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著作讀後感（精品多篇）

《中國近代史》讀後感 篇一

自春季以來四五月，共舉書四五本，然身陷繁瑣之中，心似惶惶喪犬，讀畢者竟唯此一本，忽有捧書大哭之意。

自畢業以來，於社會認識愈多，於歷史認識亦愈多。社會之認識滋養歷史之認識，歷史之認識反哺社會之認識，方痛覺自身知識結構之偏狹，思維理念之侷促。於現代文化之隔閡，對西方世界之陌生。雖不必亦步亦趨，然知己知彼，一以客觀，平準抉擇，自是當然之理。又與西人稍有接觸，則痛覺我民族之落伍恐不輸於清末民初，而對國家民族之前途愈感消極。

蔣氏之書，以科學、機械、民族精神爲現代化之進向三途徑，橫准以民衆與士大夫，輔以當世英雄豪傑人物，既有美國新史學之訓練，亦不逃離舊史之窠臼。換言之，即能採舊史之長處，史中有人，亦能獨闢途徑，觀察新史。於近代史研究和史書撰寫，皆有開山之功。

政治人物之偉大，在於其眼光與手段，史學家之偉大，亦在於眼光與手段。李鴻章雖與西方文化隔絕，但其立意中國，在近代史中，不愧爲最偉大和最能幹的政治家；孫中山相比則反而次之，雖能有所想法，但畢竟書生意氣，未能實行，是一思想家而非實幹家。蔣氏對於林則徐之評判，對於左宗棠之評判，對於湘軍等的評判，皆有己見，不落俗套。

《中國近代史》讀後感 篇二

翻開這本書，思緒彷彿也隨着翻動的書頁飛回到了，那昏暗的日子。入眼的，滿是傷痕。我聽見，一聲聲，痛苦的呻吟，一聲聲，絕望的哀嚎。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讀歷史類書籍的人，在我看來，歷史往往太過真實，歷史不是一個作家可以創作的作品，歷史就是真實存在的，發生過的的事。相較於歷史而言，我更喜歡其他類型的作品，在我看來，很多作家創作的作品都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我不喜歡悲劇，我看完一個悲傷的故事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這不是一個完全真實的故事。但是歷史故事是真實存在的，我沒辦法告訴我自己，曾經沒有那麼多因爲戰爭流血流淚，因爲戰爭流離失所的人們，也沒有辦法告訴我自己有些屈辱，有些殘忍，有些可怕是真實存在的。

其實在翻開這本書之前，對於那一段慘痛的歷史，我的認識是，中國封建制度落後，人民思想觀念的腐朽，經濟蕭條，清王朝腐敗，清政府昏庸無能，自高自大，皇帝的懦弱無能，慈禧奢侈無度，崇洋媚外，士大夫膽小怕事，目光短淺，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琦善崇洋媚外，買主求榮。林則徐拼死抵抗，有勇有謀，卻被奸佞陷害，不被重用，曾國藩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拓打下了基礎，康有爲梁啓超，主持百日維新，向西方努力尋找真理，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出三民主義……

當我翻開這本書，一段段歷史就這樣在我眼前啊展開，我告訴自己，這不是創作的故事，這是真實發生的，我懷着沉重的心情，開始看這本書，開始走進那一段沉痛的歷史。

一點點讀下去，我開始對那一段歷史，那一段歷史裏的人有了不一樣的，更深的理解。我開始意識到或許我不應該把那一段慘痛的歷史賬都算在清政府和士大夫的頭上，至少這不能全怪他們。我們沒有辦法去苛責那些從來沒有了解過西方的人，讓他們明白中西方的差距，讓他們意識到中國急需改革，但是還是覺得他們的意識過於麻痹。他們一直在閉關鎖國中坐着自己的春秋大夢，就像蔣先生在書中寫到的那樣：“到了十九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然試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希望當時的他們能有更高的覺悟，有更長遠的眼光，對西方世界有更深的認識，然而他們沒有。

說起近代的民族英雄，我總能第一個想到林則徐，那個主持虎門硝煙，備受讚譽被稱爲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讀蔣先生的書，也讓我對這位民族英雄有了以往沒有的認識。

很多時候，人們認爲鴉片戰爭的失敗是因爲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則徐給撤職了，用了一幫投降派。但是，其實不然，這是歷史對林則徐的成全，成全了林則徐的身後名。假使，當時林則徐沒有被道光皇帝撤職，那我們的鴉片戰爭還是沒辦法打贏的。這場戰爭的背後有巨大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懸殊。誠如蔣先生所言，真正的林則徐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是百戰百勝的。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知道中國兵器不如西洋，他知道中國應該以以夷制夷，但是他不敢公開的提倡這些主張，他怕士林清議，他重視自己的名譽更甚於國事。

每個人都有很多種不同的人格，每個都是我們自己，或許，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有一種人格，一個不願意承認時代落後的舊時代精英，不肯公開提倡改革，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讓自己的名譽得以保全。但是，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人間，沒有誰是完全的沒有缺點的，人之所以爲人，大概就是因爲每一個人的不完美性，正是這些獨特的不完美性才使得世界有更多的美麗的可能。

很多時候，再去讀歷史，就像是站在上帝視角去俯瞰世事。或許就是這樣，我們會去感慨，會去氣憤，會去惋惜。

在我的印象裏，我所知道的琦善大概是一個備受苛責的人，看過很多對他的形容，說他是舊官僚，說他膽小怕事所以主和，更有甚者說他是賣國賊。大多時候，琦善都被拿來與林則徐作對比，用來突出林則徐的愛國，忠義，有遠見。

但是讀了這本書之後我對琦善卻有了新的認識，雖然現在琦善在我心裏不是英雄，但是至少，我發現他也並不是像我之前以爲的那樣，是個膽小怕事主和的舊官僚。就像蔣廷黻先生評價那樣：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關係，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爲他審察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利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的確，我們就不應該把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怪在某一個人的頭上，我們沒法說刀槍棍打不過洋槍洋炮是因爲一個大臣的過錯。在蔣先生的書中，我認識了一個誠實的琦善，他知道沒落的清王朝沒法與興起的近代化英國相抗衡，他認識到“化外蠻夷”的實力而不惜一切去“撫”，他在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保全中國。可惜這種誠實在別人看來是失了國體，這種誠實無異於是一種怯懦。但是，在我現在看來，琦善擔的起中國近代外交第一人的稱號。

或許有的時候事實也並不是我們所想的樣子，但是事實就是事實。歷史永遠是最偉大的，最公正的裁判，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會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中國近代史》讀後感 篇三

讀完本書，能知道作者是懷了極大的熱情來寫的。也可以知道，此本不特寫中國近代的史事，而是以近代之事求現代進步之要。

治史之法，似乎可以分成兩種，一曰“以我注史”，二曰“以史注我”。以我注史者，專注史事之研究，必須有確鑿證據始可言之，目的是爲了給今人留下歷史的真實。以史注我者，乃是於歷史中探尋理想，實際上是爲了繼往開來，給今人開啓發展未來的門徑。

我以爲，這兩種方法沒有高下之分，只在於讀者自己讀書的目的。而對於本書來說，自然是取後一種。

記得上中學時，歷史老師曾對我們說，因爲林則徐早死，所以沒有被派去圍剿太平天國起義，從而保全了名譽。謬矣！太平軍爲禍之烈，舉世罕見，只有中學教材爲了樹立未成年人的三觀才把世界搞的黑白分明。學生學的歷史教材過於臉譜化，這是培養三觀的需要，但到了年歲長一些，應當多涉及一些其他資料。

其他史書講史事時，不會夾雜其他的史事，另外，講中國史的不講國際，講國際史的不講中國，割裂不明，難以暢通。但本書不同，比如講太平軍時，還講了太平軍對於清朝與外國之間戰與和的影響，令人思維爲之一清。就像小時候先學中國歷史，但對於涉及外部的一些事總有些疑惑，待後來學習了世界歷史，纔算明白。

作者在書中喜歡說“如果”，但我以爲，歷史大勢，浩浩蕩蕩，絕不是一兩次“如果”能改變的，但對於書中記述的時代精英們的努力，不免悲壯。

讀本書，看到近代中國因愚昧僵化而錯失種種良機，不得不扼腕切齒，怒其不爭，恨其無知。

時勢造英雄，英雄促時勢，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不分主次，也不必分主次。或者可以說，研究具體問題時可以分清，但對整體而言是分不清的。

變通是必然的，阻礙也是必然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不是一人一時之誤，甚至不是滿清朝廷的錯誤。這裏有一個論點，中國積弱，是地理原因造成的，中國的周邊太過閉塞，與外界不相連通，雖然號稱文明古國，實際是文明世界的邊沿地帶。如果有邊界危機，中國還能夠發奮圖強，但就在於清朝幾乎統一了中華文明圈，有清一代，中國邊界總體安穩，於是導致了近代的衰敗。

滿清之亡，非亡於革命黨。實際上國家衰敗不堪，各地異心早起，偏偏主少國疑，於是紛紛藉着革命的招牌獨立。

但不管怎麼說，清朝總是一個統一的政權，而對於革命黨而言，流弊太多，導致野心家四起，中國大亂，無怪現在有人說孫中山革命是日本人的陰謀。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遠東只需要一個合作者，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使中國的虛弱完全暴露出來，這不單是對日本戰爭的失敗，更是在國際上的徹底失敗，所以日本成了西方列強的合作對象，而俄國人搶佔東北領土，更正式開啓瓜分中國的風潮，從此偌大中國，瓜分豆剖，任人分食。

各個國家中，俄國要的是土地，英國要的是利益，而日本，最需要錢財來壯大自己。因爲一場甲午戰爭，中國人沒有被驚醒，被驚醒的乃是日本人，從此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一去不回頭。

另外，本書附錄中有“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從葡萄牙發現好望角開始，又講了明朝下西洋與西方地理大發現的不同等等，抽絲剝繭，將近代中國積弱的原因娓娓道來。

所謂“大變局”之類的詞，實際上，仍然是長期積累的結果，如果不知道根究，就無所適從了。所以學習歷史，應該本國史和世界史對照學習。

外國的風雲激盪不能在中國激起一點風浪，這或許可以作爲“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的另類解讀，中國近代的衰弱已經註定。所以中國衰敗，雖然令人挽傷，但並不可惜。

附錄中另有“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將主和派的琦善塑造爲一個明白中西差距並想要忍一時之辱奮起直追的有志青年。作者以爲舉國皆醉而琦善獨醒，太過。但讀完此文，個人認爲，琦善算是中人之才，只是舉國醉得太厲害了。

琦善的悲劇在於，他和世界相符合，卻與清廷不符合，而清廷不與世界符合，足以將琦善的努力湮沒。琦善領先清廷一步，所以終被貶黜；清廷落後世界一步，所以就要捱打。

《中國近代史》讀後感 篇四

作者對近百年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史實完全不提，特別強調向西方學習，除了上述討論過的其所處的時代因素外，與其身份和經歷的關係也極其密切。必須承認，蔣廷黻骨子裏就是一個學者。他十七歲負芨遠遊，在美國修讀文學與哲學，後回國任教。是“生長於三湘，學成於西方；既受到過陶謝、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同鄉前賢‘經世致用’思想的薰陶，也接受了西方人文科學觀點的影響”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時又以書生從政，任民國政府高級外交官，且還政後依然從事學術的研究。這樣一段特殊時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歷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縱橫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層意識形態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