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第一篇：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軍閥混戰時期，作爲小資產階級一份子的潘先生，面對戰亂所進行了一系列避戰行爲。

文中潘先生一共有三次“遇難”，第一次遇難時兩個地方軍閥在附近要開火時，於是潘先生帶着家人乘火車逃至上海。第二次遇難是在得知教育局長要求準時開學的通知後，潘先生孤身返回家鄉主持開學，回到家卻得知鐵路不通了，自己與家人相隔兩地，音訊渺茫。第三次是聽聞在碧莊地方兩軍交戰了，戰爭的氣息在潘先生周圍愈來愈烈了。

這三次遇難，潘先生都十分“聰明”地躲避了，並且事後還爲此沾沾自喜，潘先生就是輾轉於這樣的悲喜間，一味的躲避，尋找自認爲安全的地方躲藏。

潘先生在逃難時有多處具有諷刺喜劇效果的細節。如在第一次遇難中，作者並沒有描繪潘先生如何一步步地乘火車逃去上海，而是單單描繪了潘先生在火車站坐車時的情景：潘先生自作聰明地調排，讓一家四口牽手排成一列，這種尾大不掉的隊形註定不可能實施開來，可潘先生卻還自鳴得意，不聽他人勸告，在下車時仍採用此方法，致使家人走散。潘先生的這一行動正從側面反映出了他的愚昧不現實以及害怕變革的性格。也正是這一性格令他遇戰而逃。“他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話一般一站一站遞過去”，這種情態描寫顯風趣而又凸顯地把潘先生那種小心翼翼但又多此一舉的形象凸顯了出來。潘先生爲家人在車站走散的這種小事故而患得患失，已顯現出了他的膽小與麻木，而他簡單地認爲一欄之隔便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就全身心放鬆下來，更是突出其隨遇而安的特點。

除了對潘先生戲劇性的諷刺描寫，文中還有多處體現了他虛僞迂腐的性格。比如在潘先生一家逃至上海入住在一家旅館時，當茶房來問是否要晚飯，潘先生的孩子嚷要吃大菜，令潘先生覺面子掛不住但卻故作沒事，並且對茶房藉口說路上吃過了僅需兩客蛋炒飯。正是潘先生虛僞而好面子纔會在點餐前還要說吃過了這種話，以此搪塞他所認爲的“丟臉”。還有，在潘先生得知正安失守後準備逃去紅房子避難時，他遇到了一個同業。那同業打招呼般問他去哪時，潘先生就失措地回答，在他模模糊糊的準備找個藉口時，他纔想到車已開動，自己不用回答了，這才令他安心地縮住了。他不敢表明自己去紅房子避難，在途中遇到熟人時就擔心自己說出來面子上掛不住。一個“縮”字正表現了他在慌亂過後便心平氣和的卑瑣形象。

潘先生從來都不會積極地正面地迎擊災難，只會一味的逃避，僅希望自己的小家完整，自身安定，卻全然不顧整個國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定。對自己的三次落難，他只會恨他人的調兵遣將，恨教育局長的主張開學，恨兒子的未成年。他不懂得想想自己，看看自身有什麼可恨之處。並不是別人令他逃難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潘先生的這些行爲都是與他“教書先生”的身份不符的，他頂着神聖光環令人唾棄的作爲把他的虛僞、自私與軟弱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不管是破舊的茶樓還是蚊叮蟲咬的破廚房，他都能很好的適應，只要能活着。以及到最後，他成爲軍閥的政客，爲戰爭，爲軍閥統帥們歌頌，都體現了他畏葸、苟且偷安的性格。他的作爲並沒有他的職業那般高尚。他的苟安僥倖的心理和表裏不一的性格也在作者的筆下盡顯。

《潘先生在難中》通過對戰中一個知識分子的性格的剖析，指出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與虛僞，來表達戰爭給人民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災難，更是一種心理上的打擊。作者通過對站爭、對人性的描寫將矛頭指向了根本——整個舊中國的腐敗的制度。軍閥統治使得民不聊生，該批判；虛僞黑暗的教育界，該批判；民族的麻木愚昧，該批判……作者對舊中國落後的制度感到憤怒與嘆息，對民族的愚昧、苦難有批評、諷刺卻也有同情。然而，這樣巨大的憤怒與批判，又何嘗不是對未來光明的呼喚與吶喊呢。

第二篇：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

葉聖陶《潘先生在難中》教案

作品共三節，按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組織情節，而讓人物在情節的各個環節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點，不斷顯露其精神世界。

從第一節看：當戰事離潘先生家鄉讓裏尚遠時，潘先生就收拾細軟，寄存在洋人的“紅房子”(教堂)裏，急不可待地帶着一妻二子奔到自以爲‘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難。小說細緻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達上海後擠下火車到尋旅館住下的過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這過程中的神態與心理。下車之前，爲了應付“擠”的局面，他對妻兒細心部署，反覆叮囑，其調排是那麼精細而“周妥”；下車時奮力向前擠，還兼顧着妻兒，顯得那麼緊張而賣力；下車之後，一妻一子被人流衝散，他又是那麼驚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好容易被衝散的“隊伍”會合了，潘先生馬上就轉憂爲喜，並認爲家人的散而復聚是值得慶幸的樂事。繼而，便是擺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計較於兩個銅子車費的討價還價，以及在旅館裝腔作勢的要飯要酒，自得其樂等。從以上這些細節看，其中雖然不無對於軍閥戰爭的災害的揭露，但主要還是表現了主人公在這荒亂局勢的沉浮之中，爲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於謀算的性格特點，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瑣心理。

從第二節看：在上海安頓妻兒後，潘先生又急匆匆地隻身回讓裏，這一方面是爲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裏的東西，另方面則是爲了向教育當局表示自己忠於職守，不致因失職而免職。總之，全是爲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趕回讓裏之後，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起草開學通知書，一是向紅十字會索取會旗與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時，他擺出一副熱心教育的姿態，在通知書中大唱什麼“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在戰爭中送子上學“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等高調，其實，他對於學生上學並不留心，表面上的熱忱，不過是爲了討好上司而保住飯碗罷了。因此，通知書上堂皇的言論，正是對他卑瑣行爲的絕妙諷刺。在做第二件事時，他更裝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繳納會費”，又是宣稱願意把學校“作爲婦女收容所”，其實他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弄個護身符以保住自家財產和妻兒安全。在兵荒馬亂、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務以濟私，可見這個人物的心靈是何等自私！

從第三節看：當戰事更趨接近，形勢更爲嚴重時，潘先生就更緊張地“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攜帶着捨不得拋掉的破爛，一頭鑽進“紅房子”。到了這避難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於是，在這避難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從而使他那一心爲己和善於逢迎的庸俗面孔，更爲集中而鮮明地暴露了出來。當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紅房子”裏避難的教育局長時，

即使幾個人擠在異常窄狹的廂房裏，他也不忘上下級之間的尊卑關係，不失時機地裝扮出對於教育事業的熱心，以取悅上司。其實，這時縈繫於他心中的，既不是學校開學，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難人羣，而只是 “遠在上海的妻兒”。“他不知道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時睡了不曾”。這段心理剖析，將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圓滑的性格特點更爲微妙地展示出來。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對於軍閥們製造戰亂的罪行的抨擊。

戰事終於平定了，小說以歡迎杜統帥凱旋由潘先生執筆寫歡迎對聯而結束。一場虛驚之後，潘先生競將“拉夫，開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等戰爭帶來的血腥慘象置諸腦後，而違心地爲軍閥寫下了“功高嶽牧”、“德隆恩溥”等頌詞。小說最後以餘味無窮的結尾進一步諷刺了這個人物苟安自私的靈魂。

綜上可見，潘先生的確是個特別精明的角色，在任何變動的情況下，他都可以找到應變的手段和“保全自己的法子”。不過，他的一切言行、心理，都是緊緊繫在他自身和家庭的私利之上。他的精於計算，他的善於逢迎，他的巧於僞飾，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是以自身利益爲落腳點的。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在戰禍紛亂這一特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情況下，潘先生爲了自家的利益竟如此竭力用心，不顧大局和他人，更可見其可鄙且可悲。這種行爲和心理，在當時社會裏，在作者所接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作者通過這個形象的塑造，對於這種行爲和心理便着力地諷了他一下。作品對這種落後的社會現象作了如此有力的批判，其深刻的社會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茅盾曾說：“要是有人問道：第一個‘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葉紹鈞!”（《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而《潘先生在難中》便是“反映着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傑出代表作。

（二）

作品共三節，按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組織情節，而讓人物在情節的各個環節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點，不斷顯露其精神世界。

從第一節看：當戰事離潘先生家鄉讓裏尚遠時，潘先生就收拾細軟，寄存在洋人的“紅房子”(教堂)裏，急不可待地帶着一妻二子奔到自以爲‘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難。小說細緻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達上海後擠下火車到尋旅館住下的過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這過程中的神態與心理。下車之前，爲了應付“擠”的局面，他對妻兒細心部署，反覆叮囑，其調排是那麼精細而“周妥”；下車時奮力向前擠，還兼顧着妻兒，顯得那麼緊張而賣力；下車之後，一

妻一子被人流衝散，他又是那麼驚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好容易被衝散的“隊伍”會合了，潘先生馬上就轉憂爲喜，並認爲家人的散而復聚是值得慶幸的樂事。繼而，便是擺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計較於兩個銅子車費的討價還價，以及在旅館裝腔作勢的要飯要酒，自得其樂等。從以上這些細節看，其中雖然不無對於軍閥戰爭的災害的揭露，但主要還是表現了主人公在這荒亂局勢的沉浮之中，爲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於謀算的性格特點，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瑣心理。

從第二節看：在上海安頓妻兒後，潘先生又急匆匆地隻身回讓裏，這一方面是爲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裏的東西，另方面則是爲了向教育當局表示自己忠於職守，不致因失職而免職。總之，全是爲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趕回讓裏之後，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起草開學通知書，一是向紅十字會索取會旗與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時，他擺出一副熱心教育的姿態，在通知書中大唱什麼“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在戰爭中送子上學“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等高調，其實，他對於學生上學並不留心，表面上的熱忱，不過是爲了討好上司而保住飯碗罷了。因此，通知書上堂皇的言論，正是對他卑瑣行爲的絕妙諷刺。在做第二件事時，他更裝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繳納會費”，又是宣稱願意把學校“作爲婦女收容所”，其實他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弄個護身符以保住自家財產和妻兒安全。在兵荒馬亂、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務以濟私，可見這個人物的心靈是何等自私！

從第三節看：當戰事更趨接近，形勢更爲嚴重時，潘先生就更緊張地“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攜帶着捨不得拋掉的破爛，一頭鑽進“紅房子”。到了這避難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於是，在這避難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從而使他那一心爲己和善於逢迎的庸俗面孔，更爲集中而鮮明地暴露了出來。當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紅房子”裏避難的教育局長時，即使幾個人擠在異常窄狹的廂房裏，他也不忘上下級之間的尊卑關係，不失時機地裝扮出對於教育事業的熱心，以取悅上司。其實，這時縈繫於他心中的，既不是學校開學，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難人羣，而只是 “遠在上海的妻兒”。“他不知道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時睡了不曾”。這段心理剖析，將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圓滑的性格特點更爲微妙地展示出來。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對於軍閥們製造戰亂的罪行的抨擊。

戰事終於平定了，小說以歡迎杜統帥凱旋由潘先生執筆寫歡迎對聯而結束。一場虛驚之後，潘先生競將“拉夫，開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等戰爭帶來的血腥慘象置諸腦後，而違心地爲軍閥寫下了“功高嶽

牧”、“德隆恩溥”等頌詞。小說最後以餘味無窮的結尾進一步諷刺了這個人物苟安自私的靈魂。

綜上可見，潘先生的確是個特別精明的角色，在任何變動的情況下，他都可以找到應變的手段和“保全自己的法子”。不過，他的一切言行、心理，都是緊緊繫在他自身和家庭的私利之上。他的精於計算，他的善於逢迎，他的巧於僞飾，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是以自身利益爲落腳點的。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在戰禍紛亂這一特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情況下，潘先生爲了自家的利益竟如此竭力用心，不顧大局和他人，更可見其可鄙且可悲。這種行爲和心理，在當時社會裏，在作者所接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作者通過這個形象的塑造，對於這種行爲和心理便着力地諷了他一下。作品對這種落後的社會現象作了如此有力的批判，其深刻的社會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茅盾曾說：“要是有人問道：第一個‘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葉紹鈞!”（《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而《潘先生在難中》便是“反映着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傑出代表作。

（二）

藝術特色

1．嚴格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刻苦追求藝術上的“真切見到”。

潘先生的形象所以這樣逼真傳神，同作者當過10年的國小教員，對教育界的情況十分熟悉分不開。他說，“見到須是真切的見到”，“必須要把整個的心跟事物相對，又把整個的心深人事物之中，不僅見識其表面，並且透達其精蘊，才能夠真切的見到些什麼”。潘先生的形象正是“真切見到”的藝術結晶，它給讀者以“真切見到”的藝術感受。人物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無一不顯示出他的利己主義的核心及其各個側面，特別是他的奴性心理。這是同作者擅長心理描寫分不開的。作者善於適應變幻莫測的環境，創造波瀾起伏的情節，在人物起伏無定的遭遇中，曲折入微地揭示其內心活動，特別是其奴性心理，做到涉筆成趣，步步深化。尤爲可貴的是，這一切均是在客觀冷靜的描寫中完成的。葉聖陶說：“我只是如實地寫”，“我很有些主觀見解，可是寄託在不着文字的處所”。

2．善於通過精細而冷峻的細節描寫，來傳達小說的題旨。

作品中細節的選取與運用，透露出作者的主見，清晰地顯示出作者要諷他一下的用意。這方面的例子在作品中是隨處可見的。如作品的第一節，一開始即寫火車抵達上海站，潘先生攜帶着一妻二子和一個大黑漆皮包，從塞滿人羣的車廂

裏擠了下來。就是這個短暫的“擠”的過程，作者用了六段文字來描寫：先寫他對妻兒的周妥安排，再寫他擠，接着寫他惶急地對妻兒發令，又寫他無能爲力地呼喊，最後才寫出他從車門裏彈出來。就在細緻地寫他“擠”下車的過程當中，作者運用了一系列典型的細節；諸如部署一字長蛇陣，不斷搖手臂“打電報”，“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的擠的姿勢以及“對着前面的人的後腦叫喊”，向妻兒打招呼的窘態等等，均形象地勾勒出了潘先生在逃難途中那種近似喪家犬的狼狽可笑神態，由此也就揭示了這個人物一心懸系身家安危而精於盤算，竭盡全力的精神特徵。作者在描寫這些細節時，不僅筆力圓熟，寫得細膩生動，而且其中還隱含幽默的情趣。顯然，上述這些正是葉聖陶小說創作的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從這角度看，《潘先生在難中》在葉聖陶的小說創作中，確是具有代表性的。

2．葉聖陶的小說以蘊藉含蓄著稱，即便是諷刺，他也幾乎全不用誇張，只抓取其一、二作爲，用平靜的口氣加以表述，諷刺的效果常在讀者回味中達到。

比如作品中的教育局長，作者對之只是一筆帶過，但在他前後表現的對比中，一個道貌岸然、心口不一，虛僞卑劣的官僚形象躍然紙上。

在作品中，這樣的對比隨處可見。讓事實本身說話，將自己的理想不動聲色地體現，這是葉聖陶的高超之處。

參考資料

1． 周紹曾：《讀＜潘先生在難中＞》，《文藝月報》，1956年第7期

2． 丁爾綱：《葉聖陶和他的＜潘先生在難中＞》，《語文教學通訊》（山西師範學院），1979年第2期

3． 楊義：《論葉聖陶小說的藝術特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期

4． 一輝：《關於“潘先生”形象的思考：讀＜潘先生在難中＞札記》，《名作欣賞》，1988年第6期

5． 葉碧：《論葉聖陶筆下的教師形象》，《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5年第4期

6．趙先壽：《試論葉聖陶短篇小說中的教師形象》，《武漢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5期

7．李熙暎：《葉聖陶短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東方論壇》， 2014年第1期

思考題：

1．葉聖陶說：“我很有些主觀見解，可是寄託在不着文字的處所”，對此，你如何認識？

2．作者是如何塑造潘先生形象的？他對這個人物持怎樣的態度？

第三篇：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葉聖陶一直以來都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這次品的＜潘先生在難中＞便是他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作品以１９２４年江浙戰亂爲背景，描寫了國小校長潘先生在戰亂中舉家逃難是種種可笑而又可鄙的行爲，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在潘先生的整個精神世界中，只有妻子、兒女和自己的身家姓命。爲了維護財產安全，他主動讓出學校作婦女收容所，並在自家門前掛了紅十字的旗幟；爲了保住飯碗，不得罪權貴，他違心的爲軍閥書寫歌頌公德的牌匾。

這樣一個“潘先生”並沒讓我感到小說的虛假，相反的，卻頗感真實，甚至覺得像他這樣的人在我身邊就有，只是背景和年代改過罷了，把他們放在當時的處境中，他們難保不會做出類似潘先生這樣的舉動。像潘先生這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辨是非，不明真理屈服於醜惡現實的人生態度和軟弱，怯弱的性格特點的人，我應該感到氣憤，但隱隱的，我還有一份潛在的同情和理解，當時軍閥混戰給社會、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如果是我，說不準也會像他那樣做。

當潘先生作爲校長時，他的自私帶給了學生痛苦，也沒完成作爲校長的使命，是教育界的敗類；而當他作爲人夫、人父時，他的自私保全了他的家人，顧及了一個家庭，做好了一個父親、丈夫的角色；那麼當他僅僅作爲人時，一個人的私慾和求生的渴望又令人理解。所以同情和憤恨這本相矛盾的情感，同時出現在我身上。

這篇＜潘先生在難中＞，讓我明白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潘先生這一形象更如我心靈的魔鏡，在倒影中若隱若現的那幾分相似，讓我更加看清了自己，醒悟、覺悟了很多．．．．．．

阿柚仔：

從一篇應試作文的角度來說，深度挖掘尚且不夠。“讓我明白了許多做人的道理”究竟是什麼道理，什麼想法，其實本篇的靈魂應在與此。而不是複述書本本身的內容。一篇書評，“評”的空間應比“書”要來的多。畢竟看一本書，重點不是這本書，而是看完這本書後所應有的想法和感觸。

笑眯眯~此篇在應試角度來說稍稍差了些~繼續努力，下次先要學會從感想開始着筆。不過無論怎樣，寫得開心最重要~

《潘先生在難中》主要寫了軍閥混戰時期，作爲小資產階級一份子的潘先生，面對戰亂 所進行的一系列避戰行爲。他在難中所表現出的對戰爭的消極躲避、麻木自私的特點，十分鮮明 的展現了那一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灰色生命情態。 我認爲在文中潘先生一共有三次“遇難” ，第一次遇難時兩個地方軍閥在附近要開火時， 潘於是帶着家人乘火車逃至上海。 第二次遇難是在得知教育局長要求準時開學的通知後， 潘孤身 返回家鄉主持開學，回到家卻得知鐵路不通了，自己與家人相隔兩地，音訊渺茫，讀後感《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第三次是聽聞 在碧莊地方兩軍交戰了，戰爭的氣息在潘先生周圍愈來愈烈了。 這三次遇難，潘都十分“聰明”的躲避了，並且事後他還會爲此沾沾自喜，潘就是輾轉於 這樣的悲喜間，一味的躲避，尋找自認爲安全的地方躲藏。 潘在逃難時有多處具有諷刺喜劇效果的細節，在這裏我想僅對其中幾處談談自己的看法。 如在第一次遇難中， 作者葉紹鈞並沒有描繪潘如何一步步的乘火車逃去上海。 葉單單描繪了潘在 火車站坐車時的情景。但是我認爲僅僅是這麼一個畫面，就可以把潘的形象鮮明的刻畫出來：潘 自作聰明的調排，讓一家四口牽手排成一列，這種尾大不掉的隊形註定不可能實施開來，可潘卻 還自鳴得意，不聽他人勸告，在下車時仍採用此方(請收藏本站)法，至使家人走散。我認爲潘的這一行動正從 側面反映出了他的愚昧不現實以及害怕變革的性格。也正是這一性格令他遇戰而逃。

同時，在這 段內容中，運用了大量諷刺語句，如： “他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 這警告打電話一般一站一站遞過去。 ”這種情態描寫顯風趣而又凸顯的把潘那種小心翼翼但又多 此一舉的形象凸顯出來。 除了對潘戲劇性的諷刺描寫， 文中還有多處體現了他虛僞迂腐的性格。 比如在潘一家逃至 上海入住在一家旅館時，當茶房來問是否要晚飯，潘的孩子嚷要吃大菜，令潘覺面子掛不住但卻 故作沒事， 並且對茶房藉口說路上吃過了僅需兩客蛋炒飯。

我認爲正是潘虛僞而好面子纔會在點 餐前還要說吃過了這種話，以此搪塞他所認爲的“丟臉” 。這是多麼的無聊啊，但由於潘已習慣 了看他人臉色辦事， 因而他纔會不由自主的向一個小小茶房擺出他原來的那套。 此爲在潘得知正 安失守後準備逃去紅房子避難時，他遇到了一個同業。那同業打招呼般問他去哪時，潘就失措着 回答，在他模模糊糊的準備找個藉口時，他纔想到車已開動，自己不用回答了，這才令他安心的 縮住了。這一處也同樣體現了潘的迂腐、虛僞。他不敢表明自己去紅房子避難，在途中遇到熟人 時就擔心自己說出來面子上掛不住。

“縮” 一個 字正表現了他在慌亂過後便心平氣和的卑瑣形象。 除了上兩種性格特點外， 在潘先生這一形象中我還看到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隨遇 而安、麻木落後的性格：在第一次遇難時，經過一番折騰，潘一家再次在終點車站外團聚。這是， 對潘有一段心裏描寫“只要跨出那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了；而失 散的一妻一子，又一尋即着，豈不是‘現在好了’”潘爲這種家人在車站走散的小事故而患得患 。 失，已顯現出了他的膽小與麻木。

而他簡單的認爲一欄之隔便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就全身心的 放鬆下來，更是突出其隨遇而安的特點。不會積極地正面地迎擊災難，只會一味的逃避，僅希望 自己的小家完整，自身安定，卻全然不顧整個國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定。對自己的三次落難，他 只會恨他人的調兵遣將，恨教育局長的主張開學，恨兒子的無用未成年。他不懂得想想自己，看 看自身有什麼可恨之處。並不是別人令他逃難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但是潘的這種隨遇而安、 麻木落後並不是潘一個人而是潘先生代表的一類人。

同爲小資產 階級知識分子，同在紅房子內避難的教育局長等三人也同樣與潘一樣，他們安慰自己“坐在這地 方總不至於有什麼” 。他們膽小懦弱，面對改革或戰爭消極面對，不求變化只求安定。這真是一 個時代的悲哀啊。 《潘先生在難中》語言風趣、樸實，細節描寫細緻貼切。這一切都使文章親切生活本身， 令讀者從這自然的文風中體會那發人深省的時代意義。閱讀《潘先生在難中》我感悟頗多，作爲 一部描寫軍閥混戰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的作品， 無疑他成功的展現了那時代一類 人的真是性情。同時作者文筆的樸質真誠以及他對國家隊關愛之情都令我敬佩。

第四篇：《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潘先生在難中》讀後感

今日來到教室，老師便說道：“同學們來講講《潘先生在難中》吧”，我才發現上週佈置的閱讀任務我全當作耳邊風忘了。都說旁觀者無權插嘴，我只好靜靜地聽他們將想法道來。其中，有些感觸。

也許由於近日講的都是“魯迅”之類的文章，所以提到潘先生，大家都批判他，說他虛僞、小氣、庸俗……總之似乎所有不堪的詞語估計都可以在他身上成功應用。潘先生與車伕講價，所以他是小氣的。潘先生聽到戰亂的消息後攜妻兒逃往上海，所以他是懦弱的苟且的。在大家的盛情舉薦下，潘先生爲軍閥杜統帥寫了歌頌標語，所以他是虛僞的。

我想說，同學們並沒有從作品中的人物、背景出發，沒有從自身的情感出發來閱讀。而是帶着慣性理解、平日裏所學所謂“批判”來看待在難中的那位潘先生。難道你媽媽在菜市場跟菜販子講了一下價，她就是小氣虛僞的人了嗎。潘先生舉家逃亡，自己前途未卜，全家指望他一人荷包。當一個人於世了無牽掛，獨來獨往與人毫無瓜葛的時候，他可以清高，可以高尚，可以英勇獻身，可以以死捍衛某些飄飄忽的東西。但潘先生不是“一個”人，他是一個家庭，妻子兒子是他的一部分。他，是一個有責任感有擔當對家庭負責的人！不逃亡，難道置妻兒性命於戰火之中？不講價，戰火也許就燒了他那生計路。不回學校，家中張開就是幾張嘴，莫非空氣可以果腹？我看到的，是一位苦不堪言的，辛苦的父親、丈夫。潘先生之承受，即其妻其兒之承受之和之施與，加上自身本該承受的，苦哉！

不知何時起，大家都只會從作品中看出“批判”“揭露”“諷刺”，作品中的人都是虛僞的苟且的封建的麻木的……潘先生只是個平常人，僅爲滄海一粟，沒有人可以強迫他去死去捐軀去誓守土地。他是丈夫是父親，他能做的就是帶領家人好好地活下去。他終究是做到了。如果文中本來寫的潘先生是一個不逃不躲，發動全家誓死與敵人作戰的英雄烈士，以現代眼光看來，豈不心寒！我們不該置身之外以高姿態的口吻評價任何一部作品，似乎在俯視着他人說：“愚蠢的人類，你們真夠不堪”。而應該融入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與社會，結合我們自身的時代來看待某些人物。畢竟，發現個人價值不是利己主義，捨棄自己成全社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批判潘先生，就是批判了父母對孩子、丈夫對妻子本該俱有的責任。如果榮辱與共是美德，那麼，潘先生一人承多人之辱，就是美德之更美。

第五篇：潘先生在難中

《潘先生在難中》讀書報告

一、書名：《潘先生在難中》

二、作家簡介：葉聖陶，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辛亥革命後改名葉聖陶。1894年10月28日出生於江蘇蘇州，一清貧的市民家庭，1988年2月16日於北京逝世。中國現代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冷靜觀察，客觀地描寫，是他的小說特有的風格。他的短篇小說大多具有結構嚴謹、佈局講究、結尾含蓄等特點。 他是新文學史上，最早出現和最有成就的“教育小說家”。在新文學作家中，葉聖陶以德高望重，“一本真誠”著稱，文如其人。誠如茅盾所說：“你要從他作品中尋出驚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無驚人處，有他那種精華生化人的品性力量…聖陶樸素嚴謹的作風及其敦厚誠摯的情感，自有不可及之處。”

三、作品分析：這部作品寫於1924年11月,發表於翌年元月《小說月報》第16卷第1期。是作者描寫舊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灰色的卑瑣人生”的代表作，歷來被稱爲最能代表葉聖陶短篇小說創作成就的作品，可謂是中國現代小說鼻祖級的代表作。

《潘先生在難中》以20年代軍閥混戰下的江浙地區爲時代和生活背景，通過一個國小校長潘先生在逃難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爲，揭示了封建軍閥的罪惡，同時也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思想弱點，塑造了 潘 先生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識分子的形象。作品共三節，按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組織情節，而讓人物在情節的各個環節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點，不斷顯露其精神世界。

從第一節看：當戰事離潘先生家鄉讓裏尚遠時，潘先生就收拾細軟，寄存在洋人的“紅房子”裏，急不可待地帶着妻兒奔到自以爲“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難。小說細緻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達上海後擠下火車到尋旅館住下的過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這過程中的神態與心理。下車之前，爲了應付“擠”的局面，他對妻兒細心部署，反覆叮囑，其調排是那麼精細而“周妥”；下車時奮力向前擠，還兼顧着妻兒，顯得那麼緊張而賣力；下車之後，一妻一子被人流衝散，他又是那麼驚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好容易被衝散的“隊伍”會合了，潘先生馬上就轉憂爲喜，並認爲家人的散而復聚是值得慶幸的樂事。繼而，就是擺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計較於兩個銅子車費的討價還價，以及在旅館裝腔作勢的要飯要酒，自得其樂等。從以上這些細節看，其中雖然不無對於軍閥戰爭的災害的揭露，但主要還是表現了主人公在這荒亂局勢的沉浮之中，爲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於謀算的性格特點，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瑣心理。作品以潘先生的行蹤，串起一連串的事件、行動，在事實的對照中，不動聲色的進行諷刺，再冷靜客觀的敘述中，暗暗發出冷光。

從第二節看：在上海安頓妻兒後，潘先生又急匆匆地隻身回讓裏，這一方面是爲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裏的東西，另方面則是爲了向教育當局表示自己忠於職守，不致因失職而免職。總之，全是爲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趕回讓裏之後，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起草開學通知書，一是向紅十字會索取會旗與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時，他擺出一副熱心教育的姿態，在通知書中大唱什麼“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在戰爭中送子上學“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等高調，其實，他對於學生上學並不留心，表面上的熱忱，不過是爲了討好上司而保住飯碗罷了。因此，通知書上堂皇的言論，正是對他卑瑣行爲的絕妙諷刺。在做第二件事時，他更裝

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繳納會費”，又是宣稱願意把學校“作爲婦女收容所”。其實他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弄個護身符以保住自家財產和妻兒安全。在兵荒馬亂、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務以濟私，可見這個人物的心靈是何等自私!在這一節中，作者並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故事情節的曲折，只是着重於心理刻畫，運用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的靈魂。在刻畫人物的時候，注重對其內心世界的挖掘和展示，十分準確的展現出人物在世事變化中的不同心態，豐富了人物形象的內涵。

從第三節看：當戰事更趨接近，形勢更爲嚴重時，潘先生就更緊張地“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攜帶着捨不得拋掉的破爛，一頭鑽進“紅房子”。到了這避難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於是，在這避難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從而使他那一心爲己和善於逢迎的庸俗面孔，更爲集中而鮮明地暴露了出來。當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紅房子”裏避難的教育局長時，即使幾個人擠在異常窄狹的廂房裏，他也不忘上下級之間的尊卑關係，不失時機地裝扮出對於教育事業的熱心，以取悅上司。其實，這時縈繫於他心中的，既不是學校開學，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難人羣，而只是 “遠在上海的妻兒”。“他不知道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時睡了不曾”。這段心理剖析，將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圓滑的性格特點更爲微妙地展示出來。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對於軍閥們製造戰亂的罪行的抨擊。戰事終於平定了，小說以歡迎杜統帥凱旋由潘先生執筆寫歡迎對聯而結束。一場虛驚之後，潘先生競將“拉夫，開炮，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等戰爭帶來的血腥慘象置諸腦後，而違心地爲軍閥寫下了“功高嶽牧”、“德隆恩溥”等頌詞。從這裏讓人看到了，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痼疾，甚至就像看到阿q的精神勝利法一樣，看到我們民族的劣根性。小說最後以餘味無窮的結尾，進一步諷刺了這個人物苟安自私的靈魂，是小說的點睛之筆。

顯而易見，葉聖陶筆下的潘先生在文中不是一個“大英雄”的形象，他的行爲也不是多麼光彩的。因此，才招致了許多評論中對“潘先生”的“自私，虛僞，不正義，苟且偷生”的定性。然而，從1924年作品誕生至今已有86年了，重新品味這部作品，我覺得我們不能對主人公的定性過於嚴苛。就像

戰爭即將爆發，哪個人不會保命逃難？哪個人能夠輕易的將生命置之度外？的確，在那個年代，涌現了很多革命英雄爲戰爭犧牲了自我；的確，潘先生爲了一己之私沒有選擇去當革命大英雄。可是，我們不能因爲某個人的不反抗就將此人定罪嗎？如果可以這樣，那麼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難道要把中國所有的老百姓都拽出來譏諷一遍嗎？

軍閥混戰的歲月人人自保，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潘先生得知後帶着全家到上海避難無可厚非，他當不了革命英雄，我們也不能反說他是懦弱和苟安，一個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渺小的他，如何能站出來和大軍閥對抗？渺小的他，如何去顧及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疾苦？他是一個普通人，在災難面前選擇躲避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何況他面對的是一個家庭，他只想傾盡全力保護家人不受傷害而已。

他爲了妻子兒子而在火車站指揮全家脫險，他曾一度因爲與妻兒的失散而流淚，到達上海之後他安頓全家人，這不正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的形象嗎？當他想到開學要回去組織教學，儘管他的本意是害怕丟掉飯碗，但是他仍舊義無反顧的放棄好不容易獲得的安全，而再次返回那個潛伏着危險的家鄉，這說明他並不是完全地只顧一己之私，說明他還具有基本的職業道德，這與亂世中許多“害人

利己”的人相比較難道不是高尚的嗎？在紅十字會多要幾面旗子和幾枚徽章，也是情理之中的，大難臨頭，誰不自保？況且潘先生是爲了全家纔多要了這些能夠獲得安全的東西，不也說明他是關心家庭的人嗎？

在整個戰亂中，潘先生既沒有拋妻棄子，也沒有離開教師的崗位，更沒有做什麼對國家對民族有害的事情，他只是廣大老百姓中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成不了英雄，他的肩膀扛不起歷史，他的思想裝不下國家，我們的確沒有必要去歌頌他。但是，也並不能因爲他擔不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就將“自私，苟且偷生，委瑣，不正義”的罪名強加於他，這對潘先生來說並不公平。他是無罪的。

小說的結構嚴謹，結尾巧妙，語言樸實、準確凝練、純淨、富於表現力，善於運用富有特徵的動作和典型細節，來突出人物性格，並使之具有某種特定的幽默感，並且透過層層的幽默，讓我們看到更深沉的悲哀。不僅客觀地描寫潘先生這類小市民的精神狀貌，更注重挖掘其內心的矛盾、卑瑣，這一點在當時的文藝界算得上是一個閃光的地方，是人物形象立體化，不顯得空洞。小說的語言也沒有五四時期作家所常有的歐化氣味，十分講究規範化，經得起推敲和咀嚼。對人物內心活動和精神狀態作細緻具體的描摹，使人物靈魂真實地暴露出來，是這篇小說最主要的藝術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