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鑑不斷總結反腐敗鬥爭的基本經驗

所謂的腐敗是指公職人員對公共權力的侵犯和褻瀆的行爲。諸如以權謀私、恃權揮霍、驕奢淫逸等都是腐敗的具體表現形式。腐敗的實質是公共權力的蛻變，其不僅危害政府的形象，而且殃及政權的根基。腐敗問題愈嚴重對政權的威脅也愈大。

自人類有公共權力以來，腐敗就是一種反覆出現而又難以根治的社會歷史現象。個別官員的腐敗是不足爲怪的，即便造成危害，只要及時產除，可謂無關大局。然而，腐敗一旦成風併成蔓延之勢，那就立即對政權的穩定產生深刻的影響。腐敗蔓延不可能遙遙無期，只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腐敗蔓延無法控制，最終導致政權的更替，即所謂“歷史的週期律”。另一種是腐敗蔓延得以控制，社會得以發展，政權得以鞏固。無論哪一種情況，中國歷史都已有充分的驗證。所謂“桀以奢亡，紂以淫敗”(劉向《說苑。反質》)是古代的例子；強大的秦朝和隋朝都因驕奢淫暴的蔓延終以二世而亡；五代時期的李存勖不忘父志，曾經艱苦奮鬥，所向披靡。但是，他建立後唐政權之後就沉湎於嬉戲無度的腐化生活，終落得“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歐陽修《五代史伶傳序》)的下場。衆所周知的闖王李自成和天王洪秀全都因不能控制內部的腐敗蔓延，終使勝利在望的農民起義事業半途而廢...這些因腐敗蔓延而導致政權滅亡的例子難道還不足以引起後人的深思嗎!成功地治理腐敗蔓延的例子也不乏其例。明朝建立之初，一班新貴居功放縱，多行不法，腐敗隨之蔓延。明太祖朱元璋爲鞏固政權，毫不手軟地整肅吏治，雖然在“以猛治國”中留下濫殺功臣的罵名，但腐敗蔓延終於得到治理。據《明史。循吏傳》記載，經過治理，曾出現“一時守令畏法”，“吏治渙然丕變”的局面，爲明朝沿襲統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再以清朝的雍正爲例，康熙晚年多病，加上諸皇子拼死爭位，政局隨之紊亂，官場送禮和侵吞之風乘機蔓延，以至出現“規禮一行，處處通行；規禮不行，一事無成”的局面。雍正即位之後，認爲“人君圖治，首在治人”。他報着“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的雄心，在正官風、整侵貪、倡勤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終於遏制了腐敗的蔓延，清政權也因此得到鞏固。清代思想家、史學家魏源曾評說：“聖祖墾之，世宗薅之，高宗獲之”。這一評價是符合史實的。如果沒有清聖祖(康熙)奠定的基礎，沒有清世宗(雍正)整肅吏治的政績，所謂的“乾龍盛世”是不可想象的。雍正“人君圖治，首在治人”的實踐不僅證明遏制腐敗蔓延的可行性，而且也證明了遏制腐敗蔓延的深遠影響。歷史反覆證明，個別腐敗現象雖然無法根治，但是，制止腐敗蔓延，把腐敗現象降至較低水平則多有成功的範例。

事實上，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貫穿古今。腐敗與反腐敗的具體內容雖因時、因地、因人而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腐敗滋生的基本條件、腐敗滋生的深層次原因、腐敗蔓延的多發期、腐敗蔓延的機理、吏治腐敗的危害乃至反腐鬥爭的策略和措施等，大多具有規律性的特點。

第一，腐敗滋生都必須具備最基本的條件。慨而言之：公共權力是前提條件，貪慾是動力，公共權力可以支配的人、財、物是物質基礎。此三者缺一腐敗難以滋生。無論古今，腐敗滋生的條件是一致的。

第二，腐敗滋生的深層次原因是人、權、財(物)三者的管理同時出了問題。正如火災只發生在易燃物、火源、氧氣三者都失控的情況下一樣，只有人、權、財(物)三者的管理都出了問題，腐敗才能滋生。道理很簡單：一個系統或一個部門，如果財物管理非常嚴格，那麼，貪慾再大的人也是無法下手的；如果官員的權力得到有效制約，那麼，以權謀私就沒有市場；如果吏治清明，那麼，腐敗從何而生。這是自然之理，古今慨莫能外。

第三，腐敗蔓延大多發生在社會制度更替期和體制轉型期。歷朝的末代政權無不在腐敗蔓延中消亡；歷代建立政權之初或重大的改革期大都要經歷腐敗蔓延的考驗。之所以如此，無非是有人鑽制度不健全或管理不協調的空子。腐敗分子的乘虛而入之道並不因時代不同而有變化。

第四，從腐敗滋生到腐敗蔓延，必定要跨越一條無形的警戒線。這條警戒線是以搞腐敗獲得的效益是否高於搞腐敗必須付出的成本爲標準的，雖然看不見，摸不着，但是，它的存在正是腐敗蔓延機理的唯一解釋。如果腐敗分子十有八九無法過關，而且要爲此付出高昂代價(即成本)，那麼，那條無形的警戒線就會默默地發揮威力；否則，腐敗必將蔓延。虧本的腐敗是不會蔓延的，古今一理。

第五，吏治腐敗，禍患無窮。漢成帝(劉驁)寵外戚和漢桓帝(劉志)寵宦官都曾導致天下大亂的局面；晉武帝(司馬炎)大封宗室爲後來的“八王之亂”埋下深深的禍根；唐玄宗(李隆基)寵邊將曾引發安史之亂...應當看到，這些史例並不是偶然事件的重複，而是任人唯親必招後患這一歷史規律的反覆驗證。

第六，“貪伴假生”和“賄隨權集”是貪污受賄的基本運行規律。凡是貪污往往要弄虛作假；凡要行賄目標總是盯住那些玩弄權術的專權者。秦朝的趙高、宋朝的秦檜、明朝的嚴嵩、清朝的和砷等，哪一個不從專權中得賄？朝代雖然不同，然而，“貪伴假生”和“賄隨權集”的規律世代相傳。

與上述腐敗滋生蔓延的一般規律相適應，歷代的反腐鬥爭多有不約而同的策略和措施。從策略考慮無非防治並舉；在方法上不外呼在人、權、財(物)的管理和監督上採取有效的措施。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奉行“以史爲鏡見興替，以人爲鏡知得失”的信條，能夠知人善任並認真堅持從諫如流的原則，不但有效防止了奪取政權之後通常出現的腐敗蔓延現象，而且贏得了史學界公認的“貞觀之治”，可謂是未雨綢繆防患於蔚然的範例。又如，萌發於先秦、形成於秦漢、完備於明朝的歷代監察制度無論對相權的控制或是對官吏權力制衡方面都有不少成功的範例。對官吏的選拔和管理方面，情況比較複雜。其中，以魏文帝(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文帝的“科舉制”最爲典型。“九品中正制”有如伯樂相馬，一旦中正不是伯樂，其後果可想而知；“科舉制”沿襲一千多年，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所倡導的公平競爭和擇優錄取原則以及它在克服“庸主不用強臣，劣官必壓明吏”方面的機制至今仍有借鑑的意義。

總之，縱觀歷史，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從未間斷過；腐敗與社會盛衰的關係清晰可辯；腐敗滋生蔓延的機理一脈相承；腐敗與反腐敗的資料浩如煙海。對後人而言，這無疑是一筆極其寶貴的歷史遺產。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歷史遺產的應用。早在建黨之日就把爲人民服務作爲黨的根本宗旨，並對黨員提出“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要求。1926年，黨中央頒佈了第一個反對腐敗的文件。延安整風時，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爲整風學習文件，並告誡全黨：要以史爲鑑，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毛主席和黃炎培先生當年在陝北窯洞的“千古之談”中，就如何避免“歷史週期律”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探討。當時，毛主席明確地提出了要依靠人民羣衆監督政府，跳出“歷史週期律”的英明論斷。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告誡全黨：“因爲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準以權謀私，堅決地反對腐敗滋生蔓延，這是歷來都十分明確的問題。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解放不久，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乃至貪污受賄等腐敗現象悄然而至並有蔓延之勢。由於中國共產黨早有準備並堅決地採取了“三反運動”、“五反運動”等綜合治理措施，迅速解決了腐敗蔓延的問題。60年代初，以多吃多佔爲特徵的腐敗現象隨所有制的公有化過程不斷滋生蔓延。爲此而開展的反腐鬥爭(即“社教運動”)雖然犯了過左的錯誤，但是，在解決幹部作風、加強經濟管理和遏制腐敗蔓延方面還是成功的。改革開放以後，腐敗滋生蔓延現象按“多發期規律”如期再次發生，而且具有空前(從犯罪數量、犯罪官員的層次、犯罪金額、犯罪類型和手段等都是空前的)、成風、蔓延持續時間較長的特點。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加以分析，這次腐敗滋生蔓延的特點和狀況已充分說明，我們在人、權、財(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上確實存在較大的疏漏。例如，長期沿用的少數人在少數人中選幹部的用人制度難以貫徹黨管幹部的原則，無法達到黨的組織路線的要求；韓愈老先生一千多年前就說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因此，與其靠少數伯樂相馬不如增加選任制和考任制的範圍更爲可靠。又如，長期沿用的公款消費制度的範圍太寬，其合法性難以界定和難以監督。諸如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款給領導配備移動電話或住宅電腦、公款送禮、公車私用...等等，真可謂此伏彼起，防不勝防。各級領導都有公款消費的自主權和批准權，常常是管得了這個管不了那個。許多社會不良風氣都從公款消費制度的源頭汩汩而出並且蔚然成風。而社會不良風氣之所以長期遏制不住，其原因也在於對公款消費制度的弊端認識不足，沒有及時從源頭上採取必要的果斷措施。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釜底抽薪之外別無其它良策。再如，權力制衡失調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嚴重現象就是有力的反證；“上面監督不到，同級監督不了，下級監督不上”的“一把手”難監督現象普遍存在；紀檢監察隊伍過於分散，難以形成具有戰鬥力團隊的問題比較突出。此外，權力制衡的漏洞還可以從腐敗分子的言行中得到充分證實。原山東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檢查其犯罪原因時說：“混到我們這個地位，就沒有人敢監督了”。重慶綦江橋垮塌案中負主要責任的原縣委書記張開科在位時，工作人員找他學法律，他竟然說：“學法，學法，學啥子法？我就是法”。原西安機電公司總經理周長清20多次攜公款去澳門豪賭，前後共貪污4823。7萬元，當記者問他“你怎麼有那麼多錢去賭博”時，他安然回答：“都是公家的錢，沒人管這事”...由此可見，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多麼的可怕!凡此種種，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我們在人、權、財(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上存在較大的疏漏嗎？隨着反腐鬥爭的不斷深入，腐敗滋生蔓延的源頭自然顯得更加具體，這就爲深化改革、爲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以及爲借鑑歷史上的反腐鬥爭經驗提供了更加明確的目標。

當然，我們的反腐目的與歷代統治者有着本質的區別，對腐敗內涵的界定也有較大的差異，但是就腐敗與反腐鬥爭的基本規律而言並沒有質的差異。積歷史之經驗，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是反腐鬥爭久經考驗的傳統策略，從人、權、財(物)的管理上下功夫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通則，而健全制度、強化監督、責任追究等措施歷來都是提高管理效率和整肅吏治的有效手段。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以史爲鑑並付諸於行動，必定能顯現出綜合治理的強大威力。

歷史的經驗是寶貴的，鑑者清醒，鑑者有爲，鑑者克敵制勝。這就是本文要作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