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道德情操論》有感

6月16日下午公司黨委組織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黨課，在我前進道路上給予鼓勵和指導，讓我更深一步的瞭解了黨。劉書記還給我們推薦了兩本值得一讀的書，一本是《把信送到加西亞》、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論》，我本人也是個喜愛讀書的人，利用閒暇的時間從圖書館借了很多書，還從網上買了很多書，我覺得一件漂亮的衣服裝扮了我們的外在，而一本書則填滿我們空洞的內心。

亞當·斯密這個名字，只要接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他同西方經濟理論緊密相連，他的《國富論》(即《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甚至比他的名字更有影響力。然而，《道德情操論》被《國富論》的光芒遮住了，但是作者的墓碑上清清楚楚地刻着——《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美國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裏德曼曾說：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纔是問心無愧的“利己”。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恐怕《道德情操論》的份量遠比《國富論》重得多，因爲他的一生大部分心血都傾注在《道德情操論》的修訂與完善上，從1759年首版到去世，他對《道德情操論》先後進行了6次修改，而恰恰在修改的過程中完成了《國富論》。我索性從噹噹網上買了這本書，認真地從頭讀起，自然覺得在追隨大師的腳步，走進心靈的聖殿，去理清崇高和卑鄙、純潔和污穢、簡單和複雜、善良與醜惡、真誠和虛僞……那清晰而又模糊的界線。

我是一個感性的'人，總是喜歡爲事事動情，也喜歡讀完一本書寫寫心情。在這本書中，作者認爲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時刻生活在他人的評價之中：爲了顧及他人的感受，人不得不對自己原始的激情加以節制和改造，從而產生羞恥心和榮譽感，這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

當我翻開此書，第一卷《行爲的適當》的第一篇“適當感”中的關於同情的闡述，讓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亞當斯密對同情的闡述極爲深刻，他說：“我們常常爲別人的痛苦而痛苦，這是無需證明的事實。像人性中所有與生俱來的感情一樣，這種感情絕不是專屬於良善君子，儘管他們可能對此最敏感。即使一個無賴罪大惡極，無視一切社會規範，他也不會完全喪失同情心。”他還說：“要想對他人身處的境遇有所體驗，我們只有設身處地地想象，因爲我們無法直接瞭解別人的感受。只要我們自己還能置身事外，即便我們的兄弟在忍受酷刑折磨，我們也感覺不到他們的痛苦。感官從來不會也不可能超越我們自身，只有依靠想象，我們才能對他人的感受略有所知。”“我們依靠想象將自己置於他人的境遇之中，以爲自己正經受這所有同樣的痛苦，又彷彿進入他體內，與他合而爲一，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體會到他的感受。於是，當我們全然接收了他人的痛苦並將其變爲自己的痛苦時，我們終於爲之所動，一想到他的感受就不由得渾身顫抖。”“正因爲我們能夠設身處地地想象別人的痛苦，我們才能產生與他們相似的感情。”

的確如此，當我看到汶川地震、動車相撞的報道時，我經常熱淚迎眶，我感嘆生命的脆弱，更深刻地悟到：身置其中的人感受最真切、最具體、最清楚，任何程度的同情、感受都無法與親歷來比擬。正如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所謂：“如魚吞水冷暖自知”啊!

想到這，我不由得悲從心頭起，我的悲傷感受與那些親身苦楚的人相比，差之遠亦!唉……

斯密在闡述了同情之後，書寫了“相濡以沫的快樂”。

在“相濡以沫的快樂”中，斯密寫道：“別人發自內心的同情總讓我們無比欣慰，無論這同情從何而生;相反，無動於衷的表情則讓我們失望莫名。”“當我高興的時候，朋友的同感會錦上添花;但是當我陷入憂傷，朋友的同情如果不能雪中送炭，就可能火上澆油。然而通常情況下，同情總能另闢蹊徑，增添快樂，又能溫暖人心，減輕痛苦。”“與高興的時候相比，我們在不高興的時候更希望找個人一吐爲快，此時朋友的同情也更能讓我們得到安慰，如果他們無動於衷我們就更覺得委屈。”“如果我們可以和一個人肝膽相照，那麼在同他交談時我們得到的快樂，會遠勝於償還我們目睹他的遭遇所感到的痛苦。”

的確如此。我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喜歡和朋友小聚，談談生活、談談工作，我還喜歡一個人抱着本寫心情，把所有不快都傾訴給那小小的空間。有的時候到自己的博客去座一座，回味起曾經的心情，也別有一番滋味。。

斯密在“可敬的美德”中寫道：“旁觀者將心比心去體諒當事人，當事人也力求控制自己的情緒以照顧旁觀者的感受，這兩種努力確立了兩種不同的美德。前者帶來了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公正無私和謙遜仁慈;後者則早就了雍容持重、自我剋制的人品，將激情納入自尊自愛、合理恰當的軌道。”“無獨有偶，當我們放任胸中的怒火不加任何節制的時候，那種傲慢蠻橫的態度是最令人討厭的。但是那種憤恨之中卻不失寬宏大量的氣度卻讓我們由衷欽佩。”他得出的結論是：“完美無瑕的人性，就是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就是公正無私和慈善博愛的情懷。唯有如此，人與人之間才能達到感情上的溝通與和諧，才能產生得體適度的行爲。”他也實事求是地講：“在我們決定如何對一種行爲加以褒貶的時候，常常會採取兩個不同的標準。首先是得體適度、完美無缺。在那些艱難的處境中，人的行爲不可能達到這麼高的水平，總是有可以指責之處。其次是雖不完美但有所接近，這是大多數人所能做到的。只要超過了這個標準，無論這種行爲距離無可挑剔有多遠，似乎都應該受到表揚，可是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應該受到責備。”

他一再強調適度、得體和控制。而我偏偏是個隨性的人，不管是快樂還是痛苦都會毫無掩飾的表現出來，其實控制的程度就體現出文化的水平：正常情況下，我們制怒，既不能肆無忌憚又不能無動於衷;我們制喜，既不能得意忘形又不能麻木不仁;我們制聲，既不能低聲暗語又不能放聲闊論;我們制技，既不能繁複虛設又不能粗製濫造;我們制步，既不能忘我疾行又不能猶豫不前……總之，最爲難得的是適度。想適度、想得體，就要將所要控制之事控制的恰如其份，應時應景應人應事，此事最難爲。所以，得體、適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能做到得體、適度的人自然就不是一般人，而異於人、高於人。文化修爲的高低自然一目瞭然，控制能力和文化水平成了正比。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讀一讀《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它真的是讓我們受益非淺，相信讀後你對生活、對社會有更深的認識。它真的能觸及人的內心深處，伴隨我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