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論文

《加快生態文明建設論文》

摘要：本文概略討論了生態文明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基本意義。文明可以視爲文化進化的一種存在狀態，而生態文明表明了文化的觀念狀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這種變革最終將增進文化的觀念系統的生態化取向。這意味着我們的社會應當按照生態文明的思想及其多樣性的、循環的和共生的原則發展。

關鍵詞：文化；文明；生態文明；社會發展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關注的一個永恆的主題。人類在不同的時期總會遭遇到不同的社會發展問題。從一個廣泛的背景上看，人類所面對的問題總是與其自身活動的範圍、強度以及認識能力等諸多因素有關。人類在當代所遭遇到的生存問題要遠比歷史上曾經面對的問題嚴重得多，因爲隨着全球的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類從自然環境中攫取資源的速度和規模都是以往的任何社會所無法比擬的。當前，人類面臨着日益嚴重的環境壓力，這與以前受到的環境壓力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這種環境壓力正在迫使人類不得不改變對待自然的態度，調整人在自然環境中的行動方式。正是在這樣的緊迫背景下，我們看到，“生態文明”作爲一種試圖從根本上促進人與自然關係和諧發展的戰略抉擇，正在成爲當前社會努力倡導和普遍化的一種主流意識。本文僅就生態文明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基本意義進行概略性的討論。

一

我們首先從如何理解“生態文明”的意義開始討論。一般而言，人們在使用“文化”和“文明”這兩個術語時，通常在含義上並不作特別的區分，或者說，這兩個術語經常是可以互換的。這種狀況或許源自著名的人類學家泰勒(E. B. Tylor)第一個所給出的“文化”的定義。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書的開篇說：“文化或文明，在其廣泛的人種學意義上，是人作爲一個社會的成員所獲得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及其他能力與習慣的綜合體。” 顯然，在這個定義中，泰勒是把“文化”和“文明”這兩個術語並列使用的，這就是說，“文化”等值於“文明”。然而，泰勒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人類學》中，把“文化”劃分爲矇昧、野蠻和文明三個大的階段。泰勒認爲，矇昧階段屬於石器時代；野蠻階段開始於人從事農業生產的時期；而文明階段則是從人發明書寫技巧開始的。無論這種劃分是否恰當，我們都可以看到，泰勒在這個劃分中明確地把“文明”定位於人類的文化發展的某個特殊的階段。毫無疑問，泰勒的這個劃分將“文明”包含在“文化”中，只不過此時的“文明”屬於文化的高級階段。

鑑於自泰勒以來的人類學家，在人類學的研究中總是以“文化”作爲一個獨特的標誌來區分人類與非人類生命，特別是如人類學家懷特(Leslie A. White)所說的那樣，人是唯一的一個以文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動物。由此可見，“文化”這一術語是人這一物種所具有的一個最普遍的屬性，因而它也就是一個涵蓋最廣的概念。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爲還是在“文化”和“文明”這兩個術語之間作一區分爲好，確切地說，我們可以把“文明”看成是“文化”的一種存在狀態。但是，這種界定不同於泰勒所說的始於書寫技巧意義上的那種文明。人是一個文化的物種，並依賴文化而進化。因此，人的發展過程，可以視爲一個文化的發展過程。而人的文化進化的每一個不同的大的階段，無論人們如何採用何種評價的標準，它都代表或反映了人類在某一特定時期的存在狀態即文明的狀態。所以，人類所處的工業時代是一種文明，而石器時代也同樣是一種文明。我們不能因爲人在一個時期比另一個時期的存在狀態顯得原始和落後，我們就可以認爲它不屬於文明的範疇。

如果我們可以用“文明”表示人類文化進化的任何一個不同的階段，那麼，這就意味着，此階段的“文明”便代表着人類的文化在這一時期的整體的存在狀態。具體講，根據泰勒的關於文化的系統觀[4-5]，“文明”在整體上總是對應着一個由“技術系統”、“社會系統”和“觀念系統”這三個相互作用的亞系統所構成的文化系統。這樣，我們當前所討論的“生態文明”在時間上就對應着文化進化到今天的一種特定的存在狀態，尤其是這種特定的存在狀態是以“生態”爲其根本標誌的。“生態”表明了人的智力活動發展到當代，人對自身與整個環境的關係及在其中的位置有了一個合乎理性的確認。這種確認並不只是我們在科學事實方面所作出的一個判斷，同時也更是在價值方面所作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確切地說，“生態” 作爲今日文明的一個核心標誌，它的意義首先表現在構成我們的文化的“觀念系統”正在發生着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或人的社會發展的整個價值體系及其取向正在發生變革。這一革命性的變革意味着我們的社會發展將以一個逐漸“生態化”的價值體系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二

從生態化的文明語境上講，在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我們事實上面對着兩個具體的基本問題：一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本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另一個是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由此產生兩者的關係問題。地球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的協同發展正在成爲今天人類關注的一個最重要的全球性問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亞於我們在歷史上經歷過的任何一種困難。正如有的科學家指出的那樣，爲了人類的福祉，我們需要一個千年生態系統的評價體系，因爲我們對地球生態系統維護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知之甚少，我們還缺乏把生態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的動力學進而與生態系統支持的人類福祉聯繫起來的理論基礎。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角度講，或從整體主義的生態學思想看，由於我們同地球自然生態系統處在一種高度緊密的相互作用的關係之中，人的社會發展一刻也離不開這個系統強有力的支持，因此，爲了人類福祉，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根本上講，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這首先依賴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自然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確切地說，相對於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在此顯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優先性。因爲地球自然生態系統作爲人類社會發展的生命支持系統，如果不能夠可持續發展，那麼，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只能是一句沒有任何意義的空話。

因此，在我們考慮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個重大問題時，從哲學上講，重要的首先不是去尋找在技術的或操作層面上的進步（儘管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首先要解決我們在觀念中長期存在的問題。因爲只有一個適宜的人與自然的觀念，才能引導我們真正走出一邊發展一邊破壞環境的怪圈。我們知道，20世紀以來，人類的生存環境之所以遭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一句話，這種態度表現爲一種本能或動物式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和行動方式。正如我們可以在西方哲學和文化的思想發展中看到的那樣，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認爲“人是萬物的尺度”，到了近代人們更是高舉着征服自然的旗幟，向自然宣戰。自然在人類的觀念中，成了僵死的、無生命的東西；成了可以隨意宰割和驅使的對象，成了人們可以隨意傾倒生產和生活廢棄物的垃圾場所；成了人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餐桌”。事實證明，我們人類關於自然的這些觀念已不再成爲支持我們的社會進一步健康發展的思想了。

幸運的是，人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哲學開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可以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哲學中出現的“環境轉向”或“生態轉向”，是人類理性覺醒的一個重要標誌。這一轉向使生態學的思想從一個狹小的生物學的分支學科的範圍內突現出來，開始上升成爲一種普遍的哲學意識。哲學的“生態轉向”表明了生態學的思想正在成爲我們這個時代一種極其重要的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哲學中發生的這種變化，深刻地反映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一轉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求我們在觀念系統的層面上更加深入、全面和科學地反省和審查人與自然的關係，從根本上調整和改變人對自然的態度。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正確指導人的行動的觀念，一旦一種觀念能夠在最廣泛的範圍內爲人們所接受，它就會轉化成爲人的正確行動的指導原則。所以，把那種適合於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念轉化成爲我們絕大多數的人的行動的原則，在今天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三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文明是以“生態化”作爲其價值取向的，那麼，在這種價值取向下，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最終也都不可避免地將“生態化”作爲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對於這個基本原則，筆者認爲它可以進一步地具體化爲如下原則：多樣性原則、循環原則和共生原則。

（一） 多樣性原則

多樣性在地球範圍內是一種普遍的自然和生命現象。多樣性中的每一種類型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從時間的角度看，多樣性是地球自然長期演化的結果，它們的生成、變化和消亡有其自身的規律；從空間的角度看，多樣性成爲整個自然生態系統和諧與穩定的基礎。離開了多樣性，我們這個世界就會從根本上喪失生命的活力和動力。我們知道，人作爲一種生命形式，對自然的使用是必然的，因爲這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但是，我們必須把對自然的使用控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說：“當我們這個行星上的生命具有領悟和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時，它纔算真正成熟。”而人之所以能夠走向成熟，就在於我們能夠對自己的行動及其後果進行不斷的反思。我們逐漸會在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會如何正確地使用自然和對待自然。

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講，多樣性原則它所要求的是，我們應當在保持自然的多樣性這個根本前提下進行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多樣性原則是我們合理地或科學地使用自然的一個正確的法則。我們不能以犧牲自然的多樣性作爲代價來滿足現實的需要。因爲多樣性中的每一種事物不僅是獨特的，而且一旦消失也是不可恢復的。自然生態系統之所以能夠維持它的平衡或穩定，就在於多樣性起着基礎性的支撐作用。所以我們在使用自然的時候，必須把我們的活動限制在多樣性不被損害的前提下，我們應當按照自然運行的規律來使用自然，對於每一種生物，我們應當保持在一個物種的延續可以承受的水平上，使它們得到休養生息。例如，在一個有限的草原生態系統中，人們爲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一味地擴大牲畜的數量，過度放牧，會導致草原植被的退化甚至沙化。事實上，由於人類在地球生態圈中的開發活動不斷地加劇，已經使其不堪重負，有大量的生物種相繼在我們的視野中消失，還有許多動植物物種也行將消失。我們看到，被我們列入瀕危動植物保護名單中的數目在不斷地增加。這種保護雖然表明了我們的環境意識在不斷增長，但是這個事情本身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在使用自然的方面，實際上存在着非常嚴重的問題。這意味着，對於某一種或某些動植物的過度使用，都會有使之衰退和消失的危險。爲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首先必須做到自然的多樣性得到保持和持續發展。

（二）循環原則

自然多樣性中的每一種類型，儘管在地球範圍內都是獨特的、唯一的，但是它們卻並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着的事物。自然界中的每一種事物，都無不處在一個巨大的和複雜的循環圈之中。這種循環圈的形成是自然長期進化的結果，也是各種事物尤其是各種動植物在空間中的一種存在方式，在它們之間存在着生生不息的物質循環和能量的流動，每一種動植物在其中都擁有自己的一個生態位。正是由於在各種無機物和動植物之間存在着生生不息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在地球表面才形成了各種複雜程度不等的生態系統，循環使存在於其中的每一種事物都能夠各得其所。循環使它們之間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食物鏈和食物網，這種關係對於其中所有動植物的生存有着重大的生物學意義。這種意義表現爲，只有在這種循環中動植物才能獲得生存的條件，而這一意義對於我們來講，就是我們必須使之循環。只有循環，才能使生命從中得到它們所必需的食物和能量，同時，也才能使生物在得到繁衍生息的基礎上爲這個循環圈中的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的支持。循環一旦被打破，就會出現生態災難，而這種生態災難的大小，將會因一個生態系統的複雜和穩定的程度而不同。

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人類的活動總是在循環着的自然中進行的。因此，我們的生存實踐活動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循環的意義。爲了保持這種循環能夠健康運行，一方面我們應當保持循環在構成上的完整性，對於循環中的每一個環節都不能過度地開發和使用，更不能使之消失；另一方面，我們應當保持生態系統在功能上的自淨能力不受到影響。生態學使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們對自然絕不可能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這一點，而是把我們在自然中的活動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那麼，令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會發生。我們對這個循環圈做了什麼，它就會對我們產生一系列的相關反應。

此外，我們從這種循環中還能夠看到生態系統自組織地遵循着一個經濟法則，這就是自然界中不存在廢物。因爲自然界中的任何一個生物種及其代謝物，都毫無例外地參與了循環，成了其他生物的食物和能量的來源。可以說，自然界中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既沒有廢棄物，也沒有浪費。自然界的這種奇妙的自淨能力無疑是我們從事物質生產活動時的一個學習或效仿的榜樣。向大自然學習，這應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這時刻提醒我們，在我們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應當按照自然的運行規律行動。由於在自然中一切事物都參與了循環，所以，我們應當以符合生態的方式設計生產流程，使生產中的每一個環節所產生的“代謝物”都能夠儘可能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收和再利用。循環原則，歸根結底就是要求我們按照自然生態系統所顯現出的“循環的智慧”，來安排和設計我們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共生原則

在自然界中，每一生物種都是通過激烈的生存競爭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競爭是普遍的，也是推動生物進化的動力。沒有競爭，也就沒有一個如此繁榮發展的生命世界。從物種的水平看，現存於這個世界上的每一生物種在生存競爭中都是成功的，因爲它們在這個過程中都獲得和發展出了某種有效的獲取物質和能量所需的體質構造和能力。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也正是由於這種競爭使各種生物種之間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共生現象。這種共生的現象和結果的出現，實際上根源於不同的生物種之間所形成的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正是由生物種之間所結成的各種食物鏈和食物網而表現出來的。每一生物種在其中都佔據着一個特定的生態位，一個生物種既是物質和能量的消費者又是物質和能量的供應者。在自然界中，沒有任何一個生物種是或能夠以徹底消滅其他生物種的方式作爲自己生存前提的。因爲，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使得每一生物種都不可能獨立地存在，一個地方的某種生物種一旦大量減少或消失，就會導致以它爲食物和能量來源的其他生物種的減少或消失等一連串的生態反應。生物種之間的那種內在的相互依賴關係，普遍而有效地制約着每一個生物種的規模或數量，使得它們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因此，建立起一種相互依賴的和共存共榮的觀念，對我們來講是必需的。綜合多樣性原則和循環原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我們生存於其中的地球生態系統，只要我們作爲一個生物種存在着，那麼，它就現實地構成我們得以生存的基礎，但同時也是約束我們在其中行動的規則。因爲，只有當我們的行動滿足了多樣性和循環的生態要求，我們作爲一個生物種的生存纔會有一個持續的保障。我們應當時刻提醒自己，我們雖然有了其他生物種不可比擬的強大的生存實踐能力，我們由於這種能力使自己擺脫了荒野自然的束縛，我們以高度聚集的方式把自己與自然界隔離開，並且使自然成功地朝着人化的方向發展，可是我們並沒有因此就擺脫了自然，自然依然與我們保持着深刻和廣泛的聯繫，不論我們如何相信自己控制自然的能力有多麼強大，我們都無法真正擺脫多樣性的世界由於循環而形成的相互依賴性。其實，正是由於這種意義上的相互依賴性，才促成了整個自然界的繁榮昌盛，以及我們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以，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不僅是我們所需要的一種世界景象，同時，也是需要我們真正去維護和珍視的。

四

生態文明的觀念及其原則如何才能夠真正貫徹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從而使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成爲一種可能，從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普遍性來講，這無疑是一個需要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和資源的系統工程問題。在這個觀念轉化的過程中，我認爲有以下幾個方面是應當特別給予重視的，這些方面可以看成是觀念轉化過程中的重要力量和社會資源。

（一）學校教育

對於社會，樹立生態意識是一個長期的和系統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事業，也是一個需要從人的幼年時期就應開始進行教育的事情。學校是一個知識的傳承和新觀念傳播的地方，它承擔着爲社會培育合格人才的任務，學校教育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的大問題。因此，各級學校應當主動、有目的和有計劃地開設適合的環境教育課程。在高等學校中可建立環境教育研究機構，它既擔負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擔負學校內部的環境教育任務，同時也可以向社會開放，承擔起社會公衆的教育工作。學校應當充分意識到環境教育是培育符合現代文明發展要求的人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大衆傳播

衆所周知，在社會生活中大衆傳媒發揮着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它承擔着信息傳播、大衆娛樂、社會教育和社會批判的責任。人們深刻認識到，多樣化的大衆傳媒在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觀念等諸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引導和塑造作用，甚至可以說，隨着我們的社會開放和人們思想自由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各種傳媒的使用和依賴的程度也在不斷地加大。在這個意義上講，它對社會受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力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因此，大衆傳媒作爲信息傳播的把關人，應當積極地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概括地說，大衆傳媒——不僅僅是那些環境方面的行業傳媒——應當在環境教育、監督、警示和批評方面自覺地加大傳播力度，例如，大衆傳媒可以開闢環境方面的專欄，系統地向社會受衆傳播環境保護方面的知識和新觀念；可以同環境保護部門合作，定期公佈環境質量狀況；披露那些造成各種環境污染的部門等，從而提高人們的環境意識。

（三）政府管理

一個地方的環境狀況的好壞，是與當地的政府對它的關注程度直接相關，也可以說，一個地方的政府的環境意識直接決定了當地的環境質量。如果一個地方的政府對當地的環境採取的是一種漠視的態度，那麼很可能由於發展當地經濟會直接地和現實地造成環境的破壞。有的不僅造成了當地自然環境的惡化，同時也對所在更大區域或流域內的其他地方的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事實上，這種嚴重破壞環境的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對於一個地方的政府來講，對它的管理的績效的評價，必須把當地和被它所影響的地方的環境變化作爲一項十分重要的指標，同時也應當把它看成是衡量一個政府的主要領導是否稱職的一個主要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講，應當實行關於領導任職期內的環境評價制度。否則，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正常的生活將會由於對環境的漠視而造成巨大的影響。

（四）環境立法和執法

爲了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的健康和安全，立法機構應當加快環境立法的速度和涉及的範圍。有關環境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社會監督，它們雖然可以在提高人們的環境意識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相比較而言，它們都還只是一種柔性的手段和方法，因爲它們對人們和各種利益集團的行爲的影響，本質上並不具有也不能起到強制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環境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來約束人們的行爲，進而達到保障環境安全的目的。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人們的環境意識不斷加強，我們的環境立法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是，在這方面我們仍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尤其是在環境執法方面，我們還面臨着更大的挑戰。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