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名言通用多篇

胡適名言 篇一

1936年11月，女作家蘇雪林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攻擊左翼文壇和魯迅。胡適覆信規勸她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不贊成蘇雪林行文太動肝火，用“舊文字的惡腔調”咒罵批評對方。蘇雪林收到信後一時不太舒服，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她將此次與胡適的往返信件發表於武漢出版的《奔濤》半月刊，一時在文壇激起很大波瀾。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得知後非常生氣，認爲蘇雪林太莽撞，這麼大的事都不和胡適說一下，就冒冒失失捅到媒體上。更何況這樣的內容公之於衆也有損於胡適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胡適卻說：“只要是事實就好，蘇雪林並沒有虛構，事實就是這樣，讓世人知道真相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蘇雪林也沒想到信件發袁後會產生如此大的反響。有人說她高攀名人，也有人說她自我炒作，蘇雪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好長時間不敢給胡適寫信。胡適怕蘇雪林心理負擔大，親自到蘇雪林任教的武漢大學。請蘇雪林吃安徽館子。讓她放下心理包袱。26年後，胡適去世，受恩於胡適的蘇雪林萬分悲痛，爲胡適編撰了一本書，名叫《眼淚的海》。

有一次，北大校長蔡元培跟錢玄同聊天，錢玄同突然問：“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麼能夠考得翰林？”蔡元培先生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爲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蔡元培1912年就是國民政府的教育總長，是標準的高官；現在是北大校長，是錢玄同的領導；年紀上，蔡元培也比錢玄同大19歲，算是長輩，然而，他對錢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一笑而過。

胡適名言 篇二

1月1日早九點半，胡適乘哈里森總統號船從上海起程，4日到香港。在港停留5日，除參加授學位儀式外，先後到各團體、學校講演五次。8日晚乘船離港，9日晨到廣州。在廣州停留兩日後，又應廣西當局白崇禧、黃旭初之邀，於11日下午乘飛機去廣西，先後在梧州、南寧、柳州、桂林等地遊覽。至1月25日返回廣州，乘火車重人香港，次日(26日)乘胡德總統號船北返。這次從赴港到離港北返，全程共26天。胡適北返後，寫了三萬餘字的《南遊雜記》。

我這裏要說的“**”，是在廣州發生的，而起因是胡適在香港的講演。

前面說過，胡適在香港共作了五次演講。其中三次用英語，兩次用國語，1月6日在華僑教育會即是用國語演講的。胡適知道港人國語程度不高，故講得很慢，努力讓人們聽清楚。事後，根據記者筆記在報紙上發表的這篇演講文字，據胡適自己說，亦無大錯。但有幾段話，卻使廣東當局大爲光火。

引起麻煩的話語主要有：胡適稱讚香港爲東亞“第一個能實現義務教育的地方”，批評國內辦了三十年的新教育，至今“卻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做得到辦普及、義務、強迫教育”，因此，他希望香港成爲“南方的一個新文化的中心”。胡適還批評“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他在分析廣州爲何“守舊如此”的時候說：“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它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着。”

胡適的講話傳到廣州，軍政要人首先作出反應。在1月8日的西南政務會議上，即有人指責胡適在香港發表言論反對讀經。讀經是當時廣東最具實力的人物、粵軍總司令陳濟棠提倡的。一個手無寸權的讀書人，竟在廣東的大門口，公然批評一位當地最高的大員，這如何了得？所以，當胡適於1月9日早上來到廣州，立即就碰到麻煩。

那天船一靠岸，首先是胡適的朋友羅文幹派人送來一張紙條：“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羅文幹有可能直接參加了西南政務會議，也可能是從與會者那裏得到了消息。不過他後來對胡適說，是他佔了一卦，不吉，故對老友發出警報。

接着，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也派人送信來，其中說道：“適晤鄒海濱(即鄒魯，時任中山大學校長――引者注)，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原來按廣東方面的安排，胡適到廠―州停留四天，在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第一中學等處要做十次講演。現在吳康根據形勢判斷，胡適不宜再發表演講，而且應儘快離開廣州，怎麼辦呢？胡適是第一次到廣州，不忍就這麼匆匆離去。再則，胡適不是尋常書生，見過大世面，遠非那種一嚇就怕的人。當年他在上海，在《新月》雜誌上敢批評孫中山，批評，批評；相比之下，今天批評廣東提倡讀經，算得了什麼！剛好，當時任廣東省主席的林雲陔，是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即相識的老朋友。於是，胡適就在地方法院院長、也是同期留美的朋友陳達材陪同下，先去拜訪了林雲陔。陳濟棠的總司令部就在省政府旁邊。在林雲陔的建議下，胡適又登門拜訪了陳濟棠。這一招頗厲害。儘管兩人談話並不投機，但僅僅是陳濟棠總司令接受胡適拜訪並交談了一個半小時這一事實，就足可保障胡適在廣州絕不會發生安全問題。

但講演是不可能了。

胡適見過陳濟棠，回到下榻的新亞酒店時，吳康又送來第二封信，轉達鄒魯意見：“鄒意留省以勿演講爲妙。黨部方面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爲不妙。鄒先生雲：昨爲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佈告作罷。渠雲，個人極推尊先生，故前佈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並勸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鄒魯請吳康轉達上述意思的同時，就在中山大學貼出佈告：“爲佈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時請胡適演講，業經佈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爲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爲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爲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公行佈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爲要。”

這個由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署名的佈告，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前面提過，吳康轉述鄒魯之語，表示他個人對胡適是一向推重的。只因當局的原因，不得不取消講演，勸胡離省。而這個佈告絕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且用謾罵口吻，說胡適“認人作父”。足見鄒魯非尋常教育、學術中人，乃與廣東軍政當局同一立場，故有此兩面派的表示。二、廣東軍政當局真正不滿胡適的，是他公然反對陳濟棠提倡讀經。而這篇佈告對此卻隻字未提，另外提出兩項罪名，一是稱讚香港熱心新文化，一是批評廣東保守。這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胡適講演的被取消，他在廣東的冷遇，皆與軍政當局無直接關係，而是胡適在港的講演觸怒了廣東學界的感情。這樣，鄒魯等於是挺身出來，替陳濟棠們承擔拒斥胡適的責任。

胡適當年在國內外享有盛名，被公認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而胡適本人又尊重傳統道德，頗受許多老前輩如張元濟等人的獎譽。至於在一般青年知識分子中，除最左和最右的，絕大多數也都很敬重胡適。因爲這些緣故，那些有野心的武人政客也不想太跟他過不去。他們心裏痛恨胡適的思想言論，卻又不願擔反動頑固之名，所以纔有上述那一段“戲中之戲”。

有趣的是，當胡適離開廣東之際，中山大學中文系古直、鍾應梅、李滄萍三人發出“真電”，給在廣州的軍政各當局，包括憲兵司令、公安局長等，把鄒魯的意思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口氣強調出來，要求把即將離去的胡適截留逮捕法辦。其電雲：“昔顏介、庾信北陷虜廷，尚有鄉關之重。今胡適南履故土，反發盜憎之論，在道德爲，在法律爲亂賊矣。又況指廣東爲殖民，置公等於何地？雖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遙法外，造謠惑衆，爲侵掠主義張目哉？今聞尚未出境，請即電令截回，

逕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否則老口北返，將笑廣東爲無人也。”同時併發電給廣西當局，要求於胡適入境後即加逮捕，“否則，公方剿滅，明恥教戰，而反容受劉豫、張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謂公何？”此兩電於報上發表後，李滄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預聞，特予否認。古、鍾二人本已十分尷尬，卻又玩弄詞句，發一聲明，把胡適再罵一頓，同時聲稱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義，其實未嘗與聞，今知其爲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鍾應梅的頭腦不論如何冬烘，總不至於認定對胡適應置之重典，要動用武力加以追捕。況且，胡適在廣州停留兩天半，其時欲加整治，有何難哉？何必等到胡適離開廣州後，再由身居廣州的古、鍾兩先生髮電報給同城的諸軍憲頭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鍾二位不過在扮演大聲吆喝的跑龍套角色，以使這場“戲中之戲”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們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所登中山大學教授、廣州《民國日報》總主筆樑民志所寫的英文來函，就更能顯出上述“戲中之戲”的觀賞價值。其函雲：“我盼望能借貴報轉告說英語的公衆，胡適博士在廣州所受冷淡的待遇，並非因爲(如貴報所記)‘他批評廣州政府恢復學校讀經課程’，其實完全是因爲他在一個香港教員聚會席上，發表了一些對廣東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國的’(UnChinese)批評。我確信任何人對於廣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積極的批評，廣州當局諸公總是很樂意聽受的。”

廣州當局的擁戴者們，很聰明地實現了當權者的意圖。因爲如果如實地只用反對讀經的理由排斥胡適，不但暴露了當權者們的意圖，而且這個理由遠不如“認人作父”和侮辱廣東爲“生番蠻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衆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謂“追剿軍總司令”的何鍵，曾爲此事特發一電報給廣東當局，其中有云：“自胡適之倡導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煽惑無知青年，而共黨乘之，毀綱滅紀，率獸食人，民族美德，如掃地蕩盡。我政府懲前毖後，近特隆重禮孔，用端趨向。舉國上下莫不翕然景從。獨胡氏懼其新文化領袖頭銜不保，復於《獨立評論》撰文，極詞醜詆，公然爲張目，謂其慷慨獻身，超越岳飛、文天祥及東林諸君子之上[注]。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可勝浩嘆！……鍵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說披猖，動搖國本，故敢略抒所感，以爲同聲之應。”軍閥何鍵將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盤端出，廣州當局諸公接此電報，恐怕是尷尬多於興奮。這可算是一段“戲外之戲”吧。

胡適名言 篇三

他對羅斯福說，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

抗戰之初，胡適還是個“主和派”,主張通過談判和國際調解，以盡力避免對日戰爭。他說：“在最近期間，日本獨霸東亞，爲所欲爲，中國無能抵抗，世界無能制裁。這是毫無可疑的眼前局勢。”中國局勢的逆轉只能寄希望於“一個很遠的將來”,即日本因稱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時，“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所以，在廬山談話會上，他向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談判，以期達到這樣的目的：收復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50年之和平。由於他沉湎於“和平交涉”的迷夢之中，竟也成爲所謂“低調俱樂部”的成員。

“8・13”上海戰事發生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胡適的心境爲之改觀。他看到：中國守軍可戰，日本也不是不可戰勝的。此時，受以中共爲代表的全民抗日激情的影響，下定決心與日一戰。同時，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國的同情和支持。於是，便派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可是，胡適卻情緒化地謝絕使命，說：“戰爭已經很急，我不願離開南京，我願與南京共存亡。”後來，他的學生傅斯年前來苦勸，甚至着急地哭着說：“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爲了抗日……”胡適這才爲之所動，欣然奉命成行。

1937年9月26日上午10時，胡適飛抵舊金山。午餐後，他便去大中華戲院發表講演，題目是《算盤要打最如意的算盤，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29日，他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發表題爲《中國能贏嗎？》的演說。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作午餐演說。接着，他又連夜草擬英語廣播演說稿。可是，當他把稿子交予哥倫比亞電臺時，電臺卻以稿中批評美國中立政策，措詞太鮮明爲由，要求胡適重新修改。胡適生氣了，毫不妥協地回答：“寧可取消廣播，不願修改。”沒想到，這一發火，電臺答應他仍照原稿演說。當晚，他在電臺對全美作英語廣播，題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這篇演說婉轉批評的綏靖主義，能使事不關己的一些美國人爲之汗顏。他說：“雖然對於貴國人民冀求置身戰爭之外的願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這個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爲後盾，絕對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國對美國所期望的是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一個阻止戰爭，遏制侵略，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和策劃，促成集體安全，使得這個世界至少可使人類能安全居住的領導者。”

到達華盛頓後，胡適和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同去拜訪羅斯福總統。羅斯福關切地詢問中國戰局：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胡適予以肯定的答覆，並動情地說：“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很快會以明快的眼光判斷是非！”當時，美國所奉行的中立主義政策，確實使羅斯福爲難。臨別時，羅斯福只得緊緊握住胡適的手，囑咐他不要着急，態度極爲誠懇。

胡適演講、遊說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及至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會見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的決心。胡適的演說活動，引起日本人的驚恐，時在日本的楊鴻烈給胡適寫信說：“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們的‘侵略主義’的大對頭。”“先生在美國的一言一行，日本的報紙都詳爲揭載。日本人或以爲先生故意誣衊他們的皇軍在我國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爲先生善於爲有組織的宣傳，而同時政府又肯撥給鉅萬的宣傳費，不似日本代表宣傳技術既已拙劣，政府又過於小氣，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爲濃厚，云云。”

胡適爲國家辦差，自然有經費開支，但是，他從不亂花一分錢，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後，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謝絕英、美幾家大學的高薪聘請，放棄許多娛樂活動，日夜奔波，“爲國效勞”。他告訴夫人：“到紐約六個月，只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他爲水深火熱][中的祖國錐心泣血，憂心忡忡，“心裏時時想着國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他給夫人去信說，我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

1938年7月20日，胡適正在巴黎遊說時，收到紐約轉來的電報，敦請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以取代將要卸任的王正廷。如果說胡適做“國民外交”工作是義不容辭，責無旁貸，那麼，要做食俸祿的官――駐美大使，那可是一件承顏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這對他這個無黨無派的人來說，多少有些勉爲其難，況且，他曾許諾士林：不入政界，不願爲官。可是，如今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爲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總不能將清名虛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吧！這時，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相繼來電，勸說他就任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打來電報說：“介公及弟甚願借重長才，大使一職，擬由吾兄見屈。”

他還在猶豫之中，理由是，“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他將推辭駐美大使職務的回電交於朋友們看，遭到他們的一致反對，都認爲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一個星期以來，他都是心緒煩亂，整夜整夜地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終於咬咬牙、跺跺腳，作出決定，他在日記中寫道：“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辭，不如‘伸頭一刀’爲爽快。最後修改電文爲接受此事。”電文曰：

“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惟自審二十餘年閒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同時，胡適又給夫人江冬秀去信，因爲，夫人一直不願他涉身官場，如今違拗夫人意願，怎能不以言相勸呢？他對夫人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爲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現在，國家生死攸關，再也不能推卸國家的委任，只能“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勉力爲之。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9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令：“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爲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是夜，看着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適感慨良多。他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爲國家犧牲了。”當時，國人對胡適任駐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電報，便傳達了國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國內輿論界也是反應強烈，《大公報》的社論說，美國人應當相信，胡適是位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兼外交家。“他最瞭解美國，也最瞭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

此時，日軍鐵蹄已蹂躪大半個中國，廣州淪陷，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他對使館人員說：“我是明知國家危急纔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着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纔可以歇手。”他還在贈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題小詩，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適以學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國有外交史以來所罕有的事情。他臨危受命，大有爲國前驅的氣概，在給孔祥熙的電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 12月4日，他應邀在紐約摩尼俱樂部演講，主題是：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這裏，他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獨立戰爭並列相比，無非是說，美國的勝利曾得益於法國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應同當年美國一樣，也需要得到美國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說後，因過度勞頓，竟使心臟病復發，險喪生命。夫人知道後，既擔憂又害怕，書信、電話、電報，忙得連軸轉，甚至舊話重提，代夫要求辭去大使職。胡適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開導說：“我是爲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胡適以“拼命向前”的“過河卒子”自許，鞭策自己爲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他在具體履行大使的職責時，總感到責任重大，一髮千鈞，所以，言行舉止都如《詩經》所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他說：“我從前談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無害，故從來不感覺遲疑。”然而，“近年我不能不討論對日本和戰的問題，責任更重大了，有時真感覺到擔不起這大責任。”

胡適這個“過河卒子”論很得美國輿論的支持，《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表示歡迎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說：“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又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中美兩國人民既有的和好關係更能增進。”日本對此卻表現出驚駭的態度，以至迅速作出反應，調整外交人員，派出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松岡洋右，以共同對付胡適。這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松岡洋右的英語可謂一流，其演說可與胡適匹敵。

他預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

胡適搞外交，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晦，而是以“誠實與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讚譽他爲書生大使。據他的學生吳健雄博士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讚語。他出任外交使節是“半路出家”,全無外交經驗，正是憑藉其學者風範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國朝野的尊敬，順利地完成外交使命。

在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之前，國民政府已派陳光甫在美專事借款活動。陳光甫是國內有數的金融專家，奔走頗得力，胡適十分敬重他。1939年6月2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光甫來深談，他很高興。光甫辦銀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爲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出來到這裏，天天仰面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

“光甫做此事，真是沒有一點私利心，全是爲國家。他有時也很憤慨，說，‘我頭髮白了，還來受這氣惱，何苦來！’”

胡適說的是陳光甫，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遊說於白宮，直至面晤羅斯福總統，而陳光甫卻奔走於金融貿易機構。由於他們各司其職，協力合作，兼之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美國政府同意提供桐油貸款，總款額爲2500萬美元。美國受中立法案的約束，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貸款，胡適的前任王正廷也是位老外交家，曾經多次交涉都是無果而終。胡適卻在不長的時間內取得貸款，可謂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這筆貸款，對於危難中的中國抗戰局勢，無疑是雪中炭、及時雨。他們繼續配合，至1940年3月，又促成滇錫貸款的簽約。後來，他還與宋子文合作，促成美國向中國貸款1億美元。

由於美國給予中國貸款，日軍便伺機向在華的美國人發泄，佔其租界，轟炸其在華商埠企業。美國政府雖曾多次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議，可是，正在囂張勢頭上的日本政府，卻置若罔聞，恣行無忌。1939年7月26日，美國政府一氣之下，宣佈廢止“美日商約”。胡適得此消息後，尤爲興奮，他對一些美國朋友說：“美國前次宣言廢止‘美日商約’,確已揮動其最鋒利武器，美國且可爲和平與正義而利用其鋒利無比之武器，以付諸日本。中國抗戰愈久，其地位亦愈強。中國前途之關鍵，悉操於中國之手。中國繼續抗戰二十八個月，或至五年，則將來交涉時，中國之地位當愈見有利。”

從1941年春開始，美日間多次談判，並達成臨時協定草案。這個草案只要求日本從越南南部撤軍，卻隻字不提中國境內的日軍，作爲同等條件，美國要放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11月22日，美國務卿赫爾召見中、英、澳、荷四國大使，通報和說明美方草案。英、澳、荷大使並無異議，胡適當即表示反對，並且要求面見羅斯福總統，陳述阻止美日和談草案的理由。恰在此時，英國首相丘吉爾給羅斯福發來電報，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說：“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地增加英美的危機！”正是在這種內外努力之下，11月26日，美國決定撤消妥協方案，從而使太平洋地區的局勢爲之一變。

胡適和羅斯福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憑着這層關係，再加上胡適的聲望和魅力，羅斯福便另眼相待了。那時，很多盟國的大使很難有直接會晤羅斯福的機會，可是，胡適卻不一樣，只要有事，羅斯福哪怕再忙，也會想辦法擠時間，與之晤談。1941年10月，日本東條內閣成立，派野村、來棲赴美國，以日美談判遮人耳目，實則掩蓋其對美作戰的準備。這期間，胡適多次拜訪羅斯福，坦誠地與之交流遠東局勢發展的信息。

美日談判破裂後，日本終於露出其猙獰的面目，悍然偷襲美軍重要的軍事基地珍珠港。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將要發生的當日，胡適正在紐約演說，羅斯福便來電話，約他在白宮相見。來到白宮，羅斯福便開門見山地說：“胡適，那兩個傢伙(指野村、來棲)方纔離開這裏，我把不能妥協的話堅定地告訴他們了，你可即刻電告蔣委員長。可是從此太平洋上隨時有發生戰事的可能。”

離開白宮，胡適剛到使館，便又接到羅斯福的電話：“胡適，方纔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次日，日本對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認爲，中國外交的這一勝利，實出於胡適之功，甚至美國的一名著名的反戰派人士查理・畢爾也說，美日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羅斯福爲了維護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頗爲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

履任之初，胡適便提出“和比戰難”和“苦撐待變”的外交觀念，他解釋說：“‘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待世界局勢變到於我有利之時！”現在的世界局勢真的起了變化，變成如他所預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他總結貫徹“苦撐待變”的方針，必須奉行“無爲主義”,即“無爲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亂做事，不求立功。”1942年5月17日，他給翁文灝、王世傑去信，對四年內的大使工作感慨系之：

“我在這四年多，總爲諸兄說‘苦撐待變’一個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變了。但現在還沒有脫離吃苦的日子。還得咬牙苦撐，要撐過七八個月，總可以到轉綠回黃的時節了。”

他鄭重其事地告訴宋子文，我隨時可走

胡適從接任中國駐美大使以來，便招惹來種種議論和流言。胡適在大使任內，如旋風般地往美國、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學演講、受學位。四年間，他竟領得27個榮譽博士學位，如此炫目燦爛，盛譽空前，確也是顯山露水，令人眼饞。於是，那些好事者便衆口一詞：胡適“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1940年6月，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來美國，下車伊始，便批評胡適：“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後，院長一職空缺，當時，評議會曾推舉胡適繼任，可是，的意中人卻是顧孟餘。所以，當孔祥熙彙報中研院院選時，生氣了，隨口說道：“他們既然要適之，就打電話給他回來吧！”此信息傳出後，海內外的流行新聞便成爲：胡適即將回國當院長，顏惠慶將赴美任大使。其實，早在一年前，胡適因病住院時，便傳言顏惠慶將任駐美大使。當時，知道後，唯恐影響工作，立即讓王世傑給胡適拍去電報：外聞所傳“顏惠慶繼任的消息，純屬虛造”。

其實，海內外所傳胡適將卸任的言論，並非是捕風捉影，空穴來風。宋子文來美國後，便竭力擠壓胡適。1940年10月，宋子文致電，很有針對性地說：“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能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他甚至公開提出撤換胡適，推薦施肇基接任駐美大使。

統籌思慮，基本採納宋子文的意見，但是，又覺得似有不妥之處，故遲遲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卻窮追不捨，連連去電，催促公佈免去胡適大使職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又參胡適一本，說胡適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長此以往，不但文不能盡職，有負委任，適之亦屬難堪。唯有懇請毅然處置，迅予發表。”

宋子文有恃無恐，幾乎包攬了所有的外交事務，而將胡適排除在外，一向懷有寬恕之心的博士胡適，也憤憤不平地稱宋子文爲“太上大使”了。

胡適終於決定辭去大使職，以打破目前尷尬難堪的局面，他立即給王世傑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院長，因爲，“我捨不得北大，要回去教書”,“我要保存我自由獨立說話之權，故不願做官”,“大使是‘戰時徵調，我不敢辭避。’中研院院長一類的官不是‘戰時徵調’可比。”

1941年12月24日，他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郭泰祺來美時，我曾經告訴他，我不想幹這種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現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

可是，就是遲遲不發表新的任命，胡適仍然晾着，一晃就是半年多，他無所事事，只得離開大使館，到處演說，從美國的東海岸到西海岸，又到加拿大，行程1.6萬多英里，演講百餘次，使中國抗戰在美國人的心中深深地紮下根。1942年初，英國首相丘吉爾訪美，他便“發現中國在相當多的美國人的心目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層也是如此”。爲此，他忿忿不平地埋怨道：美國人竟然“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

胡適已覺疲憊和倦怠，在給朋友的信中也不無掩飾地訴說道：“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個Weekend(週末),不曾有一個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幾天不可了。”他自忖，對於國家，已是盡心盡力了。1942年5月17日，他給翁文灝、王世傑寫信，訴說自己的滿腹苦衷：

“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過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

“去年十二月八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認爲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的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

胡適名言 篇四

想當初，1969年7月20日，美國航天員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引來萬衆矚目，中國“無產階級”正搞得如火如荼。據說，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國、朝鮮、越南三個國家，沒有報道登月之事。絕大多數中國人既然對此不知情，當然也不可能知道“小小寰球”上，約有四億五千萬人通過電視，同時聽到了阿姆斯特朗那句“登月宣言”:“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儘管“登月宣言”已成爲有史以來最經典名句之一，英國科學家加里還是在2009年7月間聲稱，這一“宣言”首創權應該歸他所有。人類登月球，場合破天荒，阿姆斯特朗開口說什麼？即興感言不可取，宜配石破天驚語。而讓阿姆斯特朗口出名言，強人所難，先有腳本，不言而喻。無奈時過四十年，知情人均已辭世，加里欲澄清事實，道出真相，爲時已晚。“登月”恆久遠，“宣言”永流傳。加里的所有努力註定要付諸東流。要怪只能怪阿姆斯特朗是名人，“登月宣言”是名言吧。

名人引領芸芸衆生，名言武裝凡人大腦。從國小到大學，從白領到高官，誰沒拿名言說過事？誰沒引名言作過文？至於那些名言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另當別論。確有一些名言，擲地有聲，言之鑿鑿，一旦追問出處，卻往往經不起推敲。比如，“你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你可以偶爾欺騙所有人，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這話說得要多棒有多棒，揭示規律給人力量。引用者皆說這話出自林肯之口，實際上，翻遍林肯演講稿也不見蹤影。現代社會注重話語權，伏爾泰那句名言“儘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大受青睞，廣爲人知。而這句話伏爾泰本人既未說過，也未寫過，只是在劇本《伏爾泰和他的朋友們》裏，作者郝爾替他總結過。還有牛頓那句名言，“假如我看得遠，是因爲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常被用來表明大科學家謙遜爲懷，據汪榮祖說，其實這話完全可以溯源到羅馬時代一位文法學家蒲裏師辛頭上。1999年9月英國媒體BBC評選“千年十大思想家”,馬克思居首席，愛因斯坦位次席，可在《愛因斯坦語錄》中譯本中，居然有一節標題爲《被認爲是愛因斯坦的話》,可見名人名言，水分百分百，此事古難全。

名人源於凡人，又異於凡人，異處之一，當數名言。人是衣服馬是鞍，名人名聲伴名言。馬太效應，益人不淺。張冠李戴，屢見不鮮。有時無意，以訛傳訛；有時有心，弄假成真。欲將名人偶像化，名言不妨做手段：《雷鋒日記》中有一段“四季歌”:“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此話本是雷鋒從別處抄來的，被夾入日記本中。整理者覺得此話頗能體現雷鋒境界，且傳播廣泛，影響深遠，斟酌再三，決定給予“雷鋒日記”待遇，中間加了一句連接詞：“我要牢牢記住這段名言。”如此一來，他人名言就成了雷鋒名言。反之，欲將名人妖魔化，名言照樣派用場：胡適本來重實證，主張“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對歷史一向態度認真，偏偏有人寫文章愛引用他另一句名言，“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堂堂學者，豈能如此前後矛盾、邏輯混亂？據謝泳考證：胡適原話爲哲學而發，與歷史無關；胡適從未出此言，那句話是由另外的話變化過來的，且與其原意恰好相反。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內思想界狂批胡適，一位著名哲學家將此“名言”栽贓到胡適頭上，謬種天下流傳，害得胡適跳進黃河洗不清。

黑格爾說：“正像一句格言，從年輕人(即使他對這句格言理解完全正確)的口中說出來，總是沒有那種在飽經風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義和廣袤性，後者能夠表達出這句格言所包含的內容的全部力量。”同樣是引用格言，反差已如此巨大，更不用說格言出自何人之口。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明白爲什麼名人名言集，印刷總是一版接一版了。凡人的話說得再深邃、再智慧，除了在報刊“無名者格言”欄目露露臉，幾乎再無其他流傳機會。相反，倒是那些名人名言，張冠李戴，難說悲劇，不光效用不減，而且能量不低。因此，凡人精彩語不過是一隻寄居蟹，若找不到名人作螺殼，恐怕既無棲身之所，也無用武之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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