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馬克思主義論文【精品多篇】

大學生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模式的創新及啓示

摘要：國內外哲學界先後產生了三種不同的馬克思哲學解讀模式：19世紀後期，主要流行“以恩解馬”的解讀模式，即主要通過19世紀後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論戰性著作，如《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等來理解馬克思哲學。20世紀前期，主要流行“以蘇解馬”的解讀模式，主要是以20世紀20～50年代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體系來理解馬克思哲學。20世紀後期，“以西解馬”的解讀模式曾流行一時。所謂“以西解馬”，就是主要按照西方哲學模式來理解馬克思哲學。這三種解讀模式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歷史意義，但對於探求馬克思哲學的深層底蘊和精神實質而言，都還遠遠不夠。

更爲重要的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關頭，社會歷史發展加之人類社會發展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和矛盾都顯示出歷史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的侷限性，同時也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模式解讀創新的必要性。本文旨在通過歷史上解讀馬克思的幾種不同模式進行分析，並探究新的解讀模式，展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價值。

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解讀模式

所謂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即指由恩格斯闡釋，經過列寧、斯大林等人具體論述的一整套哲學思想體系，簡而言之，即爲“以蘇解馬”模式。“以蘇解馬”集中化的成果便是斯大林編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在這種模式中，辯證唯物主義往往被簡化爲自然主義存在論，歷史唯物主義則簡單化地被理解爲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的推廣。這種解讀模式試圖能回答所有的哲學問題，但是缺乏知識論路向，忽視了對人生存發展的研究。

首先，蘇解釋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是抽象的物質，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提出關於物質比較完整的定義：“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斯大林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特徵時認爲，世界本質爲物質，物質是第一性，意識第二性。斯大林將辯證唯物主義理解爲一種與歷史過程無關的自然觀，並把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作爲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

其次，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指出，辯證法就是研究對象自身的矛盾，他強調辯證法的三大規律。斯大林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有四大特徵，一是辯證法各個對象或者現象之間有機地聯繫着，互相依賴和制約着；二是辯證法是不斷運動變化和創新發展的；三是，物質的變化是從量變轉向質變；最後，列寧指出辯證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界對象和現象的內在的矛盾。

“以蘇解馬”主要是對自然進行解析的辯證法，忽視了人的作用，而馬克思的辯證法基礎在於人的生存實踐活動，自然的辯證運動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來進行的，否則，無所謂自然界本身的辯證運動。“以蘇解馬”模式中的解釋遠沒有超出舊的唯物主義範疇，他們仍停留在對世界物質性的理解水平上，從某種程度上說，它依舊是一種知識論科學。雖然這種解讀模式曾一度適應那個以戰爭與革命爲主題的時代以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卻很難適應今天新時代、新體制的需要。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解讀模式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解讀模式主要是針對蘇聯模式而言，即通過針對“以蘇解馬”模式的缺陷重新理解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歷史唯物主義，將其限定在人類歷史領域中。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葛蘭西等要求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中確證人的主體性，用總體性、主客體相互作用的辯證法和時間哲學等規定彰顯馬克思哲學的主體性。盧卡奇認爲，馬克思主義根基是人道主義，片面強調經濟運動觀點是錯誤的。在葛蘭西看來，實踐哲學是絕對的人道主義，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他認爲歷史不僅僅是由物質基礎所構成，在一定條件下，它首先是人的實踐活動所創造的。

20世紀後期，針對“以蘇解馬”所存在的侷限，以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海德格爾、哈貝斯等爲代表的西方哲學家，他們按照西方的哲學模式來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解讀模式在某種意義上更新了“以蘇解馬”的觀點，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該模式仍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因此擺脫不了時代的侷限性，並沒有認清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質。

20世紀60年代，法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認爲，以盧卡奇爲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爲抽象的人性等非科學規定，從而使馬克思喪失了強有力的戰鬥性，他提倡要用真正科學的形式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

“以蘇解馬”和“以西解馬”兩種思想體現了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邏輯衝突，但是兩者均未能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馬克思要求我們從人的客觀事實去理解現實的存在，阿爾都塞只是把社會歷史過程和規律當成一種非人的課題和無主體物質過程來理解，盧卡奇雖然發展了能動方面在社會歷史的作用，但是卻被極端地理解。

“以馬解馬”的解讀模式

通過對以上幾種解讀模式的解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恩解馬”、“以蘇解馬”、“以西解馬”三種主導的解讀模式存在着歷史侷限，對於探求馬克思哲學的深層底蘊和哲學革命的精神實質而言，都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爲，必須實現馬克思哲學解讀模式的根本創新，採用“以馬解馬”的全新解讀模式。

何謂“以馬解馬”解讀模式呢？“以馬”是途徑，後邊“解馬”是目的，即“解讀馬克思哲學”;這裏需要着重對這個提法的前一半(“以馬”)的具體含義作出科學規定，也就是具體揭示，通過什麼途徑，來達到科學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

具體而言，“以馬解馬”首先必須要從馬克思的文字出發，即從馬克思的著作出發，在閱讀的過程中還原馬克思著作的時代性和歷史性，在獨特的語境下去把握馬克思每一個重要的論述，從中去總結馬克思關於哲學的重要思想和重要原理，如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任何一種表述都不能脫離上下文的語言環境，不能單純的斷章取義，僅通過支言片語去下結論，這樣的做法本身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其次，需要把握馬克思思想的來龍去脈，要想對馬克思 哲學有很好的把握，還需要站在馬克思哲學思想 發展的制高點，對於馬克思哲學體系了熟於心，只有這樣才能去判斷馬克思各個時期和各個文本中所蘊含思想的走向及內涵所在。否則，完全陷入對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只會導致所得出的結論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最後，要確認理論起點。馬克思哲學是一個博大的體系，裏面有着豐富的邏輯關係，因此，要想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得十分恰當和到位，必須結合整個體系，參照內在邏輯來理解馬克思哲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啓示

站在新世紀的起點，必須要突破傳統的馬克思解讀模式，實現創新，上文提出的“以馬解馬”，筆者認爲是觸及了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是基於時代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創新。我國正處於現代化進程的轉型期，轉型期間各種層面的矛盾和問題都會爆發，此時，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爲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對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馬克思哲學建構了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係，人的 實踐活動離不開客觀世界，因此，必須要懂得尊重客觀世界規律。作爲獨立個體的人若拋棄客觀世界規律，站在世界之外去審視、解釋世界，進而試圖去把控世界，帶來的惡果將是“ 環境惡化”、“資源枯竭”、“人口膨脹”、“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等。當前，中國 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增加的同時帶來了一系列環境問題，本質而言，這是違背了馬克思哲學的，我們必須要重視並採取措施減少環境問題給 社會帶來的危害。

其次，馬克思哲學實現了人與自身的統一。隨着經濟的高速增長，個體常常會忽視對人生存狀態的關注，人與人的外在化導致個體愈發感覺精神家園的缺失。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人的生存狀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解放和發展， 文化價值核心是“自由”，即人不是爲了生存而生活。

馬克思哲學生存論的當代解讀對於突破我們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解讀的新模式，其實質就是“以馬解馬”，自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其歷史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

在剛剛開始的“十二五”規劃中，我國的建設和發展極大地遵循了馬克思哲學原理，這體現在經濟領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利益分配機制與激勵機制方面；在改革 政治體制和行政 管理體制，提高行政效率，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方面；在文化領域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

馬克思主義論文：《試談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思想》 篇二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中國實際 結合

論文摘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合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第一經驗。“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並重是結合的基點，立足中國的實際情況是結合的關鍵點，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結合的切入點，產生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結合的終結點。

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取得了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的過程，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毛澤東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鄧小平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江澤民把這種結合稱爲我們黨80年最基本的經驗；十七大把這種結合總結爲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第一寶貴經驗。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落實到結合上。結合的實質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只有結合，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堅持和鞏固。

一、結合的基點：“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並重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就在於它是和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寧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歷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具體特點。”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方面要使實踐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不斷髮展，另一方面要推動理論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經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結合”本身是人的活動辯證法與客觀事物辯證法的統一。人的活動的辯證法也就是實踐的辯證法或社會的辯證法，它是人這一主體有意識的社會化行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動過程的辯證法；客觀事物的辯證法則是自然界自在運動的辯證法，它是一種無意識、無目的的自發運動過程，在大量的各種形式的自發運動中爲自己開闢道路。理論是隨着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豐富發展的，但是始終離不開蘊含在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之中的客觀事物辯證法。所謂“吃透理論”和“搞清實際”，就是要求達到人的活動辯證法與客觀事物辯證法的有機統一。

“吃透理論”與“搞清實際”之所以是並重的，是因爲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實歷史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人類思想史之合乎邏輯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現實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其次，馬克思主義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當下的現實生活。它根植於當代的社會生活之中，反映並表現這個時代，從這個時代中獲得勃勃的生機和活力。它在社會生活的廣闊舞臺上實現自己和擴展自己。因此，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教條，絕不是從外部來規定社會生活的僵硬的意識形態，它絲毫沒有那種超乎生活、超乎歷史的神聖光環，它與社會生活始終血肉相連。最後，馬克思主義不僅指向當下的社會生活，而且還指向人類的未來。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是理想主義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設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看作自己的神聖使命。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點，就是既要着眼於“吃透理論”，更要立足於“搞清實際”。因爲，只有在“搞清實際”的前提下“吃透理論”，才能真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開闢新境界，達到新高度。

二、結合的關鍵點：立足於中國的實際情況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基本歷史條件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內在矛盾、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形成以及隨之而來的工人運動。從理論上來說，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高度發展，隨着階級關係的日益明朗化，隨着社會運動和階級鬥爭之經濟根源的逐漸顯露，人們科學地認識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條件趨於成熟；從實踐上來說，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整個社會生活的異化以及尖銳的階級對立，都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契合了歷史的需要，不僅作爲科學的理論和學說，而且作爲使整個無產階級行動起來的自我意識，作爲建設新世界和創造未來的實踐綱領，參與到新的歷史過程之中”。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並在中國傳播絕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思想背景和歷史條件的，它是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同各種錯誤傾向、思潮的鬥爭中逐步孕育、發展的。近代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帝國主義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內部固有的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成爲世界東方各種矛盾的焦點。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這一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中國人民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準備了社會條件。

馬克思主義在奪取無產階級政權時期，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並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得到新的運用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再度結合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後，胡錦濤在正確把握世界發展大趨勢的前提下，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正如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指出的那樣：“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鑑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我們由此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和中國實際緊密結合並在中國得以傳播、發展、壯大，不僅在於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爲科學真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且在於它在中國的立足和發展是以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爲前提的。同一粒種子，放在不同的土壤裏會結出不同的果實。馬克思主義這顆真理種子，放在中國這片土壤裏結成了中國化的果實——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許多寶貴的實踐經驗和優秀的文化傳統，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經驗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優秀思想和傳統文化的結晶。這既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爲其最基本的底蘊，又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豐富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形態下的延續。

三、結合的切入點：解決中國實際問題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爲中心，着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用，着眼於對實際問題的思考，着眼於新的實踐，新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揮作用，就必須要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所謂實際問題就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暴露和提出的具體問題，和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任務。中國實際問題之所以能成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切人點，首先是因爲中國實際問題是凝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所涉及的兩大要素——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劑。中國實際問題的發現，需要正確的理論指導；要弄清中國實際問題，就要弄清產生問題的客觀環境即實際狀況。實際問題就像磁石一樣，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吸引到一起，爲實現對稱性、匹配性結合創造了條件。其次是因爲中國實際問題的分析研究和解決處理就是兩大要素的結合過程，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和實踐過程。

面對橫亙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征途中的實際問題，不僅沒法迴避，而且不解決就無法推進革命事業。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解剖面臨的實際問題，弄清問題的性質、產生條件和過程等，結合已有經驗，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再次是因爲實際問題是實踐中產生的客觀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性。以實際問題作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切入點，“可以避免主觀主義的影響，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同時，實際問題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羣衆，基本與羣衆的利益息息相關。以實際問題爲切入點，就可以更好地動員、組織廣大人民羣衆，投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去，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大軍”。 作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切入點的實際問題，並不是任何問題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實踐運動（即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纔算在其列。縱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實際問題的提出往往有如下兩種情況：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接二連三地遭到挫折或失敗的新情況，會迫使人們思考，尋找新的出路，這樣實際問題就產生了。比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爲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們採取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外國經驗，結果導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上海工人三次起義的失敗。

失敗的挫折，使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者不得不懷疑以中心城市起義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彭湃、__等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海陸豐農民革命根據地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新的正確探索。二是在實踐中直接暴露出來的，不需要概括的現實問題。這類實際問題一般具有直觀性、不可迴避性和單一性，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各層次都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比如，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國在社會經濟發展領域所表現出來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就是我國最新的現實問題：“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地區發展越來越不不平衡；制約全面小康社會實現的‘三農’問題和貧困問題；嚴重影響黨羣關係、幹羣關係的腐敗問題；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和生態問題。”

隨着實際問題的解決將引發一系列相關問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領域不斷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錦濤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才具有戰略性、前瞻性和科學性。隨着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全面發展，實際問題還會不斷出現和得到解決，馬克思主義就藉着這些載體不斷得到發展並結出豐碩的成果。

四、結合的終結點：產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不斷結合的歷史，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正是蘊含在黨的“結合”思想之中。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通過對舊中國國情的深入研究、科學分析後緊緊抓住“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爭奪的殖民地”這一根本的社會性質，科學地闡明瞭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黨明確指出，中國當時正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需要一段時間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在黨的“八大”明確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後，毛澤東根據實際國情，認爲不能把社會主義建立等同於社會主義建成，應該把社會主義分成“建立”和“建成”兩個階段。然而，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難度相對就大多了。毛澤東在結合中超越了歷史階段，導致了““””那樣全局性的錯誤。可見，“不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如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

歷史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個“接力棒”交給了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全面總結歷史經驗，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的歷史現狀，對中國的國情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認識由淺入深、由現象到本質；準確地、牢固地把握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偉大理論，並強調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最大的國情。“正是基於對我國國情的科學分析，認定中國現階段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生產力還很不發達，其發展也不平衡的階段，在理論上以它爲基石和邏輯出發點，構建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宏偉大廈。”在實踐中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社會發展戰略，初步解決了國際共運史上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實際的有機結合。

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改革開放和開創新局面的艱鉅任務，明確指出：“我們解決一種矛盾，澄清種種疑惑，認識爲什麼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路線、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路線和政策，關鍵在於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面對在經濟、科技領域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建設、祖國統一等重大問題都作了新的戰略部署，確立了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並把“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寫進憲法，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緊迫性、複雜性、艱鉅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江澤民爲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做好了“結合”這篇文章，使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邁向新的臺階。

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基礎是發展着的實踐，新的實踐又需要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不僅提出了要求，同時也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新發展的現實可能。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爲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求真務實、銳意進取，在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同時，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爲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有力的思想保證。“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三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幾個方法問題

內容摘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經驗與現狀，提出五個方面的方法問題：正確理解列寧“三個來源”思想，從縱橫兩個方面強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研究；“一源多流”是馬克思主義的存在狀態，只有把主流與支流結合起來，才能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正確回答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問題，必須把實證方法與總體性方法結合起來；在普遍與特殊的結合中，認識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總體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地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要求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考量結合起來，並把“有沒有馬克思主義”作爲“第一提問”。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研究方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樑樹發（1949-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根據對國內學者關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現狀的瞭解和本人的研究體會，有幾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方法問題值得提出討論，目的在於引起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方法問題的關注，展開探索，以推進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

一、從縱橫兩個方面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研究

“來源”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關係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基本精神和發展過程的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要成爲科學，首先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搞清楚，把來源考察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既不誇大歷史上的某一理論、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產生過的影響，也不忽略、埋沒產生過影響的歷史上的任何一種理論、思潮，並對其科學價值和影響給予實事求是的充分的評價。

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理論來源，是指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理論，而不是與其同時產生的理論。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①，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存在了的理論體系。廣義的理論來源，不僅指馬克思主義產生前的理論，而且指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或形成發生影響的與其同時代的理論。如果我們把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公開發表看作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標誌，那麼，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理論就應該是1848年2月以前的理論，而不僅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的起點時間（比如，1839年初—1841年3月，馬克思撰寫博士論文的時間）以前的理論。對馬克思完成博士論文產生影響的一切思想、理論都可以被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對理論來源的這種廣義的理解似乎更具合理性。

這裏可能會提出一個理論影響與理論來源的關係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產生影響的理論或思潮都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嗎？不能籠統地回答，不能把二者簡單地等同起來，而要作具體分析。作爲來源的理論一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理論，而產生了一般的和不夠重要影響的理論不能被看作理論來源。所以，關於哪一種理論或理論體系可以被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須做仔細甄別。

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理解長期存在簡單化的傾向，看不到或者忽略了理論來源的廣泛性和複雜性。這多少受到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論述的影響。我們以往幾乎把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全部，以爲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不再有別的理論來源。其實，列寧所講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只能被理解爲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直接的或主要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的作者R. N. 伯爾基把這“三個來源”稱作馬克思主義的“嫡親現代前輩”②，就是這個意思。馬克思主義有“嫡親”前輩，意味着還有它的“非嫡親”前輩；有“現代前輩”，意味着還有“非現代”前輩。以往我們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源的簡單化理解，責任其實在於我們自己對列寧的闡述作了簡單化的理解。

要全面地和正確地認識和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必須在橫向上拓展和在縱向上深化對於來源的理解。橫向上，除了繼續把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作爲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論來源）外，還要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來源。這裏特別應該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代人——“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家鮑威爾兄弟、施蒂納、施特勞斯、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的影響。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思想發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切希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實踐哲學”思想對馬克思實現哲學變革所產生的影響，應該做專門的深入的探討。從學科角度看，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產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響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等主要學科外，還有歷史學、文學、法學、人類學和一般政治學。例如，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派（1815—1830年）。恩格斯指出：“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③普列漢諾夫認爲，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曾經利用了“復辟時代的法國曆史學家所積累的理論材料”。④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關於階級鬥爭、人民羣衆歷史作用的觀點，對馬克思關於唯物史觀的發現具有啓示意義。

在縱向上，要考察“三個來源”之前，一直到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思想家的影響。伯爾基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歐洲傳統文化的“現代綜合”。按照年代順序，他提及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源頭是：猶太教《舊約》→希臘古典唯心主義哲學（柏拉圖）→____→斯多葛主義→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利主義。當然，對於伯爾基提出的這個所謂“思想源頭”與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實際聯繫，還要作出我們自己的實際考察。

新近出版的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的“理論淵源”的闡述，內容較爲全面。它指出：“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論淵源”的主要包括：古希臘哲學、近代歐洲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德國古典哲學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波旁王朝復辟時期歷史學家的觀點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等西方哲學和優秀思想文化成果⑤。

二、把主流與支流結合起來全方位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可以循着兩條路徑行進，一條是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一條是主流和支流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兩種思路都有合理性。所謂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個別講，是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一定國家、地區存在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發展要求和代表馬克思主義發展方向的理論與實踐。整體講，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就是各具體馬克思主義主流形態的總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首先是主流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整體。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總是首先通過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表現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看作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史。

但是，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總是主流和支流的統一。無支流則無所謂主流，無主流亦無所謂支流。支流不是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某種思潮、流派，它同主流一樣，都屬於馬克思主義。並且，現在看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支流的一定的理論、思潮、流派，歷史上可能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主流，或者將來有可能迴歸或發展爲主流。客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發展中的主流與支流兩個流向的分離與匯合的不斷運動過程。所以，只關注主流而忽略支流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是片面的。對支流的研究，即使我們能夠較爲全面地瞭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又使我們能夠在主流與支流的關係中、在主流與支流的互變中，具體地認識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其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主流和支流的劃分是客觀的；另一方面，這種劃分又是理論家們關於一定時期馬克思主義發展狀況的一種分析、判斷。而因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制，這種分析、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即可能發生將主流當作支流或將支流當作主流的誤判。所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主流應該被主要關注，支流同樣不可被忽視。

承認馬克思主義發展有主流和支流的區分，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多樣性和地位差別，不等於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多元”的。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個，它是“一元”的，它的基本原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奠定。其後出現的如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時期和在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實現的具體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具體形態，或各具體化的馬克思主義。多樣性是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存在形式，是普遍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所同時具有的特殊性的表現。它的特殊性通過具體化過程表現出來，通過作爲其結果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來。任何時候，普遍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都存在於“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形態之中。馬克思主義的存在總是這樣一種“一元多態”或“一源多流”形式。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畫面正是由“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及其關係繪製。現在，承認馬克思主義現實存在形式或形態的多樣性，對於現代西方理論家來說，不再是其思想的自由主義的表現；對於我們來說，也不再是思想解放的表現。馬克思主義的“多種多樣性”，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普通的道理。

當然，還應明確，我們所說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畢竟屬於馬克思主義，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定的思潮、流派。而西方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西方“馬克思學”家所說的“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不一定都屬於馬克思主義。“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也不一定都屬於馬克思主義主流。它們有的屬於主流，有的屬於支流。而對“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主流與支流、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區分，正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結果。因爲，各種理論、思潮的本質正是在其運動、變化與發展過程中得以形成和表現的。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有一些思潮、流派儘管不屬於馬克思主義，但是客觀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發生過影響。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在回答實踐提出的問題中獲得發展，一方面也在與各種各樣的理論、思潮的關係中（特別是矛盾、鬥爭中）獲得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踐過程不能排除這些思潮、流派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理論過程也不能排除這些思潮、流派的影響。發展史研究不對這些思潮、流派有所關注，同樣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和發展原因。但是，我們是在什麼意義上涉及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流派和以什麼方式涉及這些思潮、流派呢？我們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相關因素”的意義上關注、研究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流派的。這樣做，並不意味着我們在理論上沒有是非，把非馬克思主義當作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要比較在一定的客觀的和理論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反應，認識這種反應的不同性質，認識它們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相互影響及其結果，並從中發現規律性的東西。

如何對待非主流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流派問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史觀問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的一個不同，就是後者只求在邏輯、內涵和本質上把道理講清楚，不必有過多的“歷史糾纏”。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作爲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和規律研究，要求把影響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切因素納入研究範圍，在這些因素（理論、著作、人物、事件）的相互聯繫和關係中、在其矛盾衝突中，發現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機制、動力、經驗和規律，歷史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總之，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總是有“背後故事”的，去除這展開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活劇中的任何一個故事或故事中的任何一個情節，這個歷史的鏈條就會斷裂，就不完整、真實。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是由它的主流與支流、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流派，即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切“相關因素”的關係的總體構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馬克思主義發展不是單線的，而是多線的，是“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民族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形成、聯繫的歷史的統一整體。

三、把實證方法與總體方法結合起來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

中國學者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問題。但由於西方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長期持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觀點，這個觀點近年來又在我國學者中傳播和流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問題對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來說就不能不是一個問題，甚至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因爲它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在西方學者那裏，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論得出的進一步的結論是：“馬克思反對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只是恩格斯的杜撰”，並且認爲“這種”馬克思主義正是共產主義運動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當作指導思想的那個馬克思主義。要“回到馬克思”，就必須擯棄“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論還與“兩個馬克思”論相聯繫，共同構成西方“馬克思學”的兩個理論支點。所謂“兩個馬克思”，就是以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爲標誌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又稱“青年馬克思”）和以《資本論》爲標誌的“科學主義的馬克思”（又稱“成熟的馬克思”）。他們認爲，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恩格斯則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對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根本之點。由此可見，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論，還是“兩個馬克思”論，在一些西方學者那裏，其目的和結果都是顛覆馬克思主義。當這樣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時，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嗎？

那麼，實際說來，究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間有沒有差異呢？如果說有，這些差異是什麼性質的呢？這種差異是否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兩位創始人之間的思想對立的程度呢？這個問題近些年來在我國學者之間曾經展開過爭論。一些學者雖然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立的一般的明確的認識和提法，但還是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特別是在一些哲學根本問題上存在着觀點差異。在此，本文不對這個爭論中觀點的是非做詳細說明，而只就這個問題的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本文認爲，既然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作爲一個“正式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問題提出來，那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議論上，而要做實際的考察，即分別對兩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創始人的著作、思想、生平、事業做一個科學的“馬克思學”式的考察。所謂科學的“馬克思學”的方法，特別指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研究的實證方法與總體性方法的統一。

實證方法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學結論的可靠性依賴於實證方法的運用。實證方法是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⑥。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對“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的思想的評價，間接地說明了實證方法的特徵。他指出：“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以感性經驗爲基礎的物理學則是自然科學的最主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於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⑦盧卡奇則把自然科學方法解釋爲“通過觀察、抽象、實驗等取得‘純’事實並找出它們的聯繫的辦法”。“自然科學的‘純’事實，是在現實世界的現象被放到（在實際上或思想中）能夠不受外界干擾而探究其規律的環境中得出的。這一過程由於現象被歸結爲純粹數量、用數和數的關係表現的本質而更加加強。”⑧在這裏，盧卡奇實際說明了實證方法的一般特徵。

實證方法不限於自然科學領域的運用，它也越來越被運用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實證方法同樣重要。因爲思想發展史研究所遇到的大量的著作、文獻、人物、事件需要通過審讀、考證、比較、分析和歸納的過程，弄清事實，發現思想聯繫，從而得出可靠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歷史考證版(MEGA2)的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例子。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獻的整理上除了採用典籍整理的通常方法外，還採用了先進的現代影像技術。但是，實證方法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不宜被誇大。這種方法無論對於自然科學研究來說，還是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都是有侷限性的。沒有實證研究方法，科學研究特別是自然科學研究就難以進行，而僅僅停留於這種方法的運用，用實證方法代替其他理性方法、辯證思維方法，科學研究同樣不能正常進行，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總體性方法是一個超越實證方法、高於實證方法的哲學研究方法。總體性方法，就是把認識的對象看作一個有機整體，認爲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要素彼此間處於一種動態的辯證的聯繫中，沒有這一聯繫就沒有這一整體；認爲整體決定部分，整體制約和決定着構成這一整體的各個要素的性質。盧卡奇正確指出：“總體範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成爲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⑨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的研究，基本的方面是他們之間的思想關係，要通過對他們的全部思想、著作、文獻和活動的考察、研究，揭示這個思想關係。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研究既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又屬於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研究。這種研究會有實證方法的大量運用，有對著作、文獻、活動等的實證性的考察、研究過程。但就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的性質來說，總體性方法具有特別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必須超越實證方法，貫徹總體性方法。片面堅持實證方法，排斥總體性方法，會把馬克思的或恩格斯的各自具有內在聯繫的觀點孤立起來，不能從它們之間的聯繫中、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思想中把握他們的一定的觀點、思想的本質，特別是不能把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關係整體、同馬克思主義整體聯繫起來。堅持總體性研究方法，就是不僅能夠把他們各自的個別的觀點聯繫起來認識，而且能夠把個別觀點投放到他們各自的和他們共同的思想聯繫整體中來認識。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異論、對立論的學者往往舉出在對費爾巴哈哲學的評價、對自然辯證法的承認、對唯物主義的態度等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存在的思想差異和觀點對立。我們暫不對其見解的是非作出判斷，先把他們提出的問題作爲假設的問題看待，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所謂的問題呢？正確的方法是，首先按照實證的方法論原則，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問題方面的思想做深入的考察，弄清“事實”；其次，把這些“事實”同他們各自的思想總體聯繫起來，同他們共同的思想總體聯繫起來，同他們的事業與活動的總體聯繫起來。這就是總體性方法的貫徹。總體性方法並不否定事物之間的差異，不把構成整體的各個環節“歸結爲無差別的統一性、同一性”⑩，而是堅持在認識和解決這些差異問題時貫徹總體性原則。

總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係問題的研究中，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要善於把實證方法和總體性方法結合起來。目前，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總的說，在這兩個方面做得都不夠。個別學者以爲實證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沒有意義，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也有的學者不善於把握和運用總體性方法，甚至懷疑它的可靠性。這是迫切需要糾正的。

四、在普遍與特殊的統一中認識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的。它作爲世界歷史發展，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哲學，作爲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求解放的科學學說，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偉大價值意義。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以英國爲代表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地區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產物，它從歐洲社會發展中不僅發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規律，而且從中發現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歷史總趨勢，構建起反映和揭示這一規律和趨勢的科學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遵循哲學、科學和理論產生的一般規律，經歷了一個從特殊到普遍、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源於歐洲經驗，又高於歐洲經驗，對世界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但是，我們以往只看到它的普遍性意義，忽略了它的特殊性意義。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是什麼？從它的產生來說，它是作爲其產生的經驗基礎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理論條件，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11)包含在馬克思主義一般中、普遍中。就馬克思主義的作用發揮及其發展來說，它是實現其指導無產階級實踐的作用發揮的基本形式，是馬克思主義實現發展的基本途徑。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在於馬克思主義具體化、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無產階級實踐結合的趨向和要求。作用發揮、“結合”要求，是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從普遍到特殊、從一般到個別的過程。其理論結果，是馬克思主義新的理論形態的形成。

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特殊性，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趨勢和要求，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祕密”。歷史經驗正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民族化、本土化（包括中國化）等的具體化過程中得到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它們以中國的特殊經驗和特殊理論形式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現形式就是不同具體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生成。但是，當我們提出如下問題的時候，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是否會有另一種認識？即在馬克思主義具體化意義上的發展實現以後，總體的、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否在這“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獲得了自然的提升？本來的和完全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發展，是否就停留於具體化過程的實現和“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不是的。就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實質和邏輯來說，還有一個過程是必須完成的，即具體化基礎上的普遍化，一個在實現了從普遍到特殊以後的在更高層次和意義上的向普遍性的迴歸，即一個“再普遍化”過程，一個理論提升過程。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來說，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理論提升”問題，是從中國的特殊經驗（它以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式表現出來）中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內容的過程、實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化的過程。完整的本來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必須有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貢獻及其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需要通過“理論提升”後的結論來說明(12)。

五、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與評價要把“是不是”與“有沒有”的考量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在內容上包括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我們提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要有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視野，首先是因爲它在本質上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總要遇到，並且必須有對國外各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潮、流派的評價，這種評價的實質是這些思潮、流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特別是一個其性質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按照邏輯，這個評價應該是在研究之後作出的。國內學者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對其各種思潮、流派的評價總的說來是遵循了這一邏輯的。從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開始至今，我們先後見到“‘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學’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等結論和評價。我們相信學者們的上述評價是在經過了對這些思潮、流派的深入研究之後作出的。這裏，對於這些結論、評價的正確與否暫不去討論，而是就此提出一個有關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評價方法問題，即評價中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考量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考量的關係問題。

我們以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特別關注的或者說作爲“第一提問”的，是關於整體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這種研究的一定思潮、流派乃至其某一理論、觀點，在性質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我們現在是在這種提問、考量之外，提出一個“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與考量。即是說，我們既要關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及其思潮、流派“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還要關注其“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把這兩種提問與考量有機地結合起來。

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評價，提出一個“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與考量，意義不僅在於我們的研究增加了一個評價與思考的維度，而且在於提出一個究竟什麼應該是“第一提問”的問題：是“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優先，還是“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優先？其實，當着“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一經提出，結論就已經有了，即作爲“第一提問”的應該就是“有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爲，相對於“是不是”，“有沒有”一定是邏輯在先的，因爲按照認識的邏輯，只有首先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才能夠解決“是不是”的問題。直接說來，它就是一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方法論的“先研究後結論”的要求。提出“有沒有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優先的提問和考量，意義還在於，它表明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既有一種嚴格的自覺的批判態度，又有一種積極的科學的開放態度。既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又不先入爲主地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看作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或者敵人，把其與馬克思主義絕對對立起來。提出“有沒有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優先的提問和考量，特別表現了我們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態度。“有沒有”表面看是“有”與“沒有”的二分，實際上文章還是做在“有”上，着重的是“有”，包括“有多少”和“有什麼”在內。它表明的是，只要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潮、流派有一分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都要珍惜、都要抱以肯定與吸收的積極態度。“是不是”的優先考量，容易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做簡單化的理解和處理，把“是”與“不是”絕對化起來。其實，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任何思潮、流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僅僅停留於“是”與“不是”的判斷和評價，是很不夠的，也是難以說得清楚的。“是不是”的判斷和評價是必須的，但它是最後作出的。

提出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評價中“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與“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提問與考量結合起來的要求，不是一般地否定這一研究中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評價，不是主張放棄這種提問與考量，而是在研究的思維方式上、在思考的優先性上來個“轉換”，把“有沒有”的提問和考量提到優先的地位。爲了使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真正成爲一門科學，針對目前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現狀，提出和實現這個“轉換”，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莊福齡主編：《馬克思主義史》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6年。

[2]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

[4]伯爾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伍慶、王文揚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5]《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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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馬克思主義3600字論文 篇四

《論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形成、核心與最終目的》

摘要：

19世紀法國里昂工人起義、英國憲章運動、意大利西里西亞工人運動等三大運動失敗後，馬克思、恩格斯開始探討實現無產階級自由平等訴求的途徑，並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的團結與協調，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消除資產階級，消滅剝削的理論核心在於自由的實現。作爲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初步形成階段的著作，《共產黨宣言》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對於自由的基本觀點與看法，值得認真研究。

馬克思主義自由觀的形成時期

《德法年鑑》和《1844年手稿》時期。作爲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刊物，《德法年鑑》首次表達了馬克思、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同時涵蓋了他們早期關於共產主義、自由平等等內容的描述，考察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關係；闡明瞭人的類本質與異化現象的矛盾與產生原因；提出了自由觀的思想雛形。馬克思、恩格思指出：“公民要消滅他們的世俗桎梏，必須首先克服他們的宗教狹隘性。他們只有消滅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狹隘性。我們不把世俗問題化爲神學問題。我們要把神學問題化爲世俗問題。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在我們看來，政治解放和宗教的關係問題已經成了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關係問題。”由此，他開始對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等的論述。

此後，馬克思開始深入思考人類的真正解放應該是怎樣的。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他思索自由的真意，並闡明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從研究思路來看，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唯心主義、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標誌着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徹底轉變。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解釋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關係，指出政治解放只是人類解放的一個步驟，最終沒有矛盾的徹底解放應該是人類解放。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馬克思提出了建立“自由聯合體”的主張。

1847年～1848年《共產黨宣言》時期。自《1844年手稿》後，馬克思感到用人的類本質分析人的自由和經濟上尋求一條說明社會現實的非人道現象在理論上相矛盾，這促使馬克思轉向研究人的實際狀況和社會關係的社會歷史理論。他開始運用生產力、生產方式、階級等概念來論證人的自由問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論述資產者與無產者、無產者與共產者問題時，多次強調時下所謂自由的概念及其所追求的真正自由是什麼，“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範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裏佔統治地位罷了”、“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深刻剖析了階級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剝削壓迫和人性泯滅的殘酷現狀，宣言中還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侄桔，更是使人的異化達到極點。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社會建立的基礎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壓迫，人的不自由、不平等是社會的普遍現象，更談不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可見，《共產黨宣言》是在批判英國經驗論自由觀、大陸唯理論自由觀、法國唯物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自由觀、德國古典哲學自由觀的基礎上，從自然法觀念出發，理解人的自然權利的界定，同時理性批判自然法觀念中的缺陷；思考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尋蹤溯源，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定義。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時期。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從人與社會的對立中尋找問題答案的自由觀整體框架之下，在此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從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統一中去分析，最終建立起完整、科學的自由觀。馬克思不但深刻分析了個人自由的經濟根源和經濟條件，指出生產力的發展是實現人的自由的最積極的力量，並且從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客觀規律出發，對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自由實現的前提作出了科學的論證，並把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個人確立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和目標。另外，他還從文化方面全面分析了人類自由的政治、經濟、歷史等各方面的制約因素。可以說，這個時期，馬克思已從靜態的平面研究進入到動態的整體研究，從而最終確立了其全新的唯物主義自由觀。

通過分析各個階段的重要地位與影響，筆者認爲，《共產黨宣言》在整個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形成過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對唯物自然觀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架構，爲當時工人運動指明瞭方向，成爲實踐性最強的理論武器，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重要一環。

《共產黨宣言》中關於自由觀的內容分析

物統治人：抽象的資本主義自由。《共產黨宣言》真正區分了資本主義的自由與真正自由的區別，資產階級所崇尚的自由其本質在於物統治人。宣言在討論無產者與資產者的關係時指出：“資產階級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他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在此，馬克思用“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來描述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之前人們的自由，用以說明封建主義時代的自由是分等級的、有限度的，主奴之間的自由是明顯有差別的，擁有財富的公民與貧苦公民之間的自由也有極大不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及雅典國家的產生時也講到：“貨幣和高利貸已經成爲壓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筆者以爲，“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不僅是封建時代的特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真實寫照，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財產，迫使一切民族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而無產者已經完全失去了自由，不僅受到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國家的奴隸，還都要飽受機器、監工者、資產者的奴役。

實質上，資產階級所強調的“貿易自由、自由買賣、政治自由”只是資產者爲自己私有制做辯護的擋箭牌。在資本主義 社會中，人被物支配而失去獨立性和自由。剩餘價值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祕密，也讓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的形式性、表面性和虛假性暴露無遺。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共產黨宣言》指出馬克思自由觀是共產主義應然的自由。宣言還指出，導致工人階級失去自由的根源就在於私有制，因此，共產黨人可以將自己的理論概括爲一句話，即消滅私有制。還深刻批判了資產階級的自由買賣觀，認爲“關於自由買賣的言論，也像我們的資產階級的其他一切關於自由的大話一樣，僅僅對於不自由的買賣來說……而對於共產主義要消滅買賣、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本身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共產黨宣言》中揭示出共產主義的根本任務與最終理想是“建立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 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換言之，馬克思主義自由觀是指：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爲基本原則的自由。這從自由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是最完備、最高級、最理想的階段。此時，作爲階級的自由消失，代之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之間不僅沒有衝突，還具有強大的關聯性，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實現這一自由目的之唯一路徑乃是無產階級通過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運用國家政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只有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建立在 經濟上真正平等的社會關係，才能使無產者得到徹底的自由和解放。

宗教與信仰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還輔助論述了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觀點，作爲論據以論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都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爲基礎，精神自由任何時候都離不開物質的自由活動，所謂政治自由不過是階級社會中特定社會集團所處經濟地位在政治思想領域的表現而已”這一貫徹始終的論點。他們強調“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無產者應該在共產者的領導下爲這一最終目的不斷奮鬥，因此，宣言末尾，馬克思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結語

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從理論上爲我們指明瞭人類社會的追求目標與發展方向，讓我們能夠對共產主義 實踐的理論內涵有了深入的理解，讓我們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加深對各類新現象、新事物的認識，實現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這對當代我國的公民意識和人格的確立與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論文：《試論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對當下高校校園文化活動的啓示》 篇五

高校校園作爲中華文化的傳承地與集散地，其文化活動開展的情況不僅直接關係着國家整體文化戰略的實施情況，而且關係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更是關係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爲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宏觀上爲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瞭方向，而且在微觀上對高校校園文化活動的開展具有很強的啓示意義。

一、校園文化活動的目標應是促進學生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馬克思認爲，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養社會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爲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爲儘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這正是馬克思對文化的社會目的和意義的闡釋。恩格斯認爲：“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創造出的無限可能爲文化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並且促使人擺脫了自然侷限性，爲個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園文化活動的開展，應將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作爲核心目標，具體而言，包含兩方面：

1、校園文化活動的組織應充分考慮階段性。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人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從人的依賴階段到人的獨立性階段，再到自由個性階段，人的發展表現爲一個歷史的過程。因此，高校在組織校園文化活動時，應充分考慮到不同年級學生髮展的階段性，從而開展針對性的引導。

2、處理好全面發展與自由發展的關係。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自由發展”是指人的人格、個性、獨立性和創造性最大程度地發展；所追求的“全面發展”，不光是人的能力、個性和知識的，全面發展，也是人的社會素質、精神素質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組織校園文化活動時，既要充分考慮激發學生的創造性，又要考慮綜合素質的整體提升。

二、校園文化活動的形式應追求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學者歷來重視形式的重要意義。形式不僅僅是把事物的內容各要素統一起來的結構或者外部表現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極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在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中，就應充分考慮到文化活動形式對於不同文化活動的意義，權衡得失，並且在形式的選擇上要堅持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統一，這將有助於拓展文化活動的意義。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園社團文化節就很好的闡釋了多樣性與豐富性相統一的原則，同時有助於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校園文化創新意識。

三、校園文化活動的內容應做到世界性與民族性的有機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經典問題。一般來說，本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既有牴觸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鑑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視爲唯一優秀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成果採取一概排斥的態度和做法，這是與文化的發展相反動的。”因此，隨着高校的日益開放，辦學越來越國際化，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也應與時俱進，在內容的選擇上做到民族性與世界性的有機融合。既要堅持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利用傳統文化類社團積極開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承與傳播活動，贏得民族文化的認同感，爲中華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動奠定基礎；又應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動的精髓，特別是與留學生社團保持交往，參與他們的文化活動，共同創作兼容幷蓄的文化節目。

四、校園文化活動應以科學和理性爲主要途徑

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六

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嘗試

內容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也一直在關注“純東方”——中國。他們運用自己的理論較爲深入地研究中國問題，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特點，聲援了中國人民抵抗外敵侵略的正義鬥爭，科學地預見到中國社會革命的前途，爲中國共產黨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全面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探索經驗。馬克思恩格斯是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聯繫中國實際的開拓者，是海外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開創者，是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恩格斯

作者簡介：路克利（1976-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馬克思恩格斯從青年時期即開始關注中國問題。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發表了大量的有關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貫穿着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主線。

一、以科學嚴謹的態度研究中國，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和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細緻地分析中國問題。他們並沒有來過中國，但身處英國對遙遠的中國進行研究。19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馬克思正處在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期，經常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問題。他閱讀了《經濟學家》、《泰晤士報》、《倫敦每日電訊》、《通報》（法國）、《中華之友》等報刊有關中國的報道，查閱了英國政府和議會的藍皮書等大量有關中國的議案，閱讀了長期在中國傳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材料，多方瞭解中國情況。在探討中英貿易問題時，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實、準確的數據用以論證自己的觀點。這一時期，馬克思還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也應用於中國研究。在有關中國的專題論文中，他從經濟貿易的視角入手分析問題，從“小農經濟”的封閉落後入手分析中國舊體制的崩潰。

馬克思恩格斯有關中國的大量論述出現在從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書信中。他們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名著中不時地論及中國問題，也曾在《紐約每日論壇》、《新聞報》、《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等報刊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爲具有左翼傾向的進步報紙《紐約每日論壇》撰稿，以該報通訊員和評論員的身份爲該報撰寫稿件。該報先後發表了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從1853年6月起，馬克思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等報刊上發表了22篇有關中國的專題政論文，這些論文以英文寫成，涉及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鴉片貿易、英國人在華的殘暴行爲等，其中多篇還是這家報紙的社論。根據公開署名，其中包括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還有若干論文沒有發表（據馬克思的信件記述：“星期二我以‘臨時通訊員’的身份寫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見發表。又據英國學者統計，1858年8月，馬克思曾經發給《紐約每日論壇》一篇有關“與中國和約”的文章，但從未發表）。馬克思曾記述這家報紙“一連幾個月把我關於中國的全部文章（英中貿易的全部歷史等）作爲社論發表出來，甚至還對這些文章寫了恭維話”③。顯然，馬克思有關中國的時評和通訊得到了這傢俱有左翼傾向報紙的認可。在這些政論文中，馬克思恩格斯追蹤分析了太平天國革命和鴉片戰爭，站在維護被壓迫民族利益的正義立場上，嚴厲駁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徑。這些論證材料翔實，觀點明確。

二、成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實際，開創了理論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恩格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問題。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理論的基本內容之一。他們把這一規律應用到對中國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兩人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中，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歷史時，舉例提出：“如果在英國發明瞭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爲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④1848年2月，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⑤。此時，他們已經從世界歷史的整體性理論視角研究中國問題。顯然，馬克思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時期已經開始深入研究中國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較爲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⑥。馬克思恩格斯認爲，社會歷史發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他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內外交困，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他們運用自己的理論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和實際。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國等東方國家時，常談到中國問題，把這些問題稱爲“東方糾紛”，把中國稱爲“純粹東方”⑦。他們看到了這個封建帝國的腐朽與保守。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國和印度歸入“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⑧。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他認爲中國社會是“小農社會”，經濟結構的核心是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在1858年10月發表的《英中條約》一文中，馬克思有“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爲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⑨這一表述，表明他們認識到了中國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發表的《波斯和中國》一文中，恩格斯明確指出沒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國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們認識到了中國的社會危機。他們從經濟基礎入手分析這一危機，認爲“以手工勞動危機爲基礎的中國工業經不住機器的競爭。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11)，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運用於分析中國社會實際。他們看到了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崩潰，看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社會革命形勢，認爲“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接近滅亡，已經面臨一場大規模革命的威脅”(12)。馬克思還深入分析了舊中國行將解體的外部原因，認爲外敵入侵是帝國崩潰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爲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13)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已經明確指出“中國現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認爲：“中國和印度，兩國共有45000萬人口，現在亞洲舉足輕重的國家。”(15)1862年，發表在《新聞報》上的《中國記事》一文中，馬克思認爲：“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16)他認爲，“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17)，認識到了英國的侵華戰爭是促使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覺醒的外部刺激。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外敵（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對象。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自己的理論看到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普遍聯繫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內容。馬克思分析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1853年6月，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他認爲：“歐洲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爭取廉潔政府的鬥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於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於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處的“天朝帝國”即爲中國的清王朝。這裏所說的“目前發生的事件”即爲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馬克思還看到了以太平天國革命爲代表的亞洲社會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他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命運？”(19)他看到了以中國革命爲代表的亞洲革命的世界性意義。在他看來，歐洲的革命將取決於“驚心動魄的革命”(20)——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馬克思已經運用自己的理論，從世界歷史整體性和聯繫性的角度考察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論述了中國革命對歐洲革命的影響問題，在1894年9月寫給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國尚待它去征服了，當它最終征服中國的時候，它卻使自己在自己祖國的存在成爲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寫給左爾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22)他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社會運動和變化具有世界性意義。在論述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二者關係時，馬克思提出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兩極相連”(extremes meet(23)），意爲中國與歐洲兩極革命互相推動。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已經把中國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認識到了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認爲“中國人必定歐洲化”(24)，他已經預見到了“歐風美雨”將對中國產生的巨大影響。在談到中日戰爭的後果時，恩格斯認爲“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制度將完全崩潰”(25)，認識到了甲午海戰的慘敗是對清王朝的致命一擊。

馬克思站在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斥責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強即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26)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聯合侵華，劫掠了圓明園。1857年4月，馬克思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這場鴉片戰爭是“極端不義的戰爭”(27)。馬克思站在中國人民的正義立場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馬克思對中國人民充滿同情，勇敢地聲援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正義鬥爭。同樣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亞羅號事件”後，馬克思指出：“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28)他還痛斥英國媒體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徑的本國政府和軍隊，他說：“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29)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和英帝國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壓抑着的、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撲滅的憤怒烈火”(30)。他尖銳地指出英國的侵華戰爭是“海盜式的英中戰爭”。馬克思駁斥了時任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等人的侵華行徑，他明確指出：“毫無疑問，屠殺中國人的事情是帕麥斯頓勳爵親手策劃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國人民抵禦外侮的辦法——“人民戰爭”(popular war)(32)。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偉力蘊藏於民衆中間。在《波斯和中國》一文中，他認識到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精神，“民衆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爲一場滅絕戰”。他指出：“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33)他發出這樣的疑問：“如果中國人發起全民戰爭(national war)來抵抗他們……英國人又該怎麼辦呢？”(34)恩格斯還看到了中華民族英勇抵禦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國軍隊無論軍事技術怎樣差，“卻不缺乏勇敢和銳氣”(35)。他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做出了樂觀估計和科學預言，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歷史的曲折性和複雜性。他們曾科學而大膽地預測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早在1850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就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與“歐洲社會主義”，他們指出：“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一樣。”(37)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中國哲學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學的先導，中國社會主義也可以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先導。顯然，他們對中國革命非常樂觀，甚至認爲，中國革命可能領先於歐洲革命。他們熱情洋溢地談到：“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着：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 博愛。”(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39)他已經看到了清帝國行將就木。歷史的發展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具有相當的科學性。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成立，自由民主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世紀末以來，中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先導。馬克思恩格斯大膽而科學的預言基本得到了證實。在對中國革命形勢樂觀預測的同時，他們也作了冷靜的分析。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繁榮氣息，國君們的狂怒和人民的憤恨同樣都會緩和下來。”(40)事實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是曲折而複雜的。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及革命特點，無情揭露和嚴厲譴責了英法等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熱情讚揚了中國人民抵抗外敵入侵的人民戰爭，科學地預見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馬克思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的實際、分析中國問題、作出科學預見的第一人。他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做了最初的偉大嘗試。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

三、爲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馬克思主義全面中國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研究逐漸爲中國革命隊伍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所熟知。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深入研討過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間，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革命論》、上海新興書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紅色五月特刊）、中央蘇區出版的《鬥爭》（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的中譯文。《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的論文集。這本論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社於1937年出版。鑑於這個版本難於運送到中國來，中國共產黨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義和中國出版社的名義在延安和漢口出版了這部反映革命導師關注中國命運和前途的著作。該譯本是根據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等書編譯的，內容主體是馬克思恩格斯於1853年至1862年期間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及《新聞報》上有關中國的論文。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後來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訂再版。1951年，英國共產黨黨員，著名歷史學家陶爾（Dona Torr)編輯了《馬克思論中國》一書。1955年，民主德國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41)一書，該書參考了多種外文文獻，較爲全面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國的論文、社論和有關論述。此外，曾被中國共產黨列爲重要學習文獻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包含了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述。列寧和斯大林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即建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創新和革命實踐中，吸收和發展了這些理論。

中國共產黨人吸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特點和前途、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等重大問題的論斷。馬克思曾認定中國是“小農社會”（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爲核心）。1912年，列寧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是“亞洲一個最落後的農民國家”(42)，他從其帝國主義理論視角考察中國，認爲中國是“半殖民地”(43)。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已經開始使用“半殖民地”這一概念描述中國的社會性質。認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明確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45)。如上文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已經認識到了入侵的外敵和封建主義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對象，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再如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問題。如上文所述，馬克思認爲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兩極相連”。列寧進而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影響巨大，“我們正處在這些風暴盛行‘反轉來影響’歐洲的時代”(46)，列寧已經看到了中國革命的世界影響力。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中逐漸認識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明確闡發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這一重要理論。在革命的價值目標和前途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預見到“自由、平等的中華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正是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推翻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奪取了政權。今天，“自由”、“平等”(48)已經作爲人民共和國的核心價值要素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

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國問題時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國的具體特點，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戰爭”，指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和歐洲社會主義的區別”。列寧認爲中國革命有相對於歐洲的“先進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報》撰文盛讚中國革命，“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他駁斥了“中國長期完全停滯論”。他深入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衆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50)。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51)。中國共產黨人從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對中國革命有着最爲直觀的理解。相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結合新的實際，逐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而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人把理論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拓展到實踐領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全面中國化。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他們的中國化還侷限在理論領域。相對於馬克思恩格斯，中國共產黨具有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理論和實踐領域全面中國化的“天時”、“地利”和“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的高潮興起之時；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本土，最爲了解中國國情，佔盡地利；當時中國工農運動已經風起雲涌，中國共產黨人與廣大工農羣衆血肉相連，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氣。馬克思恩格斯身處歐洲，未參加過中國革命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只是處在理論研究階段，他們的理論需要靠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指導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並未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但他們的理論包括關於中國的具體論述傳入中國後不久，便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他們對中國的研究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主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先後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

馬克思對中國的解讀也有一些不準確之處。馬克思曾對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過於樂觀，1853年6月，馬克思曾分析認爲：“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這個火藥裝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這個普遍危機一擴展到國外，緊接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52)此時，馬克思認爲中國太平天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勢。但形勢的發展，並沒有像馬克思預測的這麼樂觀。此後，1857年，資本主義世界曾爆發了金融危機，但未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1861年美國發生南北戰爭，1864年平息。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也被鎮壓下去。直到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勢才又重新高漲。顯然，馬克思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了。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是深刻的，預見是科學的。他們的中國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實際的典範。他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開拓者，是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開拓者，是海外近現代中國研究（海外中國學）的開拓者，是他們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嘗試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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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馬克思主義論文：《試論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思考》 篇七

論文摘要：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已經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當代大學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始終不渝地向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解決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的重要手段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馬克思主義理論

l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位偉人在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必然到來的結論，這一論斷曾感召過世界範圍內無數志士仁人爲之奮鬥。如今，當代大學生中有一些人對這一結論持懷疑態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蘇東鉅變以後，對於什麼是信仰，該信仰什麼，已經成爲了當代大學生常常疑惑和探討的問題。

一、開展馬克思主義信仰觀教育的必要性

當今，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促進和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卻給人們帶來無窮的壓力、災難與迷茫，人們在享受自身發明成果的同時，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負，尤其是精神信仰上的迷失。面對這一切，不少大學生也在逐步失去方向，喪失信仰，陷入到一個毫無目標的困境中無法自拔。正如馬爾庫塞所說：與現代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相伴隨的是人的精神的不斷喪失，人們在更多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同時，對如思想、信念等許多東西卻越來越淡漠。在這種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背景下，於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滲透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已經產生了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的表面富足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相對落後使得當代中國大學生感到迷茫，不知所措。鄧小平曾經說過：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氾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而中國現存的如貧富差距問題、官僚腐敗問題、政治體制問題等更使得一些不夠成熟的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失之偏頗。

二、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1、現狀與存在問題。根據中困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4年對廣東、廣州、北京、吉林和四川等地一些高校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狀況進行的調研顯示：當前大學生的主流是好的、積極的，並不存在大範圍的信仰危機。例如，有78.8%的學生認爲馬克思主義“有說服力，沒有過時”；84.2%的學生表示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57.4%的學生認爲通過近年來的政治理論學習，對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重大問題越來越明白了；而認爲理論學習仃一定效果的也達到了32%；78.3%的學生贊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但部分學生存在着馬克思主義信仰淡漠、理論淡化、思想多元化等傾向也是事實。

中國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態度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在理解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加以認可和擁護，一般以學習政治專業的學生居多。由於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完全是一種自覺的而非被動的行爲。這些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是被某種力量所強制，更不是受某些個人私利所驅使。他們是發自內心的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信仰看待。第二種是隻憑着自己的粗淺認識，並非人云亦云的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般以關心國家大事、喜歡“兩課教育”的學生居多。這類大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擁護是真誠的，他們知道沒有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就不會擁有眼前的一切，而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作爲自己信仰的，因此，他們既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自己的信仰，又真心的擁護中國共產黨。但這些大學生信仰馬克思主義卻並不完全知道爲什麼要信仰，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並不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第三種是內心並不十分認可，僅僅是爲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信仰”馬克思主義。這類學生清楚地知道，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爲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不把自己和馬克思主義聯繫在一起，就不可能有發展，於是他們可能爲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去“擁護和信仰”馬克思主義。

2、問題的根源與特點。(1)主觀方面：學生們主觀上重物質，輕精神，重視短期行爲，忽視長期利益。許多學生只對專業課和自己認爲有用的課程感興趣，而不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的學習，或是隻把就業和考研作爲自己學習的主要動力，錯誤地認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對自己的幫助不大，沒有實際作用，以至於在實際生活中喪失了辨別和抵禦錯誤思想的能力。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已經有爲數不少的學生黨員在理想信念上產生了迷茫、困惑和動搖。有的對馬克思主義真理和黨的領導產生了懷疑；有的跑到封建迷信市場上尋求精神寄託：還有的宣傳“共產主義渺茫”論，這些現象都是大學生信仰問題在主觀方面的表現。(2)客觀方面：①高校對大學生的信仰問題重視不夠。有些學校把大學生的信仰問題歸結於學生本人，認爲信仰什麼完全是由學生自己決定的，對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不能進行正確的教育和引導，以至於在出現問題時不願承擔責任。②在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和宣傳過程中，教學方法陳舊，理論脫離實際。一些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信仰教育的形式、方法過於僵化、呆板，而且在教育和宣傳過程中存在着嚴重的“大”和“空”的現象，一味地強調理論高度，空話、套話多，嚴重脫離實際，其結果往往使學生們產生逆反心理，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和認同感。③從事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和理論教學的隊伍師資力量和理論水平不高，無法與時俱進。許多教師，尤其是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青年教師，對待工作熱情不高，不注重理論水平的提升，以至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無法指導學生樹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觀。④高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及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重視不夠。許多人往往認爲只有專業能力不強的教師纔去講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或從事輔導員工作，豈不知做好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要比講一門專業課難得多，而這種認識無形中也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及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⑤“兩課”教學內容覆蓋面過大，側重點不明確。根據國家規定，各大院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學、學習都做了明確規定，建立了一套規章制度。但對於當代大學生來說要想將所有的此類思想全部學完，並有所理解，以至於成爲一種信仰是不切實際的。

三、對當代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的探索與實踐

1、對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問題高校領導應充分重。視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的腦子裏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做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可見高校對大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觀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校領導應將當代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作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應把定期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信仰教育工作制度化，定期開展調查研究，客觀評價工作狀況，及時發現突出問題，積極尋求解決辦法，制定有效改進措施，主動支持“兩課”教學。學校的上級領導機關應進一步加強對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的檢查指導，應制定更加科學、客觀和可測量的評價標準。 2.以學生爲本，轉變教育觀念。沒有任何信仰的學生是不存在的，那些號稱什麼也不信的學生，常常是放棄了精神卜的信仰與追求把某種有限的物質事物神聖化，並以此作爲自己的人生目標。爲了更好地引導大學生的信仰趨向，高校要進一步轉變教育觀念。毛澤東曾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因此，高校要從學生實際需要出發，將對學生信仰觀念的教育從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教學轉變到重視馬克思主義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上來，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爲核心，以愛國主義教育爲重點，以基本道德規範教育爲基礎，以大學生的全面發展爲目標，將教書與育人切實地結合起來。

3、加強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重點加強對當代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正如胡錦濤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委員時強調指出的，要引導廣大幹部羣衆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爲榮，以危害祖國爲恥；以服務人民爲榮，以背離人民爲恥；以崇尚科學爲榮，以愚昧無知爲恥；以辛勤勞動爲榮，以好逸惡勞爲恥；以團結互助爲榮，以損人利己爲恥：以誠實守信爲榮，以見利忘義爲恥；以遵紀守法爲榮，以違法亂紀爲恥：以艱苦奮鬥爲榮，以驕奢淫逸爲恥”（簡稱“八榮八恥”）。作爲培養中國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應更好的對學生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引導廣大青年學生學習、領會和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爲更好地開展馬克思主義信仰觀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

4、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應以身作則，不斷充實、完善自己，起到榜樣作用。曾子在《大學》中寫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齊其身者，先正其心。對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而言可將其改爲“欲教其生者，先修其身，欲齊其身者，先正其心。”學生思想工作指導教師是與學生接觸最多的人，是學生的良師益友，更是他們學習的標準和榜樣。因此，不僅要在學生的學習方面傳道、受業、解惑，更要成爲學生精神信仰的正確引導者。教師要不斷地充實自己，提高理論水平，堅定自己的信念，以便更好的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5、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師資隊伍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師資隊伍是培養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核心力量，是解決大學生信仰觀問題的關鍵。因此，一方面，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改善“兩課”教師的學習和工作條件，幫助教師樹立職業自豪感和工作責任心：另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優化“兩課”教師隊伍結構，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嚴把“入口”關，不能讓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質不合格的人登上“兩課”講臺，並從多方面加強對青年教師的教育、培養和鍛鍊，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三是要制定政策，努力吸引那些政治素質好、理論水平高、有教學能力又有社會實踐經驗或專業特長的優秀人才充實“兩課”教師隊伍：四是要從校內外聘請一些優秀的專家學者、黨政幹部，組成兼職教師隊伍，請他們參與到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中來。

6、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設置體系應進一步完善。對於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課程應進一步整合，並根據實際情況對教授內容有所側重。如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可作爲一門課設置，如有必要可分爲兩部分講。課程的設置體系僅從文、理科的類別和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大專生的層次來區別缺乏針對性。是否應當在強調各高校要執行基本設置規定的同時，針對不同學校、不同學生的實際情況有所調整，對不同學生採取不同的教學方式，講授不同內容。特別是目前我國各高校的科研教學水平不盡相同，生源的綜合素質也相差甚遠，如果採取相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設置體系，必然會產生針對性不強、學生接受不了、厭學等弊端，這樣便無法很好地達到培養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目的。

7、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基礎理論教材應側重實際。其一，應徹底改變一些教材過於重視自身內容的全面和形式上的完美，最終導致求大、求全的形式主義，應將理論與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在理論與實踐的相互作用下，使基礎理論更好地應用到實踐中去。其二，對於有的教材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們黨制定的種種現行政策混同的現象應加以區分，並在內容安排上，不應將政策內容講得過多，而應把重點放在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上，使得馬克思理論能夠更好地與我國的實際相結合，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培養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觀的優秀大學畢業生。

大學生馬克思主義7400字論文 篇八

《試談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對文化概念的哲學分析》

〔摘要〕威廉斯和伊格爾頓作爲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領域中從文化維度體現其學術思想的典範。威廉斯把文化界定爲“民有和民享的存在”，從而倡導大衆文化和共同文化，在人類生活方式的層面，突出了文化的實踐功能；伊格爾頓在詞源學以及意識形態的高度理解文化，從人類文明、生活方式以及藝術等方面探求文化的本質，突出了整體主義的文化唯物主義思想，賦予文化以特殊的意識形態功能，在實踐的、人類生存的和民主政治的意義上，揭示了文化的本質，推進了對文化與社會關係的深層認識。

〔關鍵詞〕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概念，民有，民享，生存方式

在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的主導性思想中，以威廉斯和伊格爾頓爲代表的伯明翰學派，立足於文化批判的深層分析，從而在社會批判中獨樹一幟，把社會認識引領到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本文就做一探討，以此就教於同仁。

一、文化是“民有和民享的存在”

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對文化概念的深層理解肇始於其傑出代表威廉斯。威廉斯在其代表作《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關鍵詞》、《傳播》和《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等作品中，以其獨特的文化唯物主義立場，把文化的本真從精英文化轉變爲大衆文化，從而還文化爲“民有、民享的存在的本質”，產生了極其重要的理論影響。

在威廉斯之前，英國最具代表的文化觀，是阿諾德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以及其後以利維斯主義爲標誌的精英主義文化觀。它們基本上都採用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二元對立思想，把通俗文化視爲對高雅文化及道德的一種威脅。在這種觀念中，文化顯然是指那些爲上流階層所擁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層民衆往往被視爲沒有文化的羣體。

威廉斯不同意對文化的這些看法，他試圖從“文化”這個詞的內涵來理解文化本身。他認爲，“英文裏有兩三個比較複雜的詞，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個”，最早，“文化具有一系列的意涵：居住、栽種、保護、朝拜等”。 〔1 〕 (P101)“在英文中，文化這個詞是不斷演化的”，其意義“部分的朝向現代的含義”，今天，人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這個詞演變的複雜性和用法的複雜性。然而，總體來看，文化可以分爲三種類型，其一是作爲獨立、抽象的名詞的用法，用以指思想、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其二是作爲獨立的名詞，用來表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三是作爲獨立抽象的名詞，用來描述關於知性的作品與活動，尤其是藝術方面的。〔2 〕 (P11)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威廉斯進一步闡明關於文化三種類型的思想，他認爲第一種是理想型的，即文化是人類追求完美的一種心靈狀態；第三種是文獻式的，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它是表義的實踐活動；而第二種是生活類的，文化是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對文化的三種理解都有價值，第一種和第三種帶有傳統文化觀的痕跡，而認爲文化是一種特殊生活方式則是對於文化的一種全新理解，被認爲具有“建立文化主義的決定性意義”。〔1 〕 (P106)威廉斯強調了文化作爲生活方式的特徵，認爲“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爲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3 〕 (P13)

作爲一個概念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抽象的，但作爲實實在在的人的現實生活的形式來說，卻表現着特定社會的真實狀況。威廉斯認爲，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整個生活方式”的意義上使用文化概念。威廉斯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把文化作爲一種生活方式來處理，大有把文化從傳統的精英文化定義中解放出來的意蘊，並且成爲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從而使文化不只是思想家頭上的理想光環，也不僅僅是精英人士倍加推崇的傳統經典，而是與日常生活同義。正是從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的視角出發，他一直強調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於是一切社會實踐都可以從文化的視點加以主觀地審視。與此對應，文化研究也並不是一個新學科，而是若干個學科的集合。關於文化的這一認識不但體現了對於傳統文化定義的反動，而且重構了大衆文化討論的前提。選擇了“文化”這一關鍵詞，對其歷史進行梳理，對其內涵進行拓展，從而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確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重寫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發展壯大的基石。

既然文化是一種作爲整體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因而，它必然是大衆的。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追溯了工業革命以來“文化”一詞含義上的變化，他不同意利維斯視文化爲少數人的專利，同工人階級文化對立起來的看法，認爲文化首先是“民衆的”，這是這個詞激進的傳統意義，如憲章運動時期和20世紀工黨運動時的報紙；其次是社會的政治傾向和大衆的欣賞趣味；第三是對特定經濟時代市場的依賴。在《文化與社會關鍵詞》一書中，威廉斯開門見山地稱文化是民有、民享，爲民喜聞樂見的東西。文化是民有和民享理念的提出，使文化的等級被取消了，大衆文化不再被視爲洪水猛獸。既然大衆文化沒有等級的劃分，而且大衆文化本來就產生於大衆、接受於大衆，因此，對於大衆文化“能動”地接受也就成爲可能。在這一點上除了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針鋒相對，文化主義還體現了與利維斯傳統的決裂。

文化內涵是與文化研究方式密切關聯的。在文化研究方式上，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採用內容分析和經驗主義方法來研究大衆文化。他們不是把這種文化簡單地看作是從社會環境中抽象出來的文本，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種已經“固定的、實際的制度”的體現。威廉斯認爲，如果不分析這些制度的形式，我們就無法對現代社會中一般傳播的程序進行研究。因此，文化研究具有一般方法論的特徵，它強調文化生產與知識生產的歷史性、地方性和實踐性，反對普遍主義，反對任何理論話語的權威化。在任何情況下，文化研究都不得不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發生碰撞交融。在南非，文化研究是新社會運動的鬥爭武器之一；在日本，文化研究體現爲左翼學術傳統與新興社會運動的結合；韓國的學生運動、香港的市民運動以及印度的女性運動、社區運動、環保運動等都與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聯繫。

在對文化內涵的分析中，威廉斯特別強調了德國曆史哲學家赫爾德的“複數的文化”觀念。所謂複數的文化，指的是“各種不同國家、時期裏的特殊與不同的文化，而且是一個國家內部，社會經濟團體的特殊與不同的文化” 〔1 〕 (P105)。威廉斯推崇複數文化，並用這個概念爲大衆文化和民間文化做合法性辯護，批判傳統的精英文化觀。在他看來，像電影、廣告和流行音樂這些大衆文化的組成部分都該肯定，它們都是“建構工人文化經驗的重要部分”。威廉斯以嚴肅的方式對待大衆文化，同時也堅持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維度，試圖將大衆文化放在與社會相關聯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他們基於本土的社會、文化經驗，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提出修正，強調文化主體與文化生產在當代社會中的決定性作用，並對大衆傳媒進行了較爲深入地研究，對貶損、混淆大衆文化的精英主義進行了分析，表明一切皆是大衆的，體現出“文化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於大衆文化、複數文化以及文化的整體性特徵，威廉斯強調“任何文化在整體過程中都是一種選擇、一種強調、一種特殊的扶持。一個共同文化的特徵在於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共同的或者是自由的、共同的重新選擇。” 〔4 〕 (P416)這樣，威廉斯就從對文化概念內涵的深層理解推進到文化的社會功能與價值，展現出文化的意識形態意義。

二、文化是“文明生活右書頁的無意識的左書頁”

威廉斯的學生伊格爾頓是另一位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在其文化內涵的研究中，他不僅張揚了其文化是民享和民有的思想，而且進一步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詞源學等方面深化了對文化唯物主義的理解。伊格爾頓是一位在當今學界享有國際聲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文學理論家、文化批評家以及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他以其獨特的批評風格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享有廣泛影響。

伊格爾頓深受威廉斯文化理論的影響，認爲威廉斯的民享和民有思想是比自由理想主義文化“更豐富、更多樣、更開放、更靈活”的文化。因爲這種文化不是被完成了的靜物，而是 社會各個階層和階級在集體 實踐中“不斷重新創造和重新定義的整個生活方式”。概括地講，伊格爾頓認爲：“文化在本質上是實踐，是生產，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爲了解釋文化，而是爲了實踐地改造和建設文化”，“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着邊際的能指，而是具體的、實在的、與我們的日常感覺緊緊 聯繫的 政治現實問題。”伊格爾頓堅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須與實際政治緊密結合起來，他認爲文化從而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文化就是政治鬥爭的場所。

伊格爾頓用英國 哲學特有的 經驗主義和分析手法，對“文化”一詞進行了剖析，從而把對文化唯物主義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如同威廉斯一樣，伊格爾頓對文化的理解也是從詞源學入手考證的。他認爲， “culture”這個詞的拉丁語詞根是“colere”，可以表達耕種、居住、敬神和保護當中的任何意義。一方面，“culture”追溯了一種重要的歷史變遷，另一方面，它也編碼了許多關鍵性的哲學問題。在這個單一的術語中，關於自由與決定論、主體性與持久性、變化與同一性、已知事物與創造物的問題得到了模糊的凸現。同時，它也暗示了人造物與天然物、我們對世界所做的與世界對我們所做的事情之間的辯證法，是詞源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概念，暗示了在我們自己之外一種自然或原料的存在。它也提供了一種“構成主義的”維度，因爲這種原料必須被加工成人工的形態。“文化作爲一種有特色的生活方式”這個觀點的起源，與對於受壓迫的“異國”社會的浪漫主義的反殖民主義傾向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異國情調將會在20世紀以現代主義的原始主義的特徵重新浮出水面，而這種原始主義與現代文化人類學的 發展並駕齊驅。它將在相當晚的時候突然出現，對民間文化進行浪漫化；這種通俗文化現在正扮演“原始”文化先前曾經扮演的有表現力的、自發的、準烏托邦式的角色。〔5 〕 (P3)

伊格爾頓把文化看成是非常真實的社會力量，認爲對文化複雜歷史的探討，可以區分出該術語三種主要的現代意義。

首先，文化意味着禮貌、文明等，意指一種普通的知識精神和物質進步的過程。作爲一個概念，文明等同於舉止和道德，具有描述性和規範性的性質，它要麼可以中立地標示一種生活形態，要麼可以暗示性地讚頌一種生活形態的人性、啓蒙和淨化。文明的意思是 藝術、城市生活、公民政治、複雜技術，是對以前所發生的一切的進步。文明意味着我們所瞭解的生活，暗示這種生活是超越野蠻的。它將事實與價值統一起來，表明事物的任何現存狀態都暗示一種價值判斷，諸如禮貌、高雅、教養、禮儀和溫文爾雅的交往等。文明因此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而教養是一個關於人格的和諧、全面發展的問題，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去做。當然，正是由於開始認識到了不能孤立地去做，這才促成了文化從其個人意義向社 會意義的轉變。〔5 〕 (P10)

其次，文化呈現出有特色的生活方式的現代意義。文化不是關於普遍人性的某種宏大敘事，而是多樣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規律。它屬於種族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在遠比思想更深的層面上靠情緒生存的現實，因此，對於理性的批評是封閉性的。甚至表現出描述“野蠻人”生活型態的一種方法，而不是表示文明人的術語。這意味着，文化具有描述“原始的”社會秩序的功能，它具有批判的秉性。從生活方式的意義上看待文化，實際上是將文化的概念複數化，儘管不那麼容易使文化與其自身積極的職責相容，但對於作爲人文主義的自我發展的文化來說，卻賦予文化複雜的特徵，使其豐富多樣的存在形式和多姿多彩的人生經歷凸現出來。表明沒有任何文化是單一的、純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混雜的、異類的、非常不同的、不統一的，甚至是異質共存的。

第三，伊格爾頓指出，如果“文化”這個詞語的第一個重要的派生意義是反資本主義的批判，第二個是這種概念縮小並對整體生活方式複數化，那麼，第三個就是逐漸專門用於藝術。這種意義上的文化含義大到可以包括一般的智力活動，小到指稱那些更爲“想象性的”追求，比如音樂、繪畫和文學。這個詞語在這種意義上還預示着一種戲劇性的歷史進步。它首先暗示科學、哲學、政治和 經濟學不能再被認爲是創造性的或想象性的。藝術發現自己具有一種重要的社會意義，但它們實際上無力使之持久，因爲一旦被迫維護上帝、幸福或政治上的公正，它們就會從內部崩潰，陷入自我毀滅性的境地；文化還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是自我毀滅性的，使得文化成爲對工業資本主義批判的東西，是它對人的能力的整體性、均勻性和全面發展的肯定。但是，如果文化是所有人的能力可以在其中無私地得到珍愛的一種自由、自悅的精神遊戲，那麼，它也是一種堅定地反對黨派偏見的概念。表示效忠就意味着沒有開化。只有讓思想不受任何狹隘、錯亂、宗派性事物的侵擾，文化可以改善社會的功能才能實現。因此，文化可以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過它還同樣是對反對它的承諾的批判。文化要求人們爲公正而吶喊，關注自己的局部利益以外的整體利益，使文化與對弱勢羣體的公正聯繫起來。

伊格爾頓主張，文化三種截然不同的意義是緊密相關並內在地統一在一起的。他認爲，如果作爲批判的文化不過是一個無用的幻想，它一定指向現在的那些實踐，這些實踐預示着它所向往的那種友誼與滿足。一個理想的未來必須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未來。將自己與這些其他意義的文化聯繫在一起，更具烏托邦標誌的文化因此可以變成一種形式的內在批判，通過用現在所產生的標準來衡量現在，以判斷現在之不足。在這種意義上，文化還可以統一事實與價值，既作爲對現實的說明，又作爲對理想的預示。伊格爾頓強調了辯證思想對於理解文化本質和進行文化批判的作用與意義。認爲辯證思想之所以產生，其原因在於越來越不可能忽視的這個事實，即文明在實現某些人類潛能的行動中也壓制了其他潛能。正是在這兩個過程之間內在的關係中產生的矛盾，使辯證法對於文化的意義凸現出來。那麼，如何才能使文化的社會功能得以有效開發呢？伊格爾頓認爲，訣竅是要知道如何開發這些能力。在他看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回答將是重要的。因爲他在歷史的積極與消極方面完成了如此緊密的聯繫，這是一種懲戒性的思想，同樣也是一種鼓舞人的思想。

正是由於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和具體的實踐性，伊格爾頓寫道：“文化是文明生活右書頁的無意識的左書頁，是必須模糊地在場以便我們能夠行動、被想當然接受的信念和愛好。它是自然出現的，是在骨頭中產生，而不是由大腦孕育的。” 〔5 〕 (P31)伊格爾頓堅持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理解文化，堅持文化意義的辯證性質，強調了共同文化的概念，提供一種整體論的視角，批判相對主義和精英主義文化立場；同時在以分析的和整體論的研究文化過程中，強調對文化現實的重視，尤其強調對不良文化現象的批判，倡導爲大衆的文化價值觀。他說，當我們“面對這種文化的繁榮局面，需要重申一個嚴峻的事實。我們在新千年面臨的首要問題——戰爭、飢餓、貧窮、疾病、債務、吸毒、環境污染、人的易位——根本就不是特別‘文化的’的問題。它們首先不是價值、象徵、語言、傳統、歸屬或同一性的問題， 而最不可能是藝術的問題。作爲具體文化理論家的一般文化理論家，不能爲這些問題的解決做出多少可貴的貢獻。”“文化不僅是我們賴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還是我們爲之生活的一切。”正是在大衆生活的意義上，伊格爾頓凸現了文化應關注的層面，那就是感情、關係、記憶、親情、地位、社羣、情感滿足、智力享樂、終極意義感等等，認爲正是這些東西比人權憲章或貿易協定離大多數人更近。因此，現在到了讓文化迴歸其原有位置的時候了。

三、結論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威廉斯和伊格爾頓對文化概念的深層理解，表現爲對文化作爲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的強調，反對經濟決定論，凸現文化及文化主體的作用，以一種動態的觀點看待大衆文化，始終堅持積極的批判立場。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不同意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反對漠視大衆社會的文化存在，尤其是反對漠視人民大衆作爲文化主體的創造作用。從文化概念的歷史和現實的內涵及其含義演變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出發來理解文化，找到了文化自身的本質所在，從而引導了在歷史唯物主義層面認識文化的特質，爲大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們稱之爲文化唯物主義。從根本上講，伯明翰學派的文化意識是大衆文化意識，他們把文化看成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特別強調了人民大衆，尤其是工人階級在文化創造中的作用，在文化批判的主導意識上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爲在實踐層面研究文化提供了諸多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英〕雷蒙德·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M〕。北京：三聯書店，2005.

〔2〕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1996.

〔3〕陸揚，王毅。大衆文化與媒介〔M〕。上海：三聯書店，2000.

〔4〕〔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5〕〔英〕特里·伊格爾頓。文化的觀念〔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大學生馬克思主義論文 篇九

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發展研究的意義

摘要：中國價值哲學的序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歷史序幕是同時開啓的。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中國價值哲學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價值哲學的研究與現代化的推進有着內在聯繫，所以當下我們要研究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去探求發現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的深刻內涵，來更好地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價值問題是哲學中一個高層次的、全局的普遍問題。價值作爲人類生存發展實踐中一個普遍的、基本的內容，具有重要的世界觀方法論意義。其中以價值問題爲研究對象的哲學領域——價值論，也已像傳統本體論、認識論一樣，成爲哲學基礎的一個基本分支。所以哲學的發展和規律也就是價值論的產生和發展，價值論對一些問題研究的觀點看法也直接地影響哲學對待某事物的態度。但我們研究價值論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是由於它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從這裏切入使得人們能夠對哲學的本質以及傳統的已經定型的認知模式進行一個對比和反思，並探究和創造出一套更加符合當前實踐和認知水平的，更有助於人類發展的理論。

自新中國建國以來，哲學一直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和社會意識中居於重要的地位，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其發展卻是在一個不正常的政治理論氛圍中成長和發展着。這種哲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旨，而且是用馬克思所批判過的直觀唯物主義思維去理解人與自然關係問題，即“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之後，唯物主義和“對象決定主義”之間就被畫上了一個等號，認識的對象決定認識的性質，一門學科的研究的對象的性質決定這門學科的性質，人的活動的對象的規律決定人的活動的性質；這樣一來，人就離開了唯物主義中主體的位置，不僅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受到了限制，人甚至喪失了原有的地位，即使在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人也只是成爲了其中實踐的一個環節。導致這種主客顛倒的思維方式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當時人們把用來認知自然科學領域的所使用的方法當作是唯一合理的模式，把人與對象之間原本複雜的關係過度抽象得僅剩下單一的一種“理論關係”，把認識者假想成爲一個與現實環境脫離了的、不受客觀條件約束的、甚至毫無感情的單純的“理論人”。近代的哲學研究都會犯這個錯誤，西方的研究也深受其影響。不過這裏的問題卻是，當西方學術界開始用價值論的視野對當時的科學主義思維方式加以批判和重新思考時，我們卻在教條地鞏固和加深這個錯誤。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我國價值論的興起，使我們看到了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關係的另一個層面，即客體對主體的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和二者意義的層面；探究出了人作用於對象除了認識這一種關係以外，還有一層更爲重要的實踐與對象的關係，即對對象的評估和選擇。能夠成爲人的活動實踐對象的原因，首要的是它必須對人有意義並有其存在價值，也就是說這個對象在人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活動中它存在的意義、能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人生活在兩種世界，一個是一般的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又存在於一個因爲有了主客體價值而具有意義的價值世界。作爲自然界主體的現實的人爲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以實踐的方式改造自然，這一活動過程構成了感性世界的現實基礎，並且也主宰着意義世界的存在與變動。這種以客體爲基礎的思維方法有自己的適用範圍，但當處理所有的問題時，如果把它放大爲一種唯一合理的思維方式，這無疑是不全面的並且無益的。

在價值論的研究過程中，基於上述錯誤的思維方式研究問題的弊端的顯露，同時也激發了人們對哲學本質的新思考。哲學是作爲世界觀的一種觀點一種理論的形態，並不是直接地去認識研究客觀世界而下的結論，也不是對現有的知識的整理和歸納，它本質上是人類自我產生的一種意志，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對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自然的實踐過程中一些反思所產生的結果；但是它的產生固然要以人類自己的知識爲基礎背景，從一定的視角上來研究整個客觀世界，但它不是用來揭示所謂的世界一般規律，而是要以一種辯證的方法，在人和世界、主體與客體辯證關係之間，以科學知識爲背景，以人類實踐的最新成果爲基礎，來揭示人類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發現的最普遍和最一般的規律，從而爲人類自身在以後的活動中提出一般性原則，以及一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以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統一來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是人活動的基本原則，而規律和真理所揭示的只是物的尺度。人的實踐活動作爲規律性和目的性的統一，既要尊重對象的客觀規律，又要以對象對人的價值爲目的，以真善美的統一爲依歸。因此，就像實踐範疇一樣，價值雖然只是有了人之後才產生，但它同樣具有世界觀的意義，即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意義。

所以當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論加以研究有巨大而又深遠的意義。

一、有利於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的研究

馬克思曾經指出：“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爲自然史和人類史。但是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馬克思將人類與自然界密切地結合起來，爲價值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隨着歷史和時代的車輪不斷前進和發展的系統理論科學，本文結合現實的環境問題，將馬克思主義環境哲學中被遺忘、被扭曲的東西重新梳理，以科學的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環境倫理學與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結合，有利於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拓展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的研究範圍，發展人的生態價值，同時也是對西方環境哲學研究的一個迴應。

二、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

馬克思認爲，“人類是對象化的類存在物，人類通過 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自然界通過勞動這種人類實踐的根本形式和原初形式，“表現爲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自然界進化的同時人也不斷髮生着變化，人是一種有意識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結果，他的產生是一種價值的實現，即人的本質發生着對象化的變化。

在歷史 發展的長河中，人類不斷地通過實踐去改造自然的同時，自然本身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着。在人與自然的互動中，自然無情地製造着災難的同時又孕育着世間的萬物。人類表現爲受動性和能動性的統一，爲了生存和發展，人類以實踐的方式改造自然。實踐是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的活動，是 社會化的活動，實踐的對象包括自然世界，人與人以及其自身意識。自然界進化的同時人也不斷髮生着變化，人是一種有意識的生命，是大自然演化的結果，他的產生是一種價值的實現，即人的本質發生着對象化的變化。自從人類開始認識自然以來，二者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人的發展使得自然自身去改變去適應，自然的演化又促使人們去更深刻的去認識自然，去不斷實現、創造人的新價值和自然的新價值。

三、有助於指導解決現實問題，加強價值觀 教育，拓寬價值觀教育視野，實現思想解放

價值觀的形成源於實踐和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是對現實的價值運動狀況的反映，會隨着社會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價值觀受社會生活的制約，同時又積極地反作用於後者。

如果我們仍不注重生態 環境的保護，環境繼續遭到破壞，隨之一同而來的只有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的繼續惡化；各種資源浪費導致能源供應緊張，使得 經濟發展滯緩、矛盾尖銳，更無從談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了。所以，我們必須運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在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的前提下，指導實踐，解決棘手的環境問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我們黨離不開強調價值觀的教育，特別是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各種問題不斷涌現出來。當今，建設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必須要有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才能對人們的活動起到約束、限制或激發、鼓勵的作用。我們更應該立足於廣大幹部羣衆的現實價值觀念和思想覺悟的實際水平，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層次、結構作深入的研究，用研究出來的成果來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走向我們的最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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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

摘要：隨着全球化的發展，文化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不同意識形態主張在高職院校思想陣地上不斷爭鬥。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怎樣堅定高職院校學生的政治立場，是高職院校需要思考的重點問題。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正能引導幫助學生對我國國情，黨史有進一步的瞭解，激發學生學習、掌握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動力，從而樹立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本文以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爲研究的重心，首先闡明瞭高職院校馬克思理論教學的現狀，其次梳理了其存在的問題，最後提出方法路徑。

關鍵詞：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路徑

一、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現狀

高職院校是我國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發展中以培養專業化人才爲首要任務，以提升學生實踐操作能力爲主要目標。高職院校對學生的培養目標爲應用型人才，在學生培養中容易出現重專業、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象。高職院校對馬克思理論教學的不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潛移默化影響着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態度。以致學生在學習時只爲了得到學分，順利畢業，而忽視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的學習。

二、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高職院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高職院校在建設中，主要以“校企合作”爲發展模式，注重產教結合，工學結合。高職院校的管理者重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專業教師除了課堂教授外，還帶領學生去企業認知學習，選拔優秀的人才參加職業技能競賽，高職院校培養學生的模式是我國應用型大學建設的主要雛形。高職院校在發展中多以培養學生的專業化知識爲主要發展方向，因此在培養中多重視學生的專業實際操作能力，而輕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學。高職院校沒有對馬克思理論水平的重要性有足夠清晰地認識，在課程設置中也只是爲了完成任務進行課程安排，幾乎很少開展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系列活動。高職院校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認識不足，直接導致了教師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不重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方式、渠道單一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先進性和科學性的理論，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組成。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涵蓋面較廣，這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教師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在理論上能夠全面地掌握馬克思理論系統知識，這樣教師才能並通過淺顯易懂、幽默風趣地講課方式傳授給學生。但是目前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講授渠道仍很單一，很多教師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上照本宣科，讓學生在學習理論知識上枯燥無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也只是走馬觀花。並且教師在傳授知識時多爲教師主導，而學生則只能被動接受，師生間溝通模式較少。這樣就更加增大了學生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難度，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學時也不能達到醍醐灌頂的效果。

（三）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不端正

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不端正，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上，多爲敷衍了事，獲取學分，很少一部分學生是抱着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心態來課堂上課。由於學生知識結構的侷限性，無法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時內在動力不足。高職院校的學生多爲理科生，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上缺乏基礎知識掌握。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考覈上，臨時抱佛腳，只是對教師勾劃的考試框架熟記硬背，應付考試，但多缺乏深層次理解。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不端正，學習沒有興趣，導致了教師在傳授理論時的課堂效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上應該解決的問題之一。

三、提高馬克思理論教學效果的路徑

（一）貼近專業

高職院校應該加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重視程度，加大對“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師開展有關職業道德、職業要求、創新創業方面的培訓。教師除了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外，還加深其對學生所學專業的瞭解，這樣教師就能結合學生專業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高職院校可創新方式方法，制定馬克思理論課實踐教學機制，在對學生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培養計劃中增添實踐教學板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的教師可結合教學計劃板塊，帶領學生參觀企業，在參觀時其可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如對市場經濟學這方面的知識，貼近學生的專業，這也促使學生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加深其對本專業的瞭解。高職院校貼近專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傳授，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是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二）貼近現實

教師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講授時應該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貼近現實，關注時事熱點。並在對時事熱點的講授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應該在課堂上多與學生進行互動，可採取學生分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充分參與在課堂中，激發學生的熱情。

（三）貼近學生

馬克思理論的教育主體是學生，不是教師，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開展上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貼近學生的生活，貼近學生的個性。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中可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程度，從學生掌握程度入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內容進行調整。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講授中，應該結合學生的個性和興趣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講授。貼近學生生活，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中來。

參考文獻：

[1]周亞萍。馬克思主義大衆化視角下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的教學改革[J]。江蘇教育研究，2013.

[2]魏道顯。高職院校馬克思主義教學的現狀與對策[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