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峯原文翻譯及賞析多篇

登飛來峯 篇一

王安石

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作者簡介 篇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傑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於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後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峯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峯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不怕浮雲把視線遮住。 “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爲”、“由於”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遊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徵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爲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着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雲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雲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矇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於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雲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爲我站得最高。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裏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爲，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

散文 篇三

王安石立像王安石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說理。

王安石的《登飛來峯》原文賞析 篇四

《登飛來峯》

年代: 宋 作者: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飛來山 一作：飛來峯）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只緣 一作：自緣）

作品賞析

塔指紹興城南飛來山（又名寶林山、塔山）上的應天塔

①②句寫景，①句實寫，②句虛寫，虛實結合，組成一幅壯麗的美景。“千尋”寫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結合。這是一首哲理詩，表達了作者高瞻遠矚，對前途充滿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艱難，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負。

別有佳處愜人意——說《登飛來峯》與《題西林壁》

湯文熙

清代紀昀說：“東坡、半山，旗鼓對壘，似應別有佳處，方愜人意。”（《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三》）認爲蘇軾與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見分馳，互相對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這兩位奇人在別的事情上能有某種相通之處，才能使人們滿意。

其實，蘇軾與王安石雖然年齡相差15歲，確有很多事蹟不獨相通，而且巧合。比如：兩人都21歲進士及第，享年都65歲。王安石號半山，蘇軾號東坡，字號用意的情趣隱合。蘇軾解職黃州、赴任汝州、途經金陵時，曾與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據蘇軾在《與荊公書》中吐露，兩人曾相約在金陵買田卜鄰，相從林下。兩人平素多有詩歌唱和，並且見解吻合。據《西清詩話》：王安石在蔣山時，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蘇軾，蘇軾看後說：“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亦說：“非你見諛，我亦自負如此。”又據宋人筆記稱：王安石在鐘山，有人自京師來，王安石問：蘇軾近來有無詩作？來人說：近聞蘇軾遊廬山，有《題西林壁》一絕，即誦之。王安石聽後，頷首稱善。兩人都以文章盛名躋身於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相通巧合的事蹟使人感到，半山與東坡似乎是一對傳奇人物。這裏有二人的詩作爲證：一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峯》，一是蘇軾的《題西林壁》。

《登飛來峯》：“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登飛來峯》爲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峯發抒胸臆，寄託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題西林壁》爲蘇軾47歲時所作。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任黃州、就職汝州時，途次江西遊廬山，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總結廬山之遊的絕唱。《東坡志林》第7條載：“僕廬山詩盡於此矣”，可見這首詩是蘇軾的精心力構，也是他勘透世情的傑作，悟徹人生的妙諦。兩詩寫作，一先一後，時間相隔34年，一寫登飛來峯，一寫遊廬山，地點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對讀比較兩詩，總覺字裏行間似有同出一轍的蛛絲馬跡。

《登飛來峯》層次井然，安排穩妥。起句寫飛來峯的地勢。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據《杭州圖經》：峯自天竺飛來，故名。而峯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轉句直入情語，着“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爲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後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從全詩看，“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峯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峯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峯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後關照，渾然一體。

《題西林壁》爲蘇軾遊廬山在西林寺題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晉江州刺史陶範所建，爲廬山重要景觀之一。蘇軾《東坡志林》第7條《記遊廬山》說：“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雲”，即指此詩。他先後寫了7首廬山記遊詩，這是最後一首。這首詩對廬山作總體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詩景狀從平視、俯視中寫出。起句寫廬山橫面側面的山勢，平視廬山，奇勢疊出。概括精密準確，描繪細膩生動。廬山的峯嶺走向，基本如此。據南山宣律師《感通錄》：廬山有七座主要山嶺，一起向廬山之東，會合而成山峯，故姚寬的《西溪叢語》說：“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承句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山勢，俯視廬山，變幻莫測，補足起句未盡之景。可見起、承兩句寫景不失其真，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語，亦是情語。過去有的注本對這兩句的註解多有穿鑿，如施元之《施注蘇詩》卷二十一，特引《華嚴經》中的話：“於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來坐實“遠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來。又如《冷齋夜話》記黃庭堅評此詩說：“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此又“搔癢不着”的讚語。似此注詩評詩，俱無足取，早有注家批駁，認爲“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後爐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十三）轉、結二句作情語，以議論的筆觸，寓哲理於抒情之中，暢寫人們習見的理念，即：人的主觀認識，各自都有侷限性。寥寥14字，道盡人情事理，故此詩一出，立成典故，雅俗鹹通，競相援引。從全詩看，後聯的理念，全從前聯的景語熔鑄鋪墊出來。理念的產生，來自奇幻瑰麗的想象，而雋永深刻的理趣，自會啓發出新鮮貼切的妙語。故歷代評家鹹推此詩深含哲理，評價極高，最著者如《宋詩精華錄》卷二雲：“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現代《唐宋詩詞探勝》說此詩“善狀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兩者融洽無間”，非禪偈所能比擬，所評極是，似可定論。

通過兩詩對讀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詩在立意、謀篇、煉句上不僅相通，而且巧合。從詩題看，王詩用動詞“登”，蘇詩用動詞“題”，都用地名作賓語，構成動賓結構的短語。從體例看，兩詩都是寫景七絕。從全篇的立意構思看，王詩借寫景抒發壯懷，句句入扣；蘇詩借寫景暢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於詩境之中。從章法看，都是前聯寫景，後聯抒情。從表達的語勢看，兩詩的情語中幾個用字幾乎雷同。如王詩轉句用“不畏”承上啓下作過渡，蘇詩轉句用“不識”承上啓下作過渡，各自的關照都極穩妥，又如兩詩都用“只緣”導引結穴；又如王詩的“身在最高層”與蘇詩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來，兩詩的相通與巧合，達到逼肖，如出一轍。真是英雄所見極同，何其相似乃爾！世界上有這樣的奇人奇詩，豈不是愜人心意的一大佳事麼！

主要影響 篇五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賞析 篇六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傑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於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峯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後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峯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峯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不怕浮雲把視線遮住。 “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爲”、“由於”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遊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徵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爲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着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雲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雲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矇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於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雲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爲我站得最高。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裏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爲，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

註釋 篇七

全詩解釋:

【飛來峯】即浙江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唐宋時其上有應天塔，俗稱塔山。古代傳說此山自琅琊郡東武縣（今山東諸城）飛來，故名。

【千尋】古以八尺爲一尋，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浮雲】浮雲：暗喻奸佞的小人。漢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 緣 】因爲。

【最高層】:最高處。

原文： 篇八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 自(只)緣身在最高層。

作者介紹： 篇九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爲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爲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爲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諡文。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瞭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併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爲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爲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爲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爲“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通過政府力量作爲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爲“新學”，直接或間接爲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爲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爲“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爲安石以“務爲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爲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爲“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爲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