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的範本新版多篇

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一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幾個方法問題

內容摘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經驗與現狀，提出五個方面的方法問題：正確理解列寧“三個來源”思想，從縱橫兩個方面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研究；“一源多流”是馬克思主義的存在狀態，只有把主流與支流結合起來，才能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正確回答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問題，必須把實證方法與總體性方法結合起來；在普遍與特殊的結合中，認識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總體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地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要求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考量結合起來，並把“有沒有馬克思主義”作爲“第一提問”。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研究方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樑樹發（1949-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根據對國內學者關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現狀的瞭解和本人的研究體會，有幾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方法問題值得提出討論，目的在於引起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方法問題的關注，展開探索，以推進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

一、從縱橫兩個方面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研究

“來源”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關係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基本精神和發展過程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要成爲科學，首先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搞清楚，把來源考察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既不誇大歷史上的某一理論、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產生過的影響，也不忽略、埋沒產生過影響的歷史上的任何一種理論、思潮，並對其科學價值和影響給予實事求是的充分的評價。

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理論來源，是指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理論，而不是與其同時產生的理論。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①，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了的理論體系。廣義的理論來源，不僅指馬克思主義產生前的理論，而且指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或形成發生影響的與其同時代的理論。如果我們把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公開發表看作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標誌，那麼，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理論就應該是1848年2月以前的理論，而不僅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的起點時間（比如，1839年初—1841年3月，馬克思撰寫博士論文的時間）以前的理論。對馬克思完成博士論文產生影響的一切思想、理論都可以被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對理論來源的這種廣義的理解似乎更具合理性。

這裏可能會提出一個理論影響與理論來源的關係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產生影響的理論或思潮都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嗎？不能籠統地回答，不能把二者簡單地等同起來，而要作具體分析。作爲來源的理論一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理論，而產生了一般的和不夠重要影響的理論不能被看作理論來源。所以，關於哪一種理論或理論體系可以被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須做仔細甄別。

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理解長期存在簡單化的傾向，看不到或者忽略了理論來源的廣泛性和複雜性。這多少受到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論述的影響。我們以往幾乎把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全部，以爲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別的理論來源。其實，列寧所講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只能被理解爲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直接的或主要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的作者R. N. 伯爾基把這“三個來源”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嫡親現代前輩”②，就是這個意思。馬克思主義有“嫡親”前輩，意味着還有它的“非嫡親”前輩；有“現代前輩”，意味着還有“非現代”前輩。以往我們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簡單化理解，責任其實在於我們自己對列寧的闡述作了簡單化的理解。

要全面地和正確地認識和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必須在橫向上拓展和在縱向上深化對於來源的理解。橫向上，除了繼續把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作爲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論來源）外，還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來源。這裏特別應該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代人——“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家鮑威爾兄弟、施蒂納、施特勞斯、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的影響。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思想發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切希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實踐哲學”思想對馬克思實現哲學變革所產生的影響，應該做專門的深入的探討。從學科角度看，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響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等主要學科外，還有歷史學、文學、法學、人類學和一般政治學。例如，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派（1815—1830年）。恩格斯指出：“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③普列漢諾夫認爲，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曾經利用了“復辟時代的法國曆史學家所積累的理論材料”。④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關於階級鬥爭、人民羣衆歷史作用的觀點，對馬克思關於唯物史觀的發現具有啓示意義。

在縱向上，要考察“三個來源”之前，一直到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思想家的影響。伯爾基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歐洲傳統文化的“現代綜合”。按照年代順序，他提及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源頭是：猶太教《舊約》→希臘古典唯心主義哲學（柏拉圖）→____→斯多葛主義→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主義。當然，對於伯爾基提出的這個所謂“思想源頭”與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實際聯繫，還要作出我們自己的實際考察。

新近出版的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的“理論淵源”的闡述，內容較爲全面。它指出：“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論淵源”的主要包括：古希臘哲學、近代歐洲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德國古典哲學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歷史學家的觀點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等西方哲學和優秀思想文化成果⑤。

二、把主流與支流結合起來全方位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可以循着兩條路徑行進，一條是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一條是主流和支流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兩種思路都有合理性。所謂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個別講，是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一定國家、地區存在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發展要求和代表馬克思主義發展方向的理論與實踐。整體講，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就是各具體馬克思主義主流形態的總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首先是主流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整體。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總是首先通過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表現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看作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

但是，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總是主流和支流的統一。無支流則無所謂主流，無主流亦無所謂支流。支流不是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某種思潮、流派，它同主流一樣，都屬於馬克思主義。並且，現在看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支流的一定的理論、思潮、流派，歷史上可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或者將來有可能迴歸或發展爲主流。客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發展中的主流與支流兩個流向的分離與匯合的不斷運動過程。所以，只關注主流而忽略支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是片面的。對支流的研究，即使我們能夠較爲全面地瞭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又使我們能夠在主流與支流的關係中、在主流與支流的互變中，具體地認識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其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主流和支流的劃分是客觀的；另一方面，這種劃分又是理論家們關於一定時期馬克思主義發展狀況的一種分析、判斷。而因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這種分析、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即可能發生將主流當作支流或將支流當作主流的誤判。所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主流應該被主要關注，支流同樣不可被忽視。

承認馬克思主義發展有主流和支流的區分，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多樣性和地位差別，不等於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多元”的。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個，它是“一元”的，它的基本原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奠定。其後出現的如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時期和在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實現的具體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具體形態，或各具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多樣性是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存在形式，是普遍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所同時具有的特殊性的表現。它的特殊性通過具體化過程表現出來，通過作爲其結果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來。任何時候，普遍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都存在於“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形態之中。馬克思主義的存在總是這樣一種“一元多態”或“一源多流”形式。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畫面正是由“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及其關係繪製。現在，承認馬克思主義現實存在形式或形態的多樣性，對於現代西方理論家來說，不再是其思想的自由主義的表現；對於我們來說，也不再是思想解放的表現。馬克思主義的“多種多樣性”，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普通的道理。

當然，還應明確，我們所說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畢竟屬於馬克思主義，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定的思潮、流派。而西方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西方“馬克思學”家所說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不一定都屬於馬克思主義。“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也不一定都屬於馬克思主義主流。它們有的屬於主流，有的屬於支流。而對“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主流與支流、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區分，正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結果。因爲，各種理論、思潮的本質正是在其運動、變化與發展過程中得以形成和表現的。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有一些思潮、流派儘管不屬於馬克思主義，但是客觀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發生過影響。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在回答實踐提出的問題中獲得發展，一方面也在與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的關係中（特別是矛盾、鬥爭中）獲得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踐過程不能排除這些思潮、流派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過程也不能排除這些思潮、流派的影響。發展史研究不對這些思潮、流派有所關注，同樣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和發展原因。但是，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涉及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流派和以什麼方式涉及這些思潮、流派呢？我們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相關因素”的意義上關注、研究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流派的。這樣做，並不意味着我們在理論上沒有是非，把非馬克思主義當作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要比較在一定的客觀的和理論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反應，認識這種反應的不同性質，認識它們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相互影響及其結果，並從中發現規律性的東西。

如何對待非主流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流派問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史觀問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的一個不同，就是後者只求在邏輯、內涵和本質上把道理講清楚，不必有過多的“歷史糾纏”。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作爲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和規律研究，要求把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切因素納入研究範圍，在這些因素（理論、著作、人物、事件）的相互聯繫和關係中、在其矛盾衝突中，發現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機制、動力、經驗和規律，歷史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總之，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總是有“背後故事”的，去除這展開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活劇中的任何一個故事或故事中的任何一個情節，這個歷史的鏈條就會斷裂，就不完整、真實。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由它的主流與支流、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流派，即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切“相關因素”的關係的總體構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發展不是單線的，而是多線的，是“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民族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形成、聯繫的歷史的統一整體。

三、把實證方法與總體方法結合起來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

中國學者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問題。但由於西方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長期持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觀點，這個觀點近年來又在我國學者中傳播和流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問題對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來說就不能不是一個問題，甚至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因爲它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在西方學者那裏，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論得出的進一步的結論是：“馬克思反對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是恩格斯的杜撰”，並且認爲“這種”馬克思主義正是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當作指導思想的那個馬克思主義。要“回到馬克思”，就必須擯棄“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論還與“兩個馬克思”論相聯繫，共同構成西方“馬克思學”的兩個理論支點。所謂“兩個馬克思”，就是以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爲標誌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又稱“青年馬克思”）和以《資本論》爲標誌的“科學主義的馬克思”（又稱“成熟的馬克思”）。他們認爲，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恩格斯則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對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根本之點。由此可見，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論，還是“兩個馬克思”論，在一些西方學者那裏，其目的和結果都是顛覆馬克思主義。當這樣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時，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嗎？

那麼，實際說來，究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間有沒有差異呢？如果說有，這些差異是什麼性質的呢？這種差異是否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兩位創始人之間的思想對立的程度呢？這個問題近些年來在我國學者之間曾經展開過爭論。一些學者雖然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一般的明確的認識和提法，但還是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特別是在一些哲學根本問題上存在着觀點差異。在此，本文不對這個爭論中觀點的是非做詳細說明，而只就這個問題的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本文認爲，既然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作爲一個“正式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問題提出來，那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議論上，而要做實際的考察，即分別對兩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人的著作、思想、生平、事業做一個科學的“馬克思學”式的考察。所謂科學的“馬克思學”的方法，特別指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研究的實證方法與總體性方法的統一。

實證方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學結論的可靠性依賴於實證方法的運用。實證方法是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⑥。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對“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的思想的評價，間接地說明了實證方法的特徵。他指出：“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以感性經驗爲基礎的物理學則是自然科學的最主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於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⑦盧卡奇則把自然科學方法解釋爲“通過觀察、抽象、實驗等取得‘純’事實並找出它們的聯繫的辦法”。“自然科學的‘純’事實，是在現實世界的現象被放到（在實際上或思想中）能夠不受外界干擾而探究其規律的環境中得出的。這一過程由於現象被歸結爲純粹數量、用數和數的關係表現的本質而更加加強。”⑧在這裏，盧卡奇實際說明了實證方法的一般特徵。

實證方法不限於自然科學領域的運用，它也越來越被運用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實證方法同樣重要。因爲思想發展史研究所遇到的大量的著作、文獻、人物、事件需要通過審讀、考證、比較、分析和歸納的過程，弄清事實，發現思想聯繫，從而得出可靠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歷史考證版(MEGA2)的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例子。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獻的整理上除了採用典籍整理的通常方法外，還採用了先進的現代影像技術。但是，實證方法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不宜被誇大。這種方法無論對於自然科學研究來說，還是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都是有侷限性的。沒有實證研究方法，科學研究特別是自然科學研究就難以進行，而僅僅停留於這種方法的運用，用實證方法代替其他理性方法、辯證思維方法，科學研究同樣不能正常進行，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總體性方法是一個超越實證方法、高於實證方法的哲學研究方法。總體性方法，就是把認識的對象看作一個有機整體，認爲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要素彼此間處於一種動態的辯證的聯繫中，沒有這一聯繫就沒有這一整體；認爲整體決定部分，整體制約和決定着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要素的性質。盧卡奇正確指出：“總體範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成爲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⑨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的研究，基本的方面是他們之間的思想關係，要通過對他們的全部思想、著作、文獻和活動的考察、研究，揭示這個思想關係。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研究既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又屬於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研究。這種研究會有實證方法的大量運用，有對著作、文獻、活動等的實證性的考察、研究過程。但就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的性質來說，總體性方法具有特別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必須超越實證方法，貫徹總體性方法。片面堅持實證方法，排斥總體性方法，會把馬克思的或恩格斯的各自具有內在聯繫的觀點孤立起來，不能從它們之間的聯繫中、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思想中把握他們的一定的觀點、思想的本質，特別是不能把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關係整體、同馬克思主義整體聯繫起來。堅持總體性研究方法，就是不僅能夠把他們各自的個別的觀點聯繫起來認識，而且能夠把個別觀點投放到他們各自的和他們共同的思想聯繫整體中來認識。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異論、對立論的學者往往舉出在對費爾巴哈哲學的評價、對自然辯證法的承認、對唯物主義的態度等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存在的思想差異和觀點對立。我們暫不對其見解的是非作出判斷，先把他們提出的問題作爲假設的問題看待，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所謂的問題呢？正確的方法是，首先按照實證的方法論原則，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問題方面的思想做深入的考察，弄清“事實”；其次，把這些“事實”同他們各自的思想總體聯繫起來，同他們共同的思想總體聯繫起來，同他們的事業與活動的總體聯繫起來。這就是總體性方法的貫徹。總體性方法並不否定事物之間的差異，不把構成整體的各個環節“歸結爲無差別的統一性、同一性”⑩，而是堅持在認識和解決這些差異問題時貫徹總體性原則。

總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問題的研究中，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要善於把實證方法和總體性方法結合起來。目前，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總的說，在這兩個方面做得都不夠。個別學者以爲實證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意義，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也有的學者不善於把握和運用總體性方法，甚至懷疑它的可靠性。這是迫切需要糾正的。

四、在普遍與特殊的統一中認識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的。它作爲世界歷史發展，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哲學，作爲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求解放的科學學說，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偉大價值意義。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以英國爲代表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地區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產物，它從歐洲社會發展中不僅發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規律，而且從中發現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歷史總趨勢，構建起反映和揭示這一規律和趨勢的科學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遵循哲學、科學和理論產生的一般規律，經歷了一個從特殊到普遍、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源於歐洲經驗，又高於歐洲經驗，對世界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但是，我們以往只看到它的普遍性意義，忽略了它的特殊性意義。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是什麼？從它的產生來說，它是作爲其產生的經驗基礎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理論條件，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11)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一般中、普遍中。就馬克思主義的作用發揮及其發展來說，它是實現其指導無產階級實踐的作用發揮的基本形式，是馬克思主義實現發展的基本途徑。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在於馬克思主義具體化、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無產階級實踐結合的趨向和要求。作用發揮、“結合”要求，是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從普遍到特殊、從一般到個別的過程。其理論結果，是馬克思主義新的理論形態的形成。

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趨勢和要求，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祕密”。歷史經驗正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民族化、本土化（包括中國化）等的具體化過程中得到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它們以中國的特殊經驗和特殊理論形式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現形式就是不同具體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生成。但是，當我們提出如下問題的時候，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是否會有另一種認識？即在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意義上的發展實現以後，總體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否在這“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獲得了自然的提升？本來的和完全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發展，是否就停留於具體化過程的實現和“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不是的。就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質和邏輯來說，還有一個過程是必須完成的，即具體化基礎上的普遍化，一個在實現了從普遍到特殊以後的在更高層次和意義上的向普遍性的迴歸，即一個“再普遍化”過程，一個理論提升過程。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來說，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理論提升”問題，是從中國的特殊經驗（它以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式表現出來）中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內容的過程、實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化的過程。完整的本來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必須有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貢獻及其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需要通過“理論提升”後的結論來說明(12)。

五、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與評價要把“是不是”與“有沒有”的考量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在內容上包括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我們提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要有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視野，首先是因爲它在本質上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總要遇到，並且必須有對國外各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潮、流派的評價，這種評價的實質是這些思潮、流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特別是一個其性質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按照邏輯，這個評價應該是在研究之後作出的。國內學者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對其各種思潮、流派的評價總的說來是遵循了這一邏輯的。從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開始至今，我們先後見到“‘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等結論和評價。我們相信學者們的上述評價是在經過了對這些思潮、流派的深入研究之後作出的。這裏，對於這些結論、評價的正確與否暫不去討論，而是就此提出一個有關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評價方法問題，即評價中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考量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考量的關係問題。

我們以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特別關注的或者說作爲“第一提問”的，是關於整體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這種研究的一定思潮、流派乃至其某一理論、觀點，在性質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我們現在是在這種提問、考量之外，提出一個“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與考量。即是說，我們既要關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其思潮、流派“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還要關注其“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把這兩種提問與考量有機地結合起來。

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評價，提出一個“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與考量，意義不僅在於我們的研究增加了一個評價與思考的維度，而且在於提出一個究竟什麼應該是“第一提問”的問題：是“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優先，還是“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優先？其實，當着“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一經提出，結論就已經有了，即作爲“第一提問”的應該就是“有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爲，相對於“是不是”，“有沒有”一定是邏輯在先的，因爲按照認識的邏輯，只有首先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才能夠解決“是不是”的問題。直接說來，它就是一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方法論的“先研究後結論”的要求。提出“有沒有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優先的提問和考量，意義還在於，它表明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既有一種嚴格的自覺的批判態度，又有一種積極的科學的開放態度。既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又不先入爲主地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或者敵人，把其與馬克思主義絕對對立起來。提出“有沒有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優先的提問和考量，特別表現了我們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態度。“有沒有”表面看是“有”與“沒有”的二分，實際上文章還是做在“有”上，着重的是“有”，包括“有多少”和“有什麼”在內。它表明的是，只要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潮、流派有一分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都要珍惜、都要抱以肯定與吸收的積極態度。“是不是”的優先考量，容易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做簡單化的理解和處理，把“是”與“不是”絕對化起來。其實，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任何思潮、流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僅僅停留於“是”與“不是”的判斷和評價，是很不夠的，也是難以說得清楚的。“是不是”的判斷和評價是必須的，但它是最後作出的。

提出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評價中“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與考量結合起來的要求，不是一般地否定這一研究中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不是主張放棄這種提問與考量，而是在研究的思維方式上、在思考的優先性上來個“轉換”，把“有沒有”的提問和考量提到優先的地位。爲了使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真正成爲一門科學，針對目前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現狀，提出和實現這個“轉換”，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莊福齡主編：《馬克思主義史》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6年。

[2]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4]伯爾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伍慶、王文揚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5]《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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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已經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當代大學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始終不渝地向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解決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的重要手段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馬克思主義理論

l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位偉人在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到來的結論，這一論斷曾感召過世界範圍內無數志士仁人爲之奮鬥。如今，當代大學生中有一些人對這一結論持懷疑態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蘇東鉅變以後，對於什麼是信仰，該信仰什麼，已經成爲了當代大學生常常疑惑和探討的問題。

一、開展馬克思主義信仰觀教育的必要性

當今，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促進和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給人們帶來無窮的壓力、災難與迷茫，人們在享受自身發明成果的同時，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負，尤其是精神信仰上的迷失。面對這一切，不少大學生也在逐步失去方向，喪失信仰，陷入到一個毫無目標的困境中無法自拔。正如馬爾庫塞所說：與現代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相伴隨的是人的精神的不斷喪失，人們在更多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對如思想、信念等許多東西卻越來越淡漠。在這種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背景下，於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已經產生了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的表面富足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相對落後使得當代中國大學生感到迷茫，不知所措。鄧小平曾經說過：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氾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而中國現存的如貧富差距問題、官僚腐敗問題、政治體制問題等更使得一些不夠成熟的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失之偏頗。

二、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1、現狀與存在問題。根據中困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4年對廣東、廣州、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一些高校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狀況進行的調研顯示：當前大學生的主流是好的、積極的，並不存在大範圍的信仰危機。例如，有78.8%的學生認爲馬克思主義“有說服力，沒有過時”；84.2%的學生表示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57.4%的學生認爲通過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學習，對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重大問題越來越明白了；而認爲理論學習仃一定效果的也達到了32%；78.3%的學生贊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但部分學生存在着馬克思主義信仰淡漠、理論淡化、思想多元化等傾向也是事實。

中國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在理解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加以認可和擁護，一般以學習政治專業的學生居多。由於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完全是一種自覺的而非被動的行爲。這些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是被某種力量所強制，更不是受某些個人私利所驅使。他們是發自內心的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信仰看待。第二種是隻憑着自己的粗淺認識，並非人云亦云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般以關心國家大事、喜歡“兩課教育”的學生居多。這類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擁護是真誠的，他們知道沒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就不會擁有眼前的一切，而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爲自己信仰的，因此，他們既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自己的信仰，又真心的擁護中國共產黨。但這些大學生信仰馬克思主義卻並不完全知道爲什麼要信仰，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並不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第三種是內心並不十分認可，僅僅是爲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信仰”馬克思主義。這類學生清楚地知道，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爲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不把自己和馬克思主義聯繫在一起，就不可能有發展，於是他們可能爲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擁護和信仰”馬克思主義。

2、問題的根源與特點。(1)主觀方面：學生們主觀上重物質，輕精神，重視短期行爲，忽視長期利益。許多學生只對專業課和自己認爲有用的課程感興趣，而不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學習，或是隻把就業和考研作爲自己學習的主要動力，錯誤地認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對自己的幫助不大，沒有實際作用，以至於在實際生活中喪失了辨別和抵禦錯誤思想的能力。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已經有爲數不少的學生黨員在理想信念上產生了迷茫、困惑和動搖。有的對馬克思主義真理和黨的領導產生了懷疑；有的跑到封建迷信市場上尋求精神寄託：還有的宣傳“共產主義渺茫”論，這些現象都是大學生信仰問題在主觀方面的表現。(2)客觀方面：①高校對大學生的信仰問題重視不夠。有些學校把大學生的信仰問題歸結於學生本人，認爲信仰什麼完全是由學生自己決定的，對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不能進行正確的教育和引導，以至於在出現問題時不願承擔責任。②在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和宣傳過程中，教學方法陳舊，理論脫離實際。一些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信仰教育的形式、方法過於僵化、呆板，而且在教育和宣傳過程中存在着嚴重的“大”和“空”的現象，一味地強調理論高度，空話、套話多，嚴重脫離實際，其結果往往使學生們產生逆反心理，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和認同感。③從事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和理論教學的隊伍師資力量和理論水平不高，無法與時俱進。許多教師，尤其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青年教師，對待工作熱情不高，不注重理論水平的提升，以至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無法指導學生樹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觀。④高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及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重視不夠。許多人往往認爲只有專業能力不強的教師纔去講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或從事輔導員工作，豈不知做好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要比講一門專業課難得多，而這種認識無形中也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及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⑤“兩課”教學內容覆蓋面過大，側重點不明確。根據國家規定，各大院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學、學習都做了明確規定，建立了一套規章制度。但對於當代大學生來說要想將所有的此類思想全部學完，並有所理解，以至於成爲一種信仰是不切實際的。

三、對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的探索與實踐

1、對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高校領導應充分重。視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的腦子裏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做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可見高校對大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校領導應將當代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作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應把定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信仰教育工作制度化，定期開展調查研究，客觀評價工作狀況，及時發現突出問題，積極尋求解決辦法，制定有效改進措施，主動支持“兩課”教學。學校的上級領導機關應進一步加強對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的檢查指導，應制定更加科學、客觀和可測量的評價標準。 2.以學生爲本，轉變教育觀念。沒有任何信仰的學生是不存在的，那些號稱什麼也不信的學生，常常是放棄了精神卜的信仰與追求把某種有限的物質事物神聖化，並以此作爲自己的人生目標。爲了更好地引導大學生的信仰趨向，高校要進一步轉變教育觀念。毛澤東曾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因此，高校要從學生實際需要出發，將對學生信仰觀念的教育從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教學轉變到重視馬克思主義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上來，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爲核心，以愛國主義教育爲重點，以基本道德規範教育爲基礎，以大學生的全面發展爲目標，將教書與育人切實地結合起來。

3、加強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重點加強對當代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正如胡錦濤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強調指出的，要引導廣大幹部羣衆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爲榮，以危害祖國爲恥；以服務人民爲榮，以背離人民爲恥；以崇尚科學爲榮，以愚昧無知爲恥；以辛勤勞動爲榮，以好逸惡勞爲恥；以團結互助爲榮，以損人利己爲恥：以誠實守信爲榮，以見利忘義爲恥；以遵紀守法爲榮，以違法亂紀爲恥：以艱苦奮鬥爲榮，以驕奢淫逸爲恥”（簡稱“八榮八恥”）。作爲培養中國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應更好的對學生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引導廣大青年學生學習、領會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爲更好地開展馬克思主義信仰觀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

4、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應以身作則，不斷充實、完善自己，起到榜樣作用。曾子在《大學》中寫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齊其身者，先正其心。對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而言可將其改爲“欲教其生者，先修其身，欲齊其身者，先正其心。”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是與學生接觸最多的人，是學生的良師益友，更是他們學習的標準和榜樣。因此，不僅要在學生的學習方面傳道、受業、解惑，更要成爲學生精神信仰的正確引導者。教師要不斷地充實自己，提高理論水平，堅定自己的信念，以便更好的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5、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師資隊伍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師資隊伍是培養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核心力量，是解決大學生信仰觀問題的關鍵。因此，一方面，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改善“兩課”教師的學習和工作條件，幫助教師樹立職業自豪感和工作責任心：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優化“兩課”教師隊伍結構，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嚴把“入口”關，不能讓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質不合格的人登上“兩課”講臺，並從多方面加強對青年教師的教育、培養和鍛鍊，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三是要制定政策，努力吸引那些政治素質好、理論水平高、有教學能力又有社會實踐經驗或專業特長的優秀人才充實“兩課”教師隊伍：四是要從校內外聘請一些優秀的專家學者、黨政幹部，組成兼職教師隊伍，請他們參與到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中來。

6、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設置體系應進一步完善。對於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課程應進一步整合，並根據實際情況對教授內容有所側重。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可作爲一門課設置，如有必要可分爲兩部分講。課程的設置體系僅從文、理科的類別和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大專生的層次來區別缺乏針對性。是否應當在強調各高校要執行基本設置規定的同時，針對不同學校、不同學生的實際情況有所調整，對不同學生採取不同的教學方式，講授不同內容。特別是目前我國各高校的科研教學水平不盡相同，生源的綜合素質也相差甚遠，如果採取相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設置體系，必然會產生針對性不強、學生接受不了、厭學等弊端，這樣便無法很好地達到培養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目的。

7、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基礎理論教材應側重實際。其一，應徹底改變一些教材過於重視自身內容的全面和形式上的完美，最終導致求大、求全的形式主義，應將理論與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下，使基礎理論更好地應用到實踐中去。其二，對於有的教材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們黨制定的種種現行政策混同的現象應加以區分，並在內容安排上，不應將政策內容講得過多，而應把重點放在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上，使得馬克思理論能夠更好地與我國的實際相結合，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培養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優秀大學畢業生。

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三

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嘗試

內容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也一直在關注“純東方”——中國。他們運用自己的理論較爲深入地研究中國問題，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特點，聲援了中國人民抵抗外敵侵略的正義鬥爭，科學地預見到中國社會革命的前途，爲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全面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探索經驗。馬克思恩格斯是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聯繫中國實際的開拓者，是海外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開創者，是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恩格斯

作者簡介：路克利（1976-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馬克思恩格斯從青年時期即開始關注中國問題。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發表了大量的有關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貫穿着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主線。

一、以科學嚴謹的態度研究中國，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和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細緻地分析中國問題。他們並沒有來過中國，但身處英國對遙遠的中國進行研究。19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馬克思正處在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期，經常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問題。他閱讀了《經濟學家》、《泰晤士報》、《倫敦每日電訊》、《通報》（法國）、《中華之友》等報刊有關中國的報道，查閱了英國政府和議會的藍皮書等大量有關中國的議案，閱讀了長期在中國傳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材料，多方瞭解中國情況。在探討中英貿易問題時，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實、準確的數據用以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一時期，馬克思還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也應用於中國研究。在有關中國的專題論文中，他從經濟貿易的視角入手分析問題，從“小農經濟”的封閉落後入手分析中國舊體制的崩潰。

馬克思恩格斯有關中國的大量論述出現在從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書信中。他們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名著中不時地論及中國問題，也曾在《紐約每日論壇》、《新聞報》、《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等報刊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爲具有左翼傾向的進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撰稿，以該報通訊員和評論員的身份爲該報撰寫稿件。該報先後發表了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從1853年6月起，馬克思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等報刊上發表了22篇有關中國的專題政論文，這些論文以英文寫成，涉及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鴉片貿易、英國人在華的殘暴行爲等，其中多篇還是這家報紙的社論。根據公開署名，其中包括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還有若干論文沒有發表（據馬克思的信件記述：“星期二我以‘臨時通訊員’的身份寫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見發表。又據英國學者統計，1858年8月，馬克思曾經發給《紐約每日論壇》一篇有關“與中國和約”的文章，但從未發表）。馬克思曾記述這家報紙“一連幾個月把我關於中國的全部文章（英中貿易的全部歷史等）作爲社論發表出來，甚至還對這些文章寫了恭維話”③。顯然，馬克思有關中國的時評和通訊得到了這傢俱有左翼傾向報紙的認可。在這些政論文中，馬克思恩格斯追蹤分析了太平天國革命和鴉片戰爭，站在維護被壓迫民族利益的正義立場上，嚴厲駁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徑。這些論證材料翔實，觀點明確。

二、成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實際，開創了理論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恩格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問題。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理論的基本內容之一。他們把這一規律應用到對中國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兩人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中，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歷史時，舉例提出：“如果在英國發明瞭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爲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④1848年2月，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⑤。此時，他們已經從世界歷史的整體性理論視角研究中國問題。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時期已經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較爲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⑥。馬克思恩格斯認爲，社會歷史發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他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內外交困，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他們運用自己的理論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和實際。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國等東方國家時，常談到中國問題，把這些問題稱爲“東方糾紛”，把中國稱爲“純粹東方”⑦。他們看到了這個封建帝國的腐朽與保守。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國和印度歸入“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⑧。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他認爲中國社會是“小農社會”，經濟結構的核心是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在1858年10月發表的《英中條約》一文中，馬克思有“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爲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⑨這一表述，表明他們認識到了中國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發表的《波斯和中國》一文中，恩格斯明確指出沒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們認識到了中國的社會危機。他們從經濟基礎入手分析這一危機，認爲“以手工勞動危機爲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11)，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運用於分析中國社會實際。他們看到了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崩潰，看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社會革命形勢，認爲“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接近滅亡，已經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12)。馬克思還深入分析了舊中國行將解體的外部原因，認爲外敵入侵是帝國崩潰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爲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13)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已經明確指出“中國現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認爲：“中國和印度，兩國共有45000萬人口，現在亞洲舉足輕重的國家。”(15)1862年，發表在《新聞報》上的《中國記事》一文中，馬克思認爲：“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16)他認爲，“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17)，認識到了英國的侵華戰爭是促使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覺醒的外部刺激。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外敵（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對象。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自己的理論看到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普遍聯繫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內容。馬克思分析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1853年6月，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他認爲：“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處的“天朝帝國”即爲中國的清王朝。這裏所說的“目前發生的事件”即爲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馬克思還看到了以太平天國革命爲代表的亞洲社會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他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19)他看到了以中國革命爲代表的亞洲革命的世界性意義。在他看來，歐洲的革命將取決於“驚心動魄的革命”(20)——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馬克思已經運用自己的理論，從世界歷史整體性和聯繫性的角度考察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論述了中國革命對歐洲革命的影響問題，在1894年9月寫給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國尚待它去征服了，當它最終征服中國的時候，它卻使自己在自己祖國的存在成爲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寫給左爾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22)他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社會運動和變化具有世界性意義。在論述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二者關係時，馬克思提出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兩極相連”(extremes meet(23)），意爲中國與歐洲兩極革命互相推動。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把中國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認識到了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認爲“中國人必定歐洲化”(24)，他已經預見到了“歐風美雨”將對中國產生的巨大影響。在談到中日戰爭的後果時，恩格斯認爲“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將完全崩潰”(25)，認識到了甲午海戰的慘敗是對清王朝的致命一擊。

馬克思站在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斥責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強即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26)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聯合侵華，劫掠了圓明園。1857年4月，馬克思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這場鴉片戰爭是“極端不義的戰爭”(27)。馬克思站在中國人民的正義立場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馬克思對中國人民充滿同情，勇敢地聲援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正義鬥爭。同樣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亞羅號事件”後，馬克思指出：“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28)他還痛斥英國媒體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徑的本國政府和軍隊，他說：“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29)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和英帝國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壓抑着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30)。他尖銳地指出英國的侵華戰爭是“海盜式的英中戰爭”。馬克思駁斥了時任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等人的侵華行徑，他明確指出：“毫無疑問，屠殺中國人的事情是帕麥斯頓勳爵親手策劃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國人民抵禦外侮的辦法——“人民戰爭”(popular war)(32)。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偉力蘊藏於民衆中間。在《波斯和中國》一文中，他認識到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精神，“民衆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爲一場滅絕戰”。他指出：“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33)他發出這樣的疑問：“如果中國人發起全民戰爭(national war)來抵抗他們……英國人又該怎麼辦呢？”(34)恩格斯還看到了中華民族英勇抵禦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國軍隊無論軍事技術怎樣差，“卻不缺乏勇敢和銳氣”(35)。他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做出了樂觀估計和科學預言，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歷史的曲折性和複雜性。他們曾科學而大膽地預測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早在1850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就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與“歐洲社會主義”，他們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一樣。”(37)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中國哲學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學的先導，中國社會主義也可以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先導。顯然，他們對中國革命非常樂觀，甚至認爲，中國革命可能領先於歐洲革命。他們熱情洋溢地談到：“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着：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 博愛。”(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39)他已經看到了清帝國行將就木。歷史的發展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具有相當的科學性。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成立，自由民主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世紀末以來，中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先導。馬克思恩格斯大膽而科學的預言基本得到了證實。在對中國革命形勢樂觀預測的同時，他們也作了冷靜的分析。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繁榮氣息，國君們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40)事實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是曲折而複雜的。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及革命特點，無情揭露和嚴厲譴責了英法等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熱情讚揚了中國人民抵抗外敵入侵的人民戰爭，科學地預見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馬克思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的實際、分析中國問題、作出科學預見的第一人。他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做了最初的偉大嘗試。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

三、爲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全面中國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研究逐漸爲中國革命隊伍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所熟知。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深入研討過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間，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革命論》、上海新興書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紅色五月特刊）、中央蘇區出版的《鬥爭》（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的中譯文。《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的論文集。這本論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於1937年出版。鑑於這個版本難於運送到中國來，中國共產黨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義和中國出版社的名義在延安和漢口出版了這部反映革命導師關注中國命運和前途的著作。該譯本是根據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等書編譯的，內容主體是馬克思恩格斯於1853年至1862年期間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及《新聞報》上有關中國的論文。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後來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訂再版。1951年，英國共產黨黨員，著名歷史學家陶爾（Dona Torr)編輯了《馬克思論中國》一書。1955年，民主德國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41)一書，該書參考了多種外文文獻，較爲全面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國的論文、社論和有關論述。此外，曾被中國共產黨列爲重要學習文獻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包含了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述。列寧和斯大林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即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創新和革命實踐中，吸收和發展了這些理論。

中國共產黨人吸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特點和前途、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等重大問題的論斷。馬克思曾認定中國是“小農社會”（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爲核心）。1912年，列寧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是“亞洲一個最落後的農民國家”(42)，他從其帝國主義理論視角考察中國，認爲中國是“半殖民地”(43)。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已經開始使用“半殖民地”這一概念描述中國的社會性質。認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45)。如上文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認識到了入侵的外敵和封建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對象，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再如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如上文所述，馬克思認爲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兩極相連”。列寧進而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影響巨大，“我們正處在這些風暴盛行‘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46)，列寧已經看到了中國革命的世界影響力。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中逐漸認識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明確闡發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這一重要理論。在革命的價值目標和前途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預見到“自由、平等的中華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正是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奪取了政權。今天，“自由”、“平等”(48)已經作爲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價值要素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

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國問題時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國的具體特點，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戰爭”，指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和歐洲社會主義的區別”。列寧認爲中國革命有相對於歐洲的“先進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報》撰文盛讚中國革命，“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他駁斥了“中國長期完全停滯論”。他深入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衆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50)。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51)。中國共產黨人從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對中國革命有着最爲直觀的理解。相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結合新的實際，逐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而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人把理論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拓展到實踐領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全面中國化。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他們的中國化還侷限在理論領域。相對於馬克思恩格斯，中國共產黨具有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領域全面中國化的“天時”、“地利”和“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的高潮興起之時；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本土，最爲了解中國國情，佔盡地利；當時中國工農運動已經風起雲涌，中國共產黨人與廣大工農羣衆血肉相連，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氣。馬克思恩格斯身處歐洲，未參加過中國革命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只是處在理論研究階段，他們的理論需要靠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指導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並未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但他們的理論包括關於中國的具體論述傳入中國後不久，便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他們對中國的研究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主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先後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馬克思對中國的解讀也有一些不準確之處。馬克思曾對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過於樂觀，1853年6月，馬克思曾分析認爲：“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52)此時，馬克思認爲中國太平天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勢。但形勢的發展，並沒有像馬克思預測的這麼樂觀。此後，1857年，資本主義世界曾爆發了金融危機，但未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1861年美國發生南北戰爭，1864年平息。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也被鎮壓下去。直到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勢才又重新高漲。顯然，馬克思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了。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是深刻的，預見是科學的。他們的中國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實際的典範。他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開拓者，是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開拓者，是海外近現代中國研究（海外中國學）的開拓者，是他們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嘗試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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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馬克思主義論文：《試談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思想》 篇四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中國實際 結合

論文摘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合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第一經驗。“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並重是結合的基點，立足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結合的關鍵點，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結合的切入點，產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結合的終結點。

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取得了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的過程，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毛澤東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鄧小平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江澤民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黨80年最基本的經驗；十七大把這種結合總結爲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第一寶貴經驗。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落實到結合上。結合的實質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只有結合，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堅持和鞏固。

一、結合的基點：“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並重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就在於它是和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寧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方面要使實踐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不斷髮展，另一方面要推動理論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經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結合”本身是人的活動辯證法與客觀事物辯證法的統一。人的活動的辯證法也就是實踐的辯證法或社會的辯證法，它是人這一主體有意識的社會化行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過程的辯證法；客觀事物的辯證法則是自然界自在運動的辯證法，它是一種無意識、無目的的自發運動過程，在大量的各種形式的自發運動中爲自己開闢道路。理論是隨着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豐富發展的，但是始終離不開蘊含在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之中的客觀事物辯證法。所謂“吃透理論”和“搞清實際”，就是要求達到人的活動辯證法與客觀事物辯證法的有機統一。

“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之所以是並重的，是因爲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實歷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人類思想史之合乎邏輯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現實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其次，馬克思主義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當下的現實生活。它根植於當代的社會生活之中，反映並表現這個時代，從這個時代中獲得勃勃的生機和活力。它在社會生活的廣闊舞臺上實現自己和擴展自己。因此，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教條，絕不是從外部來規定社會生活的僵硬的意識形態，它絲毫沒有那種超乎生活、超乎歷史的神聖光環，它與社會生活始終血肉相連。最後，馬克思主義不僅指向當下的社會生活，而且還指向人類的未來。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是理想主義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設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看作自己的神聖使命。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點，就是既要着眼於“吃透理論”，更要立足於“搞清實際”。因爲，只有在“搞清實際”的前提下“吃透理論”，才能真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開闢新境界，達到新高度。

二、結合的關鍵點：立足於中國的實際情況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基本歷史條件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內在矛盾、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形成以及隨之而來的工人運動。從理論上來說，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高度發展，隨着階級關係的日益明朗化，隨着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之經濟根源的逐漸顯露，人們科學地認識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條件趨於成熟；從實踐上來說，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整個社會生活的異化以及尖銳的階級對立，都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契合了歷史的需要，不僅作爲科學的理論和學說，而且作爲使整個無產階級行動起來的自我意識，作爲建設新世界和創造未來的實踐綱領，參與到新的歷史過程之中”。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並在中國傳播絕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思想背景和歷史條件的，它是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同各種錯誤傾向、思潮的鬥爭中逐步孕育、發展的。近代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帝國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內部固有的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成爲世界東方各種矛盾的焦點。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這一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中國人民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準備了社會條件。

馬克思主義在奪取無產階級政權時期，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並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得到新的運用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再度結合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後，胡錦濤在正確把握世界發展大趨勢的前提下，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正如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指出的那樣：“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鑑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我們由此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並在中國得以傳播、發展、壯大，不僅在於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爲科學真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且在於它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是以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爲前提的。同一粒種子，放在不同的土壤裏會結出不同的果實。馬克思主義這顆真理種子，放在中國這片土壤裏結成了中國化的果實——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許多寶貴的實踐經驗和優秀的文化傳統，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經驗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優秀思想和傳統文化的結晶。這既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爲其最基本的底蘊，又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豐富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形態下的延續。

三、結合的切入點：解決中國實際問題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爲中心，着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用，着眼於對實際問題的思考，着眼於新的實踐，新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揮作用，就必須要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所謂實際問題就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暴露和提出的具體問題，和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任務。中國實際問題之所以能成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切人點，首先是因爲中國實際問題是凝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涉及的兩大要素——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劑。中國實際問題的發現，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要弄清中國實際問題，就要弄清產生問題的客觀環境即實際狀況。實際問題就像磁石一樣，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吸引到一起，爲實現對稱性、匹配性結合創造了條件。其次是因爲中國實際問題的分析研究和解決處理就是兩大要素的結合過程，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和實踐過程。

面對橫亙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征途中的實際問題，不僅沒法迴避，而且不解決就無法推進革命事業。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解剖面臨的實際問題，弄清問題的性質、產生條件和過程等，結合已有經驗，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再次是因爲實際問題是實踐中產生的客觀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性。以實際問題作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切入點，“可以避免主觀主義的影響，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同時，實際問題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基本與羣衆的利益息息相關。以實際問題爲切入點，就可以更好地動員、組織廣大人民羣衆，投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去，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大軍”。 作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切入點的實際問題，並不是任何問題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運動（即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纔算在其列。縱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實際問題的提出往往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接二連三地遭到挫折或失敗的新情況，會迫使人們思考，尋找新的出路，這樣實際問題就產生了。比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爲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們採取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外國經驗，結果導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上海工人三次起義的失敗。

失敗的挫折，使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者不得不懷疑以中心城市起義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彭湃、__等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海陸豐農民革命根據地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新的正確探索。二是在實踐中直接暴露出來的，不需要概括的現實問題。這類實際問題一般具有直觀性、不可迴避性和單一性，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各層次都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比如，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國在社會經濟發展領域所表現出來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就是我國最新的現實問題：“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地區發展越來越不不平衡；制約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的‘三農’問題和貧困問題；嚴重影響黨羣關係、幹羣關係的腐敗問題；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和生態問題。”

隨着實際問題的解決將引發一系列相關問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領域不斷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錦濤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才具有戰略性、前瞻性和科學性。隨着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全面發展，實際問題還會不斷出現和得到解決，馬克思主義就藉着這些載體不斷得到發展並結出豐碩的成果。

四、結合的終結點：產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不斷結合的歷史，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正是蘊含在黨的“結合”思想之中。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通過對舊中國國情的深入研究、科學分析後緊緊抓住“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爭奪的殖民地”這一根本的社會性質，科學地闡明瞭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黨明確指出，中國當時正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需要一段時間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在黨的“八大”明確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後，毛澤東根據實際國情，認爲不能把社會主義建立等同於社會主義建成，應該把社會主義分成“建立”和“建成”兩個階段。然而，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難度相對就大多了。毛澤東在結合中超越了歷史階段，導致了““””那樣全局性的錯誤。可見，“不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如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

歷史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個“接力棒”交給了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全面總結歷史經驗，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的歷史現狀，對中國的國情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認識由淺入深、由現象到本質；準確地、牢固地把握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偉大理論，並強調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最大的國情。“正是基於對我國國情的科學分析，認定中國現階段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生產力還很不發達，其發展也不平衡的階段，在理論上以它爲基石和邏輯出發點，構建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宏偉大廈。”在實踐中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社會發展戰略，初步解決了國際共運史上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實際的有機結合。

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改革開放和開創新局面的艱鉅任務，明確指出：“我們解決一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爲什麼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路線、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在於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面對在經濟、科技領域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建設、祖國統一等重大問題都作了新的戰略部署，確立了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並把“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寫進憲法，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緊迫性、複雜性、艱鉅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江澤民爲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做好了“結合”這篇文章，使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邁向新的臺階。

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礎是發展着的實踐，新的實踐又需要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不僅提出了要求，同時也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新發展的現實可能。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爲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求真務實、銳意進取，在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同時，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爲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有力的思想保證。“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馬克思主義論文：《試論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對當下高校校園文化活動的啓示》 篇五

高校校園作爲中華文化的傳承地與集散地，其文化活動開展的情況不僅直接關係着國家整體文化戰略的實施情況，而且關係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更是關係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爲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宏觀上爲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瞭方向，而且在微觀上對高校校園文化活動的開展具有很強的啓示意義。

一、校園文化活動的目標應是促進學生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馬克思認爲，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養社會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爲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爲儘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這正是馬克思對文化的社會目的和意義的闡釋。恩格斯認爲：“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創造出的無限可能爲文化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並且促使人擺脫了自然侷限性，爲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園文化活動的開展，應將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作爲核心目標，具體而言，包含兩方面：

1、校園文化活動的組織應充分考慮階段性。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人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從人的依賴階段到人的獨立性階段，再到自由個性階段，人的發展表現爲一個歷史的過程。因此，高校在組織校園文化活動時，應充分考慮到不同年級學生髮展的階段性，從而開展針對性的引導。

2、處理好全面發展與自由發展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自由發展”是指人的人格、個性、獨立性和創造性最大程度地發展；所追求的“全面發展”，不光是人的能力、個性和知識的，全面發展，也是人的社會素質、精神素質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組織校園文化活動時，既要充分考慮激發學生的創造性，又要考慮綜合素質的整體提升。

二、校園文化活動的形式應追求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學者歷來重視形式的重要意義。形式不僅僅是把事物的內容各要素統一起來的結構或者外部表現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極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在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中，就應充分考慮到文化活動形式對於不同文化活動的意義，權衡得失，並且在形式的選擇上要堅持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統一，這將有助於拓展文化活動的意義。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園社團文化節就很好的闡釋了多樣性與豐富性相統一的原則，同時有助於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校園文化創新意識。

三、校園文化活動的內容應做到世界性與民族性的有機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經典問題。一般來說，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既有牴觸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鑑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視爲唯一優秀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成果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和做法，這是與文化的發展相反動的。”因此，隨着高校的日益開放，辦學越來越國際化，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也應與時俱進，在內容的選擇上做到民族性與世界性的有機融合。既要堅持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利用傳統文化類社團積極開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與傳播活動，贏得民族文化的認同感，爲中華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動奠定基礎；又應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動的精髓，特別是與留學生社團保持交往，參與他們的文化活動，共同創作兼容幷蓄的文化節目。

四、校園文化活動應以科學和理性爲主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