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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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生活是三年以前抉擇的，我們三年以後的生活是今天抉擇的。那麼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的是關於思想宣傳的範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思想宣傳範文】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大會上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和根本。”在改革開放中，我們爲什麼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早在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黨“應該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都變成工人協會的中心和核心”。列寧指出，“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二是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曆史發展的必然和人民的選擇。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直到1949年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中國革命的實踐揭示了這樣一個偉大真理：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無論是靠人民羣衆的自發鬥爭，還是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都不行;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纔有了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三是我們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我們之所以反覆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除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綱領是世界上政黨中最先進的之外，還由於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根本制度性質所決定的。

當今時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是複雜的，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因素也是複雜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當前，要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複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羣衆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在不斷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如何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一是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實踐證明，我們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黨的正確理論指導的結果。當今中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必將不斷創新和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二是堅定理想信念。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堅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不僅整個黨，而且每個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都要勇於自我革命。三是堅持管黨治黨，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根本保證。”我們既要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全方位紮緊制度籠子，更多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也要高度重視加強廣大普通黨員隊伍和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因爲廣大黨員和基層黨組織是黨的最爲堅實的基礎。

【思想宣傳範文】二

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觀的正確與否，事關國家的集體記憶、民族的精神積澱、文化的基因傳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黨史國史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並多次提出要“堅持正確歷史觀”的命題。這爲我們以史鑑今、繼往開來，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指引。

一、充分認識新時代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歷史觀主要是關於人們在一定的世界觀、價值觀指導下，對於以何種態度學習、對待歷史，何種方法觀察、研究歷史，何種目的把握、應用歷史的根本看法和總體觀點。對政黨而言，歷史觀是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堅持正確歷史觀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亡的真實記錄，凝結着前人的知識、經驗和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爲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爲了躺在功勞簿上、爲迴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藉口，而是爲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堅持正確歷史觀，不僅是爲了讓我們瞭解祖國燦爛的昨天，更是爲了讓我們把握祖國奮進的今天、開創祖國美好的明天。在這個意義上，堅持正確歷史觀是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勝利前進，托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堅持正確歷史觀是黨和國家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迫切要求。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文化品性和精神標識，無不具有歷史的烙印。然而現實中，一些人或囿於個人情感、或爲利益所驅使，或受敵對勢力挑唆等，要麼以“主觀化”的態度曲解歷史認知;要麼以“娛樂化”的方式解構歷史崇高;要麼以“雞湯化”的名義消解歷史價值。尤其在網絡空間環境下，一些西方敵對勢力往往拿黨史國史來做文章，諸如抹黑革命領袖、醜化英雄人物、否定黨的功績等等，妄圖藉此對中華民族拔根去魂，動搖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根基。堅持正確歷史觀已然成爲我們追求真理、捍衛正義，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迫切要求。

堅持正確歷史觀是共產黨人加強黨性修養、強化黨員意識的內在要求。“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一個政黨的歷史所承載的價值內涵，是這個政黨經過長期艱苦奮鬥，付出巨大代價犧牲，才凝結而成的集體共識。黨的輝煌事業可以爲歷史所反映，黨的曲折歷程也可以爲歷史所印證。可以說，歷史記憶是政黨精神的堅強載體。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學習多重溫，心中會增添許多正能量。”因此，以史爲鑑，更多通過歷史的優良傳統教育人、歷史的成功經驗啓迪人、歷史的深刻教訓警示人，是共產黨人加強黨性修養、強化黨員意識，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永葆黨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的內在要求。

二、深刻把握新時代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的具體要求

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關鍵是要堅持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正確歷史觀的理論基石。其中，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對新時代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具有特殊的指導意義。具體而言，共產黨人的正確歷史觀應該體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要求。

堅持歷史正義觀。堅定人民立場，扶正祛邪、激濁揚清，揚我民族之浩然正氣，這是作爲共產黨人對待歷史當有的史識與良知。也就是說，無論是評判歷史事件還是歷史人物，都要看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否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意願。如此，在評論歷史問題時才能區分主流與支流，分清現象與本質，才能對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與改革過程中的功過是非問題，得出客觀歷史結論。因此，站在人民立場來捍衛歷史正義，凝聚正義力量，是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的重要內容。

堅持歷史是非觀。“只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更好開創未來。”然而，歷史是不可逆的，歷史認知難免會見仁見智。但是，人們對於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知仍然具有客觀真理性，不能陷入相對主義或隨意顛倒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可見，以翔實準確的史料爲基礎，是非得失自有評判標準，與主觀臆說不能混爲一談。共產黨人堅持正確歷史觀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是客觀揭示歷史真相、明辨歷史是非、把握歷史規律的基本要求。

堅持歷史使命觀。“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歷史，蘊藏着治國理政的智慧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回首崢嶸歲月，中國共產黨是民族復興的主心骨。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爲人民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不懈奮鬥史。從歷史的視角看民族的復興之路，“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只有牢記歷史經驗、謹記歷史教訓、銘記歷史警示，方能不斷增強共產黨人執政爲民、執政興國的歷史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滿意的答卷。

三、自覺樹立和踐行共產黨人的正確歷史觀

共產黨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十分緊要，不僅要樹立，而且要在心中紮根。

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歷史觀的重要論述。歷史是現實的鏡鑑，現實是歷史的根源。重視學習、研究、借鑑歷史經驗，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鮮明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等。這些重要論述站在實現黨的歷史使命的戰略高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視野，深刻回答了共產黨人應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

要自覺加強黨史國史的學習與研究。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黨史國史對共產黨人而言是必修課，應該努力修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不瞭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尤其是不瞭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就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人民的抱負和夢想，很難全面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因此，共產黨人必須努力學習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鬥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鬥史、黨執政60多年的治國理政史、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史，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好黨的思想理論、繼承好黨的成功經驗、發揚好黨的優良傳統。

要以唯物史觀的方法論主動同歷史虛無主義作鬥爭。歷史需要尊崇和敬畏，更需要堅守與擔當。任何醜化歷史、糟蹋歷史和扭曲歷史的做法都意味着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歷史虛無主義顛覆歷史、解構歷史帶來的現實危害不可小覷，要害之處就在於顛覆人們的歷史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已經成爲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在社會各個羣體中，共產黨人最應該是正確歷史觀的堅持者和倡導者，理應主動擎起唯物史觀的旗幟，從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戰略高度，自覺同一切歷史虛無主義者作鬥爭。

總之，“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歷史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內生力量。歷史的縱深，勾勒了大道的內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唯有端正歷史觀，才能聽清歷史回聲、收穫歷史啓示，才能源源不斷地從歷史中凝聚奮進力量，開創光明未來。

【思想宣傳範文】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40年間民生領域變化之巨、提升之快前所未有。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就業和收入分配、教育事業、醫療衛生和健康事業、扶貧工作、社會保障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長足進步，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人民福祉不斷增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從織密民生保障網到推進脫貧攻堅戰，從擴大就業到深化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改革，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惠民舉措落地實施，顯著增強了人民的獲得感。

一、勞動就業從統包統配向市場導向轉型

就業爲民生之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實現了勞動就業制度由“統包統配”向市場化導向轉變，就業總量持續增長，就業結構不斷優化，就業政策與服務體系日趨完善。

1.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基本形成

隨着改革不斷深入，計劃經濟時代“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實現根本轉變。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到20世紀90年代“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的就業方針，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逐步建立並不斷完善。從早期開辦勞務市場和人才市場，到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向人力資源市場整合發展，中國逐步建立起覆蓋省、市、縣、街道(鄉鎮)、社區(村)的五級公共就業服務網絡，確立了免費提供政策諮詢、信息發佈、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創業服務等的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制度，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基本形成。

2.就業總量持續增長、質量日益提高

城鄉勞動就業規模不斷擴大，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堅實保障。1978年，中國城鄉就業人員共計4015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口9514萬人。到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達到77640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93%，平均每年增長961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總量達到42462萬人，比1978年增長了346%，平均每年增長845萬人。

就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突出表現爲勞動就業的產業分佈結構向現代化轉型。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逐年下降，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不斷提高。1978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數佔比分別爲70.5%、17.3%和12.2%。到2017年，三次產業就業比重調整爲27.0%、28.1%和44.9%。三大產業就業比重排序從“一、二、三”的發展模式升級爲“三、二、一”的現代模式，就業結構更加合理。

勞動者工資收入快速增長，就業靈活性和擇業主動性逐步增強。1978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爲615元，到2017年增加到74318元，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6.7倍，年均實際增長7.65%。改革開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鐵飯碗”，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擴大了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和勞動者的職業選擇權，促進了勞動力的流動，激發了勞動力市場的活力。

3.勞動者合法權益得到有力保障

勞動力市場法律體系逐步完善。1995年頒佈《勞動法》，明確了勞動關係各主體的法律地位，保障了企業自主用工、個人自主擇業的權利，爲勞動力市場建設奠定了堅實法律基礎。2008年頒佈《就業促進法》和《勞動合同法》，前者明確了就業工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地位，強化了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完善了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爲長期實施積極就業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後者完善了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有利於構建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在保持勞動力市場活力的同時，提高了就業穩定性。據統計，2017年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90%以上，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穩步推進。

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邁向全面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增長關係廣大人民羣衆的切身利益，是民生改善提高的基本面，也成爲衡量“小康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誌。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產值比1980年翻兩番，屆時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黨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生活已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並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新願景，城鄉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持續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出臺增加居民收入、促進和改善居民消費的創新政策舉措，人民收入水平連年增長，不斷邁上新臺階。

1.城鄉居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2017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5974元，扣除價格因素，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實現翻四番有餘。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按1978年可比價格計算，是1978年的14.4倍，是2010年的1.63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可比價計算是1978年的17.3倍，翻了四番多，是2010年的1.8倍，接近翻一番的目標。

2.城鄉居民收入多元化促進收入增長

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城鎮居民工資收入比重下降，經營性、財產性收入比重提高。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職工工資及得自單位的其他收入合計322元，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3.8%。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22201元，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0%，比1978年下降32.8個百分點;人均經營淨收入4065元、財產淨收入3607元，佔比分別爲11.2%、9.9%。

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則由單一的集體經營收入轉爲家庭經營、工資、轉移收入多頭並進。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中，66.3%來源於集體統一經營收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後，家庭經營收入逐漸成爲農村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經營淨收入5028元，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佔37.4%，比1978年提高10.6個百分點。隨着農民工的大規模增長，工資性收入逐漸成爲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5498元，佔比爲40.9%，比1983年提高22.3個百分點。同時，隨着各級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加大，轉移收入也逐漸成爲農村居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2017年，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淨收入2603元，佔比爲19.4%，比1983年提高11.5個百分點。

3.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動分配格局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突出表現爲居民收入在宏觀收入分配中佔比逐步回升。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要求，國家深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穩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宏觀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據統計，2015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爲61.6%，比2008年提高5.2個百分點。

城鄉間居民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也在加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充分發揮再分配調節功能，加大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推動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2017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爲2.71，比2007年下降0.43，比2012年下降0.17。

4.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

中國扶貧工作成就舉世矚目。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扶貧工作。40年來，中國先後實施多項大規模扶貧開發計劃和戰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聚焦貧困地區，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不斷加大投入和攻堅力度，開創了扶貧事業新局面。按當年價現行農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約97.5%，以鄉村戶籍人口作爲總體推算，農村貧困人口規模7.7億人。到2017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1%，貧困人口規模爲3046萬人。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4億人，年均減貧人口規模接近1900萬人。

貧困人口持續大幅減少，爲全球減貧作出了巨大貢獻，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上的輝煌篇章。世界銀行2018年發佈的《中國系統性國別診斷》報告認爲，中國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在給“2017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賀信中稱讚中國減貧方略，認爲“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爲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鑑”。

三、城鄉居民消費實現從生存型到發展型的躍升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明顯改善。在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城鄉居民開始從基本的吃穿消費向享受和發展型消費傾斜，生活質量、消費層次實現跨越式提升。

1.居民消費結構日漸豐富

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持續增長。197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爲311元，到2017年增長到24445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6.4%。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從116元增長到10955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7.3%。

隨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場供給長足進步，中國居民消費重心由實物爲主向服務爲主轉變。文化娛樂、休閒旅遊、大衆餐飲、教育培訓、醫療衛生、健康養生等服務性消費成爲新的消費熱點，體驗類消費快速發展。從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變化看，1978—2017年，食品菸酒支出比重從57.5%降至28.6%，衣着支出比重從13.6%降至7.2%。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的比重，總體上呈現長期上升繼而保持相對穩定的態勢，2010年以來三項支出比重之和保持在33%左右。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也呈現類似的變化趨勢，家庭人均消費中食品菸酒支出比重從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7年的31.2%。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支出的比重呈現明顯增長，三項支出的比重之和從1985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34.2%。恩格爾係數的大幅下降，以及上述三項支出的增加，共同反映出居民生活消費從生存型向發展型傾斜的顯著趨勢。

2.生活消費質量明顯優化

城鄉居民的飲食品質逐年提高。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膳食結構單一，以主食消費爲主。隨着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食品種類日益豐富，城鄉居民飲食更加註重營養，膳食結構更趨合理，食品消費品質不斷提高。從1978年到2017年，城鎮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152千克降到110千克，農村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248千克降到155千克。與此同時，城鄉居民的肉、禽、蛋、奶等動物性食品消費顯著增加。同期城鎮居民人均豬肉消費量由13.7千克增至20.6千克，禽肉消費量由1.0千克增至9.7千克，鮮蛋消費量由3.7千克增至10.3千克。得益於居民膳食水平提高，中國人的體格發育和營養狀況明顯改善。

衣着實現成衣化和時尚化，服飾日益成爲現代生活品質的標識。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收入水平較低，服飾鞋帽商品供給不足，城鄉居民衣着十分簡單，主要滿足保暖禦寒的需求，顯著特點是“一衣多季”、“色彩單調”、“自制或裁縫做衣”，農村居民的衣着尤爲明顯。1978年，農村居民人均購買的棉布、化纖布、呢絨和綢緞合計爲18.3尺，人均購買棉花0.4千克，人均購買膠鞋、球鞋和皮鞋僅有0.3雙。40年來，中國城鄉居民的衣着需求發生了從“保暖禦寒”向“美觀舒適”的轉變，從“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的轉變，從“做衣”向“購衣”的轉變。居民穿着更加註重服裝的質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品牌化、時裝化和個性化成爲人們的普遍追求。

家庭耐用消費品不斷升級換代。改革開放初期，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成爲不少家庭婚嫁必備的“三大件”。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家庭耐用消費品開始向電氣化邁進，冰箱、洗衣機、彩色電視機成爲新的“三大件”。進入21世紀以來，不僅洗衣機、冰箱、電視機等家用電器高度普及，微波爐、排油煙機、空調機、熱水器等也成爲許多家庭必備的家用設備，而且城鄉之間的差距顯著縮小。

電腦和手機作爲新型耐用消費品的普及，更加凸顯了中國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的現代化。手機的普及率由1995年的0.3部/百人提高到2017年的102.5部/百人，平均人手一部手機。個人電腦也走進億萬普通家庭，到2017年，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計算機80.8臺，農村居民每百戶擁有計算機29.2臺。手機和電腦的普及，推動着中國互聯網用戶爆發式增長，網民規模全球最大。到2017年末，中國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總數達3.49億戶，移動寬帶用戶總數達11.32億戶。互聯網上網人數由1997年的62萬人激增至2017年的7.7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4.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9.1個百分點。

交通出行條件顯著改善。2017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家用汽車37.5輛，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19.3輛。高鐵和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也極大地方便了城鄉居民的遠距離出行。定製公交、商務快巴、旅遊專線、社區巴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務覆蓋城鄉，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羣衆的出行需求。

3.居住條件實現革命性改善

改革開放初期，絕大多數城鎮居民租住單位或房屋管理部門的房屋，只有少數居民擁有自己的住房，人口多、住房面積小、三代同居一室是當時較爲普遍的現象。在農村，四處可見土坯牆加茅草蓋頂的低矮住房，蓋上幾間磚瓦房是許多農民的生活理想。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重視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持續加大住宅建設的投資力度，着力解決城鎮居民住房難問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將“住有所居”作爲改善發展民生的重中之重，大力推進保障型住房建設、棚戶區改造、農村危房改造工程，實施農村困難戶建房補助政策。2016—2017年改造農村地區建檔立卡貧困戶危房300多萬戶，對589萬“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貧困人口實施了易地扶貧搬遷。越來越多的城鄉家庭告別低矮破舊、設施簡陋的住房，遷入寬敞明亮、設施齊全的樓房。“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幾十年前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已在不少家庭化爲現實。

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僅爲6.7平方米，到2017年增至36.9平方米，增長4.5倍;同期，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8.1平方米增至46.7平方米，增長4.8倍。居住質量也同步顯著提升，在生活用水、廁所設施等方面實現了革命性的改變。2017年，城鎮和農村住戶管道供水入戶比重分別達到97.7%和74.6%，這在幾十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使用衛生廁所的城鄉居民戶所佔比重分別達到91.7%和45.0%，使用本住戶獨用廁所的戶所佔比重分別達到93.5%和95.4%。城鄉住戶改水改廁後更加方便衛生，極大地改善了居住生活條件，是城鄉居民生活現代化的標杆性指標。

4.旅遊成爲城鄉居民日常生活元素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旅遊業的發展見證了國人生活品質的不斷提升。2017年全國旅遊總花費約4.6萬億元，是1994年的45倍，年均增長18%。據統計，2017年，中國人均出遊達3.7次，國內旅遊人數達到50億人次，是1994年的10倍。與此同時，出國旅遊成爲新的時尚。1994年，中國居民因私出境佔居民出境總人數的比例尚不足50%;2017年，因私出境居民1.36億人次，佔比超過95%。居民出遊方式日益多樣化。從國內游到出境遊，從跟團游到自駕遊、自由行，再到近年來興起的無景點遊、心理旅遊、自組團遊等，旅遊從曾經的“奢侈品”轉變爲日常“生活元素”，中國人進入大衆旅遊、全域旅遊新時代。

四、教育事業實現發展中國家辦大教育的奇蹟

教育關乎千家萬戶、關乎每個人的成長和未來，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教育領域的投入力度，1991—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由732億元增長至42557億元，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由2.8%上升至4.1%。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現代教育培訓體系逐步形成，國民素質顯著提高，教育事業取得大跨步發展。

1.全面實施免費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普惠性的特點。在較長一個時期，中國義務教育沒能實現完全免費。1982年，全國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只有62.6%。2006年9月，國家正式實施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從法律層面確立了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2007年春季開始免除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8年秋全國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免除學雜費。義務教育階段徹底實行免費，對教育事業發展來說具有劃時代意義。到2016年，中國國小淨入學率99.9%，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3.4%，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2.高等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

高等教育發展迅速，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撐。從1977年恢復大學聯考招生制度，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大幅擴大招生規模，中國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大衆化。1978—2017年，普通本專科招生人數從27萬人增長到761.5萬人，毛入學率達到了45.7%，是1978年大學聯考錄取率5%的9.14倍;高校在校生人數從85.6萬人增長到2753.6萬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年齡人口的文化素質。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的調查統計，在全國6歲及以上年齡的人口中，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達到13.9%，從業人員中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數已位居世界前列。學前教育、高中教育、職業教育等各級各類教育水平均得到顯著提升。其中，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從1990年的26.0%提高到2016年的87.5%，超過了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3.教育公平性不斷改善

對於困難羣體，國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助學體系，覆蓋了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人羣，包括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學費補償貸款、勤工助學、學校獎助學金、困難補助、伙食補貼、免費午餐、學費減免等。2011年，中央財政撥款100億元推進全國中國小校舍安全工程，每年投入160 多億元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截至2017年，90%以上殘疾兒童享有受教育機會;80%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公辦學校就學。

五、醫療衛生事業現代化水平穩步提高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誌，醫療衛生爲人民健康提供了基本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加大投入力度，醫療衛生事業的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先進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覆蓋面不斷擴展，重大疾病防治成效顯著，人口健康水平穩步提高。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爲人民羣衆提供全方位全週期健康服務。

1.城鄉醫療衛生體系日益完善

多層次城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從強基層抓起，加強農村三級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設，全面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深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加快全科醫生培養，有序推進分級診療和家庭醫生制度建設。全面啓動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推開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探索建立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運行新機制。積極推動社會力量辦醫，多元辦醫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羣衆多元化、多樣化健康需求不斷得到滿足。2017年，全國共有醫院31056個，其中公立醫院數量佔39.6%，民營醫院數量佔60.4%;公立醫院牀位佔醫院總牀位數的75.7%，民營醫院牀位數佔24.3%。

公共衛生安全防控屏障體系更加嚴密。國家堅持預防爲主，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網，組建了一支水平高、能力強的應急防控隊伍，能夠有效應對各種重大突發疫情。整體上，中國衛生應急救援水平走在了世界前列。

2.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水平穩步提升

城鄉醫療衛生設施建設取得長足進步。從1978年到2017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從169732個增加到986649個，增長4.81倍。經過結構調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化水平提高，專業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大大增強。從牀位總數來看，2017年，全部醫療衛生機構擁有牀位數約794萬張，與1978年的204.2萬張相比，增幅達2.89倍。衛生人員隊伍規模持續擴大，素質不斷提高。2017年，全國衛生人員總計117.5萬人，比1978年增長49.1%。其中，衛生技術人員增長2.65倍，其他技術人員增長18.8倍，工勤技能人員1.59倍。醫院人員中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佔總人數的78%，中專畢業者佔20.9%。

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從“赤腳醫生”到“業內專家”、從“鄉村診所”到“專業醫院”的鉅變過程。2017年國際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發佈的全球醫療質量和可及性排名結果顯示，從1990年至2015年，中國是醫療質量進步幅度最大的國家。隨着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城鄉居民健康狀況明顯改善。嬰兒死亡率從1982年的34.7‰，下降到2017年的6.8‰。孕產婦死亡率從1991年的80/10萬，下降到2017年的19.6/10萬。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歲，上升到2017年的76.7歲，不到40年時間提高了將近10歲。

3.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基本實現人口全覆蓋

中國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建設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起步，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已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網。目前，中國醫療保險制度體系基本實現人口全覆蓋。截至2017年底，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制度等三項基本醫保制度參保人數超過13億人，參保率穩固在95%以上。爲確保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有效運行，國家不斷加大補助力度，提高補助水平。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政府補助標準從2009年每人每年80元增加到2017年的450元。醫療補助標準及住院費用報銷比例不斷提升，新農合與城鎮居民基本醫保的人均醫療補助標準已經提高到280元，政策範圍內住院所花費用報銷比例分別約爲75%及70%。

4.城鄉居民醫療負擔持續下降

40年來，中國公共醫療衛生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全國醫療衛生支出佔GDP的比例爲3%，1998年爲4.3%，2017年爲6.2%。隨着政府、社會對醫療衛生投入持續增長，中國衛生總費用結構更加優化，個人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已從2001年的60.0%，下降到2017年的28.8%。貧困人口醫療保障傾斜政策全面實施。2016年以來，國家對貧困人口實行傾斜性醫療保障政策，新農合大病保險起付線降低50%，政策範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以上;對貧困人口採取特殊醫療保障措施，2017年全國貧困人口醫療費用個人自付比例平均爲16%，比2016年下降了27個百分點。實施精準脫貧以來，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簽約服務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原則，精準施策、分類救治，有效減少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人口。到2017年，全國已有581萬因病致貧返貧戶實現脫貧。

六、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實現城鄉統籌的根本轉變

社會保障和救助不僅是爲廣大人民羣衆提供政策託底保障的主要方式，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由城鎮職工“單位保障”向統籌城鄉“社會保障”的根本性轉變，覆蓋城鄉居民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社會保障網不斷織密扎牢。

1.多層次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基本建立

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先後建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健全，形成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框架。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着手全面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制度，普遍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啓動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和基金中央調劑，全面實施大病保險制度，積極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經過不懈努力，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實現了從企業單位保障到社會保障，從企業單方責任到國家、單位和個人三方共擔責任，從城鎮職工到城鄉居民的重大轉變。

社會救助是中國歷史最爲久遠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一項保民生、託底線、促公平的制度性安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建立起多元化救助制度體系，其中最爲核心的是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經過多地多年試點，1999年國務院頒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至當年9月底，全國668個城市和1638個縣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鎮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到當年9月底，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777個涉農縣(市、區)全部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進一步整合社會救助體系。2014年，國務院頒佈《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以行政法規規定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救助、臨時救助等八項社會救助制度，構建了一個民政統籌、分工負責、相互銜接，政府救助和社會力量參與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救助體系。

2.社會保障基本實現應保盡保

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實施全民參保計劃，各項社會保障的覆蓋人數迅速增加。目前，中國養老保險覆蓋人數超過9.25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人數超過13.5億人，基本實現全民參保。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的參保人數均達到2億人左右，覆蓋了絕大多數職業羣體。中國社會保障擴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2016年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授予中國政府“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

3.居民社會保障待遇水平水漲船高

在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的建立完善過程中，國家持續加大投入力度。2000年，以社會保障支出爲主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爲1517.9億元，佔當年國家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總額的9.55%;到2017年，大幅增長到24812.4億元，比2000年名義增長15.35倍，佔當年國家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總額的12.2%。隨着投入的增加，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待遇水平連創新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自2005年到2018年連續14年上調。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從2007年的人均40元增長到2018年的490元。全國月人均失業保險金水平達到1228元，工傷保險待遇不斷提高，生育待遇水平提高到人均1.81萬元。待遇水平的穩步提高，保障了參保人員的基本生活，讓人民羣衆分享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國家投入社會救助的財力不斷增長，低保標準逐年提高。2006—2017年，國家用於農村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從43.49億元大幅增加到1051.8億元，年均名義增長率達到35.9%;保障標準從每人每年850.8元增加到4300.7元，人均補差從414元增加到2600元。同期全國城鎮低保平均標準從169.6元/月增加到540.6元/月，名義增長2.19倍;城市低保人均補差額度從83.6元/月增加到356.2元/月，名義增長3.13倍。

結束語

改革開放的40年，是民生大發展、人民得幸福的40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不僅創造了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人間奇蹟，也創造了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了更充裕的收入、更滿意的工作、更優質的教育、更多彩的消費、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可靠的社會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盡力而爲，又要量力而行。中國的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鉅，人民在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環境等方面還有更多的期盼。

中國的民生髮展沒有終點，只有新的起點。當前，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正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在新時代的征程中，中國將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進一步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羣衆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讓我們共同期待明天會更好!

【思想宣傳範文】四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爲。打鐵必須自身硬。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積累的經驗”，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強調“在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全黨全國必須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絲毫不能動搖”;第八條就是“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啓示我們：打鐵必須自身硬。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推動改革開放順利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偉大實踐;改革開放的40年，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40年。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改革開放40年彌足珍貴的寶貴經驗，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一)

我們黨於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以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深邃洞察力和預見性，敏銳地提出了“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的問題，這就從一開始就把加強黨的建設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問題擺上了改革開放頭等重要的位置上。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是告誡全黨，改革開放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要通過加強黨的建設，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解決好善於領導的問題，改革開放才能順利進行健康發展;如果放鬆黨的建設和削弱黨的領導或不善於領導，改革開放就會走偏方向。

時隔4年後，198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還將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但是它的主要點，已經可以從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rsquo;的教訓中得到基本的總結。”爲此，全會總結出了10個“主要點”，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把黨建設成爲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這個“主要點”明確無誤地指明，必須加強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爲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這樣我們黨才能堅強有力，在黨的領導下改革開放才能沿着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1994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了我們黨關於“黨的建設是同黨的政治路線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條基本歷史經驗，集中全黨智慧，創立了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大國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同時緊密聯繫這條政治路線開展黨的建設。《決定》特別指出，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含着內容豐富的黨的建設理論，其中首要的就是“關於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使黨成爲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

(二)

改革開放40年之所以取得偉大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黨始終堅持了“兩個毫不動搖”。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積極應對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黨面臨的各種風險考驗，持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我們積極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我們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持之以恆正風肅紀，大力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零容忍態度嚴厲懲治腐敗，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我們黨在革命性鍛造中堅定走在時代前列，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

一是改革開放40年，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不斷實現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不斷鞏固和發展了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的理論。毛澤東同志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思想，不僅指導着黨的建設，也指導着黨的領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鑑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同志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審視國際國內新的形勢，通過總結實踐、展望未來，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催生了黨的理論創新，極大地豐富了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又加強着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從而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更好更快地發展和全面深化。

二是我們黨始終把加強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作爲保證改革開放順利進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並認真抓好落實。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要努力把黨建設成爲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黨的十三大提出，要適應偉大變革，把黨建設成爲勇於改革、充滿活力的黨，紀律嚴明、公正廉潔的黨，選賢任能、卓有成效地爲人民服務的黨。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堅持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使我們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更好地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爲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毫不放鬆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通過鍥而不捨的努力，保證我們黨始終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黨始終成爲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鬥、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着眼於破解“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兩大歷史課題，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三是通過持續開展集中性教育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黨先後開展了多次重大的集中性教育活動，作爲加強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的重大舉措，發揮了很好作用。黨的十二大之後，在全黨開展整黨整風，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之後，用三年時間，在全體黨員中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章的學習活動。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後，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中進行爲期三年的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爲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發揚延安整風運動的精神，自上而下，分期分批，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使全黨同志尤其是領導幹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黨性黨風教育。從2000年年底開始，用兩年多時間，在全國縣(市)部門、鄉鎮、村領導班子和基層幹部中，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黨的十六大之後，在全黨開展了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黨的十七大之後，在全黨開展了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黨的十八大之後，先後集中開展了以“爲民、務實、清廉”爲主要內容、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爲主要要求的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爲主要內容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以“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爲主要內容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根據黨的十九大的要求，我們黨還將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爲重點，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啓示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如一地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凡是淡化黨的建設和削弱黨的領導的時候，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會受挫折。

(三)

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把黨的建設的成效體現和落實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上。

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必須以政治建設爲統領，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爲此，要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增強全黨團結統一和創造活力，不斷增強全黨執政本領，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更加有力。我們要堅持用時代發展要求審視自己，以強烈憂患意識警醒自己，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和完善自己，在應對風險挑戰中鍛鍊提高，在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中淨化純潔，不斷提高管黨治黨水平。要堅定不移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使黨不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羣衆組織力、社會號召力。

新時代黨的建設的出發點就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落腳點就是“把黨建設成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因此，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就必須將黨的建設的成效體現和落實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上。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就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和體現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領域。要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要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斷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思想宣傳範文】五

如何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有效監督權力，這是我們黨面臨的歷史性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積極探索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的有效途徑。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從所處的新方位、面臨的新形勢、肩負的新使命出發，以堅定決心、頑強意志和空前力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這場偉大自我革命，堅持不懈加強、改進黨的監督，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取得歷史性突破，有力回答瞭如何跳出“歷史週期率”的“窯洞之問”，使我們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爲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紀律保證。

監督理念

科學把握自我監督的根本性質，以自我革命精神抓監督

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黨應對國際國內風險考驗、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客觀需要。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黨經歷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於強化自身監督。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要實現長期執政，必須破解興衰治亂的歷史性命題。只有以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堅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錯誤作鬥爭，才能跳出“歷史週期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科學把握執政規律，建立起一整套自我革新的內部體制機制。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我們黨秉持自我革命精神，直面管黨治黨寬鬆軟問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不斷提高排毒殺菌、強身健體的政治免疫力，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

一是始終把強化黨的領導作爲根本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積極探索監督體制改革與完善，設立行政監察機構，實行黨的紀檢機關與行政監察機關合署辦公，堅決反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以深遠的政治眼光、強烈的政治責任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並堅持和發展紀委和監委合署辦公體制，履行紀檢和監察兩項職能，通過法律把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體制固定下來，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督道路。

二是始終把強化黨內監督擺在首要位置。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內監督在黨和國家各種監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長期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內監督，採取了有力措施，取得了顯著成績。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對強化新形勢下的黨內監督作出頂層設計，爲加強和規範黨內監督提供了基本遵循。近些年來，我們黨高度重視管黨治黨，認真落實黨內監督各項制度，有效解決和防範了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有效化解了黨面臨的重大挑戰和危險。

三是始終把健全領導體制作爲重要舉措。領導體制在實現自我監督中處於基礎地位、具有決定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紀檢工作領導體制隨着實踐的需要不斷地調整、改革、完善，經歷了由同級黨委領導，到同級黨委和上級紀檢機關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領導爲主，再到同級黨委和上級紀檢機關雙重領導的變化。黨的十八大後，爲增強各級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明確了“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爲主”和“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爲主”的要求，加強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改革和完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既堅持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有力領導，又提升了權力制約和監督效果，是自我監督的一項有效制度設計。

監督體系

科學把握集中統一的目標要求，建立權威高效監督體系

建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是我們黨一直不懈努力的方向。從毛澤東同志回答“窯洞之問”，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的加強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建設，再到胡錦濤同志提出的推動反腐敗制度化、法制化，都強有力地推動了我們黨一個時期的監督體系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監督制度，做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既加強黨的自我監督，又加強對國家機器的監督。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強有力領導下，着力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打出監督“組合拳”，形成黨內監督、國家監督、輿論監督、羣衆監督的強大合力。

一是強化黨委(黨組)全面監督作用。充分發揮黨委(黨組)在各級組織中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日常管理監督，組織實施各項監督制度，抓好督促檢查。特別是狠抓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通過明責、督責、追責等一系列舉措，層層傳導壓力，把黨委(黨組)全面監督責任落到實處。

二是強化紀委專責監督作用。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是管黨治黨的重要力量，履行監督執紀問責職責。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委通過深化“三轉”，大幅度減少參與的議事協調機構，從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中轉換出來，從衝到執紀執法一線抽離出來，聚焦主責主業，發揮“監督的再監督”作用，紀檢監察機關專責監督的權威性、嚴肅性得到充分彰顯。

三是構建“四個全覆蓋”監督體系。積極探索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四個全覆蓋”的監督體系建設，形成了一套管用、協調、高效的工作機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形勢變化和實踐發展，基於黨內監督和反腐敗工作的現實需要，巡視制度逐步得到恢復，從1996年中央紀委第一次開展巡視，到黨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到黨的十七大把這項制度寫入黨章，再到2009年中央頒佈《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巡視工作的地位、作用逐步強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巡視作爲黨內監督戰略性制度安排，強化政治巡視定位，抓住不放，持續發力，不斷賦予巡視制度新的活力，利劍作用充分彰顯。

監督對象

科學把握“關鍵少數”和“絕大多數”的辯證關係，不留監督死角和盲區

提高監督實效，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既講“兩點論”又講“重點論”，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破解重點難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相統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準確把握“樹木”和“森林”的關係，既突出抓“關鍵少數”，努力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又堅持抓監督全覆蓋，使黨內監督不留死角、沒有空白，真正做到治“病樹”、正“歪樹”、拔“爛樹”、護“森林”。

一方面，始終突出“關鍵少數”。領導幹部責任越重大、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強監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幹部是黨的執政骨幹，只有管住“關鍵少數”特別是高級幹部和各級主要領導幹部，全面從嚴治黨纔有震懾力和說服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把破解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監督難題擺在突出位置來抓，反覆強調黨內監督要向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聚焦聚力，督促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站在守紀律的最前沿，做自覺接受監督的表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從抓“關鍵少數”破題，突出“關鍵少數”這個重點，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嚴明紀律、嚴格要求，不斷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近年來，有的地方出臺規範省管領導幹部談話函詢辦法等，及時發現處置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取得了較好監督效果。

另一方面，逐步實現監督全覆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黨員是黨的隊伍主體，管住這個“絕大多數”，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保持良好氛圍和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創新監督機制，逐步實現監督全覆蓋。根據黨的十一大通過的黨章關於“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規定，恢復重建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機關，並逐步推進紀檢工作向農村基層、黨和國家機關單位延伸，不斷加強鄉鎮(街道)紀檢組織規範化建設，逐步實現向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把黨的監督延伸到各個層級、各個領域，覆蓋到每個黨組織、每名黨員，實現了黨內監督全覆蓋。與此同時，爲解決行政監察覆蓋範圍過窄、監督力量分散等問題，深入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組建各級監察委員會，並賦予派駐機構部分監察職能，推動鄉鎮(街道)監察機構全覆蓋，對黨內監督達不到的地方，或者對不適用執行黨的紀律的公職人員，依法實施全面監察，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

監督思路

科學把握紀在法前、紀嚴於法的基本原則，始終把紀律挺在前面

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全黨紀律嚴明，朝氣蓬勃，我們黨就能夠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麼管，憑什麼治?就要靠嚴明紀律。無數案例證明，黨員“破法”，無不始於“破紀”。爲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把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紀嚴於法的原則貫穿黨和國家監督始終，前移關口，抓早抓小，讓監督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最大化。

一是聚焦“六項紀律”抓監督。在自我革命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羣衆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六項紀律”。黨內監督條例確定的黨內監督8項主要內容，都是圍繞“六項紀律”展開的。近年來，通過信訪舉報、巡視巡察、派駐監督等多種手段，發現並嚴肅處理一批黨員幹部違反“六項紀律”的問題，使推進黨內監督的過程成爲加強紀律建設的過程。

二是聚焦“四種形態”抓監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內監督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立足於小、立足於早。分析多年來查處的典型腐敗案件，都是一個量變到質變、小過到大錯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在探索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監督手段比較單一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吸收近些年來管黨治黨的新理念新經驗，提出黨內監督的“四種形態”，在監督理論、實踐、制度上取得重大突破，開闢了黨內監督的新境界。各地按照中央部署，深化運用“四種形態”，着力做好抓早抓小、防微杜漸的文章。近年來，運用“四種形態”處理人數逐年遞增，“四種形態”比例日趨合理。

三是聚焦“嚴管厚愛”抓監督。監督必須實事求是，要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並重，既要敢於亮劍、敢當“包公”，防止搞紀律“鬆綁”，又要體現人文關懷，傳遞組織的關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把對幹部的監督和關愛統一起來，注重保護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辦出臺《關於進一步激勵廣大幹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爲的意見》，注重把握“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既旗幟鮮明爲敢於擔當的幹部擔當，爲敢於負責的幹部負責，又準確把握政策界限和適用情形，防止混淆問題性質，拿關愛、容錯、激勵當保護傘，真正實現紀法約束有硬度、批評教育有力度、組織關懷有溫度。

監督制度

科學把握依規治黨的具體路徑，紮緊扎密扎牢制度籠子

依靠制度建設推進反腐敗鬥爭，是堅持依規治黨、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鄧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制度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強調，奠定了各方面黨內監督的制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範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的接力棒，以創新精神繼續推進制度建設，搭架子、定規矩、劃邊界，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方面，狠抓制度建設，讓監督有規可依。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按照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圍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不斷制定、充實和調整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行爲準則以及其他反腐倡廉的黨內法規，注意把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新鮮經驗上升爲法規制度，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黨紀條規。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到黨的十九大，從出臺中央八項規定開始，相繼制定和修訂廉潔自律準則、黨內問責條例、黨內監督條例、黨紀處分條例、巡視工作條例等90餘部黨內法規，形成嚴密、管用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四樑八柱”，制度之籠越扎越緊、越扎越密。黨的十九大召開後不久，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爲開展國家監察工作發揮了統領性和基礎性作用，開啓了國家反腐敗立法大踏步向前的新徵程。近年來，有的地方結合當地實際，出臺主要負責同志“五不直接分管”和末位表態、黨員領導幹部防止利益衝突辦法等一系列制度，有效加強了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

另一方面，狠抓制度執行，讓制度“長牙”、紀律“帶電”。制度的價值在於貫徹，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一手抓制度建設，一手抓制度執行，兩手抓、兩手硬，強化對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隨意變通等嚴重破壞制度的行爲，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言出必行、言出紀隨，將制度執行情況納入履行主體責任情況報告、責任制檢查和巡視巡察的重要內容，持續狠抓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等一攬子制度的貫徹落實，建立追責問責和點名道姓通報曝光制度，防止制度成爲“稻草人”“紙老虎”“橡皮筋”，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有力維護了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