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議論文

思想政治議論文篇一

思想是存在於人們頭腦中有意識的主觀精神，包括政治、道德，法紀等內容。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思想觀念的形成是人在實踐基礎上的切身體驗和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伴隨着認識、情感、情緒、意志的轉移而完成的。所以，人的知、情、意等心理因素是品德形成與發展的先導，並直接影響思想道德觀念的轉變，關係着人的內心政治、思想、道德等信念轉移的方向和程度。可見，如何捕捉學生的心理變化規律，有意識地運用心理學原理去觀察、認識、分析，解決其思想、觀點、立場和行爲，確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進而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就成爲做好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途徑。

一、遵循認識規律，引導個人認識

人的認識來源於社會實踐和人對社會的體驗。人的認識有一個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也是一個心理體驗、積澱的過程。個體的政治、思想、道德等認識都是由社會存在而來，是由社會存在經過人腦的反映及一系列心理過程而形成的觀念。所以，認識也是心理傾向定勢的表現之一。當代大學生處於時代瞬息萬變、信息急劇膨脹、各種思想紛至沓來的特定時代，這對於思維敏捷、思想活躍的大學生來說往往會由此引起深層次的思考，形成諸多“熱點”，在思想上產生飛躍式迷惘，認識出現多元化傾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改革開放形勢下的大學生思想實際出發，不但要有敏銳的目光和紮實的科學理論功底，施以適當的方式方法，還要努力研究大學生認識的心理過程，從認識心理的規律出發，糾正大學生認識上的偏差，進行科學引導，以實現大學生內心信念的科學轉移。爲此，需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實事求是面對現實。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敢於正視社會現實的諸多矛盾，直面大學生的思想實際，以科學的理論爲導向，堅持從實際出發，解答學生普遍關心的問題，努力化解學生的困惑和迷惘，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和自我教育方法。第二，堅持雙向交流。即師生間相互尊重，以平等的關係進行交流。教師要以理服人，着重與學生進行心靈的溝通，不能搞居高臨下的“我打你通”。應從學生的認識基礎出發，努力在思想情感的交流中形成共振，以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標。第三，啓發學生的主體意識。教育學生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要求指導自己的行爲，在實踐中鍛鍊提高思想道德素質，努力發展開放性意識和創造性思維，實現自我發展、自我完善。

二、適應需要動機，激發人生追求

需要是人生的生理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在頭腦中的反映。當人的需要有了可以達到滿足的條件時，就產生一種滿足這種需要的主觀願望和動機，進而產生爲實現這種主觀願望而進行的行動。因此，需要是人行爲的基礎和根源，而動機是人從事某種活動的直接原因。

需要、動機、行爲三者的關係是：

需要→心理緊張→動機→行爲→需要滿足→緊張→解除→產生新的需要

不難看出，需要在人的生活實踐中有着極爲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瞭解和認真解決大學生的需要，以形成高尚的動機，對轉變學生的思想，充分調動其積極性有極爲重要的意義。大學生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大體上可分爲兩類：即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對在校學生來說，最突出的需要就是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是飲食需要)、求知需要、健康需要、求助需要、榮譽需要、文藝娛樂和體育鍛煉的需要、戀愛的需要等等。只有正確對待學生的多種需要，並承認其合理性，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纔能有堅實的思想基礎。應該看到，在實際工作中還存在一些思想問題，往往是由於我們沒有正確對待學生的某些需要，對學生提出的某些需要表現出厭煩、冷漠的態度，甚至認爲學生多事，強調客觀理由太多，太強調個人利益，這種思想有礙於學生正當需要的解決，甚至會激發大學生產生逆反心理。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們首先要學會調節平衡，做好需要的轉化工作。對不合理、不切實際或者合理、但又一時不能滿足的需要，要以黨的政策、法令和規定加以限制和否定，使學生的需要保持平衡，有所抑制。因爲人的需要從低級向高低不斷髮展，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者還要善於把學生的知識需要、成才需要轉化爲大學生的自身需要，形成羣體的內在動機，把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發揮到爲四化而奮發努力學習上來。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者應及時正確引導學生個人與集體需要發生矛盾時，能把社會需要轉化爲個人的實際行動，使個人行爲與集體的需要協調一致，而不爲一時利益所束縛。

思想政治議論文篇二

儒家學說是包含着一種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學說。敬畏思想在儒家傳統中多有體現，天道、自然、人類社羣、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對象。

儒家的敬畏傳統自原始儒家創立時就建立起來了;孔子對此有原創性的闡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聖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對於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則敬畏“天命”。天命在於孔子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運，即自然的定數，它是朝着一定目標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賦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賦。較之前者，後一層含義更爲重要深刻，因爲“孔子和儒家所關心的是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一類的問題”。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間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擔負的神聖使命的雙重含義。因此，孔子對於鬼神的問題採取敬而遠z的態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誠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離。對自然界的現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態度去對待，因爲理性之於自然的現象，完全應該從中感悟出現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對自身肩負的神聖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因爲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賦予的使命。因此，對於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輕忽。爲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們行事的成敗與否，並非人力能夠全部控制，還有賴於各種外部條件的配合。不過，人的態度應該是竭盡己力，成敗在所不惜。

孟子之於敬一良，主要見之於對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論的思維傳統，將道德的終極根源歸結爲上天。“這個表面看起來並沒有實質內容的天，對於儒家來說，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儒學不是宗教卻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孟子藉助“天”對於普通民衆的無限威懾力量，使道德本心擁有了強大約束力，確立起人們對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皆備於我”說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據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導下，凡是正確的一定要去躬行，這樣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誠不欺”。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是孟子人生三樂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無邪，才能無所愧作。是否愧於天，作於人，其根據全在於心，所以只有無愧於心，才能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經告知不該做的事情，就會良心不安，就會有愧，這是有愧於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該做之事，良心則安，不會有愧，這纔是無愧於心。無愧於心是性善說的一個重要思想，體現了人對道德本心的敬畏。

漢代的董仲舒結合陰陽五行的學說，推出了“天人感應”論。他從“以天爲律”、“天主人從”這一核心意識出發，形成了一套強調秩序與持守、以他律性自律爲本質、並與封建社會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體系。這一學說在爲統治者尋找政權合法性的同時，爲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濃重的一筆。董仲舒言“陽尊陰卑’，，建立起以“三綱五常”爲基本內容、帶有濃重政治傾向的倫理學。徐復觀先生認爲三綱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專制政治開始低頭，是倫理思想的一大轉變”。這一改變對儒家思想的本身影響至大。

思想政治議論文篇三

道德需要是道德敬畏感生成的內在根基。康德在《純粹理論批判》中有力地證明了上帝只是一種假設。但在《道德形而上學》和《實踐理性批判》中又爲上帝騰出了一席之地，把他請了回來。這是因爲康德認爲上帝雖然不是理性的對象，但在實踐理性中，若缺少民衆對上帝的信仰這一因素，道德終歸不圓滿。在今天的西方社會，宗教信仰仍然是大多數人的重要生活內容。對上帝的敬畏造就了大多數西方人的道德境界，賦予了他們履行道德的自覺性，這是源於道德的他律作用。

通過對孔子直至宋明理學等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們明確了敬畏之於儒家道德傳統的重要意義。對於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終貫穿着中國古代儒家的道德傳統，確立道德敬畏是傳統道德文化的核心內容。孟子通過人與“夭”關係的設置，確立了德性的內在需求。在孟子，仁義禮智源於內心，由於內心的仁性，人有了自然向上的力量。本心認識到正確的，自然就會行;認識到錯誤的，自然就會加以阻止。這是道德的自律在發揮作用。

後現代思想家德里達認爲:“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首先是對他者(theother)的追求。”“他者”是一個外延十分寬泛的範疇，不僅涵蓋他人，而且包括人類社會、自然宇宙。人類必須像朱熹倡揚的那樣:“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才能保持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睦。對“他者的尊重”、“敬畏”，有助於人類的“狂性自歇”，有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雖然孟子自信人類最終能夠通過“儘自”、“知性”而“知天”但是我們還是應當保一份對天命或天理(自然和社會之必然律令、人類安身立命之內在本原)足夠的、應有的“敬畏”。因爲敬畏之心的擁有，不僅是進一步“盡心”、“知性”、“知天”的基礎，更是人們修身養性、培養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條件。構建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需要“敬畏倫理”的範導，以符合人性深處蘊含着的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內在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