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傳》讀後感(精選多篇)

目錄

第一篇：《吳敬璉傳》讀後感第二篇：讀吳敬璉文章有感第三篇：吳敬璉我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第四篇：吳敬璉清華經管學院畢業典禮演講(20140627)第五篇：吳敬璉：中國經濟今年非常困難 房價還會繼續上漲更多相關範文

正文

第一篇：《吳敬璉傳》讀後感

《吳敬璉傳》讀後感

的確有點不可思議，20來歲了，看一本傳記書罕見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寫個書評、讀後感，而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必讀感，說得嚴重點，是一種使命感，作爲90後，社會上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個人這麼多年的經歷充滿了機會和挫折倒是真的，雖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說有得那就有失，確切說是失落，思想上的——沒有一種對社會思考得出來的完整體系感，非常強烈，甚至痛苦。

沒有想到，一本2014年初偶然得到的《吳敬璉傳》竟然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由此解開了我苦讀多本關於國情的經濟學讀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問題。

一個驅使我產生必讀感的背景在讀《吳敬璉傳》中逐步拉開了大幕——吳老是我的爺爺輩，父親和我所經歷的他都經歷過，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他也通過自己的顛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復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給了我們。

吳老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透過他的跌宕人生，我對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變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驚險，唏噓，快樂，痛苦，戲謔等的歷史其實是連續的，是有其內在脈搏的。

我想，這也正如作者吳曉波在接受《看天下》雜誌採訪時所說：“其實我很早想要寫這本書，在2014年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因爲我覺得吳老這個人本身的標誌性很強。”是的，吳老作爲一個學者，政府高參的個人身份看似很專業、很學術，與我們百姓緣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經歷，改良主義家庭背景，實業家的母親影響，周折人生與平靜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個普通人會隨着他的“口述史”而輾轉於華夏大地、古往今來，尤其是充滿了苦澀辛酸艱苦奮鬥的建國後的歲月。

如果說建國前的吳敬璉是個熱血激進青年，建國後60年他充滿了思考、學習、挑戰、掙扎與拼搏。我在18歲前就是一個不問世事、不關心國是的封閉的學生，人性的善惡，社會的冷暖，世事的變遷，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現。這時，吳老在用他的學識、智慧、經驗成爲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大師，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吳老經歷的一個個重大歷史爭鳴（從1964年到2014年，他參與了12場重要的歷史論戰）的時候，我爲之感到驚心動魄，久久難以釋懷，那是一種何等的素養和情懷——不僅是學識就能負擔得起；

讀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專着，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會議、研討會我爲之感到激動，那是一種何等的躬耕不輟，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乃至謾罵”和“間諜門事件”，他不被幹擾，堅守信念，繼續工作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眼前。

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峯，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爲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當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齡還在爲建設一個更加進步、和諧、公平而有動力的現代化國家而奔忙。我們也有無奈，要解決自己的住房和事業。可是，與吳老相比，我們晚輩只有說：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會有結果，正如您所說的：歷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們更要效仿吳老之獨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這是否是作爲當代人的閱讀收穫和啓發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撫卷沉思不已並對接下來要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着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計劃，這真是一件驚喜之事！尤其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認識得更加清晰，對未來的中國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二篇：讀吳敬璉文章有感

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於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託現有製造業的產業鏈儘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後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後兩種代工並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裏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於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後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爲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1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後，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14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後。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後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有很好的製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着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麼樣呢？中央號召以後，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採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

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後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爲此，它就採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麼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麼、怎麼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爲一哄而上，最後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覆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覈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於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爲主的政績考覈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爲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立”什麼呢？就是有利於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乾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裏，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常快，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於乾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裏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於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於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迴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纔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麼調節市場，含義是什麼？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爲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麼？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爲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爲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爲，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爲，而是爲所不當爲。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爲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麼職業，從事什麼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爲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麼需要通過立法來規範。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後，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後”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爲。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第三篇：吳敬璉我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

【財新網】（記者 胡舒立）“我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83歲的吳敬璉一上來就如此評價。

這位經歷了改革35年全過程的經濟學家告訴財新記者，他已經反覆讀了幾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的主要亮點，在他看來主要是“綱”，其中關於經濟改革有兩句話最重要：一句是“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另一句話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就是說，體制基礎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基礎，其他話是白說，“叫基礎性作用也好，叫決定性作用也好，都起不到作用。”

兩句話的大文章

“這就是個大文章了。怎麼能夠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是個很大的文章。”吳敬璉說。

在他看來，至少要做這樣幾件事：

一是明晰產權制度基礎，如明晰土地產權、對民營資本保護等；二是要價格市場化，特別是要素價格市場化，這還遠未解決。“光是這一條，比如利率市場化，就是個大工程”；三是要反壟斷，特別是行政性壟斷；四是監管改革。此外，他還提到確保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要劃分政府職能和邊界，實行“法不禁止，自由進入”的原則、司法公正，等等。“七八件大事，這些事，每個都是大文章”。

兩種挑戰

改革的可能挑戰，使吳敬璉特別強調執行層面的“智慧”。他說，未來必須克服各種障礙，將改革方案落到實處。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的構建和規則設定上，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改革推動的力量一方面要有勇氣，還要有智慧——所謂智慧，指的是要有專業水平和運作藝術。

在吳敬璉看來，改革的阻礙主要分爲兩種，一是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一是來自利益方面的。他認爲其中利益的問題更加實際。而對待利益問題，一方面要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另一方面還要想些辦法，切實克服從舊的機制轉到新機制有實際的困難。他想得很具體：“比如說地方政府，給了農民更大的財產權力以後，地方政府就會發生償債危機，借的債怎麼還？以後的財政收入從何而來？對於這些問題，一方面要想辦法打消他們的反對和阻礙，另一方面要幫他們解決現實問題。”

“比如，存款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系統估計會形成較大沖擊，因爲高利差維持不住了。另外，如果說使貸款利率也上升，對主要借貸戶，如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會造成一定衝擊。如何在其承諾不反對改革、能支持改革的前提下，幫其解決困難。這還是必要的。”

因此，他認爲在執行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如何解放思想

吳敬璉認爲，在未來的改革中，意識形態障礙還是很大的，這就突顯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透露，比如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反對的人不少，有些人是當面反對，比較誠實地提出來。“還有許多人背後罵，都跳起來了。”

吳敬璉尖銳地指出，現在反對市場體制改革的思想很強大，與這些年輿論的錯誤導向有關。現在要靠做工作來逐步解決問題，要解放思想。吳敬璉說，當他在地方與省、市級幹部，私下講，都認爲中國非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不可。但到檯面上完全說另一套話，一是要看上面的眼色，二是市場改革對於官員現在的行事方式、權力應用、利益格式，衝擊太大。

“比如科技領域，經費完全是政府主導。誰拿到項目、優惠、補貼，完全是當地是黨政一把手說了算。所以說未來還需要非常深刻的改革。”

吳敬璉還特別強調在理解改革全局、解放思想的過程中，要堅持理性、專業性。

“法國大革命前有一種狀態，因爲控制禁錮得太厲害，結果大家拼命用吸引眼球，甚至加點黃色的辦法說事。結果就像歷史記錄的，就是毫無治國經驗的一夥人變成了輿論的主要掌握者??”他認爲新聞工作者還是要堅持專業精神。

國企改革:有好有遺憾

吳敬璉一直非常關心國企改革，今年6月習近平武漢就改革發表六點講話後，他曾多次向財新記者談及自己對“習六條”中的國企提法的關注。提起這次《決定》，他認爲好的內容很多，也有遺憾。

他介紹說，陳清泰（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最近兩三年，一直提倡國資委從管企業變成管資本。這一主張進入《決定》，非常有意義。

吳敬璉還認爲，《決定》強調界定國有企業功能，重視發揮其在公益性領域的作用，提倡混合經濟，決定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提高國企上交利潤的比例等，都是非常積極的內容。

他特別看重《決定》對非公有經濟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說法，而且對記者強調說，還有一句話很重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吳敬璉看來，這個“重要基礎”的說法，雖然沒有直接提“共產黨執政基礎”，但“實際上是一回事”了。

吳敬璉對國企改革部分的遺憾在於，他認爲也有些地方照抄原來的話，還是強調對公有和非公經濟的“兩個毫不動搖”。他說，今年6月習近平武漢講話時，前一個（對國有經濟）“毫不動搖”已經改成了增大（國有經濟的）活力。“估計是討論中有人認爲不妥，所以又回到原來的提法了”。

《決定》重提公有制爲主體、國有經濟爲主導。吳敬璉覺得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主導”。十四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主導是控制，但不是所有的領域、所有的時間都要同樣控制。十五大進一步明確控制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就可以。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到三個領域和一個行業，一是國家安全，二是自然壟斷，三是公益性，四是高新技術產業和重要行業中的骨幹企業。他透露，關於第四條，當時起草小組的陳清泰不同意，與一位組織部門領導爭得很厲害，最後還是寫了進去。

“但這次行文沒有這一條，只說公益性的和自然壟斷。”吳敬璉認爲是個進步。雖然“十六大兩個毫不動搖還是提出來了，但國企部分，畢竟還是改革是主基調，內容很多”。

“土改”與“法治”

吳敬璉對《決定》中的土改部分也相當讚許。他多年主張要建立競爭性市場，要明晰產權，土地制度改革正是關鍵一步。“這是競爭性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這個還是非常不錯的。”他評論說。

在政治體制改革層面，吳敬璉認爲《決定》中有兩條值得期許，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國家治理，“就不光是政府治理了，中間還說了激活社會組織，其實就是建設公民社會”；二是獨立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

第四篇：吳敬璉清華經管學院畢業典禮演講(20140627)

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14畢業典禮上的講演

（2014年6月27日）

吳敬璉

清華經管學院2014屆畢業班的同學們：

我很高興能夠接受錢穎一院長的邀請，來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畢業典禮，向2014屆的同學們表示祝賀。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畢業以後”。爲什麼要講這個題目？是因爲參加同學們的畢業典禮，使我彷彿回到了多年前我從復旦大學畢業的時候，回憶起畢業以後的經歷，所以在這個典禮上我願意和同學們分享我自己在走上工作崗位以後如何在師友幫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體驗，希望對大家有所啓發。

“畢業”，意味着完成學業準備，邁步走向社會。在這個新生活的起點上，大概每一個人都會對未來生活有一番想望，對今後的人生充滿了期待。特別是從清華這樣的著名大學畢業，學的又是經世濟民的本領，同學們更會覺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會是廣闊天地。然而進入社會以後，可能不少人卻發現，現實生活和原來想望有很大的差別，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想象的那樣順利，於是就會產生苦悶彷徨的心境。胡適1932年6月在北大畢業典禮上說，青年人在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發生的“墮落”(推薦訪問本站：)，大約有兩類：第一是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慾望；第二是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現這兩類“墮落”顯然是決定人生去向的大問題，值得此刻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會大學——金陵大學開始我的大學生涯的。兩年後全國高校大調整，我轉到上海的復旦大學就

讀。從那時開始，經濟學教材都換成了蘇聯教科書。在往後兩年受到的全部經濟學教育，是要我們相信，只要學習蘇聯的榜樣，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中國很快就能成爲一個繁榮富強的工業強國。用當時的說法，叫做：“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4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我們分配去中央單位的復旦畢業生坐滿半節車廂。那時，我們一路高歌，爲理想即將實現而感到豪情滿懷。

然而，進入工作崗位，接觸現實經濟以後，我卻發現，實際情況和教科書上講的並不相同。特別是1956年建立起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後，“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低效體制問題顯露出來。但在五十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針，就能超越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創造人間奇蹟。但是事與願違，“大躍進”反而導致了生產大幅度下降和大饑荒的發生。之後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國的經濟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

在1968-1972年期間，我們經濟所的全體人員下放到位於河南信陽專區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正是在這一時期，我的思想發生了畢業之後的重大轉折。我們幹校所在的河南信陽專區是“大躍進”時期的重災區。據官方報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總人口800萬人的信陽專區餓死了100多萬人。對過去信以爲真的理論和口號真相的發現，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機。

我最幸運的是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幹校難友顧準的幫助和啓發，精神危機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轉變。顧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中國最早的會計學教科書的作者，也是偉大的愛國者，是一位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老革命家。他獨立思想、桀驁不馴的性格

卻不能見容於體制，所以被兩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幹校期間，顧準帶領我從研究世界經濟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問和分析中國爲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這種倒行逆施現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確診爲肺癌晚期，自覺時日無多，跟我作最後的長談時，仍然反覆地叮囑我，不要在“逍遙”中浪費時光，一定要抓緊研究，以便在時機到來時，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

這種時機果然在1976年到來了。“四人幫”被逮捕、“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顧準所倡導的對舊體制的深刻批判對形成變革的共識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當我們這些經濟學者認識到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知識完全無法滿足建設新體制的需要時，並沒有採取固步自封和自暴自棄的態度，而是掀起重新學習經濟學的熱潮。經濟研究所的許多研究人員參加了英語和經濟數學補習班。從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經濟所連續舉辦了“數量經濟學”、“國外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講習班，邀請海外知名經濟學家講授現代經濟學。那年我正好50歲。

我在重新學習經濟學時，又幸運地得到不少國外經濟學家的幫助。其中，一些和我有大致相同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背景的“過來人”，像波蘭的布魯斯，特別是匈牙利的科爾奈，對我的幫助最大。我在1979年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經濟學會圓桌會議時結識了科爾奈。雖然當時還聽不大懂他的全套理論，但他在會上同蘇聯代表團團長哈恰圖羅夫院士關於計劃經濟中短缺現象的激烈辯論還是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從那次會議以後，我和科爾奈成爲朋友。學習他的著作，不只是瞭解他的經濟學觀點，例如他對計劃經濟中短缺現象的精湛分析，重要的是，他使我認識到，過去我們習用的從馬、恩、列、斯、毛的引

文出發“注經解經”的做法必須改變。作爲經濟學人，必須堅持以實踐檢驗理論的求實精神，也就是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這是我的思想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二次重大轉變。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由於認真的努力，中國在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一批既掌握現代經濟學理論，又熟悉中國實際情況，並具有組織執行能力的經濟學者。經濟學家積極地參與改革的設計和實施，使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建設進行得比較順利。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市場導向的改革大大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到2014年，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第二位。

回顧我大學畢業後五十多年的經歷，我感到，在現實與理想產生距離之時，學會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維方法，堅守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是促使我不斷探索經濟學的真理和尋求中國改革的道路的兩個根本動因。當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爲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關鍵時刻受到具有良知的師長的指點感到幸運。同時，我也爲自己能夠堅持不懈的努力，既不拋棄理想，又不拋棄求知慾望而感到慶幸。今天分享我的這些轉折和求索的經歷，惟希望同學們能夠堅持真理而非教條，努力思考而非盲從，這樣才能在現實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斷進步。

同學們即將走出清華，開始新的生活。在我看來，中國目前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是一種具有過渡性質和有待完善的體制。你們所要面臨的中國經濟，在未來有可能出現各種複雜的變數。這是你們今天在畢業這個人生的關節時點上，應該有所預期和有所準備的。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大多數中國的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是建立類似於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二戰”後建立的那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不過由於改革前

計劃經濟的歷史背景，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較之日本等國，政府主導的色彩更重。在這種體制下，政府過多的干預和一些大企業繼續保持壟斷地位，都使市場難以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包括這些東亞國家後來的經驗，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提升爲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即“基於法治的市場經濟”。否則的話，一些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例如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造成宏觀經濟波動的粗放發展方式難於轉型，權力尋租的腐敗行爲蔓延滋長等也都很難得到解決。如果說中國至今經濟發展的成功是基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的話，那麼今後的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從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邁向基於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改革。而這一轉變，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社會轉型，都沒有現成答案可以依循。這是我們國家未來面臨的難題，也正是擺在同學們面前、需要大家去攻克的課題。

可以預計，在座諸君未來的行程不大可能總是一帆風順，你們肩上的擔子也不會比我們這一代人更爲輕鬆。我希望同學們在遇到困難和障礙的時候，一定不要懈怠觀望，不要喪失信心，不要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學會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維方法，要堅守實事求是的道德準則，迎難而上，靠努力贏得進步。

最後，我想祝願清華經管學院的畢業生們在關係人民福祉和民族興盛的偉大事業中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第五篇：吳敬璉：中國經濟今年非常困難 房價還會繼續上漲

吳敬璉：中國經濟今年非常困難 房價還會繼續上漲

2014年02月11日 00:40

來源：中國證券報

針對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轉換，吳敬璉認爲，地方政府目前都在執行宏觀調控，如何轉型涉及到許多人的權利和利益。如果角色問題不能解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將很困難。中國經濟今年還會非常困難，因爲積累了十多年的問題要梳理和解決。現在要解決的是《決定》的貫徹問題和過去體制不順所積累的問題，應提出一些更實在有效的措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10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4年年會上表示，中國經濟今年還會非常困難，目前最重要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他認爲，房地產是支柱產業的爭論本身就是計劃經濟思維，如果央行大量印發鈔票，房價還會繼續上漲。

吳敬璉指出，推進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系統性風險爆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涉及300多項改革，這需要各個部門抓住要點，相互促進而非牽制，使得制定出來的方案能更好地運轉。

針對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轉換，吳敬璉認爲，地方政府目前都在執行宏觀調控，如何轉型涉及到許多人的權利和利益。如果角色問題不能解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將很困難。中國經濟今年還會非常困難，因爲積累了十多年的問題要梳理和解決。現在要解決的是《決定》的貫徹問題和過去體制不順所積累的問題，應提出一些更實在有效的措施。

對於國企改革問題，吳敬璉認爲，需要注意對將死企業的處理，相當大一批負債率非常高的國企仍靠補貼生存。另外，從反壟斷、立法和執法層面，國企和民企要平等對待、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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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敬璉作爲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觀點？請說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