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小故事（精品多篇）

廉政故事 篇一

左權，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犧牲的職務最高的指揮員。他把生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所幸他爲後人留下了一沓生動鮮活的家書，才使我們永遠記住這位情感細膩的威風男兒。七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家書的紙張已變成了枯黃色，字跡也淡化了許多，然而，這字裏行間蘊含着的綿綿深情卻永遠震撼着我們。

司令部裏最繁忙的人

左權，原名左紀權，號叔仁，1905年生於湖南醴陵。1924年到廣州，進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後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選送到蘇聯留學，相繼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0年奉調回國，被分配到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紅軍軍官學校一分校教育長、新12軍軍長、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紅15軍軍長兼政委、中革軍委作戰局局長、紅一軍團參謀長等職，多次參與指揮反“圍剿”作戰，參加了長征。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爲八路軍，左權被任命爲八路軍副參謀長。不久，他隨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率部東渡黃河，挺進華北，開闢抗日根據地。隨後他還兼任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在指揮作戰和軍隊建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1940年參與領導了著名的百團大戰，1941年取得保衛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的“黃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揮八路軍總部機關轉移時，被敵人的炮彈擊中犧牲，時年37歲。

左權長期擔任參謀長工作。著名作家劉白羽1939年春天曾在八路軍總部見到左權，發現他是司令部裏“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總司令決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處理”。左權犧牲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在悼念左權的文章中說：“軍隊的一切建設，

部隊的管理教育， 戰鬥戰役的組織，一切軍機的運籌帷幄， 無不精細周詳， 大事不悸， 小事不忽， 在日常工作中， 尤其是敢於負責，

決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時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回憶說：“對於工作， 左權同志有着認真不懈的工作精神， 每天都要做到十五六個小時工作，

往往工作到更深人靜的半夜。”抗戰期間曾擔任左權警衛員的陳利財回憶說：“左副參謀長的工作是非常繁忙而緊張的，每天工作在16個小時以上。有時朱總、彭總去延安開會，總部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從早到晚不停地忙着。”

左權讀過兩所軍事院校，又喜歡讀書，軍事理論水平很高，撰寫了許多關於游擊戰爭的論著。周恩來稱他“是有理論修養同時又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評價他“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參謀工作、後勤工作等方面，有極其豐富與輝煌的建樹，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烽火家書寄深情

左權年少離家，投身軍旅，戎馬倥傯十餘年，無暇顧及個人問題，直到34歲時在抗戰前線遇到了劉志蘭。劉志蘭1917年生於北平，是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1937年入黨，帶着弟弟劉志林一起奔赴延安參加抗戰，1939年2月來到山西前線，在中央北方局婦委會工作。經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做媒，4月16日，左權與劉志蘭在八路軍總部駐地潞城縣北村結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兒左太北。女兒出生後，一家三口度過了一段其樂融融的生活。

然而，戰爭越來越殘酷，日軍瘋狂進攻太行山根據地。八路軍總部經常轉移，家屬隨同活動有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權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兒送往延安。分別之前，三個人照了一張合影，當時女兒不滿百日。誰也沒有想到，這次分別竟是劉志蘭母女與丈夫和父親的永別。

得知妻子和女兒平安到達延安，左權於1940年11月12日給妻子寫了第一封信，之後直到21個月後犧牲，他總共給妻子寫了12封信，其中有一封遺失了，保存下來11封，共1.6萬字。在這些家書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權對於妻子和女兒深深的愛戀。他的每封家書都用較大的篇幅來問候妻子和女兒，或表達思念，或表達關切，從學習、工作，到衣食、冷暖，可謂無微不至。

昏黃的油燈下，左權洗去一天的征塵，看着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心緒難平，遂鋪開信紙，奮筆疾書：

“聰敏活潑的太北小傢伙很遠的離開，長久的不能看到她，當然更增加我的懸念。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顧着太北，同時又能很好安心的學習，有便時多寫幾封信給我。志蘭親愛的，最近的期間內恐難見面的，相互努力工作與學習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氣，想來一定很冷了。記得太北小傢伙似很怕冷的，在磚壁那幾天下雨起風天氣較冷時，小傢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嗎？現在怎樣？半歲了，較前大了一些，總該好些吧！希當心些，不要冷着這個小寶貝，我倆的小寶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

“在閒遊與獨坐中，有時總彷彿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着、談着。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着媽媽懷裏，又由媽媽懷裏轉到爸爸懷裏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可惜三個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塊的話，真痛快極了。……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廿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戰友和下屬的眼中，左權是足智多謀、叱吒風雲的指揮員，而在家書中，他是一位體貼入微的丈夫和舐犢情深的父親。一家三口本該享受的天倫之樂，卻被殘酷的戰爭無情地阻隔，只能靠這薄薄的信紙傾訴衷腸。這些家書長期保存在劉志蘭手中，1982年5月，左權犧牲整整40年後，劉志蘭把這批珍貴的家書交給了女兒左太北。左太北才從這些家書中知道父親是多麼愛她，每一封信中都會問到她的情況。她原來以爲父親就是一位鐵骨錚錚的軍人，沒想到家書裏的父親是那麼感情豐富，那麼富有愛心！

見證抗戰的珍貴史料

左權寫作這些家書時，正值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後戰場也迎來了最爲艱苦的歲月。日軍抽調重兵瘋狂進攻華北抗日根據地，採取“三光”政策、“囚籠”政策、“鐵壁合圍”、細菌戰等，根據地軍民遭受極大的損失。左權協助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了百團大戰等一系列反擊作戰。

對於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左權在家書中也有具體的描述。第一封家書中說：“敵人的政策是企圖變我根據地爲一片焦土，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糧食便毀，見牲畜便打，雖僻野山溝都遭受了損失，整個太北除冀西一角較好外，統均燒燬，其狀極慘。”第四封家書中說：“現邊區受敵重重封鎖，腹地亦密佈釘子，敵圖化[劃]邊區西側爲治安區，腹地爲無人區，即以最兇惡的手段實行三光政策，並村等等，以遂其澈[徹]底毀滅我邊區之目的。邊區現已陷入極嚴重的鬥爭環境，困難也大爲增加了。”第九封家書中說：“敵人的殘酷仍然如故，軍隊損失雖然不大，老百姓卻遭殃不小。敵人新的花樣就是放毒。在軍隊指揮機關駐地，在地方，在某些政權機關及某些羣衆家裏，滿布糜爛性毒質[物]。在我們去年的原駐地布毒不少，我及廿二號的房子都佈滿了。”

敵人的兇殘並沒有嚇倒根據地軍民，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們抗戰的決心。“我們不管他怎樣，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據地之鞏固軍隊的強大，隨時準備着對付敵之北進。”“敵圖改變我根據地性質的企圖，也不會放鬆的，一切均有待我們準備在極嚴重極艱苦的環境中去戰勝敵人。”“全區黨政軍民均在紛紛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我們的工作也就更急迫更緊張些了。”

由於根據地遭到日寇的重重封鎖，郵驛系統迭遭破壞，這些家書都是左權託人捎帶至延安，交給劉志蘭的，有時一兩個月，有時四五個月才能送達收信人手中，真正屬於“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啊！

一封家書，一段歷史。外敵入侵，生靈塗炭，軍民奮起，保家衛國。左權家書爲我們保留了一份反映敵後抗戰歷史的珍貴史料，這是戰爭親歷者的記錄，是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檔案。左權家書同時具有重要的倫理價值，人間最爲美好的夫妻愛情、父女親情和愛國之情，凝聚在一封封家書中，默默地釋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左權爲代表的前方將士的英勇犧牲和全國各階層民衆、海外華僑的傾力支援，共同匯聚成偉大的抗戰精神，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廉政故事 篇二

“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人民羣衆是黨和政權的生命源泉，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羣衆。毛澤東離開西柏坡時說：“進了城，我們就正式管理這個國家了，更要多爲人民着想。李自成勝利了就忘記了人民，不然他是不會失敗的。”歷史和現實都反覆證明，人心向背關係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

在毛澤東心目中，李自成既是一位歷史英雄，又是一面歷史明鏡。每每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關頭，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時刻，毛澤東更是以李自成這個浴血奮戰16年，卻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趕下臺的失敗者來警示自己、告誡全黨。

在延安時，當毛澤東讀了描寫李自成起義的章回體歷史小說《永昌演義》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後，就爲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失敗唏噓不已，稱其是自秦兩千餘年來，推動社會向前進步的幾十次農民戰爭中極著名的一次。但因驕傲而腐敗，因腐敗而亡國，一個含辛茹苦衝鋒陷陣、流血流汗打出來的政權，居然沒幾天就糟蹋殆盡。這個悲慘的結局令人膽寒，這種“錯誤”誰犯得起？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演中指出：“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甲申三百年祭》。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兩市之後，毛澤東在對接管幹部的重要談話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說，我們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一進城就變了。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把此行比作“趕考之旅”，他特意號召全黨同志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

從毛澤東多次提及李自成，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偉人超越時空的深邃思考。

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必須居安思危，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毛澤東作爲偉大的戰略家，早在延安時期，就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全面執政問題作過深入思考。高瞻遠矚地預見到勝利後居功自傲、貪圖享受是導致政權腐敗並最終走上覆亡之路的重要因素。著名的“延安窯洞對”，反映了毛澤東對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週期律的思想應對。黨執政60多年來，這一歷史週期律如高懸在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一把利劍，令人不敢高枕無憂。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向全黨發出要居安思危的告誡。他說：“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週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堅持“兩個務必”，是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轍的重要思想武器。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成爲中國共產黨人代代相傳的優良作風。“兩個務必”包含着對我國幾千年歷史上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鑑，包含着對我們黨艱苦奮鬥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着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也包含着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我們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就要靠頭腦清醒，靠時刻牢記並踐行“兩個務必”。

時刻保持“趕考”的精神狀態。毛澤東把執掌政權視作“趕考”，“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從毛澤東當年給郭沫若信中的這段話，可以充分看出毛澤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境。60多年後的今天，雖然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進步，但正如習總書記所告誡的那樣：“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在征程中。‘考試’仍在繼續，全黨都要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努力交出優異的答卷。”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共產黨人來說，無論是借鑑歷史教訓，還是繼承優良傳統，都將獲得豐富的營養劑和強勁的正能量。從毛澤東多次提及李自成，我們可以感悟到：一代代人的“趕考”、一代代人的接力、一代代人的犧牲、一代代人的勝利——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軌跡和向人民交出的歷史答卷！

廉政故事 篇三

孔子說：“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慾則敗。”（《說苑·雜言》）

意謂就一般人的性情而言，手裏的錢多了，就會奢侈揮霍，不足就節儉。沒有禁令就放縱，沒有節度就逸樂，放縱慾望就敗亡。

接着孔子說：“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意謂飲食要有定量，衣服要有節制，住宅要有限度，聚斂要有常數，車輛器物要有限額，以此來杜絕禍亂的根源。所以法度不能不明確，教育的話不能不聽從。

孔子說的“度量”和“善欲”兩條，體現的是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並重的原則。

這就是說，一方面須設立一定的法律條令給予指導、調節和節制，使人舉足有措而適歸於治；一方面要通過教育，讓人有是非標準和是非之心，知道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孔子認爲，“凡夫之爲奸邪、盜竊、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孔子家語·五刑解》）意謂凡是邪惡、偷竊、犯法、恣意妄行的人，是由於不滿足，不滿足是因爲沒有限度。沒有限度，往小的說是偷盜懶惰，往大的說是奢侈浪費，都是沒有節制造成的。

人由好變壞，是一個漸進過程，不是一開始就變壞的，是由細微的變化慢慢積累起來的。“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只有注意平時的防微杜漸，才能防止由量到質的變化。

俗話說：“蒼蠅不叮沒縫的雞蛋。”如果雞蛋沒“縫”，蒼蠅即便是有通天的本事，也無奈何於雞蛋的。所以，關鍵還在自己。

有些人變壞，除了個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問題。制度不健全，或者雖有制度但監督不到位，這都有可能讓意志不堅定的人走向墮落。因此，制度的完善與落實，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大問題。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甚爲看重爲政清廉的品德。

宋代清官包拯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包拯《乞不用贓吏》）

做官貪得無厭，必定會給他帶來禍害的，這種禍害，有時是致命的。

近些年來，報紙上披露的一些倒臺的高級幹部，有的甚至走上不歸之路，也是漸漸變壞的。這些人不乏宏圖大志，但中途或晚年倒臺，都是因“無禁、無度、縱慾”由量變引發質變造成的。“吃着碗裏，看着鍋裏”，貪心過重，失去控制，完蛋是遲早的事。

廉政故事 篇四

“兩彈元勳”鄧稼先，當年作爲總指揮，每次核試驗，都要帶頭鑽到巷道里去取樣，甚至還要跑到沙漠裏尋找爆炸後的原子彈碎片。由於當時的防護條件很差，天長日久，他的身體遭受超劑量的核輻射。1986年，鄧稼先因全身核輻射造成大面積溶血性出血，被迫住進北京的一家醫院。

住院期間，他的好友楊振寧來探望時，曾問他：“研究原子彈，國家究竟給了你多少獎金？”鄧稼先回答：“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當年原子彈爆炸成功，國家給的獎金是1萬元，加上單位拿出的十幾萬元，最終按10元、5元、3元三個檔次，分別發給當時從事研製的科研人員。鄧稼先拿的是10元。

這點獎金，現在看來，的確是可憐兮兮，不值一提。但重要的是，獲獎者的着眼點不在這裏，而是“志存高遠”。鄧稼先的感人事蹟和精神境界，爲此作出了鮮明註腳。

爲了研製“兩彈一星”，鄧稼先35歲隱姓埋名，離開繁華的都市，走進大漠深處。這一走，就是28年！28年看不見故鄉的花開花落，看不見長安街的車水馬龍，聽不到妻兒的歡聲笑語。多少個日日夜夜，他住在乾打壘裏，面前永遠是如血的夕陽、如豆的燈光，是無邊無際的荒漠、綿延起伏的雪山。當時，科研條件也很差，沒有高性能計算機，沒有現代化車間，只能用古老的算盤計算實驗數據。鄧稼先絕不是爲了獎金之類的個人名利，而是要用滿腔熱血造出原子彈，澆鑄共和國強盛的根基。

曾經有一位戰友問他：“稼先，你說再過幾十年，人們還記得我們這些人的名字嗎？”鄧稼先微微一笑，說：“記得或者不記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爲國家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他想的，絕不是獎金之類的個人名利，而是爲了深愛的祖國和人民，自己該做的事做到了沒有？他是這樣說的，更爲此踐行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顫動着嘴脣，斷斷續續說出幾個字：“我……爲了……這件事……死了，值得！”他死而無憾，走得安然。

獎金之類個人名利的動力，畢竟有限。只有大愛、大勇、大智慧以及無私奉獻的精神力量，才能成就鄧稼先這樣的堪稱民族脊樑的英雄豪傑。

廉政故事 篇五

一根黃瓜

1947年，彭德懷、習仲勳領導的只有區區兩萬人的西北野戰兵團與胡宗南率領的全式美械裝備25萬大軍經過三次交手，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把胡宗南打得縮爲一團。

爲尋找新的戰機，彭德懷與習仲勳商議後，決定北上三邊。時值六月，酷日當空，部隊行進在漫漫無邊的沙漠裏，由於水源奇缺，乾渴難耐，很多戰士都因乾渴而暈倒。年近五十的彭德懷每天不僅和戰士一起徒步行軍，而且經常把分給自己的那壺水，拿去救助暈倒的戰士。警衛員望着彭德懷那裂開血口的嘴脣，有些不樂意，彭德懷耐心地教導警衛員：在這種時候，一口水就是一條命，我能見死不救嗎？

這天，部隊終於走出了沙漠。晚上吃飯時，彭德懷意外地發現桌上擺着幾根水靈靈的黃瓜，他沒有多想，拿起一根就咬了一口，頓時，鮮美的滋味浸入肺腑，但剛剛吃了一口，他就停下了。他讓人把管理員叫來，問黃瓜是從哪來的？管理員答，是在集市上買的。彭德懷又問：戰士們都有嗎？管理員猶豫了一下，沒敢說話。彭德懷的臉立刻沉下來，將沒有吃完的半截黃瓜扔在桌上，起身向外走去。

管理員感覺大事不妙，急忙找到副政委習仲勳，實話實說地做了交待，他說就是覺得彭總行軍打仗太辛苦，想給他增加點營養，才破例買了這幾根黃瓜，想不到彭總不但沒吃，還生了氣。管理員讓習政委幫着從中說和一下。習仲勳找到彭德懷，彭德懷不容習仲勳開口，首先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吃了不該吃的東西，違反了紀律，剩下的那些黃瓜，他已經讓警衛員送給傷病員了，但他還是希望習仲勳能召開一個會議，他要當着大家的面認真地作一次檢討。

習仲勳被彭德懷的精神感動了，他採納了彭德懷的意見，專門召開了一次團以上幹部會。彭德懷在會上坦誠地說：“這些日子，部隊過沙漠確實很艱苦，累熱不說，主要是缺水，有的部隊甚至渴死了人，可是在這種時候，我彭德懷居然吃上了黃瓜。在這裏，我首先向大家作一個深刻的自我檢討，我彭德懷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錯誤！”彭德懷說到這，摘下軍帽，向衆人深鞠一躬。習仲勳見狀，插話道：“其實，這些黃瓜彭總並沒有吃，全讓他送給傷病員了。”彭德懷打斷習仲勳：“你們也許覺得，不就是一根黃瓜嗎？我彭德懷堂堂一個兵團司令，吃了也就吃了，何必小題大做呢？但我要告訴你們，我今天就是要小題大做！因爲什麼？因爲我們的軍隊和國民黨軍隊最大的區別就是官兵平等。今天我這個兵團司令吃了一根黃瓜，明天你們這些縱隊司令就會心安理得地跟我學，去吃一隻雞，再過幾天，旅長、團長、營長、連長也會上行下效，官兵之間的距離就是這樣一點點拉開的！”衆人都被彭德懷的話深深震撼了，默默低下了頭。彭德懷說到這，又把臉轉向習仲勳，嚴肅地說：“習政委，我本人的檢討今晚就會交給黨支部，對其他相關人員的處分，由你這個支部書記作出決定。”

事後，一個被俘的國民黨將軍得知了這件事，他只說了一句話：“共產黨有彭德懷這樣的將領統帥部隊，焉能不勝！”

不忘本

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期間，他每次下部隊視察都輕車簡從，最反對前呼後擁。有一次，他去東北視察，鐵路部門按照他的職務，給他安排了專列。彭德懷堅決不坐，一定要讓警衛參謀景希珍去給他買普通客票。景希珍勸慰彭德懷：“您是國家領導人，坐在普通車廂裏不安全。”彭德懷火了：“你別拿安全給搞特殊化找理由，我就不信，誰想成心害我老彭不成？！”景希珍見說不動彭德懷，只好去找鐵道部門的領導，他們告訴彭德懷，專列已經安排好了，不坐也是浪費。彭德懷像沒聽見一樣，坐着紋絲不動。景希珍走過去給彭德懷拿行李，被彭德懷喝住：“你給我放下！”景希珍的手僵在空中，不知怎麼辦好。彭德懷的犟勁上來了：“如果你們一定要安排專列，那我就不走了。”最後，鐵路部門按照彭德懷的要求，取消了專列，在普通旅客列車上給他安排了一個軟臥包廂。彭德懷拿過票看了看，笑了：“這還差不多，我們共產黨的幹部不是封建朝代的王公大臣，不能一出行就先擺個鑾駕，擺那個排場幹什麼？！”

彭德懷歷來反對送禮，對送禮的行爲深惡痛絕。有一次，他到南方去視察工作，臨走時，發現有人往他乘坐的汽車後備廂裏裝酒。他走過去，問：“這酒哪來的？”景希珍答：“他們送的。”彭德懷追問：“誰送的？送誰的？哪個出的錢？”景希珍被問住了。彭德懷嚴肅地說：“出發的時候我就講過，一路上又不停地在講，我們絕不收禮，你們怎麼就是不執行？！”陪同的幹部解釋道：“這些酒是當地的土特產，不值多少錢，就是一點心意，請首長帶回去嘗一嘗。”彭德懷較真道：“你們不是每個人來，都表示這番心意吧。”陪同的幹部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彭德懷語重心長道：“你們不要以爲這樣做是關心首長，實際上是害了他們！別小看這一箱酒，有時針尖大的窟窿，能漏過斗大的風。”彭德懷說完，督促景希珍把酒全部卸了下來，一瓶也沒留。

在中南海，彭德懷對自己、對家人的嚴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居住的永福堂，是一個很陳舊的小四合院，自從他把侄女彭鋼和左權烈士的女兒左太北接到家裏一塊住，屋子就顯得更加侷促。軍委機關的房管部門幾次想給彭德懷換一套大點的房子，都被彭德懷拒絕了，按他的話說：“當初鬧革命的時候，誰能想到今天會住在皇帝老子的地方，這已經很好了。一個人不能忘本，我這個人如果說有什麼長處的話，那就是不忘本。”

1956年，彭德懷率軍事代表團去蘇聯訪問。臨行前，浦安修囑咐他，能不能給剛參加工作的侄女彭梅魁帶塊手錶回來，彭德懷答應了。可彭德懷回來的時候，什麼也沒買。浦安修問他，發給你的外匯都幹什麼了？彭德懷不以爲意：“上交了。”浦安修哭笑不得：“那麼多錢，都交了？”彭德懷認真地說：“國家的外匯本來就不富裕，國家派你出國是讓你去工作的，不是讓你去享受的。”

彭德懷回到家，無意中發現客廳裏的沙發都換成了嶄新的皮沙發。他問浦安修：“這是怎麼回事？”浦安修告訴彭德懷，是管理局統一換的。彭德懷又問：“那原來的沙發呢？”浦安修不耐煩地說：“讓他們拉走了。”彭德懷的臉不由得拉下來，他讓景希珍馬上去把管理局局長找來。浦安修怕彭德懷訓人，急忙攔住景希珍，“你找人家管理局長幹什麼！”“我讓他把那套舊沙發給我拉回來。”浦安修解釋道：“這是統一換的，又不是我們一家，你要是堅持把舊的換回來，別人家怎麼辦？”彭德懷一根筋的勁上來了：“別人家的事我管不着，但在咱們家，我總還有發言權吧，本來好端端的沙發，又沒坐壞，換它幹什麼？”

管理局局長侷促不安地跑來，彭德懷指着沙發問：“這沙發爲什麼要換呀？”局長早有準備：“這是從國外進口的真皮沙發，樣式大方氣派，坐着透氣舒適。”彭德懷又問：“進口這一套沙發要多少錢呀？”局長猶豫了一下：“也就六七百塊錢。”彭德懷的火騰地一下躥上來：“你說得好輕鬆呀，你知道這六七百塊錢，是多少農民一年的收入。”局長不說話了。彭德懷命令道：“你去把原來的那套沙發給我拉回來，把這套新的給拉走。”局長顯得有些爲難：“首長，這都是統一配置的，您一貫嚴於律己，勤儉節約，我們都知道，可既然拉來了，您就先坐着，下不爲例行嗎？”彭德懷口氣毫不鬆動：“你別跟我說什麼下不爲例，很多事情都是從第一次開了口子，以後就收不住了。”彭德懷頓了一下，接着說：“你要知道，世界上的好東西多得很，總不能見到好東西都搞過來嘛！”最後，在彭德懷的執意堅持下，管理局局長還是把那套舊沙發換了回來。

熟悉彭德懷的人都知道，彭德懷不喜歡遊山玩水，他不管上哪去調研視察，周邊的名山大川、風光古蹟從來不入他的法眼。可有一回，他聽說當地政府在一處風光秀麗的風景區給他修了一幢元帥樓，決定去看看。

這幢元帥樓確實修得很氣派，前後都有花園，而且掛了個“遊人止步”的牌子。彭德懷問工作人員：“這樓是給我蓋的嗎？我怎麼不知道呀？”工作人員回答：“這棟樓統稱元帥樓，十大元帥誰來了都可以住。”彭德懷又問：“有人來住過嗎？”工作人員嘆了口氣：“這樓蓋好快兩年了，一直沒人來住過。今天把您盼來了，也算給這棟樓剪綵了。您先進去喝點茶吧。”彭德懷沒有走進去，他圍着那棟別墅轉了好幾圈，自言自語道：“有人硬是把我們往貴族老爺、帝王將相的位置上推，還怕人家不知道，還修了這帝王將相的庵堂廟宇。”

彭德懷扭頭就走，工作人員追過來：“首長，茶都泡好了，你怎麼不進去喝口茶就要走呀？”彭德懷正色道：“在這種地方喝茶，我喝不下去！”工作人員勸慰着：“那你也得再等一會，省裏的領導聽說您來了，正往這趕呢！”彭德懷擲地有聲地說：“請你轉告省裏的領導，他們也許是真心實意地尊重我們，但我也要真心實意地告訴他們，我們共產黨人不是帝王將相，他們這樣搞，是在羣衆面前孤立我們，羣衆會罵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