發展，而不可能被推翻。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的結構危機、9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及21世紀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一系列危機再次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仍在不斷積累和加深，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權力，生產資料私有制仍是資產階級無法突破也不願突破的“大限”，因而資本主義或遲或早，或這樣或那樣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這就是真理，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客觀真理。正如當代西方著名學者海爾布隆納在《馬克思主義：贊成和反對》中所說：“只要資本主義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們能在任何時候宣佈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內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錯誤。”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中國的成就和蘇東的劇變也表明，沿着馬克思主義開闢的道路前進，我們就會越來越接近客觀真理，道路就會越來越寬廣;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開闢的道路而另謀“出路”，是沒有出路的。

但是，馬克思主義沒有也不可能窮盡真理，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終極真理”體系。從歷史上看，凡是以“終極真理”體系自詡的學說，如同希圖萬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樣，無一不走向沒落，只能作爲思想博物館的標本陳列於世，而不是興盛於世了。馬克思一開始就反對“教條式地預料未來”，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着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纔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上帝”，他沒有也不可能“預料未來”的一切;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啓示錄，它沒有也不可能提供有關當代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關於當代問題的現成答案，這不能責怪馬克思，要責怪的只能是自己對馬克思主義“本性”的無知。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就在於，它爲我們解決當代問題提供了研究的理論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科學方法論。我們只能要求馬克思主義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做它不能做的事。

從創立者的視角看，馬克思主義無疑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脫離了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打引號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犯了演丹麥王子而沒有哈姆雷特式的錯誤;相反，認爲只有馬克思所說的觀點，只有堅持馬克思的所有觀點，纔是馬克思主義，這同樣是打引號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以“原教旨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觀點、學說完全等同起來。從理論內容看，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由他們的後繼者所發展的關於批判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以其遠見卓識向人們宣佈：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發展着的理論。如果馬克思、恩格斯不發展自己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就會停止在《共產黨宣言》;如果沒有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列寧、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會終止在1883年或1895年;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鄧小平以及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很可能成爲20世紀的歷史遺產了。歷史上衆多思想學派都隨着其創始人的逝世而逐漸走向沒落。馬克思逝世之後，一代又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新的實踐、以實際問題爲中心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斷髮展馬克思主義，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於它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由於它把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

爲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應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實際，深入研究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實際，並密切關注和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中很多人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些觀點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徵，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

對於像能動反映論、階級理論、勞動價值論、資本積累理論、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等這樣一些已經成爲“常識”的理論，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化對它們的研究和認識，使之具有新的內涵，從而以新的思想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例如，結合人工智能闡述反映論，結合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社會主義階層結構以及世界格局的變化闡述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結合科學技術新發展、知識產權新變化闡述勞動價值理論，結合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闡述資本積累理論，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闡述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

有些觀點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過去沒有重視或“沒有完全搞清楚”。對此，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開掘、深刻理解、全面把握這些基本理論，如世界歷史與經濟全球化理論、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社會生活本質的理論、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當代中國改革實踐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不斷促進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有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意識到，並對此有所論述，但又未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當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卻又日益突出這些問題，使之成爲迫切需要解答的“熱點”問題。對這些馬克思、恩格斯有所論述，但又未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的觀點，我們應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使之成熟完善。例如，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深入探討、充分展開、詳盡論證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認識歷史需要“從後思索”的思想，關於“生產的國際關係”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思想，關於生態文明的思想，關於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的思想，等等。

有些觀點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涉及，而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結合當代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提出來的，併成爲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原則，因而理所當然地應當成爲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實際上是用新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馬克思主義指引中國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人作爲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奉者、堅定實踐者，正在爲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執着努力!”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關注和回答重大的現實問題，並使現實問題上升爲理論問題。當代中國的最大現實就是改革，這一現實的最重要特徵就在於，它把現代化、市場化、世界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四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構成了一場前無古人、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它必然爲我們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對這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深刻總結與系統回答，凝聚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人民立場的統一，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面向21世紀的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我們透視出13億多中國人民砥礪奮進的宏大的歷史場面，領悟到一個古老而又飽經磨難的民族復興於當代的全部祕密，看到了中華民族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將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礎上實現世紀復興的壯麗景色。

　【正確學習理論知識】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從此，我們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所以會發生這樣偉大的轉折，與此前開始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有密切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真理標準大討論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偉大起點。

真理標準大討論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首先要明確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題是破除“兩個凡是”的迷信。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應是1977年5月鄧小平的《“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談話。這是真理標準大討論這個歷史時段的最初起點。

穿越時間隧道，回到40年前。我們將真理標準大討論比喻爲一場大戲，上面鄧小平的談話就是序曲。一年後，1978年5月中旬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6月下旬發表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兩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就是這場大戲前臺的“開場鑼鼓”。隨後鄧小平的三個講話(1978年6月初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9月視察的“北方講話”和年底發表的被稱爲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展開，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起了決定性作用，因而鄧小平是這場大戲的主角。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爲這場大討論作了重要總結，是“壓軸戲”。同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真理標準補課的最後一篇報道性文章，意味着這場歷史性的討論大體結束，即大戲謝幕。這樣，真理標準大討論經歷了4年半時間。因此，簡單地以媒體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作爲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代表作，既沒能反映這段歷史全貌和本質特徵，也淡化乃至淹沒了這段歷史的主要推手。

爲什麼說真理標準大討論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因爲粉碎“_”後，由於“兩個凡是”的緊箍咒，糾正各個領域“左”的錯誤舉步維艱。本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ABC，但“兩個凡是”作梗，卻需要重新破除迷信，進行啓蒙教育。經過這場歷時4年多的大討論，批判和否定“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開始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進行撥亂反正。這就使天安首先得到平反，“_”中的大量冤假錯案得到申雪，歷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得到改正，受迫害的革命幹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煥發革命青春，成爲領導第二次偉大革命的強大中堅。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大討論指出：這實際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從爭論的情況來看，這場討論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因此，這場討論是個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沒有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看，一般說來，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着社會發展進步的幅度。我們國家近現代以來，經歷了多次思想解放運動。但就思想解放的廣度和深度而言，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一是討論規模空前，是在全國範圍開展的，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羣衆都參與了;二是深刻程度空前，它的鋒芒指向是此前任何思想解放運動都無法相提並論的;三是高潮持續時間空前，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這是過去沒有的。

鄧小平談到思想解放的深刻程度時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這次思想解放說到底，是緊緊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展開的。從宏觀上講，黨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從“兩個凡是”到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轉變;黨的政治路線實現了從以階級鬥爭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和封閉半封閉到全面改革開放的轉變;黨的經濟體制改革方略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後，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革命性轉變。

有了這樣全方位的巨大轉變之後，洶涌澎湃的改革開放大潮一浪高過一浪。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當地有序推進;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思想解放的又一個宣言書。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從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快車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因此，改革開放成爲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而沒有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解放，也就沒有改革開放。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徵程還要繼續解放思想

黨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開啓了偉大的新徵程。這個新徵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是：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的30年分爲兩個階段，2020年至2035年的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的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多少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的美麗夢想將會變成現實。這樣的戰略安排，令人歡欣鼓舞。

要實現這個偉大的奮鬥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作了全面部署。這個新徵程的鮮明特點是什麼?仍然是改革開放。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以來多次指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

要堅持改革開放，就必須繼續解放思想。不繼續解放思想，就很難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因爲我們的前進道路不可能是一片坦途，我們要爲之奮鬥的兩個“全面建成”(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不可能唾手可得。在新徵程途中，必然會面對各種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

——從世界發展環境看，我們生活的地球村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國際形勢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原有的全球政治經濟均衡狀態正被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形成，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但是，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從國內發展的困難和問題看，各方面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涉險灘、啃硬骨頭;經濟社會發展處於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轉變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疊加，風險比以往更多更復雜;意識形態領域鬥爭依然複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不安定的因素不少，要折騰和分裂我們國家的破壞勢力還存在。

面對新的矛盾、新的困難、新的風險、新的鬥爭，都需要繼續解放思想，不固執從前的思維定勢，不囿於過去的固化經驗，準確把握形勢變化，深刻理解面臨的新的歷史特點中蘊藏的機遇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着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因此，必須堅持解放思想。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我們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奮力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正確學習理論知識】五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後，重慶迅速掀起了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熱潮。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親臨重慶代表團參加審議，親切看望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給重慶幹部羣衆以巨大鼓舞。重慶宣傳思想文化戰線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大做強理論輿論，厚植厚培文化文明，爲把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總書記殷切囑託全面落實在重慶大地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

讓思想旗幟揚起來

黨的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爲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我們要按照學懂弄通做實的要求，紮實推動學習宣傳貫徹工作不斷往深裏走、往實裏走、往心裏走。

學習常態化。只有把思想擺進去、把工作擺進去，帶着問題想、靜下心來學，持之以恆、久久爲功，才能學出忠誠、學出擔當、學出自信、學出能力。緊緊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推動各級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發揮“排頭兵”作用，在各級黨校、行政院校的教育培訓中強化對黨的創新理論的學習，組織學好用好各類理論讀物和教材，精心打造“理論頭條”學習平臺，推動黨的創新理論“天天見”“天天新”“天天深”。

宣傳通俗化。理論宣傳只有沾泥土、接地氣，才能貼近羣衆、打動人心，才能把透徹的思想講透徹，把鮮活的理論講鮮活。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後，全市組建黨的十九大精神“六進”宣講隊334支，組織各行各業先進典型開展“榜樣面對面”宣講，組織文藝名家和骨幹以文藝形式宣傳黨的十九大精神。全市共有2.49萬人參與宣講活動，達6.45萬場，受衆達772.43萬人次。近期，爲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精神家喻戶曉，又策劃推出多批次、全方位的宣傳宣講活動，切實把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講清楚、講明白，講到幹部羣衆心坎上。

理論具象化。理論工作以推動實踐爲目的，實踐的成果又最具說服力。着力推動理論具象化。一方面，推動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具體實踐，堅持從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中找答案、找辦法，一條一條、對標對錶地抓好貫徹落實，形成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另一方面，結合市委市政府開展的興調研、轉作風、促落實行動，認真總結提煉實踐中的新做法、新經驗、新成效，通過實踐中的生動故事、鮮活案例、典型人物，進一步宣傳闡釋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讓黨的創新理論更形象、更生動、更有力。

讓正面宣傳強起來

我們始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輿論導向，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爲主，統籌資源、整合力量，紮實做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的工作，爲凝聚正能量、昂揚精氣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全力以赴。投入精幹力量，打好重要會議和重大主題宣傳攻堅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安排市屬媒體投入大量版面和時段，分6個主題、2個板塊，不間斷刊發系列評論言論和新聞報道，全面展現兩會盛況。緊緊圍繞中央決策部署，圍繞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圍繞羣衆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持續深化“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爲”主題採訪活動，充分展示全市幹部羣衆推進改革發展的實際行動和良好風貌。

全媒投入。充分發揮媒體融合優勢，統一調度報、臺、網、微、端，形成正面宣傳矩陣。在黨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講團赴渝首場報告會上，組織華龍網和“重慶”客戶端現場直播，58家網站、45家新聞客戶端同步推送，點擊量達120萬人次。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重慶日報報業集團、重慶廣電集團(總檯)全面啓動“中央廚房”全媒體一體化統籌指揮調度機制，全市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一起發力，推出了一大批生動鮮活的融媒體產品，極大提升了正面宣傳的覆蓋面和影響力。

全員動員。整合資源和力量，形成正面宣傳的強大合力。黨的十九大召開後，組織媒體記者深入基層一線，抓“活魚”、採“百花”，大力宣傳全市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的各項部署，重點宣傳好“三大攻堅戰”“八項行動計劃”和“一批民生實事”。市屬媒體大力弘揚“走轉改”精神，採寫了大量接地氣、有看頭的新聞報道。動員各級領導幹部、社會各界一起來做正面宣傳，組織區縣主要領導走到鏡頭前接受採訪，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聲部的正面宣傳格局。

讓道德風氣好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重視發揮道德教化作用，引導全社會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我們切實按照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堅持用良好的道德滋養人心，推動全市上下形成崇德有禮、向上向善的良好風氣。

樹立典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堅持常態化推薦評選先進典型，已累計推出時代楷模馬善祥等全國重大典型9名、全國道德模範8名、全國最美人物6名、中國好人162名、全國美德少年10名、富民興渝貢獻獎188人次。今年以來，組織“海歸”村官、返鄉大學生等先進人物走進基層和高校，開展“在希望的田野上”鄉村振興巡迴報告會，激勵青年學子和青年基層幹部以先進爲榜樣，推動全社會形成“學先進、當先進”的良好氛圍。

健全機制。良好道德風氣的形成，既靠實踐養成，又靠制度約束。爲大力營造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着力推進誠信建設制度化，重點圍繞與羣衆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構建市、區縣兩級誠信建設工作體系，用好“失信被執行人曝光平臺”，完善信息發佈共享機制，健全多部門、跨地區、跨行業的激勵懲戒聯動機制，不斷增強人們的規則意識和誠信意識。制定《重慶市典型宣傳工作辦法》，健全培育和學習宣傳先進典型長效機制，有力推動德治建設常態化。

入法入規。一方面，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爲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爲制度規範，形成積極的正面導向;另一方面，運用法治手段和法治力量，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讓良法善治與道德規範齊頭並進、相得益彰。大力推動法治和德治相統一，堅決肅清__惡劣政治影響和薄熙來、王立軍流毒，切實加強領導幹部政德建設，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社會風氣。

讓人文精神亮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中，把重慶人的個性和文化概括爲“堅韌頑強、開放包容、豪爽耿直”12個字，這是對重慶人精神特質的精準概括。今天的重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引導、激勵和支撐。

發掘傳統文化。一方面，做好“立”的工作，緊密結合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挖掘重慶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價值理念、精神內核、道德規範，賦予新的時代特質;另一方面，做好“破”的工作，系統梳理重慶傳統文化消極落後的一面，引導廣大幹部羣衆認清哪些是糟粕、有什麼表現和危害，自覺予以抵制和清除。

弘揚革命文化。發祥於重慶的紅巖精神，是重慶人文精神不可磨滅的紅色印記。我們正進一步深入挖掘紅巖精神的精神內涵和時代價值，把弘揚紅巖精神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融入羣衆性精神文明創建、融入文藝創作生產。上世紀末，重慶推出的《紅巖魂》形象報告展演曾經享譽全國，目前我們已經着手改編復排工作，將配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開展巡演巡展，讓紅巖精神在新時代綻放新的光彩。

繁榮城市文化。堅持一體化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一方面，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加強文藝創作生產，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出一批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謳歌新時代的精品力作;另一方面，全力做大文化產業，全市文化市場主體總量已突破10萬，豬八戒網絡有限公司獲第九屆全國“文化企業30強”提名，重慶文博會、西部動漫節等品牌效應已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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