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本質》讀後感

《貧窮的本質：我們爲什麼擺脫不了貧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寫的研究成果之一。在這一著作中，班納吉和杜弗洛試圖以連續 15 年對世界五大洲 18 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爲基礎，深入探究和剖析全球貧困的本質。《貧窮的本質》著作包含了兩個主題：一是導致貧窮的本質是什麼？二是全球的反貧困治理經驗爲什麼收效甚微？[1]

全書結構

第一部分：慈善的誤區。

第二部分：貧困羣體的困境。

第三部分：應對貧窮的具體方法。

在對慈善的誤區介紹方面，本書否定了貧窮和飢餓的聯繫，指出窮人面臨的真正問題是沒有辦法獲得全面的營養。同時，窮人在預防工作方面的極少興趣使得貧困國家在公共領域的投資在推動健康方面收效甚微。此外，在窮人生活中短期選擇與長期改善的悖論[2]也形成了教育以及人口生育方面的困境。也就是說，在窮人的實際生活中，短期的效用選擇與長期的效用選擇並不一致。雖然短期的效用是正的，但對於長期而言，這種正的效用的積累並不一定導出長期福利的改善。例如，在教育方面，很多家長不知道教育的好處，因爲教育的回報往往是在十幾年之後，這讓很多家長看不到投資的價值，同時也不想放棄孩子現在能掙到的錢。

在對貧困羣體的困境的介紹方面，迪弗洛以及班納吉指出貧困羣體面臨的主要難題在於保險難，貸款難，儲蓄難以及做生意難，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落腳於“原始動機以及行爲選擇”之間的不一致。貧困羣體常常缺錢，如小額信貸無疑是政府反貧困的重要政策，不過正如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指出的，小額信貸扶貧設置的社區擔保、嚴格的違約條件限制以及對貸款用途的限制等降低了扶貧的成效。甚至這些條件恰恰把 一些真正需要幫扶的貧困家庭排除在外了。

針對應對貧困的具體辦法，本書分別針對貧困羣體所處的困境提出了針對飢餓，健康，教育，儲蓄以及女性賦權方面的建議。其中，教育扶貧是國際反貧困的一個主要經驗。一方面，改變家長對於教育回報的誤解需要爲家長提供足夠且正確的教育回報信息，降低家長的期望；另一方面，對於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的改善，幫助貧窮家庭學生提升學習成績，增加學生和家長對於教育的信心，是在現行教育援助下的一個反貧困選擇。[3]同時，通過無條件現金轉移計劃與有條件現金轉移的實驗，埃斯特·迪弗洛認爲增加兒童入學率的現金轉移計劃，不僅僅是提供給這些家庭物質上的幫助，而且項目傳達出來的對於教育重要性的信息會對家長的教育投資行爲產生影響。[4]

就教育扶貧的實施而言，本書揭示了一個重要話題——如何擺脫幫扶政策的公益性與低效率的怪圈。[5]班納吉和迪弗洛以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問題爲例，甚至引用臺灣、馬拉維、肯尼亞的義務教育計劃的例子，認爲非洲國家的教育投資對這些國家的發展毫無助益，並證明了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並不樂觀。這些事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埃斯特利在《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一書中的觀點，有力的證明了通過幫扶政策進行的資源分配是缺乏效率的。但是這是否意味着扶貧應以經濟效益爲導向，似乎並不能一概而論。著名的反貧困治理研究者阿馬蒂亞·森認爲導致貧窮的社會排斥可以分爲建構性排斥和工具性排斥。其中“建構性排斥”主要是指政策制度設計自身存在的排斥性機制，即政府政策設計的不完善；而“工具性排斥”則更主要是強調製度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執行偏離。[6]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書中也有所指出，小額信貸扶貧設置的社區擔保、嚴格的違約條件限制以及對貸款用途的限制等降低了扶貧的成效。就我國而言，我國現有的信貸扶貧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大多對貧困戶申請資格方面設置了一些前提條件，如各地貧困戶都可以申請“貧困信用” 貸款，然後把這筆資金“入股”到企業、專業合作社等各類新型經營主體，並獲得“分紅”收入。 這種模式以政府信用爲抵押擔保，能夠當年見效，且貧困戶幾乎不用承擔風險甚至不用任何付出，但是有的地方卻設置了一些門檻，把真正的更貧困者排斥在外。其次，對於我國扶貧，我覺得打破“貧窮文化”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曾經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扶貧政策之所以大都失敗，是因爲對“貧窮文化”缺乏充分的瞭解。[7]政府在給予貧民政策救助，發放貧困救濟金的同時一定程度上要求窮人付出尊嚴、自豪和私密的代價，而這更加重了貧困者對自身貧困的自卑感以及負重感。由此可見，政府如何把握好貧困政策的有效落實以及貧困羣體主動性的調動是一個重大問題。

本文揭示了有關脫貧的實踐及理論並不應侷限於經濟發展理論。通過揭示大量實踐中與經濟發展理論相悖的案例，從微觀的角度呈現了貧困個體決策過程中的多元動機，將人們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的多因素影響呈現出來，能夠對人們的扶貧實踐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鑑。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缺陷，並沒有將有效的脫貧路徑提供給讀者。本書通過案例分析，將影響個體決策的種種因素呈現出來，從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層面綜合看待脫貧問題卻沒有給出新的路徑選擇方案。作爲一個每個時代都將面對的時代課題，保持個體或家族遠離貧困的嘗試伴隨着歷史的延續一直在進行，卻並沒有有效的辦法保留下來。這不禁引起人們的思考：對於脫貧這樣一個宏大的命題，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個體的嘗試卻難以找到有效的對策，因而本書關於脫貧的解釋最終給人的感覺是灰色的，不覺讓人產生一絲失望。[8]

總而言之，扶貧需要兼顧公益性與效率性，通過集體性的政府行爲，減少政策形成的建構性排斥與工具性排斥，走穩精準扶貧的步伐，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1]朱冬亮 反貧窮治理的經驗與反思 ——讀《貧窮的本質》 北京日報/22 年/3 月/3 日/第 2 版

[2]秦彬煊　卞秋實 脫貧路徑的根本反思 ——評《貧窮的本質》一書【廣角鏡】 Wide-angle Lens 5 下 214 年 第 15 期（總第 461 期

[3]劉小青埃斯特·迪弗洛反貧困思想研究

[4]Benhassinen Devotof, Duflo Esetal .2013. Tuminga Shove into a nudge? A ”label education[J]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7(3):86-125”

[5]朱冬亮 反貧窮治理的經驗與反思 ——讀《貧窮的本質》

[6]朱冬亮 反貧窮治理的經驗與反思 ——讀《貧窮的本質》 北京日報/22年/3月/3日/第 2 版

[7]袁媛，伍斌 . 英國反貧困的地域政策及對中國的規劃啓示 [J]. 國際城市規劃，2012，5（12）：96.

[8]秦彬煊　卞秋實 脫貧路徑的根本反思 ——評《貧窮的本質》一書【廣角鏡】 Wide-angle Lens 5 下 214 年 第 15 期（總第 46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