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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讀後感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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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讀後感多篇

資治通鑑讀後感篇一:《資治通鑑》讀後感

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題記

我喜歡讀歷史,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很多時候我們對現實的問題或者時代的躁動不安一籌莫展,覺得我們走進了現實的死衚衕,根本無路可走。這時候,我們不妨回頭看看歷史,接近經典的史書、閱讀經典的史書、品味經典的史書,看看幾千年來歷史河流裏古人們給我們留下的智慧。正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看看千秋萬代歷史偉人給我們留下的智慧和教訓,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探討我們大學生的人生規劃,總能發人深省,獲益良多。歷史的車輪滾滾,億萬生靈在歷史的足跡下都顯得如此渺小。但司馬光用自己的生花妙筆,爲我們留下了一部永恆的著作,永享後人的敬仰和萬世的榮光!這就是《資治通鑑》。

我之所以選擇讀《資治通鑑》,主要是因爲《資治通鑑》歷史地位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是瞭解我國古代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的重要歷史典籍,在順利完成後,便立即成爲史學著作的典範,受到歷代學者的共同讚許。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先生更是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資治通鑑》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鉅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在這部書裏,司馬光他們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爲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爲鑑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爲《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爲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比如《資治通鑑》中《三家滅智伯》,晉國智家選取接班人,重纔不重德,導致本來實力強大的智家軍隊被消滅、土地被分割,成員被全部處死,智家從此從歷史舞臺消失。這,是給當今那些企業乃至國家的管理者關於品德的重要性,上了深刻的一堂課呢?是否讓那些徘徊在如何抉擇人生仕途手段的人有了啓示呢?

讀《資治通鑑》還可以可以陶冶情操,修身養性,也可提高修養增加閱歷,也有助於增強對事物的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西漢開國功臣之一,蕭何,憑着過人的胸襟氣度與深遠高明的見解眼光,成就了大事業的例子,讓我們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有有才有德,總會有我們的平臺!

讀《資治通鑑》,我邊讀邊感悟到人的渺小,於是我活學活用。我們都知道,只要翻開《資治通鑑》,就不難明白本書的思想深刻,論述嚴密,內容繁富,文字簡潔。但對於我來說,尚未有紮實嚴密的中國古代歷史知識和文化知識,能力實在有限,很難迅速閱讀並且完全領會和掌握它的主旨和精髓。所以,在品讀《資治通鑑》原著的同時,

我還參考了其他一些的關於《資治通鑑》的解析版本書目,原著的原汁原味,結合上研究史書的專家們編寫的書目,不僅激發了我對閱讀這些史書的興趣,更讓我進一步地品味其中的精髓。

今年,20xx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社會各界都掀起回顧歷史、紀念歷史的浪潮,目的很明確——就是努力避免在歷史中吸取經驗跟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現如今,隨着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國際社會中越來越關注中國,也越來越多外國學者關注中國文化,關注中國歷史,逐漸發現《資治通鑑》等經典史書背後的無限價值及現實意義。作爲中國人,作爲大學生,我們更有義務和責任好好利用與參與到學習並運用歷史文化精髓的行列中,爲實現中國夢而努力。

我們大學生是文化接受和傳播的重要力量之一,如果我們能帶頭多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下,多學習歷史來修身養性,學習治國平天下之道,於個人,解決現實困惑,於國家定能爲鑄就國家強大、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畫下一筆濃墨重彩。

資治通鑑讀後感篇二:

《資治通鑑》,簡稱“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爲綱,事件爲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讀罷此書,感受頗多。《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爲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司馬光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爲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爲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爲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於漢語“甲”,“攝提格”相當於漢語“寅”。爲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干支體系呢?

後來查過資料我才瞭解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雲:“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於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洋、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說到主要內容則可分爲 1《周紀》,五卷。

2.《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爲《通志》卷。

3.《漢紀》,六十卷。

4.《魏紀》,十卷。

5.《晉紀》,四十卷。

6.《宋紀》,十六卷。

7.《齊紀》,十卷。

8.《樑紀》,二十二卷。

9.《陳紀》,十卷。

10.《隋紀》,八卷。

11.《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後梁紀》,六卷。

13.《後唐紀》,八卷。

14.《後晉紀》,六卷。

15.《後漢紀》,四卷。

16.《後周紀》,五卷。

經過查閱資料與詢問老師朋友我瞭解到《資治通鑑》本身的編纂,具有很多特點或優點。首先是它取材廣博和編寫精審,所記敘的歷史是幅員超過萬里,人口超過千萬,時間長達一千多年,而全書不到三百卷,組織精密,條理清楚,詳略得宜,言簡事明,有深入淺出之妙,這是一般史書不能與之相比的。其次,司馬光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所用史料都經過仔細選擇,並將選用的過程和選定的理由,一一記載下來,編成“考異”,成爲《通鑑》一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後世流傳中,人們才把它分開了,這項治學方法,因此稱爲“考異法”。這都是在組織形式方面比較突出的'優點。

至於考異法是什麼呢,我還不是很瞭解。仍要請教老師實資治通鑑中很多故事是用來體現作者對迷信思想的不懈。

其迷信思想,在統治者可謂根深蒂固,司馬光常常依據事實揭破其底細。如記武則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並見《唐紀》二一長壽元年)事雖細微,意義則甚爲重大。又如鎮壓黃巢起義的高駢,據有揚州,爲霸一方,而聽信玩弄神仙之術的呂用之,終至於城破身死。《通鑑》詳記其事,不掩飾,亦不誇大,讀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紀》七○至七三)。此類記載不僅表明司馬光的見解正確,同時也表明其文學手法高妙。關於幾次大戰役的描寫,如昆陽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淮西之戰等,都極簡練而生動,稱爲古代敘述戰爭的典型之作。

當然由於當時的水平與侷限我又讀了許多後續內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錯誤如《史記》錯記了戰國時期各國的年代,因而將齊宣王伐燕記爲湣王之事,與《孟子》、《國策》諸書的記載均不合,現在根據《竹書紀年》已經糾正了這個錯誤。《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因與儒家經典記載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視,以致後來逐漸失傳,現在看到的是輯錄本。司馬光雖然看到過原本的《竹書紀年》,而不知利用,於是硬將齊宣王的年代比《史記》拉後十年,避免了與《孟子》等書的矛盾,其實毫無根據,不能作爲史實看待。又如著作《後漢書》的範譁,在朝臣爭權中被殺,而誣加以叛逆的罪名,編造了很詳細的情節,《宋書》全收於《範譁傳》中,司馬光未作分辨,也照樣採用了(《宋紀》六),到清朝,王鳴盛才辨明瞭當時的史實(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東晉時期世家大族當權,陶侃爲一代名臣而出身於寒門,世家出身的當權者對他多加誣衊,《晉書》不辨真僞都收錄下來。《通鑑》已多予刪汰,但亦有刪汰不盡者,如雲侃“以不豫顧命爲恨”(《晉紀》一六)。陶侃爲地方長官,與晉明帝也無特殊關係,自然無必要參豫顧命,清王懋竑爲陶侃作了正確的辨白(參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當然我們不能因爲小錯而否定大的成果。

《資治通鑑》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同時也是值得通讀的一部書。如何通讀這樣一部大書?

然而在我看來司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賢他的思想,是一套嚴密的等級制度,一套金字塔型的,在他希望這等級制度是不要變動的。這從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與願違,犯上作亂的事情層出不窮。這從根本上衝擊了儒家的體系,我不知怎麼辦,但儒者有辦法。於是一個彌天大謊被創造出來,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爲真,一起爲這個彌天大謊添枝加葉。 這個彌天大謊就是天命。

如果問我得到了什麼?我會說是當時的一種君主制度與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統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礎上立國,當時面臨着一組不可解的矛盾:以順的方法沿襲古制,則不符合新時期社會解構的需求,革新,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礙,最大的阻礙來自於六國舊民,無論是貴族血統,還是無知愚忠,亦或地緣差異,人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適應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只能強迫,強迫,就失人心。秦通過足令其喪盡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的革新,完成了社會進化的需求,實質是爲後來的大漢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評論宇文泰的建國時說:“陳涉首事不終,劉季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隕,太祖籍以開基。”這是就個人成就而言,這個道理放大到國家層面,則是漢興由秦,秦把黑臉都唱了,漢的白臉纔好唱。秦法,真有後代傳言那麼嚴酷嗎?只不過是作爲時代矛盾的犧牲品的一個藉口,大概不是爲大漢的真正大一統背了黑鍋?

惠政,有個極其需要避免的要點,也是歷來君主們疑神疑鬼得最多的一個方面,那就是下面的人像司馬懿那樣,把人心都從曹家收買到司馬家了。如何避免?老實說,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需要能力足備的人去擔當,庸主奸臣,想要不顛覆,真心難。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道理,第一是黑臉不好唱,應該優先選擇白臉,沒得選除外;第二個道理是不怪敵人太狡猾,只怪自己不明智,遺憾的是大概沒有幾個蠢皇帝會認爲自己蠢吧,不獨皇帝,可能包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其中可能有我,也可能有你。

道義是個抽象的概念,不如量化成擔當。當時若不是趙無恤主動擔當,三晉的命運還真不好說,很可能會被智伯各個擊破,因爲後來的晉陽反擊戰獲勝,偶然的因素不小。段規爲韓康子建議的策略是等,等到有人受不了,到時候再看,任章則拋出“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觀點,聽上去有理,似乎後來的事實也可以反證他做得對,而實際上不然,因爲三晉之所以能夠反敗爲勝,一在於趙無恤擔當了責任,而智伯自己又粗心大意。智伯若不大意,一味慫的韓、魏,最終一定逃不過如後來六國亡於秦的結局,而六國採取的就是他“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策略,不斷用土地賄賂秦國,希望將戰火引向他人,自己坐收漁利。只可惜再沒有一個趙無恤出來擔起責任,而秦又不肯失誤。由此可知,道義其實是個必要的概念,沒有趙無恤肯擔道義,那兩家主僕,再聰明,再狡猾,也只是小聰明,被滅的命。

綜上所講資治通鑑有利有弊。以我愚見,我們可以瞭解上面的一些故事典籍。擴充自我,但不能一味陷於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