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系畢業論文 (彙總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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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新聞系畢業論文篇2：新聞系畢業論文篇3：新聞系畢業論文篇4：新聞系畢業論文篇5：新聞系畢業論文

【正文】

篇1：新聞系畢業論文

關鍵詞：新媒體時代；傳統媒介；輿論監督

摘要

隨着媒體的市場化進程加速，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場面。然而傳統媒介自身存在着諸多問題，比如部分記者素質不高，有些行業制度不盡合理，新聞行業的法規不夠完善。應對這些問題，傳統媒介也開始銳意創新，從節目播出形式更加親民，節目題材更加深入和專業。輿論監督更是指向其背後的公權力問題。但是制約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健康發展的障礙依然存在，完善相關新聞法規，加強媒介自身建設，帶給健康的輿論自由環境成爲其必然途徑。

引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媒介不斷髮展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十八大”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強民主監督、輿論監督，而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對於我國反腐倡廉工作有着突出且特殊的作用，我國曆屆政府對於媒介的監督都十分的重視，央視的《焦點訪談》、《新聞1+1》、《每週質量報告》也爲廣大民衆所熟知。這對於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我國此刻關於媒介的輿論監督在法制上有很多的漏洞，有時甚至出現“媒介審判”等諸多不合理不合法現象，因此務必加強媒介輿論監督，出臺法律規範監督行爲，保護監督權利，使之真正成爲社會的“明鏡”，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1媒介輿論監督的迫切性

如果說司法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利器，那麼輿論監督是另一把鋒利的尖刀，它同樣具有捍衛真理和正義，鞭撻腐敗和邪惡的作用，對公權組織和整個社會都起到強有力的監督功能。最近幾年以來，社會矛盾逐漸成爲了中國公衆矚目的焦點，官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化，三農問題，仇富心態，教育改革，房產價格，醫療社保等一系列問題猶如走馬燈一般紛紛闖入人們的視野，同時，許多富於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後進入國人的事業。所以我國公衆對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作爲新聞媒介該有的職能——媒介輿論監督，也務必得到強化，使其快速健康的發展。蘇聯建立初期，列寧就說過，“要把輿論監督作爲社會主義報刊的重要任務。”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公民、社會和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其部門的監督。”媒介輿論監督就是透過媒介將社會發生的事件和事件背後的真相揭示出來，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進而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最終維護社會的正義和健康發展。這句話也點明，在我國目前法制和體制不健全的狀況下，有必要透過媒介進行廣泛的輿論監督，從而用心的維護社會公平，體現出公共意志和社會公平自由。

1.1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新形勢

“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這句話出自約瑟夫·普利策之口。它充分的表現了媒介及媒介工作者的力量和作用。而新聞媒介首當其衝的重要作用就是運用自己在輿論方面的優勢監督整個社會。20xx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進入高速時期，人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但是經濟的發展與體制、法制的建設相脫節，造成了諸多的社會問題，比如說貧富差距、灰色收入、拜金主義等，與此同時，媒介也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成爲監督社會不良現象的突出輿論力量。同時在這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勝利召開了黨的“十八大”，繼續爲我國指明瞭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我國的輿論監督一方面將逐步建立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務必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個陽光，十分形象的證明了公平、公正、公開的指導原則，其次也代表我國將在在制度設計上充分體現對權力的制約、協調與監督。這個監督毫無疑問將包括輿論監督。也就是說輿論監督將作爲監督權的一部分，和決策權、執行權一道，併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上來。這樣是對於輿論監督的重要保障。現如今輿論監督已被黨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自19xx年開始，“輿論監督”連續五次出此刻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其中，十七大黨的政治報告更是要求，“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2

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同時，十七大報告中還提到了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0xx年4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善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這對新聞輿論監督在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促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刻的分析。20xx年5月1日起我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透過立法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保障公民享有政府信息的知情權，這就是對輿論監督有力的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我國新聞媒體的記者團隊不斷的壯大，隨着我國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媒體也隨之迅速發展和擴張。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跨國傳媒集團也相繼進入中國，鳳凰衛視等境外媒體收看率飛速提高。記者的隊伍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不斷壯大。從三聚氰胺的“大頭娃娃”到轟動全國的“山西假疫苗”事件，我們的記者撥開層層迷霧，給我們還原了事件背後的真相。一系列的新聞工作者組成了媒體輿論監督的有力力量，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媒體的監督隊伍不斷壯大，我國的新聞輿論監督也會越來越完善和強有力的。

1.2媒介輿論監督的強勢興起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伴隨着媒體的市場化進程，媒體越來越敢說真話，從早期的《焦點訪談》，到此刻各個衛視的新聞節目，不管是早期的南方週末獨此一家，還是此刻的新京報、南方都市報等，都開始大力進行輿論監督，從這樣百花齊放的場面中，不難看出我國傳統媒介的繁榮。

當然網絡媒介的興起，使得民衆更容易貼近輿論監督的前沿，全媒體融合的輿論監督更加有力。網絡媒體帶給海量的信息，很多的信息都是透過網絡首先曝光出來的，而近年來新浪微博更是成爲了輿論監督的前沿陣地，在微博上，普通人能夠對新進發生的事件發表自己的言論和觀點。20xx年的7.23動車事件更是凸顯了網絡的強勢輿論監督作用，從剛開始爆發出的事故，鐵道部含糊不清的解釋，到發佈會上“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言論成爲網絡流行語，再到網民對於事故結果分析的質疑，最後到王勇平的下臺，鐵道部對於高鐵動車速度的調整，之後由微博引發的報紙，電視等媒體介入和報道，媒體整體的大動員構成了對相關部門的巨大壓力，這就是媒介強大的輿論監督。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廣大網民的用心參與，使得輿論監督的作用越來越大。像韓寒等一系列的意見領袖也在引領着輿論監督。從“表叔”、“房姐”到官員“豔照門”事件都是由網民牽頭，以網絡傳播，進而受到傳統媒介乃至國家的重視，這說明民衆的輿論監督意識越來越強烈，媒介的作用功不可沒。

1.2從《焦點訪談》的改革看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新面貌

央視著名的新聞評論節目《焦點訪談》到20xx年已走過十九個年頭。衆所周知，該欄目以輿論監督而著稱，曾被譽爲“中國輿論監督第一品牌”。CSM的一組數據，證明在19xx年，該欄目的輿論監督資料一度佔到47％，成爲央視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但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不斷下降，甚至跌倒了15％。一位網友在央視國際網站表達了自己對《焦點訪談》態度的轉變過程是，“由幾年前的每日必看、到之後的可看可不看、到如今遇到焦點訪談就換臺。”

欄目主持人敬一丹認爲，觀衆的這種失望是對欄目的失望，更是對輿論監督的渴望。此前，她曾在全國政協十屆會議上坦言，《焦點訪談》近段時期在輿論監督上創下“三低”，“資料、收視率、觀衆期望值均歷史最低。”這都說明，一臺好的新聞類節目務必堅持以事實爲中心，務必用於承擔揭露事實背後真相的勇氣和職責。這樣才能做出觀衆喜愛的，無愧於社會的電視節目。

20xx年1月1日，開播將近20年的《焦點訪談》首次進行了改版。新增主持勞春燕亮相節目，全程站立播報。隨後在新年第一天帶領觀衆們梳理了今年開始實施的新法新規，第二部分新增環節百姓“連連拍”把錄像機交到了老百姓手中，透過讓普通人採訪普通人的形式回顧了2012同時展望2013。

從首期改版節目看，許多觀衆對於《焦點訪談》重拾信心，覺得節目資料更親民。個性是央視記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採訪別人，而是把攝像機交到了百姓手裏，讓他們說自己最想說的話，讓許多觀衆覺得很難得。其中一個小男孩應對鏡頭說：“20xx年我上學了，太累了，每一天要早起，還要寫作業，那麼難的題幹嘛阿，我才6歲。”這個採訪，許多觀衆大讚很真實，說出了很多小孩和家長的心聲。另一方面監督報道視角更加親民，而且引入白巖鬆和楊禹兩位知名電視新聞評論員，代表《焦點訪談》想說真話，敢說真話的節目理念。

其實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創新並不是很難，這需要我們改變以前刻板的新聞報道視角，在報道新聞時，敢於接近事件真相。與觀衆更加平等的交流，讓百姓的言論也能夠得到應有重視。可喜的是，我們看到不僅僅是《焦點訪談》，《人民日報》也要增加版面，貼近羣衆，以普通觀衆視角看待新聞事件，發掘新聞背後的真相。這些都代表着傳統媒介將展示出生機盎然的新氣象。

2我國傳統媒介當前輿論監督存在的主要問題

儘管黨和政府開始逐步重視輿論監督，新聞媒體也在輿論監督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輿論監督公共權力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未能充分發揮其功效。

2.1新聞媒介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

首先作爲輿論監督的主動實施者——新聞媒介從業人員，他們往往顧慮重重。在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下，批評性報道首先一般不會得到上級首肯，搞不好會被戴上“破壞地方形象”甚至“影響社會穩定”的帽子，這樣的現象嚴重影響了媒介從業人員的業務發揮和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作用。其次爲了獲得信息來源，他們務必得到地方黨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的支持和配合。這樣當他們對這些單位進行監督時，就不得不思考再三，慎重決定。

另外部分新聞從業人員職業毫無道德和操守，喪失基本的職業道德，他們把媒介的輿論監督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搞有償新聞，比如理解紅包、禮金等好處費，甚至收受賄賂，起隱瞞事實的真相。例如20xx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區發生特大爆炸，38名金礦礦工不幸罹難。“6·22”繁峙礦難發生後，非法礦主不是設法救人，而是與個別地方黨政官員串通一氣，隱瞞事故真相。當天晚上11時，礦主將遇難礦工屍體陸續轉移、掩埋。其後幾天，新華社山西分社的鄯寶紅、安小虎、王東平、譚旭4名記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難礦工家屬舉報後趕到繁峙。但他們並未去礦難現場，而是先找上了繁峙縣委、縣政府，並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事後新華社披露說，“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鄯寶紅、安小虎分別收受現金2萬元。這不僅僅令我國的輿論監督蒙羞，也玷污了新聞工作者的形象。

2.2輿論監督的制度化制約[由本站網友投稿]

在我國，所有有話語權的傳統媒介都是國有資產。雖然，有些傳媒也進行了一些經營方式的改革，如財政獨立，自負盈虧，獨立經營等，最後的節目資料還要進行全面的審查。大部分媒介的領導人主要由政府來任命，低級員工則實行聘用制，對主要新聞則實行預先審查制。在這種體制下，媒體自身的活力受到很多行政或政治手段的約束，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着輿論監督功能的發揮。所以，這種輿論監督是自上而下的，並非傳統好處上的輿論監督。如中央電視臺對一些較高職務的犯罪行爲的曝光，其實是傳媒按照有關領導部門的指示，在要求的時間和版面予以發佈而已，並不是傳媒主動揭露的。

新聞媒介的事業化、高度行政化決定了我國政府和新聞媒介的關係，在這種現實背景下，作爲新聞媒體職能的輿論監督，其作用的發揮程度必然是完全服從和服務於政府的。而新聞媒介究竟是“黨的喉舌”還是“羣衆喉舌”，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視察焦點訪談節目組的時候，親筆題詞“羣衆喉舌，政府鏡鑑”。所以正確的講，只有當新聞媒介具有獨立性，貼近羣衆，我們的輿論監督纔會發揮最大的作用。“堅持以正面宣傳爲主的方針”是中國新聞傳播事業一貫堅持的原則，在此方針的指引下，中國媒體的輿論監督也必然更多地以正面報道和宣傳教育爲主，批判性報道比重很小。而輿論監督恰恰主要是透過批評性報道實現的。和西方媒介的多元、分散的公衆意見相比，我國的媒體更具有宣傳的性質。輿論監督是廣大羣衆的公議行爲，監督和宣傳不能混爲一談，更不能以宣傳代替監督。

最後一個原因是，根據毛澤東的理論：新聞媒體的另一條戰線。所以我國雖然少部分開放外媒進入，但是根據政策公民個人和社團資本還是難以介入現代傳媒組織。中國傳媒業的定位和產業結構限制了其發展的自由，最終也影響了輿論載體的多元化，使輿論監督成爲空談。

2.3輿論監督的法制化缺失

我國的新聞行業有很多新聞獎項，如“範長江新聞獎”、“韜奮新聞獎”，但這些獎項的主辦者大多是黨政機關和受黨政部門控制的社會團體，屬於官方的獎項獎，在這種評價機制下，新聞媒體的報道方式、報道資料被引導，能夠說大部分的獎項給予的都不是批評性報道。所以在獎勵機制上，我國就應給新聞媒介、社會團體更多的自由。

而輿論監督最重要最關鍵的還是其法制化軌道。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相關的法律和行政規章也肯定了輿論監督，但大都是關於義務的規範，如關於維護國家安全、保守國家祕密的規範、保護尊重公民人格權利的義務規範等，缺乏權利的規範，如記者的採訪權、報道權等無明文規定，這給媒介的輿論監督帶來不小的困惑。而中國關於輿論監督的法律僅限於於《憲法》的原則性規定，和一些零星的地方行政法規，體系尚不完善，相關規定也缺乏實踐操作性。至今我國沒有《新聞法》和《輿論監督法》成爲我國言論自由的一個短板。

3新媒體時代下傳統媒介強化輿論監督的措施

如今大部分社會問題大部分由網絡揭發而出，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似乎不是那麼的給力了，在新媒體時代下，網絡媒介、手機媒介的迅速崛起，使得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強勢地位受到極大挑戰，有些時候甚至出現，電視等媒介從網絡上找新聞，從輿論監督的引領者變爲追隨者。

3.1傳統媒介自身的建設

對於傳統媒介本身來說，務必要在三方面上做足功夫。

第一、新聞工作者是輿論監督的主動實施者，所以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工作隊伍對於加強輿論監督十分重要。首先，務必提高新聞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質，增強職責意識，站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去報道新聞事件，圍繞抓住羣衆關心的帶有典型性的問題進行報道。增強職自律意識，防止以權謀私，搞有償新聞。其次，要培養自身的業務休養。精通新聞採訪、寫作和修改製作等技能，才能掌握輿論監督的主動權和自由權。

第二、就目前狀況來說，媒體輿論監督尚無法可循，所以務必靠媒體的自律，規避輿論監督風險，防止自身權利濫用，確保輿論監督良性發展。擁有《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這些輿論監督品牌報紙的南方報業集團，就針對輿論監督、新聞批評制定了內部的職業道德操作規則。該規則對輿論監督從選題、採訪到寫作、刊登，每個環節所應遵循的職業道德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這對確保輿論監督的順利開展，預防新聞糾紛起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也爲其他媒體帶給了有益借鑑。

第三、應對新媒體的強大攻勢，首先傳統媒體務必與網絡媒體進行優勢上的互補。傳統媒介能夠依託網絡等新興媒體傳播速度快，無線搜索以及強大的互動功能，及時發現社會熱點事件、輿論焦點，給予全面的關注，提升傳播速度，在第一時間發出聲音引導大衆的輿論方向，將輿論監督主陣地的地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傳統媒體要善做高度、深度報道，發揮其權威性的後發優勢。在新媒體傳播速度快的狀況下，能夠透過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進行專題報道、評論、深度解讀等方式，引發整個社會更深層次的思考，從而使輿論監督的效果更具廣度和力度，體現傳統權威媒體的高度、深度。如華南虎事件透過網絡進入公衆視線後，但最終卻是傳統媒體揪出真相。《人民日報》、《南方週末》、《中國新聞週刊》以及央視《新聞調查》等傳統權威媒體並沒有停留在對於周正龍個人行爲的追究上，而是指向了他背後的公權力問題。

3.2推動傳統媒介輿論監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傳統媒介的輿論監督除了自身良好地建設，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支持。

第一、言論自由需要必須的空間纔會得以保障，而輿論監督的作用能否得到充分的發揮，關鍵是營造對於輿論監督的良好氛圍和環境。這就要求我們的各級黨政機關從思想上能自覺理解來自各方面的監督，能夠承受被批評的壓力，鼓勵和支持新聞傳媒大膽開展監督。這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已有體現。另外還務必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參與。新聞傳媒要主動向人民羣衆帶給必要的條件，傾聽了解他們的訴求。如開設讀者專欄等，組織各種座談會、聽證會，聽取羣衆意見，吸引羣衆的參與和支持。

第二、有一個良好地氛圍，當然還務必從制度上保證輿論監督，在我國媒體對相關部門的批評性報道最後都不了了之，一方面本地媒體受上級主管部門制約，一方面私下的公關也成爲阻礙，這最終使許多輿論監督的稿件“流產”。就像去年的交警異地執勤的方法，輿論監督也能夠實施異地監督，一方面，異地監督能夠斬段與當地政府的聯繫，異地媒體不必看當地政府的臉色，另一方面，一些被採訪的對象對不會擔心受到打擊報復，有利於採訪對象用心主動地揭露事實的真相。

第三、務必賦予新聞媒介相對獨立的地位，新聞傳媒的獨立地位是保證言論自由的重要條件，缺乏獨立地位的輿論監督是一種徒有其表的監督。傳播媒介的行政體制，降低了新聞媒介的可信度，就如果運動會中，運動員既是裁判也是運動員，自然相關報道難以令人新服，這最終會影響新聞傳播和輿論監督的效果。所以，務必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新聞媒介獨立的地位和作用。而要想獲得相對獨立7

的地位，就要務必要從輿論監督機構的經營權、財權、人權等方面展開。首先要新聞媒介的經營自主權是必不可少的，而事實上目前一些傳媒機構已經開始允許多元的經營者進入，大多數傳媒機構也開始實行管辦分離，使得輿論監督的主體有了必須的自主性。媒介經營的自主化來源於金錢上的獨立，所以要組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媒介機構。只有這樣，輿論監督纔不會受制於行政管制。而最後務必減少由黨政機關來任命媒介負責人的做法，這樣才能避免“說清”之風，才能保證輿論監督的稿件原原本本的呈此刻羣衆面前。

第四、媒介輿論監督的法制化務必跟上，這點期望我們的相關立法機構儘快出臺《新聞法》和《輿論監督法》及相關法規，保障輿論監督的正確健康的發展。要從憲法到基本法全面系統地闡述新聞媒介的權力、義務和職責，法律的細節化、細緻化才能帶來具體的可操作性，纔不會讓輿論監督成爲空洞的概念。將輿論監督納入法制軌道，加強制度建設，逐步推進和實現輿論監督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法治化，這纔是是確保輿論監督得以順利實施的最關鍵條件。立法務必要突出輿論監督的權利性質，多做權利性的規範，保障公民透過新聞媒介瞭解狀況、表達意見的權利，同時還要保障新聞媒介及記者的的採訪權、報道權、公民批評權。更就應應明確公衆的知情權，在西方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有一條，就是對於任何事物的質疑權，即公民能夠對公共事物進行懷疑但不負有過失錯誤，沒有舉證職責，公共機關或者人物對這種懷疑務必予以正面迴應，且不受相關名譽權、保密權的法規影響，防止以保護相關權爲由，則抵制公衆、媒介的輿論監督的現象發生。當然，對於濫用監督的行爲，如泄密、干涉司法審判、散播虛假信息、蓄意詆譭國家單位和工作人員等違法行爲也要明確職責。只有推動輿論監督的法制化，才能根本保證其有法可依，才能真正讓

輿論監督走上正確、健康、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

結論

在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之下，輿論監督是規範政府行政行爲、依法執政的重要保障。在我黨的政治報告中，越來越強調輿論監督的作用。這天，社會結構的發生轉變、不同羣體和不同利益訴求的相繼出現、輿論監督呈現出不同的新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輿論監督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顯得更加突出。作爲黨和人民羣衆的喉舌，媒體在進行輿論監督時要準確把握新的形勢、新的規律，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和職業道德，相關部門要支持配合媒介和羣衆的輿論監督，爲輿論監督的正常運作帶給寬鬆的環境氛圍、優質的制度程式、健全的法制保障，力求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要求下使輿論監督水平不斷提升，爲構建和諧社會、爲陽光政務公開負起傳媒應盡的職責。輿論監督是黨和國家六大監督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種，它的實質人民的監督。務必讓公民依法享有運用新聞傳媒充分發表意見，推薦和呼聲，表達自己的意志的權力和自由，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實幹興邦的社會主義社會。

致謝

本論文是在我的指導老師師XXX老師的親切指導和關懷下完成的，她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工作作風，深深地感染和激勵着我。XXX老師不僅僅在學業上給予我精心指導，而且在思想生活上給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在此向袁麗媛老師表達我們誠摯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此外還要感謝小組的同學，互相幫忙下，我們一齊共度一個個困難，直至論文順利完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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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新聞系畢業論文

試析災難性信息傳播中的“阿毛效應”現象

論文關鍵詞：阿毛效應；審美疲勞；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

論文摘要：災難性信息由於其重大性、突發性、緊迫性特點，對民衆生活影響很大，在傳播過程中容易產生“阿毛效應”現象。不論是激勵性信息、傷悲性信息還是警示性信息，如果傳播策略失當，強度、角度、頻度不能進行準確把握和調整。則會適得其反，降低正向傳播效果。因而，在信息本身的真實可信前提下。媒體體應分析受衆心理，轉變報道思路。提高報道技巧，避免無休止重複傳播而產生“阿毛效應”現象。

汶川大地震使中華民族經受了重大考驗。災情發生後，媒體能迅速反應，透過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渠道，及時、有效地傳播信息。透過第一時間信息權威發佈，消除民衆對信息的不確定性，阻止了謠言傳播；不迴避問題，對災情的嚴重程度予以客觀、真實、及時報道，呼籲和感謝社會各界的鼎力援助，體現出構建和諧社會要以人爲本的理念。宏揚社會正氣和民族精神，將大災面前良好的國民形象向全球傳播，贏得了世界的肯定和讚揚。在民族災難面前，正是媒體的快速反應、有職責感的權威報道，穩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氣，起到了良好的輿論引導作用。

信息傳播要到達良好效果，要有—個量的積累過程，同時要營造出有利的輿論氛圍，從這一方面來看，幾次災難性事件報道做得較爲到位。但是，從受衆對信息的理解規律來看，隨着時間的推移，災難性信息傳播的強度、角度、頻度就應進行準確把握和調整，否則會適得其反，降低正向傳播效果，出現“阿毛效應”現象。

一、“阿毛效應”概念界定

“阿毛效應”的說法，來源於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小說主人公祥林嫂在她的兒子阿毛被狼吃掉以後，使她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支撐，到處向別人訴說。剛開始，還能得到人們同情的眼淚和安慰，她的心靈也得到撫慰，慢慢地，人們厭煩了。“便是最慈悲的唸佛的老太太們，眼裏也再不見有一點淚的痕跡。之後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一聽到就厭煩的頭痛。”讀者對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同時對魯鎮人的麻木冷酷感到痛心。看起來，祥林嫂的痛苦經歷已經成爲人們的笑資，同情被消解，自己的苦楚在別人看來是寡味無聊而且一文不值。但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魯鎮的人一開始並不是麻木的。“四嬸起初還躊躇，待到聽完她自己的話，眼圈就有些紅了。”“男人們聽到那裏，往往斂起笑容，沒趣地走了開去；女人們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人們的厭煩是由於故事重複得太多，人們已經失去新穎感。“全鎮的人們幾乎都能背誦她的話。”當她一開口：“我真傻，真的。”他們便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這種現象可稱之爲“阿毛效應”。

筆者認爲，“阿毛效應”是指同一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傳播次數的增加而傳播效果逐漸降低的現象。即使高信度的信源和信息，經過單一形式的高頻度傳播，也會使正效果下降，甚至帶來負效果。着名傳播學者霍夫蘭等人透過實驗發現，隨着時間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說服效果會出現衰減，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說服效果則有上升的趨勢。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一種較有力的解釋是人腦的忘卻機制在起作用。根據艾賓豪斯的忘卻曲線原理，人腦對信息的記憶量隨時間推移逐漸減少，而忘卻是從信息的次要屬性開始的。也就是說，由高可信度信源發出的信息，由於人們對信源的信任，其說服效果最初可能會大於信息資料本身的說服力，而低可信度信源發出的信息，由於人們對信源懷有不信任感，其說服效果最初可能會小於資料本身的說服力；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信源與資料聯繫的記憶逐漸淡漠下去，由信源居主導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趨於減弱或不見，資料本身的說服力才能較完全地發揮出來。但資料本身如果是對受衆感性刺激的話，這種刺激也會隨頻度的增強而效果下降。

二、災難性信息傳播產生“阿毛效應”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激勵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激勵性。同樣，傷悲性信息，如多次傳播，也會減弱傷悲性。激勵是透過正面引導，促使受衆感情的瞬間進發，對訴求現象產生良好感受，進而向其靠攏，諸如在戰爭年代，大戰之前先放映一些凸顯英雄形象的影片，使士兵在很短時間內構成對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對敵人的仇恨，使其在即將應對的戰爭中奮勇殺敵，增強其爆發力。衆所周知，能量是守恆的，爆發力越強，持續時問越短。就如同抗震救災宣傳一樣，剛開始，民衆會從民族大義出發，出現一系列用心反應，比如爭當志願者、捐款捐物。但當熱情過後，就會出現身體與心理的疲憊，而對持續不斷的激勵性信息反應遲鈍，甚至牴觸和抱怨。傷悲性信息也一樣，剛開始，出於人的善良本性和人道主義輿論環境，會表現同情和不安，但久而久之，傷悲會削減，出現對“阿毛事件”一樣的態度。

同樣的道理，警示性信息，傳播次數過頻，也會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現娛樂化傾向。運用“敲警鐘”的方法喚起人們的危機意識和緊張心理，促成他們的態度和行爲向必須方向變化，也是一種常用的說服方法。從行爲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敲警鐘”具有雙重功效：首先，它對事物利害關係的強調可最大限度地喚起人們的注意，促成他們對特定傳播資料的接觸；其次，它所造成的緊迫感可促使人們迅速採取行動。但是由於“敲警鐘”基本上是透過刺激人們的恐懼心來追求特定效果，會給對象帶來必須的心理不適；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發的防衛性反應，對傳播效果產生負面影響。要尋找產生“阿毛效應”的原因，務必從美學、傳播學中的幾個關鍵詞來分析和探討，如“審美疲勞”、“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

在經典的文藝美學着作中，與“審美疲勞”這個詞好處相近的一個詞是“審美反感”，“審美反感”是“對醜的作否定評價”的審美體驗。在上世紀90年代的幾篇文章中，有人把“審美”和“疲勞”相結合成“審美疲勞”，並把它運用到美學論述中作爲美學詞彙來使用。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講，由於大衆媒介傳播信息具有批量化、雜糅化特點，加上大衆文化的訴諸感官的特點，如果感覺上的官能刺激過剩且得不到有效地舒解(情感昇華)，那麼，就會由於心理上的厭倦而產生審美疲勞。多媒體時代的大衆文化，它的目的在於使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體驗，這主要是獲得一種感官或者生理上的滿足。21世紀，我們已經進入了數碼和網絡時代，互聯網、電視、電影、手機都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每一天都淹沒在大衆傳媒傳播的信息中，這使得我們的感官始終處在官能的興奮狀態，當代大衆傳媒技術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人們感覺的需求。然而，當聲光色影等那種人與環境直接而直覺的關係滿足了人們的官能需要時，令人回味的“文字增強人的邏輯分析和留有餘地的思維空間”也隨之斷裂，這勢必會造成感覺上的官能刺激過剩造成人的感官的忙亂。正如麥克盧漢把聲光色影構成的場景比喻爲“一場芭蕾”，透過電子媒介進行閱讀是一個使眼睛和耳朵

構成交互穿梭的過程。“眼睛耳朵和口語的複雜的穿梭關係一旦參與這一場芭蕾，那就必然要重塑整個的攝取生活，包括內心和外在的生恬。就要創造那種當代藝術重新發現的‘意識流’，但是同時它必然要產生感知和回憶活動的多重障礙”。“人體的感官”畢竟不同於“技術的感官”，人類在單位時間內對信息的理解量是有限的，即便不會像電腦那樣當信息量增大時會“死機”，但也會因“應接不暇”而疲勞!

“沉默的螺旋”理論是由德國女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於19xx年提出的。諾依曼強調人的社會天性，爲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總是尋求與周圍關係的和諧。這樣，就構成一種“沉默的螺旋”現象：當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意見(可能是一種新的意見，或者是一種業已存在的意見)屬於“多數”處於“優勢”時，便趨向於用心大膽地發表這種意見；當發覺自己的意見屬於“少數”或處於“劣勢”時，遇到公開發表的機會，可能爲防止孤立而持續“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構成一種一方越來越強大，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發展過程。大衆媒體，尤其是電視媒介，由於它們本身具有必須的權威性，傳播的資料具有公開性、顯着性，傳播幾乎無處不在，加之報道資料的類同，傳播在時間上的持續和造成的信息積累，它們所提示的和強調的意見很容易被視爲主流意見，或者是未來有發展前途的意見，這些意見能夠從容表達而不會受到孤立。於是，“沉默的螺旋”現象最超多地出現於公衆理解大衆媒介之時，這種認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壓力或對安全感的需求，使得多數公衆在公開表達意見時採用媒介上不斷重複的詞彙和觀念，併產生決定和行爲上的連鎖反應。但同時也會因壓抑尋找途徑發泄，正如此次

地震發生後出現的“範跑跑事件”，在鳳凰衛視討論和網上調查時，出現了爲數不少的贊同的聲音。這就說明，輿論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少數人的“沉默”會從另外的方向爆發出來，產生非正向的效果。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ect)理論是最近十多年來西方傳播學者極爲重視研究的範疇之一。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學者是美國人戴維森(Davison)，在19xx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則故事：那時，日本人透過偵察獲知，在一個太平洋小島上的美國駐軍由白人軍官和黑人士兵組成，於是便向該島空投大批傳單，傳單上寫道：“這是白人挑起的戰爭，日本人和有色民族並無紛爭因此黑人弟兄們“不要爲白人送死，要找機會投降或逃亡”。結果，在空投傳單的第二天，該島上的美軍竟然全部撤退了。之後發現，傳單其實對島上的黑人士兵並沒有產生影響，而是白人軍官擔心士兵們真的會逃亡。因此造成了這批美軍的退卻。同樣的道理，在一些傳播效果的個案研究中，研究者們發現了一個搞笑的現象：大多數人會認爲大衆媒介對別人的影響力較大，而對自己的影響力較小。換句話說，人們會傾向於低估大衆媒介對自己的影響力，或高估大衆媒介對別人的影響力。災難性事件發生後，也會由於第三人效果原因而出現相互之間的消極依靠，比如救災的行動，很多人會認爲這樣大的民族災難，肯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在乎一兩個人的力量，有那麼多的人捐款，而不少我這幾個小錢，結論很明顯，都這樣想就會

出現大難面前無人伸手的尷尬。

三、防止災難性信息傳播中“阿毛效應”產生的推薦

首先，信息本身的真實可信是前提和基礎。這就要求信息傳播者務必從事實出發，客觀公正地進行報道。在這次抗震救災報道中，我們的官方媒體表現值得肯定。第一時間權威發佈，消除民衆對信息的不確定性，阻止了謠言傳播。但應當承認，“非典”時期，我們的大衆媒體並非如此。就“非典”本身而言。它有危害性，威脅到人的生命和生存；它有破壞性，破壞了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它有不可預料性，難以估計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更可怕的是它有難控性。事實上，任何災難性事件都具有以上特點。而“非典”信息報道並不是及時而且真實，在網絡背景下，加上民衆間人際傳播，出現了令官方和大衆媒體尷尬的境遇，最後不得不真實報道，才遏止住了謠言傳播和大衆的恐慌。但畢竟後果很嚴重，尤其是媒體公信力受到重大挑戰，直到當下，重構媒體公信力仍然是熱門話題。這樣看來，立足事實的真實報道仍顯重要，

其次，就應避免無休止重複傳播。雖然說重複是信息傳播的基本特點，信息需要重複，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超過這個“度”，就會朝相反的方向去了。從更深一個層次來看，出現審美疲勞的受衆對信息的感知和刺激會變得遲鈍，當真正重要的信息出現時，也不會有明顯反應。當下很多媒體爲了提高收視率，精心策劃並播放一些弱勢羣體或者急需幫忙的人與事，撥動受衆善良而敏感的心絃，剛開始，民衆的本真與善良會使一部人得到幫忙，但慢慢地，民衆會出現審美疲勞，見怪不怪了。而當真正需要幫忙的信息出現時，民衆會不爲所動，最終被視爲善良的泯滅。同時還會出現第三人效果，很多人會認爲對別人影響不斷增強而對自己影響不明顯；會出現“沉默的螺旋”效果，聲音被壓制而得不到有效釋放，最終會出現反感情緒甚至走向反面。這樣看來，就應負更大職責的是傳播者的過度重複傳播。如同“阿毛效應”一樣，不能怪“阿毛”，更不能怪周圍的民衆，而只能怪傳播次數過多和頻度過高。要避免重複傳播，能夠豐富素材，多角度、全方位報道，一方面，信息的豐富能夠緩解受衆的審美疲勞。另一方面，能夠消解一個聲音的枯燥，兩面訴求能夠避免一面訴求的絕對。同時適當調整報道頻度，拉長間隔能夠修復過高頻度帶來的心理牴觸

。

最後，分析受衆心理，轉變報道思路，提高報道技巧。前文提到，激勵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激勵性；傷悲性信息，如多次傳播，會減弱傷悲性；警示性信息。傳播次數過頻，會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現娛樂化傾向。周作人說過，人畢竟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如果過分宣傳英雄，會拉遠普通人與英雄之間的距離，感覺這僅僅是一部分人能做到。跟自己關係不大，顯得遙不可及；如果傷悲被消解，會使民衆失去同情心，感覺見怪不怪了；更爲可怕的是警示被消解，會減低民衆的警惕意識，“狼來了”心理作祟，防範意識不見，災難來臨時會措手不及，人爲增強災難的破壞性。就應打破一味說教的傳統思路，運用多種形式和手段，比如對話討論、文藝作品再現真實存在，增強新穎性和可讀性。

總之，正確應對災難，最大程度減少災難損失，持續保護民衆關注災難，同情弱者，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展現社會正義，衆志成城共度難關，需要全社會努力，更要求主流媒體樹立公信力，提升傳播水平，避免產生“阿毛效應”。

篇3：新聞系畢業論文

後面還有多篇新聞系畢業論文！

引言：主持工作是有聲的藝術創作形式，透過主持人對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聲語言的形式傳播給受衆。

在媒體分佈多維化、信息資源廣泛共享化、媒介形態競爭日趨激烈的這天，節目的製作傳播形式和欄目風格越來越受到創作人員的高度重視，而對於一個欄目來說，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又起到決定性作用。在由許多欄目和版塊構成的電視臺整體節目中，這些欄目和板塊的內部構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現，甚至更有一些欄目名稱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欄目因主持人的個性化而構成欄目獨一無二的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節目主持人的個性風格是節目收視率、欄目成活的關鍵。對於主持人個體來講，他們個性化風格的建構不管是對於自身發展還是欄目成功甚至中國電視業的發展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個性風格建構的必要性

（一）主持人個性化風格是有聲語言創作的題中之義

主持人是媒體和受衆之間聯繫的橋樑，沒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資料再豐富的節目都無法傳達給受衆。從中央電視臺19xx年7月12日開播的《觀察與思考》節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來到這天二十七年的時間，主持人已經成爲中國的受衆再熟悉但是的名詞。主持人的工作處於傳播過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門對語言藝術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透過有聲語言和副語言與受衆進行交流，其中有聲語言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因爲語言是與受衆進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無論新聞、綜藝還是娛樂節目都是透過有聲語言來傳達的，播音員、主持人有聲語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着節目的整體質量。同時，表情達意、言志傳神的有聲語言作爲一種有聲符號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對書面語言的個人理解、承載着對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別林斯基說“一個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資料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標誌着僅僅爲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爲它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1]這說明無論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組織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達都務必經過他所特有的文化素養、審美感受、性格氣質和語言表達才能的過濾，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個性的烙印。

（二）傳媒業的發展和實踐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

關於個性化，從宏觀上看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帶來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從微觀上看是傳播激烈競爭的必然趨勢。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衝擊》以前說過：“向未來挺進，就必然要脫胎換骨遠離標準化，脫離產品的劃一，脫離千人一面的藝術。”[2]《十分6+1》的成功與具有個性化特徵的主持人有直接關係。製片人哈文說：“節目組幾十個人在工作，到了錄製現場，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現了。主持人就像汽車駕駛員，方向盤、油門、離合器都由他操作，在關鍵時刻，只有他能控制現場；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這句話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風格的關係相輔相成。隨着電視傳媒業‘窄播化’進程的加劇，節目主持人‘大衆情人’的時代也將宣告結束，主持必將分衆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着自己節目所針對的受衆的目標，滿足這一特定部分受衆的收視需求進而滿足他們選取節目的心理需求。與這種分衆化趨勢所映照的是，個性主持人將會隨之受到推崇。在廣播電視傳播中，播音員主持人是傳播主動一方的最後執行者、是傳播體的代表，他們就應成爲一個欄目、一家電視臺的個性化標誌。在遵從社會主流價值決定和對欄目定位及傳播對象的認識和遵從的基礎之上，主持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獨創的構

思、獨有的感受和獨具特色的語言表達都是個性化的特徵。時代發展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傳媒的分衆趨勢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主持人職業的生存模式更需要傳播者自身的個性化。

（三）受衆多樣化的審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風格的多元化

從“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末，全國二十幾家電視臺發展到如今年的360家電視臺；電視節目套數也發展到了2058套。受衆也從二十年前收看幾套節目的幾個主持人到此刻能夠收看各個頻道的欄目和不同風格的主持人。中國電視的成長與觀衆的成長是同步的。應對成熟的觀衆，電視欄目與節目的創新更增強了難度，對電視傳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衆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傳播模式，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渠道豐富了個體的選取。在這種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一個對主持人而言“個性即生命”。鳳凰衛視“早間說新聞”的異軍突起引起大陸電視人的深刻反省。人們如此熱烈地歡迎這樣一種簡單愉快的主持風格充分反映出在內地電視人創造的播音主持風格與受衆多元化需求之間存在着急需填補的空白區間。再如江蘇城市頻道《南京零距離》的主持人孟非，據AC尼爾森南京地區電視節目收視調查公司的數據統計：《南京零距離》開播第二週，就進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視率)前50名；第六週進入該排行榜前15名；第八週成爲該排行榜第一名並一向持續領先。平均收視率爲8．8％，最高收視率爲17．7％。直今仍持續着高收視率。[3]勿庸質疑主持人孟非直陳觀點，不隔靴搔癢的個性化主持方式已經成爲了“節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成爲了觀衆喜

歡的主持人並且在20xx年獲得了首屆中國電視十大名欄目名主持的稱號。受衆這種多元化審美需求也能夠從主持人觀念的不斷革新中尋找到端倪。

二十年來，對應着電視傳播理念與主持人節目的發展變化，主持隊伍構成經因了四個階段，與此同時，主持人的綜合素質、來源、工作機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第一階段:主持人節目初創時期(1980—1983)

2.第二階段:主持人規模擴展時期(1984—1992)

3.第三階段：新聞評論類主持人節目崛起時期(1993—20世紀末)

4.第四階段:主持人節目深入發展時期(20世紀末—當前)

綜上所述，二十幾年來主持人節目走過的四個階段，我們不難看出主持人主流演變的軌跡是：從普通話語音、單純的語言表達的語言基礎層面的素質要求，以及一味強調漂亮年輕

的誤區，向關強調人文素養，重視文化內涵和看好個性創新潛力的綜合素質的變化。

二、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建構的瓶頸因素分析

現實的狀況是，個性鮮明的主持人畢竟爲數不多，個性是在一些省級和地市級電視臺，一方面播音員主持人崗位編制已滿，一方面卻又缺少優秀的主持人。那麼制約播音主持風格構成的瓶頸又在哪呢？筆者認爲，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構成獨特風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會的、心理的因素都能夠是影響個體主持人個性化風格構成的重要原因。綜合而言，以下方面問題值得個性關注：

（一）院校的模式化培養模式

有調查顯示：在我國現階段電視節目播音員、主持人的隊伍當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佔了70%，而在這70%當中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又佔了45%[4]比重之大。這一羣體勢必會對整個播音主持隊伍的的發展起到了領軍的作用，與此同時，院校模式化培養的烙印在他們身上也體現無遺。

1、專業院校招生選拔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全國播音主持專業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納入了藝術類招生，考覈成績由大學聯考成績和專業面試成績構成。其中專業面試是對考生聲音、形象、普通話語言表達方面的先天條件及後天基礎做出決定和選取，往往具有很嚴格的評判標準；而對考生大學聯考的成績的要求卻遠低於一般高校的錄取標準線。考覈標準的蹺蹺板“相貌、聲音”一頭被擡高，“文化素質”一頭被壓低，這種重視了現有顯性基礎，但忽略了隱性發展潛力的傾向是令人擔憂的。同時，一些不具備辦學條件的院校紛紛開設播音與主持專業，招生條件放低、教學不規範、畢業生就業也成爲難題，這些直接影響到播音主持隊伍的發展，更加影響到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構成。

2、播音主持專業課程設置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多數院校的播音主持專業在課程設置上偏重專業課程的開設，忽視人文課程和社會實踐的開展。學生在校時理解較多的語言表達方面和外部形態的有關訓練，但人文素養不足，社會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單位表現爲：“上手快但內涵不足，出場鮮亮但後勁不足”；主持人節目的深入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需要複合型的、有生活閱歷的主持人，專業院校的畢業生知識結構的上層建築紮實，基礎建設空虛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導致了技巧載體下的個性表達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質對個性化風格建構的影響

素質，按照《辭海》上的解釋，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來特點和原有基礎。[5]而所謂人的綜合素質，就是人們自身所具有的各種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態等方面的較爲穩定的特點的總和。個體素質的表現形態至少能夠體此刻政治素質、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幾個方面。作爲節目“靈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質高低不僅僅能夠影響到個體風格的構成，也直接影響到整個節目的質量。

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xx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廣播電臺經濟頻道《心靈之約》節目正在進行直播，主持人羅剛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謊稱要談“中日友好關係”，在約定的三分鐘時間裏，這位自稱“小原真太郎”的人卻大發反華言論，直到三分鐘後，羅剛纔進行反擊。節目播出後引發了聽衆尤其是青年聽衆強烈的憤怒情緒，主持人羅剛和導播因爲工作的嚴重錯誤，而被開除公職。這一事件折射出新聞媒體的政治導向性，也爲主持人政治素質的建設敲響了警鐘。黨的指導思想、先進理論是對社會實踐的總結和理論昇華，是我們經濟、社會、思想建設的方向標，對此務必持續高度的關注並上升到思想上層建築的高度。

2、思想、文化素質積澱不足：據調查分析，20—30歲之間的主持人在我國播音主持隊伍當中佔有45%的比例，40歲以上的主持人僅佔4%。而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湯姆布羅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紀時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們幾乎都是資深記者出身，有着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和社會閱歷，更準確的說他們有着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養。思想素質總是與必須的社會羣體規範、行事風格、道德取向緊密聯繫的，並在此基礎上構成深邃的羣體覺知、道德決定、道德選取潛力，這種潛力對不同層次受衆羣體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那裏提的文化素質更類似於心理學中的晶體智力，總是和必須的專業和相關知識的積澱聯繫在一齊，它對於開拓主持人獨特的視野、豐富言語載體的資料、構成獨特的個性風格不無裨益。因此，如何豐富和提高我國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質、構成年齡結構的合理梯次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時良好的心理素質也是都是制約主持人主體構成個性化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質不僅僅指對自我情緒和外部形態的良好調控，也不僅僅指對現場狀況的良好協調和隨機應變潛力，它還應體此刻對受衆心理、對社會文化心理的準確把握上，只有這樣才能構成穩定的行爲反應和問題處理風格，構成個性鮮明的播音主持風格。

（三）評價主體對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帶來的影響

作爲評價的兩大主體——受衆和播音員主持人的管理機構，兩者都能夠說是播音員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衆和廣播電視管理機構的認知不同也是導致主持人喪失個性化風格的主要原因。

1評價主體之一——觀衆

電視是動態的傳播媒介，它最大的特點就是雙向性。做爲受衆，他們的喜好決定了主持人和其欄目的成活和發展。而受衆的文化程度、知識背景不同，對於主持人以及節目的喜好就會大相徑庭。而這種喜好的交互作用能夠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因爲節目高品位、高質量，主持人的個性化從而提高了受衆的觀賞水平，另一方面，爲了調和“衆口”，爲了迎合部分觀衆不高的欣賞水平。某些節目和主持人以犧牲節目風格和自我的個性爲代價期望使受衆滿意。筆者認爲：主持人是以雙重主角出此刻節目中的。作爲一個文化傳播者，主持人就應思考受衆的社會心態和理解心理。主持人竭盡所能的認識及把握受衆的需要，並能追隨受衆進而引導受衆。用真實的、非虛構的空間相互交叉組合的結構方式來傳播；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置於文化背景上，把深奧的文化問題化爲具體的生活現象。

但是主持人也要處理好受衆中心與傳媒引導的關係，處理好商業利益與社會效應的關係，不懈努力地提高節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聞傳播中，“一個人用整個身體進行傳播，並且動用全部力量來解釋收到的信息”。[6]作爲一個主持人，只有用整個身體、用全部力量來傳承悠久的民族文化，纔會有吸引受衆的永恆魅力。

2評價主體之二——廣播電視的管理者

廣播電視的管理者他們的監管就顯得尤爲重要。他們的評價對於主持人個性風格的構成也有巨大的影響。廣播電視學會和各級電臺、電視臺的領導等權威機構和人員對待主持人有着“生殺大權”。但這一評價機構的組成人員更就應緊跟國際接軌，緊跟電視業的發展步伐，由各個方面的人士組成，全面的、立體的、多維度的看待主持人的發展。單從業務的角度去簡單地評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壞，不僅僅了影響一個好主持人的潛力發揮，更會毀掉一個好的欄目。傾聽多方意見、綜合思考主持人的發展纔是發展之策。

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視主題爲“珍惜受衆信任，推廣健康形象”研討會上直言道：“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目前有些電視臺把收視率當成命根子，因爲收視率影響廣告收益，收視率也就成了衡量節目質量和主持人潛力的標準，從而造成少數主持人放鬆自身約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風。當然這一言論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針對的是面向特定審美層次受衆的一些娛樂類節目，因爲這一羣體構成了人羣的大多數。追求收視率無可厚非，它是媒體生存的基礎，問題是如何構成面向不同羣體的不同審美層次的欄目、構成不同主持風格的個性化欄目，這不僅僅是提升媒體層次的需要，也是社會受衆審美水平不斷提升的需要，是社會羣體自我素質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結合不同類別節目，構成多元的評價指標體系是媒體管理主體改革的一個方向。

三、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

找到了制約播音主持風格建構的癥結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身素質的提高

主持人素質的全面提高，這種提高除了在技術層面、觀念形態、知識結構等方面需要“長跑+快跑”之外，更應在綜合潛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來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廣的參與節目的選題、策劃。隨着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將成爲節目和欄目組的雙重負責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聞從業人員一樣，正面臨着席捲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變，面臨着新技術時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決有聲語言創作中個性風格平平的主要途徑。

（二）建立多維度的用人選拔機制和院校培養方式

央視體育節目的主持人兼製片人張斌說：以往的電視是一種很封閉的渠道，此刻門檻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電視臺的元元，上海電視臺的曹可凡和央視《今日說法》的撒貝寧都不是從專業院校出來的，但是他們卻成爲了受衆喜愛的主持人，具備多元化的知識結構和生活閱歷是他們成功的基礎。院校的培養就應儘快制定和改善：

1雙學位培養複合型主持人

專業院校能夠面向各類不同學科的畢業生開辦主持藝術雙學位，而不是現今的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

2完善就業機制：

專業院校就應在學科當中更多的加入實踐的比重，並且有用人單位聯合辦學，指定培養。對招生對象進行有針對性地、對口培養專業方向加具體、鮮明的主持人。這些方式的施行能夠改變此刻的藝術院校個性是播音與主持盲目過“熱”，招生過多，而最後就業狀況不樂觀的現狀。

（三）建立健全不同層次的業務評價機制和評獎制度

中央電視臺人事辦公室的晉延林也以前說過：國內對主持人人力資源還沒有建立起科學規範的管理制度，電視臺在管理中還存着一些誤區，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我國電視節目的水準和主持人個性化的構成。[7]此刻很多電視臺都建立了節目質量評估體系，從觀衆、製作人、專家等多個層應對節目進行評議和講評，這是值得肯定和學習的。從月評、季評、年評到臺評、省評、全國評這些都對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建構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評獎過程中，除了對獲獎的主持人獎勵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們的不足和缺點，只有這樣才能到達評獎的真正目的和好處。同時業務評價的主體就應採取多元的組成部分，其中除去專家、主管領導之外更就應有主持人同行和受衆。多與觀衆座談，瞭解觀衆需要也是一個必要的途徑。

結語

有聲語言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雖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是它的建構元素會隨着時代的進步和電視業的發展而發展，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主持人在節目中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自已的風格。與此同時，“我們完全不必因爲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個性化，從客觀工作環境講，如果沒有用心的工作機制，不給有潛質的主持人機會和壓力，總是簡單的重複，主持人的創作個性也難以構成；從主觀角度看，對於年輕的主持人來說，不要把個性化作爲首要的目標，急於尋找個性，更忌離開欄目硬去設計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個性，只有當你全身心地融入到節目當中，關注社會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誠服務受衆，你的創作個性纔會漸漸凸顯和構成。”

註釋：

[1]《論播音主持創作的個性》，姜畔、張曙秋，《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20xx年第1期。

[2]《有聲語言大衆傳播的生命活力研究論綱》，張政法，《現代傳播》，20xx年第3期。

[3]江蘇省廣播電視總檯城市頻道品牌推介會，AC尼爾森代表張顯麗總監對該頻道做數據分析，20xx年3月26日

[4]《電視節目主持人的綜合素質研究》，吳鬱等，中國廣播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

[5]《辭海》，第1378頁，上海辭書出版社縮印本19xx年。

[6]《傳播學概論》，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陳亮等譯：新華出版社，19xx年版，第61頁。

[7]《用科學的理念完善播音員主持人管理制度》，晉延林，中央電視臺網站

[8]《以平常心看待主持人》，吳鬱，傳媒學術網，20xx年1月9日

參考文獻：

[1]《論播音主持創作的個性》，姜畔、張曙秋，《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20xx年第1期。

[2]《有聲語言大衆傳播的生命活力研究論綱》，張政法，《現代傳播》，20xx年第3期。

[3]《電視節目主持人的綜合素質研究》，吳鬱，中國廣播出版社，20xx年1月，第1版

[4]《傳播學概論》，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陳亮等譯：新華出版社，19xx年版

[5]《社會心理學》，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南開大學出版社，20xx年7月第三版。

新聞學畢業論文範文|芻議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

篇4：新聞系畢業論文

從社會變革看我國新聞播音風格的演變

摘要：我國的新聞播音語體風格特徵，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大體經歷了磅礴大氣（延安時期）→熱情昂揚（建國時期）→呆板灌輸（文革時期）→用心浸潤（改革開放）等幾個歷史發展時期，而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着新聞播音語體特徵。

關鍵詞：中國；社會變革；新聞播音；風格特徵；演變。聲音記錄着時代。20世紀初期，利用無線電傳遞語音和音樂的經驗取得初步成功後，被迅速、廣泛地利用在軍事聯絡、商業信息的傳遞和新聞發佈等方面。短短几十年間，尤其從19xx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40年，媒介傳播對我國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之後媒介傳播迅速發展，隨着信息傳播手段的日益多樣化，媒體的傳播範圍更加廣泛，方式更加便捷，進入了多元時代，在經歷了數碼時代的同時，又迎來了3G時代，已構成了立體交叉式的媒介傳播網，爲我們的生產生活帶給了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務。

蓬勃發展的媒介傳播，也使新聞播音語體傳播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及受衆心理需求而發生着演變。

播音風格從廣義上講，包括播音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時代風格、民族風格、階級風格、節目和稿件的風格、播音員的播音風格等。不難看出，新聞播音是一種創作。傳播主體在播音創作中是依據稿件資料進行從認識———理解———形之於聲———及於受衆的過程中，

逐漸尋求到新聞播音的基本要求、基調的建立以及語氣的構成和大衆對新聞媒體的理解需求和審美需求。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及不同的意識形態下新聞有不同的宣傳目的，從而新聞的播音風格也具有不同時期的特徵。

本文旨在從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及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宣傳資料和傳播目的的制約及對新聞播音語體特徵影響的普遍性進行梳理研究。

一、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建臺初期的播音風格特徵。

19xx年，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形勢下，黨的報刊和通訊社的宣傳已經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國內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重要時刻，如何把黨的爭取實現國內和平、促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及時傳達給廣大人民羣衆，個性是傳達給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的億萬同胞，成爲黨的新聞工作面臨的一項重大而迫切的任務。因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在延安建立人民廣播電臺，使大後方和淪陷區億萬同胞透過收音機能夠直接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瞭解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對激勵和鼓舞億萬軍民的抗日愛國熱情，無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19xx年12月3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座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始播音（呼號XNCR“新中國廣播”）。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建立，是當時政治形勢的發展和新聞工作需要使然。從報紙到無線電波，再到有聲語言的表達，這是中國傳播史上的一次飛躍，因爲有聲語言傳播比報刊、無線電波傳播更直接，更廣泛，更普遍。延安新華廣播

電臺播音開創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民族化的一代新風，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戰爭風格的生動體現。我們的播音員從人民羣衆中來，時代的風雲、人民鬥爭的熱情、民族解放的巨瀾對播音員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也和千千萬萬的中國百姓一樣追求真理、渴望自由和民族解放。在這一社會背景的影響下，播音風格也很具代表性。

播音創作的態度、語氣、節奏等，無不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表現出的“昂揚向上、氣勢磅礴、愛憎分明、堅定有力”［1］（13）的播音風格，同時又彰顯出沉着從容、真理在握、穩健大度、樸素平易的氣派，與當時的文風特徵十分貼切。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播音風格，與當時瀰漫在中國天空的反動、虛僞、庸俗、沒落的聲音構成了鮮明的對照。這聲音爲中國共產黨的解放事業推波助瀾；這聲音代表着中國勞苦大衆的心聲；這聲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定豪邁、堂堂正正的真理之聲；這聲音宣告了中國人民廣播的誕生，標誌着人民廣播播音的開始，也爲未來發展中在各個歷史時期播音風格的構成奠定了基礎。

二、和平建設時期新聞對播音語體風格的影響。

19xx年10月1日，播音員丁一嵐、齊越登上天安門城樓現場廣播了開國大典的盛況，從這一天起，人民播音事業也揭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透過接管、改造舊中國的廣播電臺，在全國範圍內開創、建設人民廣播電臺，爲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廣播事業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廣播事業的蓬勃發展，人民播音也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大發展時期。持續和發揚了無產階級的戰鬥風格，繼承和發揚了延安時期的光榮傳統。這一時期，隨着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熱情的日益高漲，文風用心向上，影響了這一時期新聞的播音基調，其特點是充滿朝氣，熱情飽滿，語勢多上揚，節奏奔放明快，充分發揮了廣播的傳播優勢，對全國人民起到了鼓舞、激勵的作用。尤其是在宣傳抗美援朝戰爭的報道中，播音員滿懷激情地播出了超多的來自朝鮮戰場的捷報、書信以及消息和通訊，歌頌中國人民志願軍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蹟，對全國人民進行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如：播音員齊越播出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之後，反響極大，在全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熱潮。

三、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播音風格。

不同的歷史時期，新聞稿件同樣受意識形態和社會背景的制約，同時也對新聞播音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爲新聞播音的特質是，由播音者從新聞稿件由資料形式的整體認識中，逐步尋求新聞播音的基本要求，體會到新聞播音的語言特色，進而確定風格的過程。

19xx年5月開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在這期間，中央臺的各類節目也作了大幅調整，以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節目爲主，以自辦節目爲輔，“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和黨的正確路線、方針，違背了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和正當願望，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2］（306）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及特殊的意識形

態也嚴重影響着正確的播音創作道路，新聞稿件無事實可言，而是大報抄小報，在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影響下，播音也無真情實感可言。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一支蓬蓬勃勃的播音隊伍被打散，許多老播音員和建國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優秀播音員，被扣以“反動權威”“黑五類”“修正主義”的帽子受到批判，調離播音崗位，還有的播音員被下放勞動改造。由政治代替一切，優良傳統被拋棄，播音風格遭扭曲。在極“左”路線的衝擊下，延安陝北和建國後播音的許多優良傳統被拋棄，高、平、空的大喊大叫播音充斥廣播，消極的說教式的播音使羣衆產生了一種被動的理解狀態。“假、大、空”的文風特徵，使播音員思想混亂、認識空洞，播音語勢節奏單一，嚴重影響了播音創作。一時間“大喊大叫”的播音現象鋪天蓋地，使新聞播音失去了親切與熱情，無色彩，無真情實感可言，不能有感而發，更不能錦上添花。

四、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播音風格特徵。

結束了十年動亂，當改革的春風吹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吹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廣播電視也同全國的新形勢一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廣播電視在新聞傳播媒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廣播電視宣傳的全方位改革，打破了傳統的節目設置模式、節目佈局和節目編排方式，並提出節目資料要接近羣衆、接近生活、接近現實的方針。對節目進行大膽改革，先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推出了融新聞性、知識性、服務性爲一體的《午間半小時》，和融欣賞性、知識性、新聞性、娛樂性、服務性爲一體的《今晚八點半》等時代感強、可容性大、資料豐富、格調清新、形式別緻、雅俗共賞的節

目，受到了聽衆的青睞。改革的春風也浸潤着我們的播音事業。19xx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播音經驗交流會，着重討論了新聞播音特點和當前新聞播音存在的問題，會議提出播音工作務必根據改革需要，勇於創新，探索新的播音方法，並提出“大膽創新、百花齊放”的方針。如果說齊越、夏青等老一輩播音員幾十年的播音生涯中構成的氣勢磅礴、堅定豪邁、愛憎分明、準確生動、語言功底紮實、嚴謹規範、莊重沉穩的播音風格，可稱之爲人民播音的第一次高峯的話；那麼，改革開放後，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的播音風格又到達了第二次高峯，我們熟知的趙忠祥、沈力、鐵成、方明等新聞播音員，他們鮮明的播音風格折射着這一時代前進的步伐，不僅僅受到廣大聽觀衆的喜愛，而且也影響了一大批之後人。

風格的構成，同時代、社會、文化、修養、民族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任何藝術風格都會受到必須的社會生活和不同人們的審美要求和審美理想的影響和制約，播音風格也不例外。

稿件是播音創作的依據。播音風格是在表達稿件資料的同時體現出來的，沒有稿件也就沒有了播音，更談不上風格。而新聞稿件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稿件的風格必然要受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的制約。所以播音風格有着很強的附着性，播音員的潛力就在於稿件的風格和自己播音風格有機的統一，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新聞文本也會對播音風格產生影響。我們人民播音從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開播至今，也經歷了千錘百煉，隨着社會的發展，廣播電視也已發展到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這也爲新的播音風格構成帶給了展示的平臺

和空間。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我們的新聞播音進入其風格構成的第三次高峯期———即“說新聞”。傳播媒介不僅僅把重心放在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同時也注重受衆的需求。新聞播音創作根據社會的發展及受衆接收心理的變化也在改革、創新。到了80年代後90年代初期，香港鳳凰衛視出現了魯豫“鳳凰早班車”節目首開“說新聞”的先河，主持人在溫和與簡單的氣氛中，將最新消息和財經資訊向觀衆娓娓道來，使報紙摘要變得與衆不同，這種播音風格一時成了“說新聞”的一大流派。打破了以往傳統的新聞節目我播你聽的以權威姿態樣式出此刻受衆面前的風格。

“說新聞”諸如其他新生事物一樣，要經受大浪淘沙與時間的歷練。業內專家認爲，“說新聞”給人明快、新鮮的感覺，說者鮮明的個性與受衆心理距離貼近，交流感更強，貼合新聞播音的語言特徵。但缺乏規範性、莊重性、鼓動性和權威性。爲使新聞播音既體現黨的喉舌作用，又體現黨與人民羣衆的紐帶作用，新聞播音語體出現了播與說相結合的播音風格，根據稿件資料構成了“宜播則播”“宜說則說”的播音風格。語言樣式更豐富也更貼合新聞播音語言的規範性、莊重性、鼓動性及時代感、分寸感和親切感的特點。例如：中央電視臺的徐俐、海霞等播說結合的新聞播音風格，爲新聞播音事業塗上了一道亮麗的色彩，體現了時代氣息，也推動了新聞播音事業的向前發展。播音是一種有聲語言藝術創作。務必以廣播電視的性質任務爲根本，以國情爲土壤，以歷史經驗和傳播規律爲源泉，以提高自己語言的質量爲目標；也務必在特有的思想感情、個人氣質、生活經歷、文

化知識、審美理想規定範圍內去深刻感受和體驗，使之融入播音創作中。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心理以及人們由此對媒體的理解要求並非一成不變，新聞播音主體作爲黨和政府的喉舌，傳播的橋樑和紐帶，站在傳播的最前沿，既要堅持黨性立場又要滿足大衆的理解需求，只有善於發現這些變化，抓住這些變化，適應這些變化，才能創造出適應時代，適應羣衆理解心理的新聞播音風格。

參考文獻：

［1］張頌。中國播音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2］趙玉明。中國廣播電視通史［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篇5：新聞系畢業論文

摘要

隨着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作爲一種交互性的“全媒體”和“超媒體”，互聯網已經成爲網民表達情感、發表觀點、主張和見解的最重要途徑之一，網絡論壇、博客、播客、即時通訊工具等因爲適應網絡受衆的新需求而獲得迅速的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爲信息社會的基本工具。網絡新聞以遍佈我們生活各個方面的趨勢，佈滿我們整個生活和交際場合。與報紙的攝入量相比，年青一代更傾向於從網絡上了解近期的新聞和世界的最新動態。網絡新聞已影響到當今社會的輿論環境，和潛移默化的時刻改變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改變我們的人生態度。在這一方面，網絡新聞有其用心的建設好處，也有消極的社會影響。

關鍵詞：網絡新聞；輿論影響；政府監管；倫理規範

隨着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近幾年間，互聯網從最初的電子郵件服務發展到這天幾乎無處不在的程度，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社會，從個人工作、學習到生活、娛樂，互聯網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給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和變革，成爲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更爲重要的是，作爲一種交互性的“全媒體”和“超媒體”，互聯網已經成爲網民表達情感、發表觀點、主張和見解的最重要途徑之一，網絡論壇、博客、播客、即時通訊工具等因爲適應網絡受衆的新需求而獲得迅速的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爲信息社會的基本工具。

一、網絡新聞對輿論引導的用心作用

傳統環境下，“新聞”的定義是“社會新近變動的信息的傳播。”其基本要素是:第一，其信息是新近發生的信息;第二、其信息是媒體透過選取予以傳播的信息;第三、其信息是具有傳播價值的信息。根據對新聞的定義的理解，並在思考新聞的三個基本要素的基礎上，將這一信息限定在網絡媒體之上，就能夠大致歸納出網絡新聞的基本含義。即:在網絡上傳播的新近發生、爲受衆所關注的信息。

網絡新聞，作爲網絡時代透過網絡環境進行新聞傳播行爲的一個嶄新概念，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網絡新聞，是指互聯網上門戶網站(新聞媒體網站、電子商務網站、科技教育網站、生活服務網站、人力資源網站等)、政府官方網站等公共網站、個體站點(個人站點、個人主頁、博客等)、網絡社區網站(貼吧、手機信息等)利用現代網絡通訊技術發佈出來的各類有傳播價值的新信息。狹義的網絡新聞，專指網絡上新聞類的信息。主要包括傳統媒體開通的網站所發佈的新聞信息、其他網站設立的新聞中心或新聞動態版塊發佈的新聞信息、政府部門設立的官方網站所發佈的新聞信息以及個體站點發布的新聞信息。

在新技術快速發展的這天，由於具有特殊的載體，網絡輿論一經問世，就帶有與生俱來的速度快、容量大、範圍廣等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同時其突發性、無序性、非理性等特點也很明顯，使其很難控制，較難引導。但網絡輿論也正因爲互聯網具有開放性與交互性的特性而給各種意見帶給了一個交鋒和碰撞的平臺。這種自發性輿論能夠避免傳統媒體中經常出現的“聲音一致”現象，使公衆得以傾聽到全方位的社會聲音，真實反映社情民意。網絡輿論打破了傳統媒體對於信息傳遞的控制和對輿論引導的格局，其現實價值就是對話語權的解放，使話語權的歸屬得到了重新定義，對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漸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網絡新聞以遍佈我們生活各個方面的趨勢，佈滿我們整個生活和交際場合。與報紙的攝入量相比，年青一代更傾向於從網絡上了解近期的新聞和世界的最新動態。網絡新聞已影響到當今社會的輿論環境，和潛移默化的時刻改變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改變我們的人生態度。在這一方面，網絡新聞有其用心的建設好處，也有消極的社會影響。其用心好處有以下幾點：

(一)巨大的民意平臺

由於網絡具有靈活、便捷、開放、自由、平等的特點，在現有民意表達渠道中是最接近於公衆的一種有效平臺。當一件能夠引發廣泛討論的公共事件發生，最初會有單個人的意見彌散在網上的論壇、社區、新聞組的不同板塊和羣體中，這些互不相交的意見經過傳播和相互影響構成了協調後的產物，這個過程就是匯聚民意的過程。網絡輿論如果與傳統媒體通力合作，就能使一些未被傳統媒體關注的事件對政府決策構成影響。政府也會因傳統媒體的介入而開始重視一些網絡議題，針對具體事件的表態或行動也主要透過傳統媒體來發布。

一般而言，傳統媒體在反映民意民情的時候，主要是透過廣播、電視臺、報刊等發出報道，這些報道大多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傳達方式，公衆並沒有到達廣泛的參與，只是作爲單向性受衆，其知情權、參與權、話語權也沒有得到足夠的實現。網絡新聞以其低門檻、開放式、互動式的傳播方式，成爲迅速被廣大民衆理解並參與其中的民意通道，網絡輿論能夠成爲展示普通民衆內心真實想法的一個平臺。一個新聞事件的發生，會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如20xx年10月13日發生在佛山南海的“小悅悅事件”讓國人心緒難寧。在長達七分鐘的時間裏，18名路人居然熟視無睹、不聞不問。如果以前不扶摔傷老人是缺乏必須的道德覺悟，那“小悅悅事件”就是“國人冷漠症”的一次最徹底表演。在衆多網友熱議與譴責聲中，我們不僅僅得到了對於正義和良心的具體界定，還使我們反思：在此刻的社會中，是什麼讓我們麻痹自己的良心，做到對於除自己之外的事情一片冷漠？廣泛的議論也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好心的人是佔大多數的，他們代表着社會的主流，是社會的主流人羣。

目前，各大門戶網站，幾乎每一天都有根據新聞事件、熱點報道展開的民意調查。比如在人民網“強國論壇”等知名時政論壇上，每一天都聚集着超多網民就“家事國事天下事”發表自己的見解，這說明網絡平臺已經成爲觀察中國社情民意的最佳場所，網絡民意調查秩序經過幾年的摸索，其社會參與效果越來越具有切實可行的建設性，其生成效率也日漸穩步提高。

（二）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

網絡賦予了普通民衆真正的話語權，網絡輿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產生、聚集，並以其巨大的監督力量影響甚至決定事件的最終發展結果。在最近幾年的頗有影響的網絡事件中，我們都能夠看到這種網絡輿論監督的巨大作用。

例如20xx年3月2號“李穎微博炫富事件”。對於27歲的李穎來說，她的人生之路走得確實是順風又順水，實屬幸福——20xx年，19歲的李穎參加大學聯考，雖然成績與天津工業大學的錄取分數尚有差距，但她仍然得以“曲線”進入該校，並在四年後獲得天津工業大學畢業證和學士學位證；20xx年，李穎參加公務員考試，報考天津市西青區司法局，儘管落了榜，但最終她依然以“特招”的方式進入西青區國土分局工作，並得到事業編制。她每個月工資只但是兩三千元，卻偏喜歡炫富，多次發佈自己購買的LV皮包、菲拉格慕皮鞋以及迪奧、香奈兒化妝品等諸多奢侈品照片，僅是一個普拉達的黑色鹿皮包價值就近20000元。引發衆多網友熱議與抨擊。隨後，時代週報記者不斷接到匿名人士舉報，“李穎的父親是西青區副區長李治陽，主管規劃、國土工作。正是李治陽以權謀私，找關係，甚至透過利益交換的方式，爲李穎的入學和就業創造便利。並且，西青區國土分局的所有局領導之前都是李治陽的下屬。”另據當地知情者透露，天津市西青區紀檢部門已開始約談副區長李治陽。

黨的十七大明確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網絡輿論由於生成速度快、羣衆參與度高、揭示狀況全面深刻而成爲了一條有效的監督途徑。人民網的調查結果顯示：近九成的網民十分關注網絡監督，而且93.3%的網民表示當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會選取網絡曝光。網絡輿論已經逐漸彰顯其暢達民意、維護權益、鞭撻腐敗的作用。

（三）各級領導的決策參考

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沉默的大多數”已經越來越少了，如今，越來越多的網絡輿論事件極大地體現了網民的社會職責和正義感。勒龐說，“有時不真實的東西比真實的東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也就是說，所謂的傳言或者情緒化言論的背後都可能包裹着一種民意期盼，不應當完全忽視。互聯網的出現使政府不能夠再簡單地製造“同意”，而是把聽取網上民意作爲決策參考或依據。聽取網絡民意後做出的決策將可能促使網絡事件的解決並導致該網絡議題迅速走向消解，反之，則可能引起網絡輿論的反彈並構成更強的輿論壓力。

網絡巨大的“輿論場”作用，已開始逐步滲透到政治層面，更進一步變革與影響着領導者的思維和理念，加速中國民主政治與法制進程。從地方官員到中央最高領導人，中國官員越來越重視互聯網這一新興媒體，並已經開始將其作爲了解民意、彙集民智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二、網絡新聞對輿論引導的消極作用

（一）網絡輿論的情緒化

情緒化的網絡輿論的產生和漫衍主要是社會環境變動和公衆心理相互作用的結果，它代表了非理性的發泄方式和片面的情緒相左右的結合。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原因造成社會階層、羣體利益的調整，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其波動的影響，普通民衆生活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之中，再加上一些常見的社會問題無法有效及時地解決，生活或者枯燥乏味，或者阻力重重，一些的常見的心理結構失衡，焦慮、不滿、煩躁等負面情緒隨之產生。當這些消極情緒無法及時消解與正常發泄時，便會產生“情緒型輿論”。

與此同時，因爲生活環境、社會階層、年齡經歷、性格等方面的不同，每個人對於同一件事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各種意見和衝突也相對而產生，互聯網所架構的“虛擬”世界，正爲宣泄個人情緒，發表一些不合實情、不負職責的言論充當了便利的傳播工具。並不乏見在網上的很多討論中，有太多斥責或謾罵代替了冷靜的思辨。缺乏理性的、負職責的輿論分析和疏導，會動搖更多人對社會公正的信心，而一些不負職責的話語極度張揚，甚至妨礙了社會秩序。

（二）網絡謠言與虛假報道

網絡的開放性、輿論主體的匿名性和虛擬性的特點使得虛假信息在網絡上的發佈與傳播相當便宜。同時，由於網絡的開放性及無邊界性，網絡謠言比現實社會中的謠言傳播速度更快，社會影響範圍更大，引起社會“恐慌”程度也更大，往往會造成羣體的盲從與衝動，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例如，20xx年8月，國家稅務總局發佈聲明稱，有人盜用稅務總局名義，對外發布了“《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修訂個人所得稅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公告》(20xx年47號文件)”並作解讀，該文及解讀資料在媒體刊登後，嚴重誤導了納稅人。而此前所謂的47號文則帶給了兩種年終獎所得的計稅方法，並新增一個適用於全年一次性獎金所得的稅率表(含速算扣除數)。此新聞一出，搜索量猛增，一石激起千層浪。網友們震驚之餘，最關心的問題立刻出來了：公文是誰僞造的？居然能輕易騙過了幾乎所有主流媒體的決定力？遺憾的是，這些問題似乎沒有什麼答案。類似的種種惡意和低俗的行爲，讓網絡資料蒙上了一層陰影，進而影響到了網絡輿論的正確性。

（三）網絡受衆低齡化趨勢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統計，我國25歲以下的網民佔網民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其中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佔網民總人數的三成。在網民職業構成方面，學生仍然是網民主體，所佔比例到達28.8%。很多年輕人的價值觀和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對一些複雜問題的看法容易流於表象，也容易受到一些偏激思想的影響，如果不加以正確引導，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網絡受衆低齡化的趨勢也使得網絡輿論引導肩負了更多的使命。

個人認爲此刻一些頻繁發生的青少年“哈韓”、“哈日”等瘋狂的追星事件，也在必須程度上給中國的主流文化帶來必須的衝擊和威脅。青少年是祖國未來的支柱，卻可能因爲一些表面的喜好而養成偏激的價值觀，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評價網絡新聞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只有盡力發揮其用心好處，引導和規範其可能造成的消極後果。

三、網絡新聞的規範措施

（一）充分發揮政府的監管職能

對網絡時代的輿論進行監督與引導，是當前環境下對政府執政潛力的一場重要考驗。各級政府就應承擔起主導職責，以壯大自己聲威爲主，在複雜多變的網絡輿論中佔據有利位置，牢牢把握住主動權。同時對於不同的聲音要加以區別和引導。在實際方法上，不是隻採取“關、停、封”等強制手段，而是應採用多種措施，從多方面進行正確的用心地引導。要想正確監督引導網絡輿論，政府首先就應採取以下幾點方法:

1、以政府監管爲主導，加強信息公開和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做到信息公開，並建立健全監督與引導網絡輿論的法律法規。信息公開即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在引導輿論的過程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建立健全監督與引導輿論的法律法規，是正確引導網絡輿論的前提和保障。政府應針對現階段網絡輿論傳播的特點儘快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完善網絡立法，構成系統、有序的針對網絡行爲的法律體系，個性是透過立法，將政府、網絡媒體、公衆等網絡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職責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這樣網民的行爲纔能有法可依，也才能真正淨化網絡輿論環境。

2、政府要重視主流媒體引導網絡輿論的先鋒作用。充分發揮主流媒體引導網絡輿論的先鋒作用，是對網絡輿論監督與引導的有效方法。長久以來，主流媒體在人們傳統

觀念裏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公衆對主流媒體產生了極大的信賴感，政府就應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大力推動主流網絡媒體的建設，在新興主流媒體的建設上下功夫，並透過傳統媒體對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的控制，來引導網絡輿論發展的方向。

3、培養“意見領袖”，充分發揮其在網絡輿論引導中的作用。“意見領袖”們的知識面、人際交往潛力等個人因素都是十分出色的，他們是人羣中首先或較多接觸大衆傳媒信息，並將經過自己再加工的信息傳播給其他人的人，是大衆傳播與人際溝通中的評論員、轉達者，具有影響他人態度的潛力。他們既會造成負面影響，又能發揮用心作用。他們介入大衆傳播，加快了傳播速度並擴大了影響力。而對於一般網民來說，應對網絡上經常出現的海量真僞難辨的網絡信息和一些偏頗的有傾向性的極端言論，他們會顯得無所適從，這時他們對於評論權威人士的依靠會更爲強烈，也就更加需要“意見領袖”爲自己指點迷津。

“意見領袖”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轉變公衆的態度和行爲，是引導網絡輿論的一個重要方式。網絡意見領袖飛揚的文采、幽默的語言、邏輯性的思辨、高質量高水平的評論，能夠有效地引導廣大網民從非理性的言論轉向理性的言論。

(二)傳統媒體要肩負起引導社會輿論的使命

在網絡熱點事件的傳播過程中，傳統媒體要持續鎮定本色，不能與網絡一齊爲熱點事件推波助瀾。一般的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廣播等，都是代表正義的立場，有鮮明的政治特色，在報道熱點事件之前，必須要敏銳地展開思考，努力鑑別事件是否就應報道以及選取什麼角度和方向來報道，絕不能被事件牽着走，更不能與網絡一齊興風作浪。很多熱點事件是在傳統媒體報道後才真正成爲社會熱點的，如果沒有傳統媒體的後續報道，大多網絡上所謂的熱點也只能在虛擬的空間裏掀起一些浪花。對於一些重大的熱點事件，電視等新聞媒體務必肩負政治使命，代表黨的喉舌，用心引導社會輿論，防止惡性事件發生。

同時搞好網絡深度報道，也是一種引導輿論的重要途徑。深度報道往往與批評性報道、輿論監督三位一體，深度報道是實施輿論監督的重要武器。它透過對現實生活中最集中、最典型的新聞事實的整合，將同類問題聚集透視，在必須時間內進行連續集中的報道，構成強大的輿論氛圍，對事件各方產生強大的輻射力和衝擊波。諸如促進大學生就業問題，房價調控等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門社會話題，透過人民網、網易、新浪等網絡媒體的深度報道，在網上構成了必須的輿論強勢，對促進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用心的作用。

（三）網民自身的道德和法律意識

對於網民來說，法律法規作爲一種外力只起到事前預防和事後懲罰的作用，能讓網民主動爲自己的言論負責需要內心的約束。內心約束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恐懼，二是道德。我國對於突發事件的網絡輿論很少動用國家公權力進行處罰，即使處罰，也只針對那些散佈謠言並且性質惡劣，造成嚴重後果的謠言，並且處罰力度不大，大多數只是根據行政處罰法給予必須懲罰，不會上升到刑法的層次，這樣的處罰便不會對網民產生震懾力，而如果加大處罰範圍和力度，顯然又會落入“以言入罪”的封建舊法行列，因此法律法規上的震懾儘管有效，但對於網絡輿論而言，不可過度適用；另一種來源於內在道德的約束。

對網絡輿論進行合理有效的監督與引導是國家政治建設工作的重要方面，是長期艱鉅的任務。在具體措施上，除了要以政府爲主導，加強信息公開和完善立法外，還應扶持主流網絡媒體的建設，培養其公信力，搶佔輿論先機，設置好媒體上的議論主題，引導網民的注意力，同時培養“意見領袖”，依靠其較強的號召力強化主流輿論，並在技術層面上透過監測、跟蹤、過濾、審查等手段打擊虛假信息，爲輿論把關，使之最終成爲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建設的有力武器。網民個人的自律與傳統媒介的引導也是保障網絡環境安全、明淨的重要要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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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經過了孫士生老師的多次指導，本人數次修改，最終定稿。十分感謝孫士生老師的認真和負責，在我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老師幫我指點並修正論文中的錯誤和不足，透過老師的悉心細緻的教誨和無私的幫忙，最終成文定稿。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

最後，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對本文進行評審並提出寶貴意見的各位專家表示衷心地感謝。

20xx年4月5日

【小編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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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評價】

的確感受到了作者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