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楷模”張桂梅事蹟新版多篇

張桂梅事蹟 篇一

那是大約20年前的一天。山路邊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她手裏拿着鐮刀，身邊放着一個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山頭。張桂梅看見了，走過去問她:“你怎麼了？”女孩回答:“我想讀書，但是家裏沒錢，給我訂婚了，收了彩禮要讓我嫁人。”張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試着勸返，說:“你們只要把孩子交給我就行，學費、生活費都不用你們管了。”可即使這樣，女孩的母親仍堅決不同意孩子回校讀書，甚至以死相逼。張桂梅無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來。

怎麼樣才能救救這樣的女孩子呢？這個難題久久縈繞在張桂梅心頭。

當時的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出了名的“好老師”，還兼任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的院長，是數十名孤兒的“媽媽”。

當老師，張桂梅發現“女學生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她們不讀書的理由多種多樣:爲了給弟弟交學費，姐姐被父母勒令退學回家幹農活或外出打工；因爲收了彩禮，十幾歲的小姑娘也要準備嫁人了。當“媽媽”後，張桂梅又瞭解到兒童之家孩子們的身世，他們的母親有的因殺死家暴的丈夫而獲刑，有的因落後、錯誤的分娩觀念而死亡，留下孤苦無助的孩子。

“培養一個女孩，最少可以影響三代人。如果能培養有文化、有責任的母親，大山裏的孩子就不會輟學，更不會成爲孤兒。”一個現在看來依然有些“瘋狂”的想法在張桂梅心中越來越清晰:“我想爲這些大山裏的女孩建一所免費的高中！”

爲了這個“瘋狂”的夢想，她開始四處奔走籌款，風吹雨淋，被冷落，被唾罵，卻只籌得一兩萬元。直到2007年，張桂梅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赴京參會期間，一篇題爲《“我有一個夢想”》的採訪報道讓更多人理解了張桂梅的女高夢。

2008年，在中央和各級政府以及社會愛心人士的支持下，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正式掛牌成立。這是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

華坪女高首屆共招生100人。她們大都來自山區，多數沒有達到普通高中錄取分數線，還有一些孤兒、殘疾學生、單親家庭學生、父母殘疾的學生和下崗職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還想上學，華坪女高都向她們敞開懷抱。三年後，她們中有96人堅持到最後參加大學聯考，全部考上了大學。自2011年有首屆畢業生以來，學校綜合排名連續10年位列麗江市一區四縣榜首。

華坪女高的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早上5分鐘洗漱完畢，10分鐘早讀到位，出操1分鐘站好隊，學生出入教學樓、去食堂、回宿舍幾乎都是跑着的。

張桂梅比學生起得早，一個人摸黑爬四樓，把走廊的燈全部點亮；學生跑步的時候，她就在隊列邊緊緊跟隨；學生打掃校園時，她已經第一個來到校門口，拿着掃把和鏟子等候。她還總是舉着小喇叭喊:“快點兒，快點兒！別掉隊！磨蹭什麼？”

爲什麼要把學生在校時間安排得這麼滿、這麼緊？原來，女高的作息時間與其他高中都一樣，學生下了課就聚在一起玩耍聊天。可女孩們的話題總繞着家長裏短、雞毛蒜皮和那個被大山圈起來的小小世界。

必須用一個更大的世界，一種更廣闊的精神，將女孩們的心靈充實起來。

華坪女高學生普遍入學基礎差，高中不僅要學新知識，還要補之前落下的課；更重要的是，必須讓她們知道什麼是文明，什麼是先進，什麼又是現代化。用三年時間完成這一切，不多付出一些、不嚴厲一些能行嗎？

於是，張桂梅不得不化身“愛罵人的張校長”。10分鐘早讀到位，5分鐘打掃校園，她用一個個嚴苛到分秒的要求，改變着這些女孩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態度。

但華坪女高的學習生活時間安排得再緊張，也從不佔用音樂課，與一般高中相比，學生唱歌、跳舞的時間還要多很多。

每天上午10點，是女高雷打不動的紅色課間操時間。20分鐘裏，孩子們先集體背誦《七絕·爲女民兵題照》，再唱跳《紅色娘子軍》等革命歌曲編成的健身舞。2020年，張桂梅聽說城裏的孩子都在跳“鬼步舞”，也讓女高的學生學着跳:“‘鬼步舞’有一個好處就是快，‘快’對她們有幫助，可以提精神”。

回憶起在女高唱過的歌，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黃付燕說:“那時候日子是苦的，精神是滿的。”

女高的學生不留長髮，不打扮，她們卻總能讓張桂梅感到美，感到驕傲。“這個社會裏，男女是平等的，女人不是靠妖嬈來過日子的，我們要憑着自己的本事和本領過生活。我不希望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希望她們能在莊嚴中透露出一種美，一種精氣神。”張桂梅說。

2020屆女高畢業生又取得了好成績。張桂梅卻並不滿意:“今年大學聯考成績比往年好一點，一些指標無論在華坪縣還是麗江市都排在前列，但與一些大城市相比仍存在不足。”

有人勸她知足，張桂梅卻回答說:“我不能知足，因爲我相信我們的學生有潛力。”

山裏的女孩也能走進最好的學校。辦學十多年來，華坪女高已經把上千名畢業生送進大學。她們之中有曾因厭學、貧困、偏遠而造成的輟學生和落榜生；她們之中有人只因爲是女孩，從出生到長大，爺爺奶奶從沒與她說過一句話。但如今，她們考入了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等知名學府，她們讀研、讀博，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閃閃發光。

她每年都在鼓勵女孩們考上更好的學校，她對這些女孩有更高的期待:“我對她們的期望是什麼呢？不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學。我希望她們變得更強，有能力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張桂梅事蹟學習心得感悟 篇二

反邪教戰線這是一個特殊戰線，戰鬥在這個戰線上的每一個同志，都有着不平凡、不爲人知的故事，他們做了哪些工作，他們付出了多少，是如何付出的，鮮爲人知。屈申作爲他們中的優秀代表，通過他的事蹟，將這些戰鬥在反邪教這一特殊戰線的人們的那種敢於不畏邪惡、不懼恐嚇，勇於戰勝一切困難；把邪教人員當親人，“挽救一個人就是挽救一個家庭”的默默貢獻的精神風貌展現給全國人民、世界人民，可歌可泣！

對於邪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工作是反邪教中的一項全新的、困難之大無法想象的工作。邪教把人變成“鬼”，教育轉化工作者要把“鬼”再變成人。這個過程之艱難誰都無法想象和預料。而且，每一名邪教人員因爲年齡、性別、身體狀況、家庭環境、接受教育程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教育轉化工作也得因人而異。更何況，需要教育轉化的對象，大都是邪教癡迷人員。這些人都受到邪教的嚴重精神控制而成爲了邪教的“棋子”，無論是從語言上還是行爲上，都“言行一致”的聽從聽令於邪教教主及邪教組織的指揮、操縱。對於這些人的教育轉化，需要的是“鬥智”，而不是“強攻”。

屈申同志之所以能在20xx年的教育轉化工作中轉化了300多名癡迷邪教人員，就在於他在工作中能夠因人施教、因人施策，並且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轉化癡迷邪教人員的工作方法。

正如上所述，做邪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工作是把“鬼”變成人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於邪教人員來說是非常艱難和痛苦的。對於教育轉化工作者來說，需要的不僅是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工作責任感，而且還要有對邪教人員如親人的熱情和溫度，更需要極大的耐心。屈申同志就具備上述這些品德和素質。因此，他戰鬥在反邪教教育轉化工作崗位上纔會無堅不摧、戰無不勝，再癡迷的邪教人員在他的教育幫助下都能從“鬼”變成人。

全國各大主流媒體大篇幅對屈申同志事蹟的宣傳報道，是對全國反邪教戰線默默工作的同志的成績的充分肯定，從一定程度上講，開啓了我國反邪教工作進入“新常態”——從隱蔽走向公開的新局面。而這，表明了黨和政府對開展反邪教工作的自信。

反邪教工作是項艱鉅、複雜、長期的工作，需要千千萬萬個像屈申這樣的“反邪教衛士”繼續爲之奮鬥和奉獻。

屈申的事蹟是平凡的，屈申的事蹟又是感人的、催人奮進的。我們反邪教戰線的同志們應該向屈申同志好好學習，並且向“反邪教衛士”屈申同志致敬！

感動中國人物張桂梅事蹟材料 篇三

20__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後，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走的人大多是因爲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裏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覆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於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說：“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後，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牆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後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後的多次敘述中，這件事被視爲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侷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說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說，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採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說：“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後，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還唱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後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後來甚至會跟着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說。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淨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__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後，先集體朗誦《卜算子·詠梅》，然後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鬥、奮鬥、再奮鬥”。熱身環節結束後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讚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後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爲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裏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__年開始，每週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溫入團誓詞，然後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週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週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週追劇，讓20__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週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於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裏有一面手繪黨旗，後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着“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裏你會很震撼，這麼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說句髒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牀，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後，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__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衛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爲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說：“當時，我們的關係就有點冷淡了。後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說，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爲了家庭就這樣鬆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爲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大學聯考成績還那麼好？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爲我們能吃苦，因爲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__年，女高第一屆學生大學聯考成績出來後，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複製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麼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於採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說。但這只是複製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後，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麼多種疾病，仍在爲大山裏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麼還不如她，我於是想跟着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說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複製的。作爲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女高成功的核心並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後，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__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後發現，對於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時代楷模”張桂梅事蹟 篇四

12年來，張桂梅的每一天從清晨的教學樓巡視開始。5點30分，張桂梅打着手電筒，將5層教學樓的樓道一一點亮，早些年，她要趕走因爲沒有院牆而進入學校的蛇和各種小動物，低飛的蝙蝠會劃破學生的臉。她站在二樓，手持喇叭，催促學生跑步進教室。

她希望順時針轉的每一分鐘都能逆轉貧窮。

她記得調任雲南華坪縣中心學校教書時，第一次目睹貧窮帶來的苦難：有學生沒錢置辦衣服，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熱水瓶，作爲第二天的早餐；還有家長來教書費，拼拼湊湊在桌上灑了一把，最大金額的5角，總共不到50元，“我就這些了，有了還給你送來。”

張桂梅常自掏腰包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腹腔中長了一顆2公斤大的腫瘤。

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張桂梅走了40分鐘。爲帶好畢業班，張桂梅堅持上課，把學生送進考場再住院。有一天，張桂梅突然喘不上氣，有老師頂着風雨爲她找氧氣袋。有學生家長在山裏採野靈芝，用機器磨成粉，拌在飯裏送給她吃，還有學生去山裏採摘野核桃給她。

山裏的婦女們爲了給她治病捐款，10元、5元……縣長對她說，我們這個地方再窮，都會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這兒了。”張桂梅說。

20xx年，華坪縣兒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讓張桂梅擔任院長，丈夫去世、無兒無女的張桂梅答應了。她發現，每一個孤兒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性的母親，有殺死家暴丈夫獲刑的母親，有因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這讓張桂梅意識到，貧困的女孩成爲貧困的母親，貧困的母親又將養育貧困的下一代，“惡性循環一直存在。”

班裏女孩本就不多，張桂梅發現，總有女孩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她去大山裏找，發現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了。有一次，張桂梅在家訪途中，看到一個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遠處看，她上前詢問這個女孩在想什麼，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說自己想讀書，但媽媽讓她嫁人換彩禮。張桂梅很氣憤，去女孩家裏試圖說服她的家人，費用她負責，但沒有成功。那個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樣子一直刻在張桂梅腦子裏。

張桂梅想創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爲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機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但20xx年，這個想法在不被當地教育部門理解，“什麼時代〔〕，還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資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個實驗室，最便宜的生物實驗室“就要五六十萬元”，大家覺得張桂梅“太天真”。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爲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裏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着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說的貧窮。

深山裏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裏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檐還高，白日裏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着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着石匠的工作，家裏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裏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爲礦難成爲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裏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爲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裏，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裏，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裏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裏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陽走就跟着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裏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說，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說，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裏還拿着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裏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裏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爲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裏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牀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裏，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