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考語文知識：議論文的三要素歸納【精品多篇】

對論點的具體分析 篇一

“三要素”最大的缺點就是把預設的論點絕對化，不加任何反思。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切事物和觀念都是複雜的，由多元的內部、外部矛盾構成，而論點則往往是一個簡單的論斷，充其量也僅僅是多元中的一元。其狹隘性在一些被視爲民族智慧的結晶的格言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如人定勝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樂、笨鳥先飛、慢工出細活、大河有水小河滿等，其實它們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戰勝天體運行的規律，在地殼漂移和釋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螻蟻一樣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進取，就不能常樂；笨鳥後飛更是常見；手工業產品比不上電子計算機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確；大河有水小河滿恰恰是把事情講顛倒了，事實上大河都是從小河（支流）匯聚起來的，更科學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滿。立論要求明確，故往往概括一種簡明的概念或者判斷；而概念或判斷越是鮮明，就容易簡單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面是全面性，粗淺地說，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論的起碼要求乃是全面。對於可能隱含着片面的論斷，哪怕是天經地義的、不言而喻的、衆所周知的論點，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隨，而是要加以全面的分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立論的基本信念，就是：一切命題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題的背後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題來。

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問題。不提出問題，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論點。要提出問題，就要反思，從人所共知的常識到天經地義的權威，從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審視其間隱藏着的矛盾。有了反思，有了對立面，分析纔有切入口。周敦頤的《愛蓮說》，“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讚歎，分析性思維則拒絕被動地追隨，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聯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然，這並不要求你知道這是出自晉？傅玄《太子少傅箴》，原文爲：“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李白的“天生有才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說明，天才並沒有得到重用。

議論文教學理論強調立論新穎，要有個性，要有突破，但大多變成了老生常談，原因就在於：按“三要素”以論點爲綱的理論，對共識性的、權威性的觀點只能是無條件地盲從。就是備受矚目的大學聯考作文命題在這方面也每每有誤導。汶川地震那年，四川大學聯考的作文題是“堅強”，完全忽略了救災不但須要意志的堅定性，而且還要嚴密的科學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題有這樣一段提示：“手：伸出是溫暖的服務，攤開是放飛的想象，張大是創造的力量，捧起是收穫的快樂……”這四項提示具有同類的性質：都是奉獻的、向上的、創造的、歡樂的。很明顯，這樣單向的誘導事實上成了“透明的牢籠”，學生只能做片面的、被動的追隨。其實，只要有起碼的反思，就不難發現，“手”在漢字中還有種種與之異質的聯想：詞彙中有“殺手”、“兇手”、“黑手”、“毒手”，成語裏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歇後語中有“棺材裏伸手——死要錢”，等等。

有了矛盾就可以對論點進行分析，就不難提出自己獨立、新穎、突破性的見解了。比如，爲什麼會出現“出污泥而不染”和“近墨者黑”的矛盾呢？主體本身的條件就是決定性的了。同樣爲安祿山俘虜，王維接受了僞官，可以說是“污染”了；而杜甫卻出逃了，可以說是“不染”了。李白無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華成就了中國古典詩歌輝煌的豐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實踐方面卻一味空談，即使進入最高權力圈子，也是一事無成，最後又投錯了門路，弄得身陷囹圄。這說明他在政治上並不是天才，只能當個花瓶，連庸才的建樹都沒有。

從科學發展來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沒有提出問題的能力，從議論文來說，也就是沒有根本意義上的議論能力，就不能不爲陳腐觀念所束縛、所矇蔽，思想就活不起來。比如“對牛彈琴”一詞，歷來的共識是諷刺牛的愚蠢的。其典故出自漢朝牟融的《理惑論》，一個叫做公明儀的人，對牛彈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卻兀自吃草，不爲所動。牟融的結論是：“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要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立論，就要提出問題。這本來不一定絕對是諷刺牛的，也蘊含着諷喻這個彈“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明知牛不可能有音樂感，爲什麼還傻傻地去對牛彈高雅的樂曲呢？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憂天的故事（“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本來是諷刺性的：憂慮天掉下來、地墜下去，煩惱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完全是自尋煩惱、自我折磨。上千年來沒有一個人對之提出問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有位天體物理學家指出，在這個荒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日月星辰，掛在天上，有什麼力量使得它們不掉下來？從天體物理學來說，這個問題非常深刻，直到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纔回答了這個問題。

立論的生命不是對論點被動的追隨，而是讓論點在具體分析的過程中得以深化。對論點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就是文章思路展開的過程。如韓愈的《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韓愈提出了“師者，傳道受（授）業解惑”的論點，但他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以之爲準，選擇與之相符的論據，分析“惑”和“解”的矛盾：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則必從師。韓愈展示從師的'矛盾在於：第一，與年齡矛盾（生於吾前者與生於吾後者）；第二，是地位貴賤的矛盾。韓愈的結論是，年齡貴賤都無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就在矛盾的分析中把核心觀念深化了。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王棟生老師在作文課上，給學生出了一個題目：“滴水穿石”的啓示。題目的矛盾很突出：水是軟的，石頭是硬的，軟水克硬石的條件是什麼？學生最初得出的論點是：持之以恆。王老師讓學生再想想：還有什麼條件造成了矛盾的轉化？學生提出了“目標不變”。這樣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認識深化了一步。我以爲，還可以繼續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間如此，但是，在特殊的溶洞裏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長出石筍來。

獨特的、創新的論點，是在具體分析的過程中層層衍生出來的。

對正例和反例的個體分析 篇二

“三要素”的論證原則是：根據論點選擇論據。這本是形式邏輯原則，但卻丟棄了形式邏輯對論據的規定：要有普遍的涵蓋性，不能是“孤證”，也不能是類比性的。從辯證邏輯來看，論點是普遍的，而例證卻是極其有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觀點和材料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統一。有限的舉例並不能證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廣泛運用，僅僅是因爲例子的感性，有助於對抽象的道理的“說明”。嚴格說來，形式邏輯選擇論據的原則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選擇就意味着排除。選擇了與論點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與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結果，無視這樣的矛盾，論證就必然是盲目的。舉個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羣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如果論點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把男人一個一個排列出來；如果論點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個一個排列出來。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證明這羣人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這種連形式邏輯都不及格的方法，居然堂而皇之地寫到中學課本甚至大學教材中去了！

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早就批判過這種方法。他在《談談寫論文》中這樣說：“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結論，然後找例證，這是很有害的……凡是先立結論，然後去找例證，往往都靠不住。因爲你往往是主觀的，找一些爲你所用的例證，不爲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錯誤了。”在英國哲學家羅素看來，這無異於“自我矇蔽”，屬於應該避免的“愚蠢的見識”：

對於那些容易助長你狂妄自大的意見尤宜提防。不論男人或女人，大多都堅信男性或女性特別優越。雙方都有不可勝數的證據。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數詩人和科學家都是男子；如果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數罪犯也都是男子來反脣相譏。

不言而喻，要對任何問題作嚴肅的論證，不但不能排除與論點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自然科學理論（科學學）學者波普爾將之上升爲理論：反例高於正例，證僞高於證明。比如，有一個經典命題：一切天鵝都是白的。可以舉出例子，中國人看到天鵝是白的，外國人看到天鵝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鵝是白的，當代人看到天鵝是白的。這是否就能證明一切天鵝是白的呢？不能。只要有人發現一隻天鵝是黑的，就被證僞了。因爲一切就是無窮大、無限，而所舉的例子則是有限的。可以用數學方法計算其正確的機率：一切，無窮大，是分母；而例證，有限，是分子。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還是有限，相對於無窮大分母，機率等於零，這個命題就被證僞了，而其結論“並不是一切天鵝都是白的”，則肯定是對的。這就說明，證僞高於舉例證明。“三要素”的所謂“證明”，只能“說明”已有的理念，而“證僞”卻可以對現成的理念有所突破。嚴肅的論證應該是把證明和證僞結合起來，在尋找白天鵝的同時尋找黑天鵝。對白天鵝與黑天鵝的矛盾進行質的和量的分析，這就不但是分析論據，而且分析論點，突破了舊論點，創造了新論點。

創新的論點不是用與論點相一致的例證確立的，而是從正例與反例中具體分析出來，並逐步得以深化的。在靈活駕馭反例方面，蘇洵的《六國論》表現得最爲典型。針對世俗之見（認爲六國之滅是戰敗於秦），他提出，恰恰相反，是不敢戰而敗：表面上六國是戰而敗，但事實上卻是“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在強敵面前，不敢戰，總是割地求和，雖然得到一時的平安，但是，卻在整體力量對比上，削弱了自己。“破滅之道也”，種下了失敗的種子。

文章的精彩，不僅僅在論點精闢，而且在於主動提出對論敵有利的論據，然後加以分析，使之轉化爲有利於自己的論點。蘇洵提出的第一個反例是：“六國互喪，率賂秦耶？”六個國家並不是每一個都割地求和的。他的分析是“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不求和的，因爲別人求和了，失卻了強大的同盟軍。這就造成了奇怪的後果，對方奉送的和戰勝獲得的相比達到“百倍”。接着分析第二個反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齊國並未向秦國割地求和，不也是滅亡了嗎？蘇洵的回答是：“與嬴而不助五國也。王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因爲五國在被侵凌的時候，齊國見死不救，等到五國都垮臺了，齊國也就不能自保了。第三個反例是：“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燕趙兩國敢於和秦國抗衡，最後不是也滅亡了嗎？蘇洵的回答是：“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小國屢屢戰勝大國，這是確鑿的事實。可惜的是，趙國把李牧將軍誅殺了。這個事實恰恰說明，不是戰而敗，而是敢戰的戰略不能堅持（“惜其用武而不終也”）。大國滅亡得快，燕趙是小國，最後才滅亡，更說明敢戰之敗優於不敢戰之敗。

從三個層次駁斥了論敵，文章本來就可以結束了。但是，光有破，沒有立，文章畢竟不夠飽滿，最後，蘇洵乘勢直下，從正面發展出自己的延伸論點：“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併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如果不是把物質財富拿來討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則秦人就嚇得吃不下飯了，統一中國的就可能不是秦國了。

從“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篇三

其實，議論文教學的最高目標並不完全在作文，而在於“作人”。西方哲人說“我思故我在”，反過來說，“我不思故我不在”。一所著名大學新聞系的課本中有這麼一個論斷：中國發明瞭火藥，火藥傳到歐洲之後，便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一位將軍覺得這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封建堡壘怎麼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這位將軍當然算是有獨立之思想，有自由的精神的了。但是，這還不夠，還要具體分析二者的反差。這一點魯迅在《近代木刻小引》（收錄在《集外集拾遺》）中倒是說過，“中國古人所發明，而現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風水的火藥和指南針，傳到歐洲，他們就應用在槍炮和航海上，給本師吃了許多虧”。

善於具體分析，不僅是作文的水平、爲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語交際的素質。有的人在正規的會議上離開了事先準備的講話稿每每就失語、不能即興應對，問題就出在不善於現場隨機具體分析，以自己超羣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贏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將不利於自己的證據（反例）轉化爲有利於自己的證據（正例）時，更需要思想的高度自由和生命的高度張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