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峯》全詩及賞析（新版多篇）

《登飛來峯》賞析 篇一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傑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於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後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峯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峯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不怕浮雲把視線遮住。“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爲”、“由於”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遊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徵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爲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着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雲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雲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矇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於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雲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爲我站得最高。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裏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爲，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獄中題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報》第十二版發表趙金九先生《“去留肝膽兩崑崙”新解》一文，認爲該詩“去留肝膽兩崑崙”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的事件中“去”之康有爲、梁啓超與“留”之譚嗣同自己無論去留與否，其行爲皆肝膽崑崙云云。本人認爲趙金九先生的觀點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觀點，都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首先，趙文的解釋使譚詩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義有所重複，這在絕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這樣解使得整首詩尤其詩的後兩句的詩意表達總是不那麼暢快淋漓，不僅不甚吻合詩人寫作該詩時的悲壯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異於先對象性描述後自我性抒說的絕句表達方式。再者，趙文似乎文字互有牴觸。他一下子說“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爲，一下子又說“去留”是指代出走與留下之行爲的行爲者，究竟指代什麼，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確地認爲：其一，“崑崙”不是指人，而是指橫空出世、莽然浩壯的崑崙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詩人的該詩句中，“去留”不是一個字義相對或相反的並列式動詞詞組，而是一個字義相近或相同的並列式動詞詞組；其三，“肝膽”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氣；其四，“去留肝膽兩崑崙”的總體詩義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之氣吧！也即是“留得肝膽若崑崙”的意思。——此詩頗近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爲什麼這樣解？因爲本人認爲，解詩不能僅着手於詞字，更要着手於詩的總體寓意，並且要尤其着手於詩人寫作該詩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狀態。特別是對這樣一種反映重大歷史事件，表達正義呼聲和抒說自我胸懷的作品，更要從作者當時所處的背景、環境和心情、心境出發去仔細揣摩。

大家知道，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變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並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康有爲經上海逃往香港，梁啓超經天津逃往日本），決心一死，願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詩的前兩句，表達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門投止”地匆忙避難出走，使人想起高風亮節的張儉；一些人“忍死須臾”地自願留下，並不畏一死，爲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樣高風亮節的杜根那樣，出來堅貞不屈地效命於朝廷的興亡大業。詩的後兩句，則意爲：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揚；仰笑蒼天，凜然刑場！而留下的，將是那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去留”的“去”字，這裏是指一種行爲趨向，意爲“去留下”，“去留得”，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據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現在的普通話一樣，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後一個動詞的含義，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麼”等等。這裏的“去”字，並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裏去那裏，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爲、事態之趨勢和傾向。也就是說，“去”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生。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去”，應是時間意義上的“去”，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趙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去”。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都是這樣思維定勢。我想，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有這種用法吧？“去”字的這種重要語義，《現代漢語詞典》、《辭海》都有記載。

當然，“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樣寫，是詩句表達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義在於指代自己如莽莽崑崙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實際上，直接從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崑崙一樣的“肝”（一崑崙）和如崑崙一樣的“膽”（一崑崙），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激勵着詩人不畏一死、凜然刑場。而這句所表達的，正是那種震憾人心靈的、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慘害於北京菜市口。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這，是一首絕命詩，是一首表達作者全部所有的絕命詩，是一首在獄中爲自己寫就的祭死之詩！詩的後兩句所寫，都是指詩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崑崙”當然不是指人，“崑崙”也沒有自比自賦、自狂自傲之義。而“去留”，我認爲不是有些人說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試想想，“我自橫刀，肝膽崑崙”，這所表達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壯！而這，不恰是詩人那時的真實心理寫照嗎？

肢解“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語詞和語義，並去尋找兩個相應的對應者，這種思路我認爲是背逆詩人的原意的。這首詩的重心不是事況敘說，而是心態敘說；詩的結構，也恰是句句遞進，直至末句嘆然收尾，蕩氣迴腸！因而，梁啓超、符逸公、趙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釋，本人都不敢苟同。而所有他們的解釋，我認爲關鍵的都在於誤解了“去留”一詞。

另外要指出的是，“侖”和“根”韻母發音的差異（現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詩吟詠時（現代）的藝術效果，雖然其仍合格律詩的用韻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韻或“un”韻，那其詩意表達將更是一氣呵成，暢快淋漓。

【註釋】

對該詩句的解釋，趙文引述的觀點有：

⑴梁啓超認爲“兩崑崙”指康有爲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認爲“兩崑崙”指譚嗣同自言生也崑崙，死也崑崙；

⑶有人認爲“兩崑崙”指譚嗣同的兩個僕人，古人亦謂僕人爲崑崙奴；

⑷有人認爲“兩崑崙”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倆人都曾教過譚嗣同學習崑崙派武術；

⑸有人乾脆認爲不可解（——榛案：這應當不可能無解，譚寫此句詩時一定有他的語義）。

軍事 篇二

主詞條：熙河開邊

王安石頭像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同時培養出了王韶、章楶等傑出將領，並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作品賞析 篇三

塔指紹興城南飛來山（又名寶林山、塔山）上的應天塔

①②句寫景，①句實寫，②句虛寫，虛實結合，組成一幅壯麗的美景。“千尋”寫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結合。這是一首哲理詩，表達了作者高瞻遠矚，對前途充滿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艱難，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負。

別有佳處愜人意——說《登飛來峯》與《題西林壁》

清代紀昀說：“東坡、半山，旗鼓對壘，似應別有佳處，方愜人意。”（《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三》）認爲蘇軾與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見分馳，互相對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這兩位奇人在別的事情上能有某種相通之處，才能使人們滿意。

其實，蘇軾與王安石雖然年齡相差15歲，確有很多事蹟不獨相通，而且巧合。比如：兩人都21歲進士及第，享年都65歲。王安石號半山，蘇軾號東坡，字號用意的情趣隱合。蘇軾解職黃州、赴任汝州、途經金陵時，曾與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據蘇軾在《與荊公書》中吐露，兩人曾相約在金陵買田卜鄰，相從林下。兩人平素多有詩歌唱和，並且見解吻合。據《西清詩話》：王安石在蔣山時，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蘇軾，蘇軾看後說：“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亦說：“非你見諛，我亦自負如此。”又據宋人筆記稱：王安石在鐘山，有人自京師來，王安石問：蘇軾近來有無詩作？來人說：近聞蘇軾遊廬山，有《題西林壁》一絕，即誦之。王安石聽後，頷首稱善。兩人都以文章盛名躋身於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相通巧合的事蹟使人感到，半山與東坡似乎是一對傳奇人物。這裏有二人的詩作爲證：一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峯》，一是蘇軾的《題西林壁》。

《登飛來峯》：“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登飛來峯》爲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峯發抒胸臆，寄託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題西林壁》爲蘇軾47歲時所作。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任黃州、就職汝州時，途次江西遊廬山，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總結廬山之遊的絕唱。《東坡志林》第7條載：“僕廬山詩盡於此矣”，可見這首詩是蘇軾的精心力構，也是他勘透世情的傑作，悟徹人生的妙諦。兩詩寫作，一先一後，時間相隔34年，一寫登飛來峯，一寫遊廬山，地點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對讀比較兩詩，總覺字裏行間似有同出一轍的蛛絲馬跡。

《登飛來峯》層次井然，安排穩妥。起句寫飛來峯的地勢。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據《杭州圖經》：峯自天竺飛來，故名。而峯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轉句直入情語，着“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爲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後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從全詩看，“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峯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峯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峯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後關照，渾然一體。

《題西林壁》爲蘇軾遊廬山在西林寺題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晉江州刺史陶範所建，爲廬山重要景觀之一。蘇軾《東坡志林》第7條《記遊廬山》說：“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雲”，即指此詩。他先後寫了7首廬山記遊詩，這是最後一首。這首詩對廬山作總體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詩景狀從平視、俯視中寫出。起句寫廬山橫面側面的山勢，平視廬山，奇勢疊出。概括精密準確，描繪細膩生動。廬山的峯嶺走向，基本如此。據南山宣律師《感通錄》：廬山有七座主要山嶺，一起向廬山之東，會合而成山峯，故姚寬的《西溪叢語》說：“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承句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山勢，俯視廬山，變幻莫測，補足起句未盡之景。可見起、承兩句寫景不失其真，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語，亦是情語。過去有的注本對這兩句的註解多有穿鑿，如施元之《施注蘇詩》卷二十一，特引《華嚴經》中的話：“於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來坐實“遠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來。又如《冷齋夜話》記黃庭堅評此詩說：“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此又“搔癢不着”的讚語。似此注詩評詩，俱無足取，早有注家批駁，認爲“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後爐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十三）轉、結二句作情語，以議論的筆觸，寓哲理於抒情之中，暢寫人們習見的理念，即：人的主觀認識，各自都有侷限性。寥寥14字，道盡人情事理，故此詩一出，立成典故，雅俗鹹通，競相援引。從全詩看，後聯的理念，全從前聯的景語熔鑄鋪墊出來。理念的產生，來自奇幻瑰麗的想象，而雋永深刻的理趣，自會啓發出新鮮貼切的妙語。故歷代評家鹹推此詩深含哲理，評價極高，最著者如《宋詩精華錄》卷二雲：“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現代《唐宋詩詞探勝》說此詩“善狀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兩者融洽無間”，非禪偈所能比擬，所評極是，似可定論。

通過兩詩對讀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詩在立意、謀篇、煉句上不僅相通，而且巧合。從詩題看，王詩用動詞“登”，蘇詩用動詞“題”，都用地名作賓語，構成動賓結構的短語。從體例看，兩詩都是寫景七絕。從全篇的立意構思看，王詩借寫景抒發壯懷，句句入扣；蘇詩借寫景暢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於詩境之中。從章法看，都是前聯寫景，後聯抒情。從表達的語勢看，兩詩的情語中幾個用字幾乎雷同。如王詩轉句用“不畏”承上啓下作過渡，蘇詩轉句用“不識”承上啓下作過渡，各自的關照都極穩妥，又如兩詩都用“只緣”導引結穴；又如王詩的“身在最高層”與蘇詩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來，兩詩的相通與巧合，達到逼肖，如出一轍。真是英雄所見極同，何其相似乃爾！世界上有這樣的奇人奇詩，豈不是愜人心意的一大佳事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