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介紹（新版多篇）

變化原因 篇一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爲“聊從造物遊”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裏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惇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裏寫道：“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裏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紮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遊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託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受害人 篇二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爲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範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爲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爲“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爲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在文化上 篇三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迴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爲變法搖旗吶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啓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風格變化 篇四

烏臺詩案

烏臺，即御史臺。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臺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臺爲“烏臺”，亦稱"柏臺"。烏臺詩案，即御史臺詩案。它興訟於宋神宗趙頊元豐二年（1079）。蘇軾是被告。原告是：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權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反對新法、指斥皇帝，要求處置蘇軾。

原來，蘇軾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變法之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舊派兩軍對峙，鬥爭激烈。蘇軾站在守舊派的立場上，多次上書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對態度，並請求儘快制止變法。請求未果，於是希望離開政治鬥爭的旋渦，故上書請求外任。獲准後，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後，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間，蘇軾針對新法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寫了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後不久，烏臺詩案便發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們對蘇軾的指控後，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蘇軾。押解至京後，蘇軾被投入御史臺的監獄。何、舒等人把蘇軾寫的詩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曲解附會，目的是欲陷彼於罪，置彼於死地。他們對蘇軾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則藉此大做文章，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

烏臺詩案在朝野引起的反響是強烈的。對蘇軾心寄同情和出面營救的人不少。遠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唸佛，爲蘇軾祈禱平安。

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爲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在題材上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人生，終於能夠風輕雲淡的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在風格上 篇五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爲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着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爲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本站○(平淡致遠。

結果 篇六

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爲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