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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個人簡介新版多篇

徐志摩的個人簡介新版多篇

殘破 篇一

深深的在深夜裏坐着:

當窗有一團不圓的光亮,

風挾着灰土,在大街上

小巷裏奔跑:

我要在枯禿的筆尖上嫋出

一種殘破的殘破的音調,

爲要抒寫我的殘破的思潮。

深深的在深夜裏坐着:

生尖角的夜涼在窗縫裏

妒忌屋內殘餘的暖氣,

也不饒恕我的肢體:

但我要用我半乾的墨水描成

一些殘破的殘破的花樣,

因爲殘破,殘破是我的思想。

深深的在深夜裏坐着,

左右是一些醜怪的鬼影:

焦枯的落魄的樹木

在冰沉沉的河沿叫喊,

比着絕望的姿勢,

正如我要在殘破的意識裏

重興起一個殘破的天地。

深深的在深夜裏坐着,

閉上眼回望到過去的雲煙;

啊,她還是一枝冷豔的白蓮,

斜靠着曉風,萬種的玲瓏;

但我不是陽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些殘破的呼吸,

如同封鎖在壁椽間的羣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與虛無!

①寫於1931年3月,初載1931年4月《現代學生

第1卷第6期,署名徐志摩,後收入《猛虎集》。

詩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詩人徐志摩乘坐的飛機在濟南附近觸山而機毀人亡。詩人正值英年,非正常的辭世,可以說他的人生是殘破的;回過頭來看,他死之前幾個月發表的詩作《殘破》恰成了他自己人生的讖語。詩人人生的殘破,不僅指在世時間的短暫及辭世之突然與意外,其實詩人在世時感覺更多的是生之艱難;《殘破》正是詩人的長歌當哭。

全詩由四小節組成。每一節的開始都重複着同一句詩:“深深的在深夜裏坐着”,它是全詩詩境的起點,一開始就在讀者心頭引起了冷峻撲面的感覺,並且通過多次重現,強化了讀者的這種感覺,它就象一首宏偉樂章中悲愴的主弦律。它描述了一個直觀的畫面:天與地被籠罩在一片灰暗裏面,夜深人寂,一個人沒有如常人那樣睡覺,不是與好友作徹夜暢談,更不是欣賞音樂,而是孤獨地坐着。這種反常便刺激着讀者的想象力:別的人都是在睡夢中在不知不覺中度過黑暗、寒冷、悽慘甚至恐怖的漫漫長夜,而他卻坐着,他肯定是因爲什麼不順心的事而長夜難眠,而長夜難眠不僅不能消解或逃離不順心,反而使他感受到常人看不到的夜的陰暗與恐懼,於是他自然而然多了一份對生活和人生的反省和思索。顯然,作爲一首抒情詩,就不能把這個畫面理解爲寫實;既然它已經作爲詩句進入全詩的總體結構中,進入了讀者的審美期待視野,它便增殖了審美效應,它必然具有象喻意義。黑夜具有雙重意義,一個是坐着的自然時間,一個是生存的人文時間,後者的意義是以前者爲基礎生髮出來的。這樣,環境與人,夜與坐者便構成了一對矛盾關係。詩句強調了夜之深,這表明夜的力量之強大,而人採取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姿態,則表明主體的掙扎與反抗。第一句詩在全詩中屢次復觀,就是把環境與人的衝突加以展開,從而可以表明這一衝突的不可調和性、尖銳性。

“當窗有一團不圓的光亮/風挾着灰土,在大街上/小巷裏奔跑。”作者爲了加強夜的質感,用描寫的筆調對夜進行鋪展。明亮的月光讓人心曠神怡,可這裏的月亮是不圓的,殘缺的,光線是隱約而灰暗的,在朦朧中生命被阻止了活動,只有風在嗚嗚地追逐着,充滿了大街和小巷,傳佈着荒涼和恐懼。生存環境的險惡激起了“坐者”對生存方式的思考,對生存本真意義的追索:“我要在枯禿的筆尖上嫋出/一種殘破的殘破的音調/爲要抒寫我的殘破的思潮。”面對生命的艱難,作爲主體的人並沒有畏懼、退縮,儘管“思潮”殘破了、“音調”殘破了、“筆尖”枯禿了,但生命仍要表達。在這裏,關鍵的不是表達什麼,而是表達本身,選擇了表達這一行動足以昭示生存的頑強、生命的韌性。至此在第一節裏環境與人的矛盾得到了第一次較量和展示。爲了突出夜的否定性品質,作者在第二節則把筆觸由對屋外的光亮、聲音的描寫轉移到室內的氣溫上,在第三節則由實在的環境構成硬件轉移到樹影等較空靈的氛圍因素上。詩人把這些環境因素詩化,把它們塗染上社會意義,並在社會意義這一層面上組織成統一的詩境。

前三節偏重於正面描寫或揭露夜的否定性構成,第四節則寫它們形成一致的力量摧毀了美麗:“啊,她還是一枝冷豔的白蓮/斜靠着曉風,萬種的玲瓏/但我不是陽光,也不是露水……”。“白蓮”象徵着美好的愛情,美好的理想等等一切人所追求的、高於現實的事物。白色的蓮花,在晨風中嫋娜地盛開,亭亭玉立,並且散發着幽微的清香,她美麗卻不免脆弱,唯其美麗才更加脆弱,她需要露水的滋潤,她需要陽光的撫慰。可是,“我卻不是陽光,也不是露水”,“我”無法保護她、實現她,結果她只有死亡。美好東西的毀滅是特別讓人觸目驚心的。人生如果失去了理想和追求,就象大自然失去

了鮮花和綠色,一片荒蕪;在這種條件下,人要想生存,或者說只要存在着,人就如生活在黑暗中的老鼠一樣猥瑣、毫無意義。詩題叫“殘破”,世界殘破得只剩下黑暗、恐怖,而人也只能活得象老鼠,這人生自然也是殘破的。殘破的人生是由殘破的社會造成的,詩人正是用個人的殘破批判殘破的社會。

作者選擇“夜”作爲抒情總起點,但是並沒有淪於模式化的比附,因爲全詩用各種夜的具體意象充實了夜這個意境之核心,使全詩形成了整體性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選擇夜的意象,不僅出於審美的安排,還體現了一種深層的文化無意識,即宿命論。夜的展開必然以黑暗爲基調,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選擇生存的空間,卻無法逃離時間,時間宿命地把人限制在白天和夜晚的單調的交替循環中,逃離時間即等於否定生命。作者用人與時間的關係註釋個體與社會環境的關係,這種認識或安排表現了詩人對個體無可選擇的悲哀、對社會的絕望。

“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裏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悲哀裏心碎!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裏的光輝。

①寫於1928年,初載同年3月10日《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1號,署名志摩。

詩評:《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這道詩,可以說是徐志摩的“標籤”之作。詩作問世後,文壇上只要聽到這一聲誦號,便知是公子駕到了。

全詩共6節,每節的前3句相同,輾轉反覆,餘音嫋嫋。這種刻意經營的旋律組合,渲染了詩中“夢”的氛圍,也給吟唱者更添上幾分“夢”態。熟悉徐志摩家庭悲劇的人,或許可以從中捕捉到一些關於這段羅曼史的影子。但它始終也是模糊的,被一股不知道往哪個方向吹的勁風沖淡了,以至於欣賞者也同吟唱者一樣,最終被這一股強大的旋律感染得醺醺然,陶陶然了。

我不知道風

是在哪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里依洄。

全詩的意境在一開始便已經寫盡,而詩人卻鋪衍了六個小節,卻依然鬧得讀者一頭霧水。詩人到底想說些什麼呢?有一千個評論家,便有一千個徐志摩。但也許該說的已說,不明白卻仍舊不明白。不過我認爲徐氏的一段話,倒頗可作爲這首詩的腳註。現抄錄如下:

“要從惡濁的底裏解放聖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裏規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願。成見不是我們的,我們先不問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們的,我們不計較稻穗的飽滿是在那一天。……生命從它的核心裏供給我們信仰,供給我們忍耐與勇敢。爲此我們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敗中不頹喪,在痛苦中不絕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無限而有規律的創造性給我們在心靈的活動上一個強大的靈感。它不僅暗示我們,逼迫我們,永遠望創造的、生命的方向上走,它並且啓示我們的想象。……我們最高的努力目標是與生命本體相綿延的,是超越死線的,是與天外的羣星相感召的。……”

(《“新月”的態度》)

這裏說的既是“新月”的態度,也是徐志摩最高的詩歌理想,那就是:回到生命本體中去!其實早在回國之初,徐志摩就多次提出過這種“回覆天性”的主張(《落葉》、《話》、《青年運動》等)。他爲壓在生命本體之上的各種憂慮、怕懼、猜忌、計算、懊恨所苦悶、蓄精勵志,爲要保持這一份生命的真與純!他要人們張揚生命中的善,壓抑生命中的惡,以達到人格完美的境界。他要擺脫物的羈絆,心遊物外,去追尋人生與宇宙的真理。這是怎樣的一個夢啊!它決不是“她的溫存,我的迷醉”、“她的負心,我的傷悲”之類的戀愛苦情。這是一個大夢,一種大的理想,雖然到頭來總不負黯然神傷,“在夢的悲哀裏心碎。”從這一點上,我們倒可以推衍出《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一層積極的意義。

由於這首詩,許多人把“新月”詩人徐志摩認作了“風月”詩人。然而,當我們真的沉入他思想的核心,共他一道“與生命的本體同綿延”,“與天外的羣星相感召,”我們自可以領略到另一個與我們錯覺截然不同的徐志摩的形象。

黃鸝 篇二

一掠顏色飛上了樹。

“看,一隻黃鸝!”有人說。

翹着尾尖,它不作聲,

豔異照亮了濃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

等候它唱,我們靜着望,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

①寫作時間不詳,初載

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

第2卷第12號,屬名徐志摩。

詩評:《黃鸝》這首詩最初刊載於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號上,後收入《猛虎集》。詩很簡單:寫一隻黃鸝鳥不知從哪裏飛來,掠上樹稍,默不作聲地佇立在那裏,華麗的羽毛在枝椏間閃爍,“豔異照亮了濃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熱情。”於是招來了我們這些觀望的人(詩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論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樹下,期待着這隻美麗的鳥引吭高歌。可是它卻“一展翅”飛走了: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於是帶走了春天,帶走了火焰,也帶走了熱情。這首詩意不盡於言終。如果我們鑑品的觸角僅僅滿足於詩的表象,那我們將一無所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尋找這首詩的深層結構,或如黑格爾所言,尋找它的“暗寓意”(《美學》第二卷,13頁)。在這個意義上說,《黃鸝》實際上已經成爲一篇類寓言;或曰,一首象徵的詩。

指出徐志摩詩中象徵手法的存在,對於我們理解他的詩藝不無裨益。因爲詩人對於各種“主義”腹誹甚多。早在1922年的《藝術與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評中國新詩表面上是現實主義,骨子裏卻是根本的非現實性;此外還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義,以及成功地發明了沒有意義的象徵的象徵主義。其結果是雖然達到了什麼主義,卻沒有人再敢稱它爲詩了。在後來寫就的《“新月”的態度》(1928)中,他又對當時文壇上的13個派別大舉討伐之師。然而腹誹歸腹誹,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他還是兼收幷蓄,廣徵博引,真正“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做”(《詩刊弁言》)。所以他的詩並非千人一面,一律採取單調的直線抒情法,而是儘可能地運用各種風格和手法,以達到最完美的藝術效果。《黃鸝》中象徵的運用,便是一個明證。

指出《黃鸝》是一首象徵的詩,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指出“黃鸝”形象具體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創作意圖已經漫漶不清了,但也並非無跡可尋,甚至在詩中我們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寶貴的啓示。首先應該注意到,在這首詩中詩人並沒有選擇“我”這一更爲強烈的主體抒情意象作爲這首詩的主詞,而是採用了“我們”這種集體性的稱謂。作爲一羣觀望者,“我們”始終緘默無言(我們靜着望,/怕驚了它),流露出一種“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奈情緒。不過“我們”作爲羣體性的存在,至少明確了一件事,即:“黃鸝”的象徵意義不只是對“我”而言的。其次,詩中兩次出現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的比喻,也給我們重要的提示。因爲無論是春光,火焰,還是熱情,都寓指了一種美好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已經“不見了”。由此我們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愛情並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確定“黃鸝”形象具體的意指,還必須聯繫到徐志摩當時的思想狀況來分析。我們知道,詩人剛回國時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他聯合了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準備在社會上“露棱角”。他將自己的高世之志稱爲“單純信仰”,胡適則洗煉地將其概括爲“愛、自由、美”三個大字。正因了這“單純信仰”,他拒絕一切現實的東西,追求一種更完滿、更超脫的結局。在政治上則左右開弓,以至於有人認爲“新月”派是當時中國的第三種政治力量。然而在現實面前,任何這類的“單純信仰”都是要破滅的。世易時移,再加上家庭罹變,詩人逐漸變得消極而頹廢。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觀主義情緒,“託着一肩思想的重負,/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時心情的寫照。人們總以爲徐志摩活得瀟灑,死得超脫,蔡元培的輓聯上就寫着: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逕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東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爲畏途。可又有誰知道詩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觀,我認爲“黃鸝”的形象正象徵他那遠去的“愛、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們也只能無奈地觀望,年青時的熱情被那隻遠去的黃鸝鳥帶得杳無蹤跡了。有人認爲“黃鸝”的形象是雪萊的“雲雀”形象的再現。若果此說成立,那麼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雲雀》中那種張揚挺拔的熱情在《黃鸝》中已經欲覓無痕了。

文學歷程 篇三

1922年返國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徐志摩出於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爲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詩評》週刊,任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學教授,赴歐洲,遊歷蘇、德、意、法等國。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並參加了《詩鐫》的編撰工作。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詩鐫》的撰稿人努力於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於詩藝的探討,所以《晨報詩刊》的創辦,標誌着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同年與陸小曼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爲南京大學)[7] 教授。創辦《新月》雜誌。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員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到上海。此時,徐志摩也與陸小曼結婚並移居上海。徐志摩四處訪友,奔走聯絡,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餘上沆、張禹九等在上海環龍路環龍別墅辦了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餘上沆任經理,後由張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國遊歷英、美、日、印等國。

1928年3月,徐志摩一邊在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工作,一邊又創辦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別康橋》,初載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爲英國詩社社員。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詢美、方瑋德等又辦了一個《詩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選爲筆會中國分會理事,出了四期。

再別康橋 篇四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盪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①寫於1928年11月6日,初載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

雪花的快樂 篇五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裏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揚,飛揚,飛揚——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悽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揚,飛揚,飛揚——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裏娟娟地飛舞,

認明瞭那清幽的住處,

等着她來花園裏探望——

飛揚,飛揚,飛揚——

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①寫於1924年12月30日。發表於1925年1月17日《現代評論》第一卷第6期。

生活 篇六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五月二十九日

①寫於1928年5月29日,

初載1929年5月10日《新月》

月刊第2卷和3號,署名志摩,後收入詩集《猛虎集》。

詩評:好的詩都是用真誠和生命寫就的。古今中外很多成功的文學作品表現的是悲劇性的,或苦難的人生經歷或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說,藝術的美不僅是作家艱苦勞動的結果,也是以作者在生活中的坎坷、甚至犧牲爲代價的。《生活》可以說是這樣的作品。《生活》是一曲“行路難”。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詩人在全詩一開始便以蓄憤已久的態度點題“生活”。作者避免了形象化的直觀性的話語,直接採用感情色彩非常明顯而強烈的形容詞對“生活”的特徵進行揭示,足見詩人對“生活”的不滿甚至仇恨。社會本來應該爲每個人提供自由發展的廣闊舞臺,現在卻被剝奪了各種美好的方面,簡化成也就是醜化爲“一條甬道”。不僅狹窄,而且陰沉、黑暗,一點光明和希望都沒有,更甚者是它還象“毒蛇似的蜿蜒”曲折、險惡、恐懼。

然而更可悲的是人無法逃避這種“生活”。生活總是個人的具體經歷,人只要活着,就必須過“生活”;現在“生活”成了“一條甬道”,人便無可選擇地被扶持在這條絕望線中經受痛苦絕望的煎熬:“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前方”是什麼呢?詩人寫道:“手捫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這幾句詩仍然扣着“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這一總的意象,但是卻把“甬道”中的感受具體化了。在這條甬道中沒有溫情、正直、關懷,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扶壁而行,感受到的是冷壁和冷壁上的粘潮;這裏沒有空氣,沒有出路,沒有自主的權利,象在妖魔的臟腑內令人窒息,並有時刻被妖魔消化掉的危險;這裏沒有光明,一切醜惡在這裏滋生、繁衍,美好和生命與黑暗無緣,而醜惡總是與黑暗結伴而行。對人的摧殘,身體上的重荷與艱難還是其次的,氣氛的恐怖以及信仰的毀滅、前途的絕望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人的精神;最後兩句詩正揭示了這種痛苦的人生經驗:“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這首詩很短,卻極富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得以實現與詩人選擇了一個恰到好處的抒情視角有直接關係。在本詩中,詩人把“生活”比喻成“甬道”,然後以這一意象爲出發點,把各種豐富的人生經驗濃縮爲各種生動的藝術形象,“陷入”——“掙扎”:——“消滅”揭示着主體不斷的努力;而“毒蛇”、“冷壁”、“妖魔”、“天光”等等意象則是具體揭示“甬道”的特徵,這些意象獨立看並無更深的意義,但在“生活”如“甬道”這一大背景下組合起來,強化了“生活”的否定性性質。詩雖小,卻如七寶樓臺,層層疊疊,構成一個完整的精美的藝術世界。

我們應該突破語義層,走入詩人的內心世界,去和痛苦的詩人心心相印。面對生活的種種醜惡與黑暗,詩人拒絕了同流合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在其中掙扎;掙扎就是抗爭,掙扎需要力量和勇氣,而面對強大的不講完善與美的對手的掙扎命中註定是要失敗的,因此,這種掙扎除了需要與對手抗爭的力量和勇氣之外,還必須面對來自自己精神世界的對前途的絕望的挑戰;這正如深夜在長河中行船,要想戰勝各種激流險灘,首要的是航行者心中要有一片光明和期待。這首詩正是詩人直面慘淡的人生時對經驗世界與人生的反省,是對生活真諦的追問。然而詩人自我追問的結論卻是不僅對世界,而且對自己既定追求的絕望,這樣產生影響的不是發現了世界的醜惡,而是發現了自己生活的無意義,於是詩人在最後才說:“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最可悲的就是這樣的結局:個人主動放棄生活。放棄的痛苦當然從反面卻證着對生活的熱烈期待,但這種對生活的最熱烈的摯愛卻導致對生活的根本否定,生命的邏輯真是不可思議。對這種生活態度的最好剖析還是詩人自己的話:“人的最大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謬騙你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你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痛苦。”

(《自剖》)這首詩的好處不在於對社會的批判;作爲心靈的藝術,其感人之處在於它昭示了生命的艱難、選擇的艱難。

徐志摩是一位飄然來又飄然去的詩人(《再別康橋》),似乎瀟灑浪漫,實際上他承受着太多的心靈重荷。在這首詩中,他對生活和人生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事實上他並沒有拋棄生活,而命運卻過早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但是,詩人的詩久經風雨卻還活着,它用藝術的美好啓示我們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生活 篇七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①寫於1928年5月29日,初載1929年5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和3號,署名志摩,後收入詩集《猛虎集》。

偶然 篇八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①寫於1926年5月,初載同年5月27日《晨報副刊·詩鐫》第9期,署名志摩。這是徐志摩和陸小曼合寫劇本《卞昆岡》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詞。

《夜》 篇九

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裏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盪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樹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間,

沉澱着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裏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爲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十一月六日

①寫於1928年11月6日,初載1928年12月10日

《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署名徐志摩。

詩評:康橋,即英國著名的劍橋大學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詩人曾遊學於此。康橋時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轉折點。詩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經自陳道:在24歲以前,他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正是康河的水,開啓了詩人的性靈,喚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詩人的天命。因此他後來曾滿懷深情地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吸菸與文化》)

1928年,詩人故地重遊。11月6日,在歸途的南中國海上,他吟成了這首傳世之作。這首詩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號上,後收入《猛虎集》。可以說,“康橋情結”貫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詩文中;而《再別康橋》無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第1節寫久違的學子作別母校時的萬千離愁。連用三個“輕輕的”,使我們彷彿感受到詩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風一樣來了,又悄無聲息地蕩去;而那至深的情絲,竟在招手之間,幻成了“西天的雲彩。”第2節至第6節,描寫詩人在康河裏泛舟尋夢。披着夕照的金柳,軟泥上的青荇,樹蔭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兩個暗喻用得頗爲精到:第一個將“河畔的金柳”大膽地想象爲“夕陽中的新娘”,使無生命的景語,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溫潤可人;第二個是將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後,竟變了“彩虹似的夢”。正是在意亂情迷之間,詩人如莊周夢蝶,物我兩志,直覺得“波光裏的豔影/在我的心頭盪漾”,並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條招搖的水草。這種主客觀合一的佳構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錘百煉之功;第5、6節,詩人翻出了一層新的意境。借用“夢/尋夢”,“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裏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蟲也爲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四個疊句,將全詩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處,星輝斑斕裏跣足放歌的狂態終未成就,此時的沉默而無言,又勝過多少情語啊!最後一節以三個“悄悄的”與首闕迴環對應。瀟灑地來,又瀟灑地走。揮一揮衣袖,抖落的是什麼?已毋須贅言。既然在康橋涅槃過一次,又何必帶走一片雲彩呢?全詩一氣呵成,蕩氣迴腸,是對徐志摩“詩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適嘗言:“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麼詩人在康河邊的徘徊,不正是這種追尋的一個縮影嗎?

徐志摩是主張藝術的詩的。他深崇聞一多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詩學主張,而尤重音樂美。他甚至說:“……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它的內在的音節(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你得拿來澈底的‘音樂化’(那就是詩化),才能取得詩的認識,……”(《詩刊放假》)。反觀這首《再別康橋》:全詩共七節,每節四行,每行兩頓或三頓,不拘一格而又法度嚴謹,韻式上嚴守二、四押韻,抑揚頓挫,朗朗上口。這優美的節奏象漣漪般盪漾開來,既是虔誠的學子尋夢的跫音,又契合着詩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快感。七節詩錯落有致地排列,韻律在其中徐行緩步地鋪展,頗有些“長袍白麪,郊寒島瘦”的詩人氣度。可以說,正體現了徐志摩的詩美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