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特色多篇

《孟子》三則 春秋 孟子 篇一

魚我所欲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闢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闢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釋： （1）得兼：同時獲得。 （2）苟得：苟且取得。 （3）患：禍患，災難。 （4）闢：通“避”，躲避。 （5）如使：假如，假使。 （6）不爲：不願意這樣做。 （7）勿喪：不丟掉。 （8）蹴：用腳踢。 （9）何加：有什麼益處。 （10）奉：侍奉。 （11）本心：天性，天良。

導讀： 作者用面對魚和熊掌之間的抉擇， 比喻面對生命和大義之間的選擇，進而闡述了這樣一種觀點：每個人都有“本心”，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都應該保有自己的“本心”，即使在生死關頭，也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

魚，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兩種東西不能同時得到，捨棄魚而選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所想要的；道義也是我所想要的。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捨棄生命而選取道義。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情。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禍患不躲避。如果人們所想要的`東西沒有能比生命更重要的，那麼凡是可以保全生命的方法有什麼不可以用的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麼凡是可以躲避禍患的手段有什麼不可以

用的呢？按照這種方法做就可以生存然而有人卻不用，按照這種方法做就可以躲避禍患然而有人卻不去做。是因爲，所想要的東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厭惡的東西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不僅僅是賢人有這種本性，每個人都有這種本性，只不過賢人能夠不丟棄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會餓死。可是沒有禮貌地吆喝着給別人吃，走在路上的人不肯接受；用腳踢着給別人吃，乞丐也不願意接受。如果見了高位厚祿不分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這樣，優厚的俸祿對我有什麼益處呢？是爲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熟識的走投無路的窮人感激我嗎？先前有人寧肯死也不願接受一豆羹，現在有人爲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不合禮儀的高位厚祿；先前有人爲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一簞食，現在有人爲了大小老婆的侍奉卻接受了不合禮儀的高位厚祿；先前有人爲了大義，寧肯死也不願接受一簞食，現在有人爲了熟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不合禮儀的高位厚祿。這種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不做嗎？如果這樣做了，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天性。

孟子散文特色 篇二

摘 要：孟子作爲繼孔子之後的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家大師，其學說與文章都是在孔子開創性的基礎之上，又一次更深的發展與弘揚。

其著作《孟子》一書，作爲先秦散文傑出代表之一，與同時代的其他儒家代表作和先秦諸子散文相比，都極具藝術特色。

僅就這一點講，它對當今乃至今後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同樣具有積極的借鑑意義和不容忽視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孟子 散文 特色

孟子是繼孔子之後最著名的儒家大師，是戰國中期的思想家、散文家。

他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以繼承孔子之業，宣揚儒家道統爲己任。

後世以他與孔子並稱“孔孟”。

孟子早年曾遊學各國，其才學受到各國諸侯尊禮，但其學說終不見用。

原因是諸侯爭雄、戰爭激烈的戰國時代，諸侯崇尚“攻伐”，而孟子主張行“王道”，施“仁政”，與其相悖。

後來只好“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全書三萬五千多字，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孟子游說各國諸侯時與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人論難各種問題的經過和言論。

在思想內容方面，它進一步發揚孔子“仁”的主張，提倡以人爲本，施仁政，行王道。

在體裁形式等方面，它雖然沒有脫離語錄體，但無論在篇章結構、言辭文采和整體風格上，都與《論語》有很大不同：孟子言詞激烈雄辯，《論語》則雍容迂徐；孟子散文詞采鋪張揚厲，《論語》則簡潔含蓄、辭約義豐；孟子散文在篇章上也明顯加長，且宛轉曲折，波瀾壯闊，《論語》則多三言兩語、格言式的論斷。

總之，孟子散文更富於文學色彩，更具有藝術魅力。

一、以仁義爲本，施仁政，行王道

孟子散文的思想內容是以仁義爲本，主張施仁政，行王道。

並從性善論出發，要求統治者發揮人的善性，推恩愛民。

面對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把仁義作爲頭等大事，作爲施政之本，治國之基，興旺之源。

並具體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者愛人”，“省刑罰，薄賦斂”的綱領。

他明確指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把對受苦受難者的同情之心和對醜惡行徑的羞恥之心作爲判斷是不是人的根本標準和“仁義”的開端。

他主張行王道，要給人民一個“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起碼生活條件。

並提出：“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在他的思想中，表現了較強的民本思想。

他還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把民看得比君還高貴，而是說他看到了君對民的依附關係。

所以他說：“得乎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意思是說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才能得天下，而取得天子的信任只不過當個諸侯罷了。

這些都體現了儒家的思想。

孟子思想雖屬儒家，他也自命是孔子學派的繼承人，但他的思想觀點卻比孔子激烈得多，性格也剛烈得多。

孔子面對諸侯的肆虐和其他學派的攻擊，只採取規勸和躲避態度，以致被道家譏爲“辟人之士”，而孟子對於統治階級的橫徵暴斂，肆意攻伐，對於“民之憔悴於虐政”的現實極爲憤慨，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

揭露他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的殘酷本質。

斥責他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行爲是“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於死”。

特別是在對待君的態度上，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大。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則語含鋒芒：“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而對於那些暴虐之君，他甚至認爲可以殺而無憾――“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者謂之一夫。

聞誅殺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他說誅殺紂這樣的毀仁毀義的暴君，只是殺了一個獨夫民賊，算不上殺什麼國君，是正義之舉，無罪可言。

這種觀點不唯在諸子中少見，而與後世理學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陳腐觀念相比，更富有民主色彩。

在孟子的許多言論中都表現了以仁義爲根本爲取捨的思想。

例如在他的名篇《告子上・魚我所欲也》中提出的“捨生取義”的論斷，就是以仁義爲本，對於有關生死、節操問題展開論述的。

他始終以義與不義兩種生死觀作對比，讚揚了重義輕生、捨生取義的高貴品質。

特別是篇末：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而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這裏指出對於這些過去寧死不接受的東西，現在爲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即爲了滿足私慾而全接受了。

孟子對於這種見利忘義的不義之人進行了譴責，指出爲求富貴而不義的'行爲是可恥的，是失去人之本心――羞惡之心的表現。

二、浩氣磅礴，論辯鋒利

孟子散文充滿“浩然之氣”，具有“好辯”的特點。

宋人蘇洵評孟子散文是“語約而意盡，不爲讒刻斬絕之

言，而其鋒不可犯”。

意思是說孟子散文於平易中見鋒芒，具有不可當的逼人氣勢。

在孟子看來，論辯中之所以能折服對方，關鍵在於自身所持觀點的正義性。

他提出“知言養氣”說，知言，就是能辨別那些片面的、過分的、非正道和閃爍其詞的言辭，並理解其實質，不被其所迷惑；養氣，是指人的道德修養功夫，他認爲自己最擅長的是“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說人要有一種正義凜然的精神狀態，這種正氣絕非偶然表現，它是長期堅持正義活動，道德修養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並且認爲這種浩然正氣愈充沛，其言辭也就愈有力量，發表言論、寫作文章自然理直氣壯。

這實質就是思想修養與語言表達、文章寫作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說，言辭、文章的優劣，都是人們的思想認識和精神氣質的體現。

孟子重視“養氣”，認爲這種“浩然之氣”是論辯中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

因此，其散文篇篇浩氣磅礴，有不可阻擋之勢。

孟子的“好辯”，用他回答其弟子公都子的話說：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確是實情。

孟子生活在諸侯爭雄、學派蜂起、百家爭鳴的戰國中期，爲了宣傳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必然要與不同思想、不同學派進行交鋒，展開辯論，因此其散文充滿論辯色彩和戰鬥性。

如他的《有爲神農之言許行》章中旨在說明社會分工的必要，批評農家學派認爲人人都應該從事衣食勞動的主張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即屬於使社會倒退的行爲，而文章對此先避而不談，卻先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待終於迫使許行說出了“百工之事，故不可耕且爲也”之後，才端出社會分工不可避免的主旨來，使對方無可辯駁。

在孟子散文中，這樣的論辯比比皆是。

三、善設機巧，欲擒故縱

文章的氣勢既是作家思想感情和精神氣質的體現，同時也有表達技巧方面的問題。

孟子散文思潮如涌，一瀉千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這與他構思的嚴密以及語言和表達上的技巧是分不開的。

孟子散文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善設技巧，欲擒故縱，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就範。

例如孟子第二次遊齊國，勸說齊宣王放棄霸道而行王道的經過。

他首先用以羊易牛的故事使對方承認有“不忍之心”，具有施仁政的條件，進而質問齊宣王何以“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終於迫使齊王接受了對民實行“不忍之政”的王道主張。

論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使對方不得不服。

孟子與齊宣王的另一段對話更爲巧妙：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職）！”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裏孟子連用兩個比喻說明受人之託而不負責任，官吏失職是應該受到指責的，對於這種自然之理，齊宣王易於接受，所以回答得乾脆而肯定。

豈不知他已落入孟子所設的圈套，所以當孟子忽把矛頭指向他治國失職時，便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

這裏把齊王對待別人錯誤那樣明辨是非、理直氣壯的口氣與他對待自己的失職行爲的窘態形成鮮明對照，生動形象，引人入勝。

四、善用比喻等修辭，增強感染力

孟子論辯時不僅善於層層設伏，步步緊逼，使對方無從躲避，而且善用比喻把抽象複雜的道理闡發得深刻透闢，通俗明白。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評論說，諸子散文極富形象化，“未嘗離事而言理”“深於比興”“深於取象”，意謂諸子在說理中能引物連類，運用形象手法闡明抽象道理。

諸子中孟子和莊子用譬最多，而二者在方法上又有所不同。

莊子用來設喻的本體多爲怪誕之物，似喻非喻，似真非真，造成一種奇幻境界，使人心馳神往，極富浪漫主義色彩。

孟子則多從生活現實生活中取譬，通俗明曉，形象生動。

《孟子》一書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種譬喻，都起到極好的效果。

如他在批評齊宣王不施仁政是“不爲，非不能也”時，齊宣王狡辯說“不爲與不能之形，何以異？”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正面直接回答是很困難的，孟子則以“挾泰山以超北海”和“爲長者折枝”爲喻，將“不能”與“不爲”的差別形象地擺在了對方的面前。

而且由於孟子在選擇喻體時進行誇張，使兩個比喻的反差很大，這就把“不能”與“不爲”的差別表現得非常突出，從而增強了論辯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趙岐《孟子章句・題解辭》中說：“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散文中的譬喻可謂隨處可見，其喻義之精當令人歎服。

他譴責當時統治者的施虐爲“率獸而食人”，把百姓盼望賢君出現喻爲“大旱之望雲霓”，把那些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行爲喻爲“揠苗助長”，把企圖以霸道得天下喻爲“緣木求魚”等等。

這些貼切而精妙的比喻不僅使行文形象生動，以少勝多，而且由於寓意深刻，語近旨遠，往往能發人深思，受到啓迪。

此外，孟子散文中的嚴密推理和排偶、反覆等修辭技巧，也是增強文章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如孟子與梁惠王談及行王道的初步措施的一段話：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

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這裏採用的是連鎖推理的方法，先以“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爲前提，推出“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的結論；然後又以此結論爲前提，又推出“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新結論；再以新的結論爲前提，推出“王道”已有了開端的更新的結論。

文章幾層意思環環相扣，新意迭出，具有勢如破竹、一瀉千里的氣概。

其中三組排偶句，使行文更顯嚴密而酣暢淋漓。

尤其文中談到施仁政的根本措施一段：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

這裏連用了均由三句構成的四組排偶，由生產說到教育，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描繪出一幅小農經濟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美好圖景，富有理想色彩，具有感人力量。

而且文義縝密，氣勢充沛，令人傾倒。

以上幾個方面，展現了孟子散文的特點，這些特點構成了孟子散文的獨特風格。

《孟子》散文不僅是唐宋古文家學習的典範，而且對後世散文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即在今天，孟子散文中所表現的磅礴氣勢和語言技巧，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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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佩榮。孟子的智慧[M]。北京：中華書局，2009-6-1.省略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篇三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註釋：（1）畎畝：田間，田地；導讀：文章採用舉例論證和道理論證相結合的方法，層；舜從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說從築牆工作中被舉用，膠鬲；所以，上天將要降重大使命給這樣的人，一定要道先使；人經常犯錯誤，然後才能改正；內心困苦，思慮阻塞，；在一個國內如果沒有堅持法度的世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這就可以說明，憂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樂使；

註釋： （1）畎畝：田間，田地。 （2）舉：被推薦。 （3）傅說：殷武丁時人，曾爲刑徒。 （4）曾：同 “增” 。 （5）衡：同“橫”，指橫塞。 （6）徵：表徵，表現。 （7）法家拂士：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爲“弼”。

導讀： 文章採用舉例論證和道理論證相結合的方法，層層深入地論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觀點。

舜從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說從築牆工作中被舉用，膠鬲從販賣魚鹽的工作中被舉用，管夷吾從刑徒被舉用爲相，孫叔敖從海邊被舉用進了朝廷，百里奚從市井中被舉用登上了相位。

所以，上天將要降重大使命給這樣的人，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內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飢餓，以致肌膚消瘦，使他受貧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顛倒錯亂，總不如意，通過那些來使他的內心警覺，使他的性格堅定，增加他不具備的才能。

人經常犯錯誤，然後才能改正；內心困苦，思慮阻塞，然後纔能有所作爲；這一切表現到臉色上，抒發到言語中，然後纔會被人瞭解。

在一個國內如果沒有堅持法度的世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在國外如果沒有敵對國家和外患，便經常導致滅亡。

這就可以說明，憂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樂使人萎靡死亡。

富貴不能淫 篇四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註釋： （1）淫：使？?擾亂。 （2）得：實現。 （3）之：代志向。 （4）由：實行。 （5）道：原則，行爲準則。 （6）移：使？?改變。 （7）威武：威脅暴力。 （8）屈：使？?屈服。

導讀： 孟子在本文中駁斥了縱橫家眼中的“大丈夫”，提出了自己立身處世所持的“大丈夫”精神，體現了儒家歷來剛正不阿，特立特行的品格。

景春說：“公孫衍和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嗎？發起怒來，諸侯們都會害怕；安靜下來，天下就會平安無事。”

孟子說：“這怎麼能夠叫大丈夫呢？你沒有學過禮數嗎？男子舉行加冠禮的時候，父親給予訓導；女子出嫁的時候，母親給予訓導，送她到門口，告誡她說：‘到了你丈夫家裏，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謹慎，不要違揹你的丈夫！’以順從爲原則的，是妾婦之道。 至於大丈夫，則應該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裏，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上，走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時候，便與老百姓一同前進；不得志的時候，便獨自堅持自己的原則。富貴不能使其驕奢淫逸，貧賤不能使其性情改變，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意志。這樣才叫做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