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論我國革命》及其思想特徵解析

列寧的《論我國革命》及其思想特徵解析

摘要：《論我國革命》是列寧1923年初所作，主要針對以蘇漢諾夫爲代表的“唯生產立論者”的文章做出的反駁，以及列寧本人對俄國革命的認識。本文就《論俄國革命》這一文章的著述背景、主要內容、以及其思想特徵等方面展開論述，着重強調了這篇力作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的啓示及意義。

關鍵詞：《論我國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意義

一、《論我國革命》之著述背景及主要內容

《論我國革命》是列寧晚年時期所撰寫的一篇經典著作，即1923年1月16日至17日列寧在病中口述的一篇駁斥以蘇漢諾夫爲代表的“唯生產力論”者的文章。列寧逝世後，這篇文章載於同年5月30日的《真理報》上，歷來被視爲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經典論證。著述該論著的歷史背景是俄國十月革命後，隨着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被粉粹，俄國取得國內暫時的和平。當時俄共十大作出決定，開始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因此在國內實行新經濟政策，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得到了發展，國內一部分人對此不理解，國外一些共產黨人也對蘇俄的新經濟政策理解爲全面實行資本主義，有的認爲這種轉變意味着革命的錯誤和失敗。在此情況下，爲了澄清人們對新經濟政策的誤解，以及思考蘇維埃俄國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①]，因此而書寫了《論我國革命》這一文章。此外，當時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代表人物堅持認爲，經濟落後、農民佔絕大多數的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過是“歷史的誤會”。並基於此思想，孟什維克黨人蘇漢諾夫撰寫了《革命札記》，其中攻擊了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認爲俄國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俄國生產力和文化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水平，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列寧作爲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和這個新的在人類社會上第一次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爲了批駁否定俄國十月革命的錯誤論調，迴應蘇漢諾夫等人的挑戰，即使他在病重之中也拿起唯物辯證法的武器同怯懦者作鬥爭。這也是著述《論我國革命》文章的一個重要緣由。

在這篇《論我國革命》文章中，列寧主要闡述了以下兩方面內容：第一，文章中提到“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他們是些怯懦的改良者，惟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跟資產階級決裂，同時又用滿不在乎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怯懦”[②]。就是他對於杜漢諾夫的錯誤的觀點的批判。他認爲，諸如杜漢諾夫之類的孟什維克們，迂腐地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他們的錯誤表現在他們讀資產階級的態度上，由於過於怯懦和保守，他們倒向資產階級，而不敢同農民戰爭結合起來；第二，列寧說：“他們到目前爲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作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結進程來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③]。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道路是需要根據俄國實際情況進行修正纔能有效。列寧正確分析了俄國革命後的形勢，指出一戰使革命表現出新的特徵，並指出，俄國革命有別於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所以俄國應當利用自己的特殊性並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總之，列寧的觀點向我們闡釋了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理，即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他主張先用革命手段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再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文化水平並趕上別國人民。馬克思所說的先達到一定經濟文化水平再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俄國是行不通的。正是由於列寧善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的思想同時也貫徹於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的時期，及時地提出了把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內部管理和發展生產上來，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指導俄國建設的又一次的理論突破。

二、《論我國革命》之思想特徵

在《論我國革命》這一文章中，列寧旗幟鮮明的說到:“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的特殊性，反而使以此爲前提的。”[④]正是不斷重視並解決俄國社會的特殊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在俄國纔會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其中指出的思想特徵，以及重視並研究列寧對俄國社會內外情勢的把握的成功經驗對我們繼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有非常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部論著的主要思想特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

蘇漢諾夫等人機械、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以及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只有在它的物質條件成熟時纔會出現的觀點，藉以反對十月革命。列寧認爲，“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⑤]。他在文中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會以“純粹的一般”表現出來，歷史發展也不是機械的單線條的進化，它總是在複雜的多樣性的現實中展開。蘇漢諾夫等人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更不懂得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般=般與個別的辯證法。個別包含着一般，必然具有一般的特性。一般作爲共性，是個別的抽象，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和體現出來。對具體的社會發展，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抽象，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和體現岀來。對具體的社會發展，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爲前提的。”[⑥]俄國是介於歐洲文明國家和東方各國之間的國家，它勢必表現出不同於兩者的某些特殊性，但特殊性並不偏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俄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但也是在具備了基本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不僅沒有違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充分顯示了世界歷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統一。這是《論我國革命》的核心思想，也是最具有特徵的思想之一。

（二）有關共產主義勞動問題。

1920年4月，在《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一文中，關於共產主義勞動問題列寧認爲“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的問題。”因此，列寧的立場是第一，共產主義勞動問題的提出需要一定的條件，引文中三個“只有”便能說明這一點;第二，及時審時度勢，明確任務。在這篇文章中列寧還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卓越魄力和膽識，他說:“誰害怕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苦難，誰被這些困難嚇倒，誰見了這些苦難就悲觀失望或者張皇失措起來，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鑑，這個嚴峻的現實迫使共產黨人要創造性的把這項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三）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之思想

列寧認爲，資本主義的市場已經開創了世界歷史，一國內部的經濟成爲世界經濟鏈條的環，國內革命也已經是一個世界問題。因此，不能侷限於一國內部，而應該在世界革命背景中分析俄國革命的形勢。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俄國是帝國主義體系最薄弱的環節，俄國工農羣衆革命熱情高漲。據此，他得出結論，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和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相聯繫而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列寧進一步指出，這些新的特徵以及特殊的環境使俄國能夠實現“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的聯合。毫無出路的處境能夠增強工農的鬥爭意志，從而大大地增強工農的力量，使他們能夠用與西歡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這樣，我們就應當不失時機地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而不應當坐失歷史機遇，待到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還辯證地地理解社會發展過程，強調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有些具體發展過程具有跳躍性，往往表現爲社會發展過程的特殊性。西歐國家首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提高文化水平，然後進行革命。而像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在具備一定革命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改變發展順序。他指出，社會主義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指生產力發展水平，但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文化水平”是什麼樣的，在西歐各國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完全可以首先進行革命創造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發展社會生產力，爲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前提，在此基礎上走向社會主義。列寧認爲，就社會發展的一般邏輯看，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經濟文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但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單純的經濟過程，而是歷史發展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把經濟因素看成唯一的決定因素是“庸俗化了的生產力論”。影響革命的因素除了一定的經濟文化條件外，還應該考察國際背景，應分析無產階級受逼迫的狀況而產生的革命意志以及階級力量的對比，即占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能否得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因此，俄國選擇了和西歐不同的革命道路。

（四）發展的眼光和前進的視野。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共產主義運動迅速擴展到了世界範圍，因而十月革命具有非常深遠的“國際意義”。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結論中，他說:無產階級先鋒隊，要不僅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善於在這些羣衆走向和轉向新立場的過程中領導他們。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ー個步驟上。”這可以反映出列寧的執政黨領導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有發展的眼光和前進的視野來處理和解決各種前進中的問題。回到《論我國革命》一文，列寧認爲在革命中必須貫徹馬克思主義辦證法的靈活性原則，不要畏首畏尾，勇於面對革命實踐中澧遇的各種風險、艱難。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對於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可以先奪取政權再進行國家建設，俄國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列寧同志用他畢生的理論和實踐詮釋了馬克主義辯證法“活的靈魂”，既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又要堅持與時俱進，列寧的思想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開創性意義。

三、《論我國革命》思想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面的啓示及意義

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所闡明的思想，對於正確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近代以來，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對於中國來說，像西歐國家那樣，首先使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發達起來，而後再進一步考慮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帝國主義列強決不容許中國成爲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爲這樣會喪失它們在中國的殖民主義利益，並在國際上增加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所以，中國共產黨只能從中國實際出發，首先領導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創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而後帶領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仍然有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即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根據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學說，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階段將要結束的時候，1952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指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方面，毛澤東也將《國家與革命》的理論認識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按列寧國家理論建立了中國工農民主政權。並聯合各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基礎。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順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30年的歷史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列寧、毛澤東、鄧小平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在列寧《論我國革命》一文中闡明的思想，對於我們堅定對中國社會主義選擇的正確性和重大意義的認識，對於我們科學地認識中國的基本國情、全面地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都提供了極爲有益的啓示。

《論我國革命》具有堅持革命辯證法，超越庸俗生產力論，反對形而上學的機械直線論的理論價值。但需要加以解釋的是，列寧並非否定生產力的發展對革命的重要意義，其後期的經濟政策正是對生產力發展不足的“補課”，革命辯證法對庸俗生產力論的超越之處在於把握革命的有利時機、團結能夠團結的最廣大力量，而非死守理論，把握好一般與特殊的關係。這也是對中國革命道路的真實寫照。從革命的領導力量看，中國共產黨正是在中國生產力水平不夠發達、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都不可能承擔起歷史重任的情況下，團結廣大エ人階級和小農走上“先革命後發展”的道路，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緊要關頭勇於擔當，扛起拯救中華民族的大旗，纔有今天的成果。在命道路的選擇上，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革命辯證法的現實體現。馬克思的“五形態”理論與他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一直以來頗具爭議，被認爲是“互相矛盾的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否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廣爲爭議，但蘇聯解體已成爲歷史事實。作爲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承擔若社會主義國家該往何處去的歷史重任。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順利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成了社會主義新時期中國要借鑑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觀察國際環境、聽中國聲音，走中國道路、結合自身國情，發展好社會主義，而不照搬照抄。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結語

《論我國革命》具有堅持革命辯證法，超越庸俗生產力論，反對形而上學的機械直線論的理論價值。其中指出的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係、有關共產主義的勞動問題、俄國革命的認識，以及發展和多元的眼光等，對於全面正確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論性指導意義。其思想也在促使我們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能發展，才能強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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