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化帝國主義》有感

摒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尋求真正文化自信

——讀《文化帝國主義》有感

摘要

尊重所有人的文化認同,這裏的主體是“人”而不是出於曖昧地位的“民族國家”。大而化之的民族認同是否真的能代表文化的多樣性,是否有一個統一的、獨一無二的民族文化?在談論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談論本國文化怎樣抵制他國文化的入侵時候,文化被冠以“國家”爲單位,從而忽視了民族國家內部處於弱勢甚至劣勢的文化羣體的呼聲。文化屬於全人類,在大而化之地談民族認同的同時也應該小而細之地考慮民族內部的文化的共存性。一方面它必須全方位地在任何一個層面上強調多元精神的必要,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以現有的民族國家的格局作爲捍衛文化的依據。兩者處理不當極易把文化認同草率地等同於民族認同，在頭腦裏留下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文化同一體。實際上,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都不存在統一的文化,必須小心地對待“民族認同”這個話語，杜絕狹隘民族主義。

關鍵詞：文化帝國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文化多樣性。

通過閱讀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一書，我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有了膚淺的認知。對"文化帝國主義"論的批判並不意味着不存在文化帝國主義的事實,而是說"文化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已經不足以表述如今的全球化及其文化後果,因而"全球化"應該被提升爲一個新的概念,至少應該被作爲一個新的視角。同樣道理,也不能將"全球文化"或"文化全球化"理解爲文化的西方化和同質化,理解爲"文化帝國主義",它們應該被作爲對全球化時代文化變遷的一種新的概念化方式。我們應該建立起更寬廣的視野，把文化思考提升到全世界、全人類的格局高度，在尋求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時，形成更博愛的普適價值觀。

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是錯誤的價值取向，有礙民族國家進步

我們討論某種思想行爲是狹隘民族主義，首先是站在追求人類美好前景、開放包容、平等互惠的普遍邏輯和共同價值立場上，其次是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上，以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國民心態積極健康爲宗旨。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的應當是要積極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總體上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邏輯框架有兩個:第一是羣體視角，各民族自我認同，各民族之間互相認同，在上述基礎上實現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統一體的認同。第二是公民視角，全體國民理性健康、積極向上的心態同樣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基礎。

與上述兩個框架相背離的思想觀念即是當前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產生的理論源頭。以上述邏輯框架爲基礎，根據產生的基礎和呈現形式不同，當代中國狹隘民族主義可大致分爲單元民族的狹隘民族主義，即地方民族主義，及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和愛國之名相號召的狹隘民族主義。其中地方民族主義的典型特點有:只將本民族的狹隘範圍作爲思考問題的基礎，只考慮和強調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視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其他民族的利益；誇大本民族的特殊性，或將特殊性作爲藉口，對於適用於本民族地區的黨和國家的統一方針政策不積極貫徹執行，不願意與其他民族互相親近，更強調民族劃分，試圖使民族差別鞏固和強化；忽視國家和其他民族的幫助，無視民族團結對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地方民族主義極端化會表現出分離傾向，盲目誇大單元民族價值，試圖從多民族國家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

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和愛國之名相號召的民族主義同樣也是一種複雜的民族情緒，作爲一種反應型的民族情緒，一般情況下，國家關係間的利益衝突和遏制需要才成爲民族主義思考的基本框架。從反對干涉中國內政，打破西方遏制到反抗文化霸權，民族主義的自保自強策略和目的都是在這個基本框架中展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推進，國家之間經濟交往頻繁，利益博弈次數空前增加，“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大使館轟炸事件”、“撞機事件”、“釣魚島事件”等都成爲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和愛國之名相號召的狹隘民族主義產生的現實基礎。部分人主張中國爲了進一步發展必須爲“生存空間”而戰，主張應該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甚至主張用武力來解決外交問題。更爲極端和狹隘的傾向是在政治上特別強調用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和不顧其它價值觀念，以此尋求本民族的利益。這種特別的民族主義同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關係就如同自私自利與個人主義的關係。這種極端民族主義還可能表現爲保守排外，在外部壓力下，對自身文化和風俗習慣盲目自信，甚至誇大，不做選擇地擁抱傳統，缺乏創新和改革精神。對外表現爲反對對外交流，主張閉關鎖國，反對與外國交往交流，反對借鑑外國的經驗和制度；極端自信，認爲本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進而歧視別的民族，甚至把其他民族視爲劣等民族，反對移民，歧視外國移民等。

文化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求同存異

談到文化帝國權,“民族”和“民族主義”成爲文化帝國主義視閾下逃離不開的話題。湯林森援引第三世界的學者常有的觀點是：西方發達國家運用強大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宣揚並普及外來文化的種種價值及習慣,犧牲的卻是本土文化。因此,第三世界的很多學者強烈反對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同一與文化霸權,主張維護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自主性。而湯林森卻認爲民族國家是一個虛構的想象中的概念,民族認同在很大程度上被誤認爲是地域認同。提到民族文化,在全球官方舞臺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地位不容忽視,現在幾乎所有關於文化議題的圓桌對話都沒有超越它所設定的尺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就民族國家認同是否一定就是文化認同,該組織內部存在很大的分歧。此外還有一股多元化的傾向,認爲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地位。

尊重所有人的文化認同,這裏的主體是“人”而不是出於曖昧地位的“民族國家”。大而化之的民族認同是否真的能代表文化的多樣性,是否有一個統一的、獨一無二的民族文化,當各國代表在教科文組織發言的時候他所代表的是本國處於優勢的佔主流的文化發言還是代表了該國內所有的類型豐富的文化呢?黎巴嫩的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該由誰來代表其民族文化的認同呢?到底“誰在說話”?“誰賦予他們權利說話”?在談論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談論本國文化怎樣抵制他國文化的入侵時候,文化被冠以“國家”爲單位,從而忽視了民族國家內部處於弱勢甚至劣勢的文化羣體的呼聲。文化屬於全人類,在大而化之地談民族認同的同時也應該小而細之地考慮民族內部的文化的共存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處的境地極爲尷尬,一方面它必須全方位地在任何一個層面上強調多元精神的必要,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以現有的民族國家的格局作爲捍衛文化的依據。兩者處理不當極易把文化認同草率地等同於民族認同,忽視了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抗爭,在頭腦裏留下一個原本不存在的文化同一體,彷彿拿出地圖畫個圈就圈定了某一特定的文化認同。實際上,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都不存在統一的文化,必須小心地對待“民族認同”這個話語。

湯林森接着提到了另一個有趣的問題:爲什麼不同的文化應該相互容忍?答案似乎很明顯:人類在深層次上存在着一些共通的東西,比如人性中的寬容、善良、民主、自由等。由此往下推斷,那麼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理智的選擇應該不是關起門來爲保持獨特個性而全然拒絕他者的異端性,也不應該是苛求所有文化大一統的大而化之的做法,更爲清醒的做法是“求同存異”,即肯定人類文化中共通的文化因素的存在,這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礎,但在相互的融合中又要保存自身的獨特文化特性。

如何把握“同與異”的尺度,人類該如何在這兩端行走,以留給後人一個沒有遺憾的多元的文化歷史?民族國家內部又該怎樣兼顧弱勢邊緣團體的話語權呢?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各國文化的相互兼容與碰撞,如此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究竟是歷史的慶幸還是悲哀,處在當下的人們誰都沒有發言權。

地域認同涉及民族羣內部的支配與壓抑,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地域語言的使用。回到當下的中國,幾年前方言類電視節目異軍突起,以方言爲代表的地方語言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民族國家內部的地方認同,有人認爲狹隘的地域文化觀會排拒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普通話作爲中華民族的官方語言有自己的政治地位,並承擔着意識形態價值,但是在現代性的發展過程中,是不是爲了形成一個國家的民族的同一向心力及所謂的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帝國主義”就成爲理所當然的呢?實際上,民族國家內部的文化多樣性值得重視。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典型的文化霸權的口號是“美國佬滾出去”。對於“美國佬滾出去”的口號,湯林森認爲反對者忽視了美國文化內部的細緻差別,無論是“可口可樂”還是“麥當娜”都只是美國國內佔優勢的文化行爲與作風的負載者,而不是美國文化的全部。如同民族文化的認同一樣曖昧,遭遇抵制的文化內部認同也出現了許多微妙細微的模糊點,我們應該謹慎對待。

湯林森提出,如果完全用“想象出來的社羣”來定義民族國家,那麼又如何理解一個國家整體的向心力呢?民族情緒不一定盤踞在人們心中的最前哨,但在危機發生時民衆表現出來的民族情緒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民族認同的表現形式,民族主義成爲鼓動政治運動的響亮號角。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國家會遊離於個人生活之外,但並不能否認其真實的存在。典型的例子是在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國人表現出的民族國家概念,都不是能用“想象”這一術語一言以蔽之的。

對此季定思有很好地論述:“大多數時候的現代社會,本位安全感根本就是脆弱的,事實上只有在民族國家將崩潰之際,民族國家的情緒才容易找到最堅強的突出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機來臨時,這樣的民族情緒又極易演變成失去理性的“非我族類”的排斥他族的民族極端主義。這裏又涉及另一個問題:極端的民族主義是否等同於民族認同。人們對私人現實生活的關懷,雖有其文化含義,但與民族國家認同相去甚遠,在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是隱現於後的背景,只有在社會情緒不穩定,出現異端意見時,民族認同甚至民族威脅論纔會出現。

湯林森在談論文化帝國主義對民族國家的攻擊時,更多的批評話語都停留在“我們與他們”的“共時的空間”層面上。把民族文化看成是靜態的,忽視了其動態發展的本質,及自古以來的文化互動。其實每一種文化本質上都是“動態發展的混血兒”。文化本質上是動態的同化與異化的過程,在互動中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就尤爲重要。如何處理同化與異化的關係及在兩者之間怎樣保持一個平衡點,並在此過程中培養國民的文化自覺呢?刻意地追逐西方,模仿美國風格的文化統一性,或者爲了所謂的古老的傳統而盲目排外都是不理智的做法。

對於外來文化的包容是對自身文化的發展建設

如果我們接受了現代化的產品,享受了現代化的成果,那麼接受現代化的理性制度、價值觀念也是必要的。所以我們要肯定普世價值的存在,肯定各民族、各地區在追求終極目標上的共性。但是當一個民族的文化受到其他文化的潛在威脅時,必然產生對本民族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和對外來文化的極度排斥,這種反應可以說是正常的,但以民族認同來否定外來文化,則是錯誤的。因爲民族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只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當下的民族文化相對於外來文化是落後的,它沒有能力去改造正在傳入的先進文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拒絕外來文化就是拒絕進步、拒絕先進。所以,當出現這樣的情況時,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種衝突。

毋庸置疑,文化的傳播與發展是跨越地區與民族的界限,而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傳播的,尤其是在當今全球化的態勢之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抱着自己的原有文化固步自封,拒絕接受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文化全球化已經成爲不可阻擋的潮流。那麼,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衝突呢?一個比較可行的思路就是在理解文化的過程中,運用自身思維對文化進行發揮式的理解,使其符合本民族的思維習慣,與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以便更易爲民衆所接受。然而,現實的狀況卻不是如此的簡單。全球資本主義“可能主動採取本土化策略, 通過出賣‘民族性’、‘地域性’和‘傳統’來獲得土著和民族主義者的青睞, 然後實施控制。”“美國通過‘吸收’外來文化以展示其自由、民主和開放的精神,並以此獲得其他民族國家的認同和歸附。”恰如古希臘扮演的角色,“從其他文化中吸收不同成分,把它們融合進自己文化當中,形成一種比希臘文化更爲廣泛的‘希臘精神’,然後將它們進行‘再出口’。”除此之外,在傳統與現代融合、用本民族所能接受的方式傳播現代化文化的過程中, 不能片面地對現代的、外來的文化斷章取義,不能將現代化的文化僅截取對傳播者有利的因素進行傳播,將其肢解化、片面化。而應該完整深入地對現代化的文化進行解讀,使得民衆能夠更全面、完整地瞭解外來的文化。

儘管傳統和現代之間矛盾重重,但是不難看到,在抗拒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我們自然而然地會對自我文化進行反思和調整, 從而摒棄傳統文化中落後的內容和形式,接受外來文化中更符合自我價值的思想內核。

總而言之,文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命題,西方在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的時候,也將先進的文化帶到了落後地區,打破了傳統文化的束縛。因此,只有建立傳統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融合的再生文化體系,才能更好地展開現代化建設。儘管“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質化正是湯林森有關文化帝國主義的論調,並對四種文化帝國主義話語分析中流露出來的也是對文化霸權、文化殖民主義的辯護,”但是,現代化作爲人類發展的大趨勢,必然將不斷地深入發展,儘管在不同的國家,現代化表現出來的具體形式是不盡相同的,但是其內在覈心價值取向是一樣的，是現代化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自由、平等、開放。這種內核的共通性促進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以使文化更具生命力。所以,當下的中國文化要想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主要在於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並用傳統的思維習慣詮釋現代文化,接受現代文化的價值內核對傳統的改造,促進文化的再發展。“西方媒介的擴張對中國文化帶來的威脅,其本質依然是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現代性和全球市場的文化產品競爭。當代的文化交鋒必然體現在市場競爭中。”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必須做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發展。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國文化在當今的世界上立足。

無論從媒介、民族、資本主義及現代性的角度看,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對於當下的中國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爲了發展,實現振興大業,學西方,與西方融合接軌的做法無可厚非,但對於有着深厚傳統與歷史的民族來說,在處理過去與現代關係時更應該小心慎重,不能爲了現代而現代,也不能爲了傳統而傳統。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劉康在一次關於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訪談節目中曾說:“我們呼喚中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即能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場爲中國尋求富有建設性的現代化方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爲轉移。”知識精英的思想與理論實踐的宗旨,應該是結合歷史現實的冷靜與理性的批判。

參考文獻：

【1】 (英)湯林森（JohnTomlinson），《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

【2】 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

【3】 （美）赫伯特·席勒，《大衆傳播與美帝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4】 餘建華，《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雲的交匯》，學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