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後感

第一篇：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後感

梁啓超先生在講解蒐集史料的方法時，注重提出了“歸納法”，即“彙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他以在庭院中種植花草一事爲例，“如治庭園者孤植花草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們在蒐集史料時，一條兩條或許不起眼，看不出來什麼，但若是認真耐煩的蒐集有關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餘條，那麼說不定有意外的發現。梁啓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狀況時，便使用這種歸納法進行整理。他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六十多條史料，又從《逸周書》蒐集，得到三十多條，又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蒐集而得七十多條，還從其他散見各書者得到三四十條，將這些史料統一歸納對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國名可考見者猶有三百國，大河以南、江淮以北佔三分之二，最稠密處如山東、河南、湖北這一結論。

從梁啓超先生的實例中，可以看出這種歸納法對於研究某一專門知識確實有極大地幫助。要使用這種方法，要注意兩點，一是“將腦筋操練純熟”，即有敏銳的感覺，特別的觀察，二是要耐煩，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這種歸納法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極性質的史料”。一個朝代明確的有某種現象，即是積極的史料；而一個時代沒有某種現象，則是消極的史料。梁啓超先生在閱讀《戰國策》、《孟子》時，多次見到“黃金若干”這樣的文字，通過這，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金屬已經作爲貨幣流通。但他又發現子書中關於財貨的字都是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詩經》中也是這樣，殷墟中所發現的古物中亦有貝幣而無金幣，再研究《左傳》、《國語》、《論語》時，同樣沒有使用金屬的痕跡，通過這樣的歸類對比整理，梁啓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的結論。

並且這種歸類法還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實上殆不復能得者”，當今所遺留下來的史料，雖沒有全絕，但也有多少之分，蒐集起來也有難易之分。梁啓超先生指出：“此類史料若僅列舉其一條兩條，則可謂絕無意義，絕無價值，其價值之發生，全賴博搜而比之觀耳。”梁啓超先生研究某時代中國人口有多少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研究一切史蹟的重要基礎，但是各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等書雖有記載，但所記斷斷續續，不甚可信。此問題很重要卻又難得答案，使用歸納法就有一條較好走的路子。梁啓超先生將各史《本紀》及《食貨志》所記數字作爲假定，又查閱各《地理志》中所分記各地方戶口之數，還有方誌專書之中所記，又將各正史、各雜史、筆記中無論文牘及談話，只要有涉及人口數目的，都一一抄錄下來，據此爲基本，以與他時代，他地方求相當的比例。

此種歸納法，有可能獲得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也有可能對於被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的給予補或正。這種蒐集方法對於我們學習歷史有非常大的幫助，應該在平時的學習中加以使用並熟練掌握。

第二篇：讀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讀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是近代新史學的創始人，這一時代是學術古今變遷，中西文化開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時代，新史學在此時代應運而生，而每一個學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論體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學轉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後，關於歷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層出不窮，可見梁氏此書對於近代新史學的深遠影響。

史學是梁啓超學術的中心，林志均在《飲冰室合集》序中說到：“知任公者，則知其爲學雖數變，而固有其堅密自守在，即百變不離史是已。”梁啓超史學著述頗豐，包括《戊戌政變記》、《中國史敘論》、《新史學》、《李鴻章傳》、《王安石傳》、《辛稼軒先生年譜》等，以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晚清學術概論》兩部學術史名著，而史學的導論性著作，即這部《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據陳引馳先生爲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國歷史研究法》是梁啓超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義，時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這部說是梁氏史學的緒論性文字，原擬作爲《中國文化史》的導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陸續刊出時，在《中國文化史綱》題下標作‘篇首《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國文化史稿》第一編’爲副題，今《自序》中所稱‘〈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說是梁啓超史學觀的集中展現。”《近代史學轉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序》從中可窺見此書產生之源流。

全書分爲六章，並自序和附編，自序簡言其著書之原因極其歷程，第一章寫史之意義及其範圍，第二章寫過去之中國史學界，第三章寫史之改造，第四章說史料，第五章寫史料蒐集與鑑別，第六章寫史蹟之論次，附編寫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就如梁啓超在序言中所說，隨着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文化學術的變遷也成爲一種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隨之產生的新史學的任務，就如梁啓超在本書序言中所論述到的那樣：“近今史學之進步有兩特徵，其一，爲客觀的資料之整理；其二，爲主觀的觀念之革新。”這本書以下的章節，都是圍繞這兩個中心問題所展開的論述。前三章講治史的主觀觀念，後三章講史料的整理。

近現代史學的主觀觀念，都逃不出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所說的兩種形式，一是受近代工業社會影響的科學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學的學者多逃不出民族性這一特點。梁啓超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社會之大變遷，中西文化交流、衝突、摩擦的時代，身處這一時代的歷史學者，尤其是象梁啓超這樣有一定政治社會背景的歷史學者，政治生涯其治學是有影響的，這一點他自己在書中也承認了，如他所說：“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爲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爲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09頁）。因此，梁啓超對於史之意義的論述並沒有逃脫這個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範圍中論述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庚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其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鑑者，則曰中國史。”（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頁）由此觀之，梁啓超這部書，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範圍之內來整理探求民族之過去，以爲現在、未來借鑑。因此，沒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處，也是中國新史學建立的必要，實現湯因比所說的現代史學方式解構的後現代史學，都是在此過程之後。中國近

現代史學也要經歷這一過程。但是這一過程本身多夾雜時代精神和史學家自身的主觀性，這種現象雖說是古以有之，如關於北宋王安石變法，因後世記史者的主觀色彩過濃而時至今日仍然爭論不休。梁啓超氏對於這一點是有覺悟的，他在此書中論述道：“著述者無論若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09頁）

第二章詳述過去中國的史學界。對於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梁啓超在這裏做了較爲詳細的論述。這與作者深厚的國學功底有關，資料詳實，論據充分且有思想性。他認爲，“司馬遷以前，無所謂史學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8頁），並舉證道：“《漢書.藝文志》以史書附於六藝略之春秋家，著錄者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遷以前者，僅百九十篇）。及《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乃驟至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數百年間，加增四十倍。此遷以後史學開放之明效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8頁）梁氏思想激烈，文采飛揚，對於司馬遷有認同與憐憫之心，說其投入史學之經歷與情感甚多一點也不爲過。說司馬氏爲中國史學之一泰斗，是可以的，畢竟一部《史記》恐怕是後世史家攀越不了的高峯了。而說他爲中國史學之鼻祖，恐怕有些偏激。一則否定了司馬遷以前的治史者；二則古來中國史官記史的習俗，並沒有因司馬氏而破；再則司馬遷“究天人之跡，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在治史中融入主觀色彩的開始，好在司馬氏還算把握的不錯，而後代史家，恐怕就有點捉襟見肘了。矛盾在《中國神話研究》中說，“司馬氏這種治史之態度，使中國神話的歷史化，也難免不給歷史蒙塵吧？並且史學之建立，當在一過程而不在一人。而其列證，史部著作之增多，東漢後期紙的發明是不是使著述立說記事更加容易一點？

第三章講史之改造，從舊史學思考進入新史學的研究裏，從舊史爲帝王將相歌功頌德轉向近來文化史研究探討中的尋求因果規律，在民族的歷史中演繹民族的現在未來，可以說是這種史學轉變的根由所在。如其所言：“史學範圍當重新確定，以收縮爲擴充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7頁）正是這種歷史研究的變遷，使文化史的研究成爲近現代歷史研究的一個熱門的領域。正如梁氏所言：“今後史家一面宜將其舊領土一一劃歸各科學之專門，使爲自治的發展，勿侵其權限；一面則以總神經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7頁）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頁）梁啓超這本書，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史料的處理上，可謂是集大成者。梁啓超史學的方法論受益於明末清初黃梨洲、顧亭林、萬斯同以及清之戴東原等。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於顏李學派的實用主義的哲學也很是推崇。正是在這種思想源流的綜合與歷史變遷和時代的使命中，梁啓超的新史學，在總的體系上看是受西方近代史學研究，尤其是近代歷史科學及進化論的影響，而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的研究而言，還是在與傳統的對話中實現。其對於史料之輯佚、考證、辯僞等等，對後來之學者，如其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的疑古思潮，陳寅恪治史的考證法等等，都有一定影響。

儘管對於歷史學之任務歷來衆說紛紜，但比較認同的是，歷史的任務在於使歷史真實。如梁啓超的《戊戌政變記》、王鎧運之《湘軍志》。史料的重要性，正如梁啓超所言：“史料爲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而何謂史料，其道：“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46頁）其內容包括文字記錄的史

料和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作者對此都要一一的詳述。而即使如此，史家對於史料缺乏、真僞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因此，史料的收集與鑑別就成爲史學者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梁啓超此書對於史料的蒐集和鑑別之法很是翔實，如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對於哲學史料的整理就大篇幅的引用了梁氏的歷史學研究法的內容。

第六章講史蹟之論次，說怎樣理清史料的眉目，按他所說：“史蹟複雜，苟不將其眉目理清，則敘述愈詳博而使讀者愈不得要領，此當視作者頭腦明晰之程度何如與其文章技術之運用何如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27頁）梁啓超頭腦聰明，文采風流，這方面是他的長處，他的文章，哪怕是學術史之類的讀來毫無精神疲憊之感。而在雜亂的史料中，通過造表法等理出一條簡練的思緒的確是治史良方，他說：“吾生平讀書最喜造表，傾著述中之《中國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餘。”（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28頁）而梁啓超史學的因果規律的尋求，受西方自然科學和中國佛學的影響，運用在歷史之中，則希望在偶發或孤立的歷史中尋找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聯繫，如他所說：“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之事實，而最要着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28頁）歷史到底有無因果，是所有歷史學者所面對的歷史哲學的問題。梁啓超的這種探求，結果必然將歷史放入環環相扣的鏈條中，通過這種關係將散亂的事實系在一根繩子上，有點結繩記事的感覺。而最終結果是使史學研究變得凝固起來，失去了流水的輕快感。而後現代史學，也無非是要把這根繩子拆開來，。因爲不太喜歡現代史學的這種方式，而且後來連他自己也承認當時求因果關係是錯誤的，連他自己也開始懷疑起因果規律了，認爲至少在文化系是沒有所謂的因果規律的。

最後，想引申到關於清代史學的問題。清代史學的建設，主要是圍繞一部《明史》的編修，史家爲萬斯同（季野）與全祖望（榭山）的史學著述和成就以及清初的史學家、地理學家。大約清初的學者，或爲前明遺臣，或者受傳統的滿漢觀念以及儒家道德哲學的影響，對於新王朝的統治，多半採取牴觸的態度。即使後來發現牴觸反抗是沒有用的了，也多采取不聞政事、不食當朝俸祿的態度。對於清朝政府的命令，也多以行動來反抗或者逃避，比如爲了不剃頭髮，就乾脆歸隱山林。因此，由明末入清的大學者，多半不聞朝政之事，或着歸隱山林或着隱居市井修書講學。這一現象在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人身上莫不如此。梁啓超認爲，整整一部明史，其學者是很有氣魄的。自唐以來中國開始了官修史書，後代人修前代史，尤其是緊鄰的一代的歷史，已經成爲一種慣列，清朝也沒有例外。究其原因，大概除政治的因素外，就是梁啓超所說：“史事總是時代越近越重要。考證古史，雖不失爲學問之一種，但以史學自任的人，對於和自己時代最接近的史事，資料最多，詢訪質證亦方便，不以其時做成幾部宏博翔實的書以貽後人，致使後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史蹟永遠在迷離徜徨中，又不知要費多少無謂之考證才能得其真相，那麼，真算史學家對不起人了。”（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97頁）中國的學者是複合型的，大家的成就大都雜和着近代分化出來的各種學科，因此亭林、梨洲、船山等人的著作中都參合着關於史學的東西。而梁啓超也是這種複合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是近代新史學的創始人。也許正是因爲這種原因，出身明末清初的學者，雖然對於清統治者極爲不滿。這一時期，有真學問或者自認清高的學者都以就職朝廷爲恥辱，對於朝廷的任命，也是惟恐避之不及，而不單是清廷單方面的對於漢族士人的不信任。這種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不調和的情況，在清初是非常嚴重的，然而，官修的《明史》，仍然是由這一批明末清初

的學者來完成的。究其原因，我想一來如徐乾學、徐元文兄弟等一批與民間學者有裙帶關係的士人在朝任職，如徐乾學本是黃梨洲的親戚，同時他又是朝廷主修明史的主持者，因此明史稿本雖然是官府在修，實際被當時的大學者遙控。另一方面正如梁啓超所言，是歷史學家本來的責任感，歷史學的目的既然在於還歷史以真實和記錄歷史，因此雖然對當朝不滿，但仍然要負有自己的歷史使命，擔當起自己的重任。這也就是黃梨洲、顧亭林等人在明史的編撰修理上尷尬、獨特、無奈的地位。而梁啓超感慨的清史，尤其是對晚清史學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我想任何一個時代的治史者，都會有如此感慨。

第三篇：從《中國歷史研究法》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淺談梁啓超的史學思想轉變

從《中國歷史研究法》至《中國歷史研究法

補編》淺談梁啓超的史學思想轉變

作者:張石

摘要：梁啓超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中國近代化著名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的許多史學理論,在我國近代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並且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十多年間他的史學理論產生了巨大變化，我將從《中國歷史研究法》概述;構建體系不同，側重點不同; 梁啓超史學思想轉變的歷史根源，這三方面來講淺談梁啓超的史學思想轉變。 關鍵詞：構建體系，史學思想，歷史根源，轉變。

梁啓超是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中國近代化著名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也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許多史學理論,在我國近代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並且對中國史學界起了重要的影響。他根據自己對史學理解，成功的運用新理論、新方法，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學著作，其中對史學界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國歷史研究法》。我拜讀了由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我感概頗多，下面淺談一下我讀後的感悟，有不足之處，請專家學者賜教。

一．《中國歷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中國歷史研究法》，這是梁啓超於1921年秋在天津南開大學所作的講演之後，對講稿記錄進行增減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啓超在清華學校所講，集錄而成。

我個人認爲《中國歷史研究法》更應該歸爲兩類來進行比較學習，第一部分是舊有的對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認識，可以歸爲第一類；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對舊有的體系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這個時候梁啓超的思想開始發生了改變，最後到《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史學思想體系徹底的轉變，這可以歸於第二類。正如哲學中說的“矛盾是無處不在的”，這種矛盾是否表現出來要看實際條件，當時機成熟了，矛盾就突顯了。梁啓超就是在時間地點等具體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觀點，提出自己認爲正確的新的理論。這對於一個史學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二．構建體系不同，側重點不同。

1.第一類：第一部分《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爲《史之意義及其範圍》，《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史之改造》，《說史料》，《史料這蒐集與鑑別》，《史蹟之論次》六章。

梁啓超對“史的意義”、新舊史學以及史料學等進行了論述和探討。他對“史的意義”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庚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

【1】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則曰中國史。”除了強調歷史的總體性、連續性和因果關

系之外，梁啓超還特別注重歷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實的客觀性。打破了傳統的舊的史學觀點，梁啓超認爲舊的史學家只爲少數統治者提供“資鑑”，而現代史著則應以“爲現代一般人活【1】《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8頁。

動之資鑑”爲目的。梁啓超就把史學研究服務對象的範圍擴大化，體現出相當大的進步性。就史實的客觀性來說，梁啓超認爲史家必須實事求是，這是史學家人事史學研究的前提。與舊史學家不同的是，他還看到了歷史研究的目的性與史實的客觀性兩者之間的矛盾，並嘗試從史家的主觀方面來找原因。

2.第二類：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1）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對於《中國歷史研究法》極力提倡的歸納研究法進一步進行闡述，認爲不能放棄歸納法，而要把歸納法應用於整理史料上來。提出“我

【2】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

（2）歷史裏頭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啓超對於歷史定義中就有“求得其因果關係”一語，而他在細讀立卡兒特著作，深入研究後，他否定了以前的觀點，提出了新的理論：“宇宙事物可分爲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認爲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土。（《看什麼是文化》）”而歷史是屬於文化系之內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認爲歷史現象最多隻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互緣就是

互相爲緣。而梁啓超又進一步提出，“然則全部歷史裏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爲‘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人到因果律的

【5】領域了，這部分史料我們儘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梁啓超一方面說歷史現象不能說是因

果，又說成了環境化之後可以用因果律來駕馭。這又可以充分說明矛盾無處不在的哲學理論。

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爲進化的：梁啓超認爲“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爲進化者有二：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理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蓄的遺產的確一天

【6】比一天擴大。”其餘則是按照“一治一亂”的方式循環着。

梁啓超否定前面《中國歷史研究法》的一些觀點，提出新理論的做法，既體現了其史學思想的進步，又反映了他嚴謹治學和求實的態度。這是一個史學家難能可貴的品質，值得我們學習歷史和進行史學研究的人好好的學習。

第三部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又分爲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說明。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中，梁啓超首先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將過去的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把歷史目的分段詳細解釋，可以分成4段：1、求得真事實，並提出了鉤沉法、正誤法、新注意、蒐集排比法和聯絡法五種方法。

2、予以新意義。3、予以新價值。4、供吾人活動這資鑑，可分爲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內的方面。還介紹了讀史的方式：鳥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廢。其次介紹了史家的四長，吸收並整合了前人的觀點，把德，才，學，識作爲史家的四長，並且根據自己的主張，提出了史家四長的順序應該是史德，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纔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實，對史學工作者要求家所應具備的“四長”，即史德、史學、史識和史才，這也是其所謂“通人”應有的基本素質。史識強調觀察力，要有從全部到局部的觀察力，也要有從局部到全局的觀察力。【2】

【3】

【4】

【5】

【6】【3】《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4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4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5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6頁 《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世紀出版社出版128頁

史才強調專門講作史的技術。最後梁啓超做了五種專史的概論，提出可做的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中還詳盡地論述了有關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以及斷代的專史等的撰寫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學研究方法之外，總之，該書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學的基礎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傳統史學的變革，對後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梁啓超史學思想轉變的歷史根源。

1.從小受封建舊學的影響，擺脫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縛。

梁啓超1873年2月出生於廣東新會。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江,又號飲冰室主人。梁啓超從小就飽讀經、史，十二歲即中秀才，十五歲進廣州最高學府學海堂肄業，十七歲中舉人。可以說梁啓超從小接受的就是系統而又嚴格的封建舊學，這也奠定了其學術思想的封建理論基礎。傳統文化的薰陶,使封建史學理論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學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體現。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

【7】也”。這些封建史學理論思想基礎,決定了梁氏後來無論如何學習和借鑑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脫離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國封建傳統思想之土壤。

在史學研究理論上,樑起超繼承了清代乾嘉考據學派的學術研究方法,並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據學派的史學研究思想,稱其“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頗饒科學的精神”,甚至西方學者所

【8】運用的分類、比較、歸納等“科學方法”,“乾嘉學者，莫不備之”。在梁氏的史學研究理

論中,關於歷史文獻史料的鑑別和分析方法,即來自於清代乾嘉考據學。這決定了樑起超來創立並宣傳的新史學和其新史學思想,並不可能完全拋棄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

2.開始接觸西學，力圖變法圖強。

十九世紀末西方史學逐漸傳入中國.梁啓超於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在回粵的路上經過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梁啓超開始逐漸瞭解西方，並開始接受了西方的先進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啓超結識康有爲，拜康有爲爲師。“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請業於南

【9】海之門”。協助康有爲編撰《學僞考經》、《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啓超開始轉變爲宣傳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維新戰士,走上了以“經世”爲目的,參與“譯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啓超赴北京參加會試, 協助康有爲，發動“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辦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6年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連續發表《變法通議》、《古議院考》、《論中國積若由於防弊》、《論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傳變法的文章,成爲維新派中極具影響力的宣傳家。其著作編爲《引冰室合集》。梁啓超在《變法通義·論譯書》中指出,中國的傳統舊史“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而西方史學“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在這【7】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轉引自《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於《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轉引自《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梁啓超:《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轉引自《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於論》甄娜 刊於《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9】

《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階段,梁氏所接觸到的西方史學理論知識雖然很有限,但這卻動搖了傳統的史學思想觀念。從另一方面來看,梁氏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中說,“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爲無用,舍學而言學者,其西學必爲無本”。可見,梁氏這一時期的史學思想,仍堅持以中國傳統的史學理論爲本位,即“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觀點。“中體西用”的史學思想觀點,成爲梁氏進行史學理論研究和史學教育的指導思想。梁氏這一階段的治史活動,是以“中體西用”作爲根本的思想基礎。

1898年，梁啓超回京參加“百日維新”。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

3.親身接觸西學，批判和改造舊史學。

1898年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瞭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這一時期梁啓超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開始對封建史學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質而言之,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地主階級。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舊史學的服務對象是有限的，常爲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傳。“他開始對封建史學的種種弊端予以尖銳的批判。其在《新史學》一文中指出了封建舊史學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國家’, ‘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 ’, ‘知有陳跡而不知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鋪敘而不裁’,‘能因襲而不

【11】能創作’的兩大弊病。針對種種弊病,樑大聲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舊史學。

爲此,他還了改造封建舊史學的建議:首先,要反對‘帝王中心論’和統觀,把舊的封建史學從爲少數統治階級服務中解脫出來,爲國民服務,養成國家思想,‘助成國民性’的發展,以使中族對世界有所貢獻。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的歷史。’歷史不當只是與死人,與已朽之骨較短量長,褒惡,表彰忠孝節義之類,而應重視羣體活動,與現實生活聯來,使歷史爲當前的社會現實生活服務。再次,重新釐定史圍。他認爲,當代史學應從包羅萬象、龐雜無度中分離出來,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學的進步。第四,對歷史應該進行‘純客研究’,摒除主觀偏見。強調史家必須‘裁抑其主觀,而忠客觀;以史爲目的,而不以史爲手段’,這樣纔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現。”

正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梁啓超才形成了《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史學思想。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這一階段，梁啓超進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學研究中，閱讀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書籍，開始對史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史學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觀點。從注重通史的研究，轉到了注重專史的研究。

1927年，梁啓超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啓超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爲中國近代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和正確的指導思想,爲中國史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中國史學領域中佔有重要地位。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自序》中說,中國歷史史料“則有如礦山金,採之不竭。學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業逾二十年,所積叢殘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說明了梁啓超這二十多年的史學思想的變化，是個逐漸積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轉引自【12】《淺析梁啓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於《華商》2014年 第16期。

【12】《淺析梁啓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於《華商》2014年 第16期。

【13】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轉引自《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於《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過程。他這一嚴謹的治史思想，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參考文獻：

1. 《試論梁啓超的史學思想》田筠 刊於《黔東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4年 第24卷 第4期。

2.《淺析梁啓超的史學思想》 袁軍,唐莉娟 刊於《華商》2014年 第16期。

3.《論梁啓超的史學思想》嶽曉萍，李健萍 刊於《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5卷第1期。

4.《梁啓超史學思想的分期簡論》甄娜 刊於《天津成人高等學校聯合學報》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5.《學術轉型期的困惑》——梁啓超與《中國歷史研究法》姚玳玫 刊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12月 第6期。 學校聯合學報》2014年5月 第7卷 第3期。

第四篇：讀《中國歷史研究法》有感

讀《中國歷史研究法》有感

梁啓超是近代新史學的創始人，這一時代是學術古今變遷，中西文化開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時代，新史學在此時代應運而生，而每一個學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論體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學轉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後，關於歷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層出不窮，可見梁氏此書對於近代新史學的深遠影響。

我國傳統史學有重視“考信”的傳統。至清代樸學盛行，學者對於如休蒐集材料、考訂歧誤、辨別真僞這套學問尤其致力，積累了許多經驗和資料。《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開闢了專章論述史料的盾集和鑑別，就是以傳統史學所積累的方法爲基礎，運用近代學術眼光加以總結和發展。因此他申明：論述蒐集和考證史料，目的是達到“求真”，而“求真”乃是傳統學術“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發展輻來。求得史實的準確是史學發展的前提，否則，“其思想將爲枉用，其批評將爲虛發”，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蒐集與鑑別的意義所在。

梁啓超認爲過去人類思想行爲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均可視爲史料。可見，他對史料的理解比傳統史家更爲寬泛。

梁啓超關於舊史的看法，對後人學舊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啓發意義。在《史之改造》一節裏，他指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語道出了我國舊制度下的舊史的弊病，給後人學史一種重要啓示：對於舊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對於雜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時，他還給後人改造舊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替死人本位的歷史”、“重新規定史學範圍，以收縮爲擴充”等。

樑先生還指出：“史料有爲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別搜索證據以補之或正之。”在此樑先生舉明陳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創發”，二事史冊皆祕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實錄》爲例，其“有日錄及朱墨本之兩種，因廷臣爭黨見，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記一事，兩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諱其開國時之穢德，數次自改《實錄》”。樑先生由此而嘆曰：“夫史料之偶爾散失者，其搜補也尚較易，故意湮亂者，其治理也亦極難，此視學者偵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責任，乃在蒐集本章所言之諸項特別史料。”

總的來說，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我們能夠真切感受到梁啓超忠實於歷史，認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夠學習到治史的各種實用方法。除了本書之外，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極出色的論著，他確實是做到了“史之意義與及其範圍”裏所講的，站在民族發展、民族文化發展、民族在人類中的發展的高度來治史的。

第五篇：錢穆 中國歷史研究法 書評

以史爲經，以文爲瑋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書評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14年6月，169頁，isbn7-108-01529-3

【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①錢穆先生如是說。錢穆先生自局勢動盪的三十年代開始，一直站在維護中國文化的立場上，從中國的歷史著眼，肯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地位，反擊"西化"論者貶低本族文化的論點。始終致力於通過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考察，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和特質，強調中國文化的長處和價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關鍵字】文化、愛國主義、責任感、創新

自"九一八事變"開始，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給史學界帶來了強烈的思想衝擊。錢穆先生也逐漸改變了治學的方向，把治學重心由“考史”轉爲"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彙集而成，應東北淪陷後教育部要求開“中國通史”課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爲其總題，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六個分題，並以文化這一總線索貫穿始終。通讀此書，不難看出錢穆先生深厚的歷史修爲和文化底蘊。無論是內容形式，還是思想深度，以及蘊含其中的學術價值和人文價值，都具有極大的參考、借鑑意義。由於錢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優患意識和歷史文化意識的學者,更爲此書注入了潛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內容

1.內容全面具體，詳略有當

本書雖然僅僅八講，卻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並時刻穿插着對中西曆史文化，發展背景，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對比介紹，並在每一講中都詳略有當的闡明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研究方法，表現錢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懷。

2.邏輯清晰，層層遞進

本書開宗明義，以“中國歷史文化大義”貫穿始終，總講題爲如何研究中國史，並在全書的每一講都始終滲透着文化這一總主題。不僅如此，作者在前一講中提出的問提，還會在

後幾講中有進一步的補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講中提出注意研究歷史的特殊性，變異性，和傳統性，那麼在後幾講中我們就會看到作者有進一步的補充闡釋。全書在每一講中都遵循着提出問題、闡釋問題、概括總結、提出方法這一總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運用演繹法，歸納法等，條分縷析、層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並給讀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間。

3.恰當的運用表現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用的比喻新穎獨特，使得晦澀的問題變得形象具體，淺顯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歷史如一部劇，中國歷史像一首詩” 這一比喻來說明西洋歷史和中國歷史

③一個是劃分開來，各有起訖，另一個則是前後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塊移

動規律來比喻歷史文化變遷須有步驟，有選擇則更是巧妙。作者還常用設問手法，以給予讀者更多思考的空間。對比的手法更是貫穿始終，中西文化、地理、經濟、習俗傳統、宗教等的對比，歷史人物之間的對比，不同的歷史名詞，命題的對比，藉此輔助作者更好的解釋文章的內容和思想。而舉例論證方法的大量運用更使文章的議論緊湊嚴密。

二． 思想價值

1.宣揚愛國主義傳統，彰顯民族精神，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作者在第一講和附錄中就說道：“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都應該知道些關於他們自己本國的歷史”④“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想惟一的起碼條件，他應該誠心愛護中國。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愛，他應該對中國國家民族傳統精神傳統文化有所認識瞭解。只有這樣才能認識

歷史，不至於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導致民族虛無主義的泛濫，才能看清祖國的未來。作者指出，甚至遠在歐美各地的華僑，都能赤手空拳，憑他們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勞力血汗，爭取生存，甚至頭角崢嶸，這說明我們中國國民不折不撓的民族精神已經我們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藉此啓示我們要熱愛自己的祖國，繼承和弘揚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爲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是在責難逃。”作者列舉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實，就是爲了說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無表現，我們每一個國民也有責任承擔起祖國復興的重擔。

2.弘揚民族文化，爭取文化認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書中作者強調各個歷史都有它的獨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獨特價值。爲了證明中國文化的獨創性，作者列舉了中國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國皆兵、軍人不幹政的軍事制度，賦稅制度、鹽鐵官賣、節制資本、調節物價的經濟制度，地方自治，藩屬統治制度，科舉考試製度等歷史上先進的制度，呼籲國民認同、尊重並重視我們的民族文化並以此爲驕傲。建立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作者認爲那些說“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歷史人物傳統政制，都不值得再談了”的觀點是必須否認的 。作者更強調說“世界上唯有

⑧中國人無地域偏見，無民族偏見，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來融通各地域，調和各人羣”。

作者以堅定的語氣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既以強大的融合力延續了數千年，它獨特的個性和價值是無法被取代和輕視的，中華民族的國民重建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應該的也是必然的。

3.拒絕全盤西化，堅持對民族文化的繼承與創新

作者強烈呼籲近代的中國人，不必因爲一時科學落後，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盤西化，我們的文化是堅韌性最大，持續力最強，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的文化，自有其存在

的價值和借鑑意義。作者提出“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舊歷史、舊傳統，以爲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我們偏要勉強學

步，則所謂落後，便真成爲落後，而無法追上了。故中國今後最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隨西方，乃在能追隨中國古人那一種自創自闢的精神。”⑩說明我們不必全然抄襲模仿西方，可以採人之長，補己之短，採取揚棄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鑑其他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亦不能將自己的優良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作者還借經濟史上之種種發明，如鈔票，近代山西票號之信託制度等金融措施，來增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啓示我們可以在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別有建樹。作者更是以身作則，給讀者示範了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的實例。作者一反西方規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根據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創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據中國社會之最特殊之處，根據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稱中國社會爲“四民社會”。又根據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將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爲“遊士社會”“士族社會”“門第社會”“白衣舉子社會”“科舉社會”，作者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而不是一味抄襲，牽強比附。爲後繼者做了好榜樣。作者強調，任何一文化系統，必有其優點與長處，當然也必有其劣點與短處，不能說專對自己尋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卻粗取精，去僞存真，採取揚棄的態度，在繼承的基礎上吸收其他民族的優秀之處，進行文化創新。作者對“西化論”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作了堅決批判，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振興提供了有理論參考價值的新方案。

4.呼籲歷史學者和歷史教育者樹立使命感

1）對歷史教育者

作者呼籲廣大歷史教育者“應該澄清當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一切歷史敘述。我們應該設法叫我們中國人知道真正的中國史，好讓他們由真正的知道，而發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國史地教育界同仁，固當益自奮勵，肩此重擔。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長官，以及關心此問題的愛國學人，則希望不斷地給與我們以鼓勵與助力，乃至於給與我們以寬容與期待，莫要把此事業看輕易了”。12

2）對歷史學者

作者呼籲更多的歷史學者致力於先生歷史研究和史學著作的創作。“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13”並進一步之處史學學者的責任是指出中國歷史以往之動態，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現。作者希望史學學者能夠從現在做起，不再猶豫和遲疑，主動承擔自己的責任，樹立弘揚中國歷史的使命感。作者對歷史研究的現狀充滿憂慮，“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14呼籲更過的人熱心於史學，貢獻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希望能爲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

3）錢穆先生的學術建議

錢穆先生提出了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歷史學術問題給予廣大的歷史學者們以參考和借鑑，並衷心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得到重視並最終得以解決。如在第二講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屬統治言，亦尚有中國傳統美意在，實在還值得今天我們來再行研討”“可見中國歷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現代性世界性之意義，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議；還有在第三講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國社會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國的地方誌與家譜配合參究，必然可能有許多寶貴的發現。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請諸位有志作此項研究者注意。”16的建議。給予學者們提供參考。除此之外，作者還在治學態度上對歷史學者們進行啓示，“昔人治史，先從一方面再轉別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國史，苟能於政治制度上，或於食貨經濟上，先事尋求。事實可以範圍理論，而理論不足以改變事實。超越事實

空言理論，則理論儘可有千百樣不同，而事實則只此事實。此乃所謂歷史，雖千頭萬緒，不勝浩繁，須虛心耐煩以求認識。”17其實歷史學者要有科學嚴謹的治學精神，有懷疑精神，敢於否定權威，實事求是，不懈的追求歷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極端觀點有失偏頗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觀雖有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對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講中談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太過於側重工商業，而忽

18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紕謬”就不免有些極端。

2）作者在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對中西文化之異的宏觀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頗，有的歸納和總結僅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層現象上, 沒有找到它們的根本差異之所在。而他強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場又導致了他對中西文化時代差異的忽視。

3）作者對西方哲學歷史認識思想沒有作系統的研究和借鑑, 這使他的人文歷史認識思想陳舊落後，缺乏應有的廣度和深度, 其中還不乏矛盾和混亂之處

2.不可避免的時代和思想侷限性

1）由於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執着、厚愛, 使他對傳統文化的看法過分傾向於理想化, 爲此他要求人們應全面地認同傳統、肯定傳統、迴歸傳統, 因而對傳統文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 對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覺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錢穆先生將西方學術文化視爲一種物質性的文化，是低於中國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終極人文價值視爲道德在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的決定力量, 實際卻是貶低了科學與物質經濟力量在人類歷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終走向了唯道德主義”。19因此對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貶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時代和民族侷限性與保守性。

錢穆先生在時局動盪之時，爲弘揚民族文化，鼓舞國民愛國精神，增強國民文化自信，譜寫了這一“以史爲經，以文爲緯”的偉大篇章，儘管由於時代和思想侷限性，還存在許多不足，然而，只是給予我們的堅持愛國主義，弘揚民族歷史文化的啓迪，就足以讓我們受益終生。 ①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5），上冊，頁1。

②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頁。

③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42頁。

④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頁。

⑤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61頁。

⑥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10頁。

⑦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1頁。

⑧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22頁。

⑨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6頁。

⑩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74頁。 11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67頁。 12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69頁。 13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4頁。 14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5頁。 15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29頁。 16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51頁。 17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54頁。

18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59頁

19中國知網《淺談錢穆史學方法論思想的現實意義》劉博雷 葛利榮 劉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