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太平洋戰爭前美日談判的性質

論太平洋戰爭前美日談判的性質

摘要：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美國和日本政府進行了爲期一年左右的政府間談判。在談判過程中，國際形勢的變化導致日本國內主戰派和主和派力量對比逐漸發生變化，主戰派勢力的上升最後導致談判的破裂。此外，談判的無果而終還與歐洲戰場和美國外交走向有着密切的關係。本文旨在對談判過程作較客觀地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全面評價美日談判的性質。

關鍵詞：日本，美國，談判，太平洋戰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從而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全球戰爭階段。然而在戰爭正式爆發之前，美日雙方曾經進行了爲期一年左右的外交談判。這次美日談判的背景是美國與日本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利益衝突：日本企圖將遠東地區劃入自己勢力範圍的大陸擴張政策與美國在這一地區維持“門戶開放”的政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矛盾。具體來說，日本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對中國採取了大規模的軍事入侵，在歐戰開始以後又逐步向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擴張實力，這些措施對美國在遠東的商業利益以及國家安全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不過，從1940年底到偷襲珍珠港事件的一段時間內，美國與日本兩國選擇了進行談判而不是立刻兵戎相見。在這次談判過程中，日本的談判策略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本國內對談判的目的也有不同的看法。通過歷史分析去了解這些影響因素和日本談判的真實動機，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和客觀地去理解美日談判失敗的原因和美日談判的性質。同時，通過對此段歷史的認真剖析，可以對二戰中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邏輯有更爲細緻和深入的理解。

一．美日談判：從開啓到破裂

1940年，日本開始採取咄咄逼人的南進策略，加劇了日美關係的緊張。７月，日本迫使英國封鎖了中國西南交通線，關閉滇緬公路三個月。9月，日軍進駐法屬印支北部。與此同時，日本和德國、意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11月，日本又迫使荷屬東印度增加對日本的物資出口。日本的這些措施對美國在南洋地區的利益和安全構成了威脅，美國政府開始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

儘管美日關係出現了緊張，但此時兩國都不願意立刻用訴諸武力。美國此時已經制定了“先歐後亞”的戰略方針，希望把日本拖在中國，維持和平而避免兩線作戰。日本則沒有做好和美國作戰的準備，而是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壓迫美國退出東亞，承認日本在這一地區的霸權。在這樣的背景下，美日談判展開了。

美日談判是從民間層次開始的。1940年11月25日，兩名美國傳教士抵達日本，會見了日本的官方人士。12月24日，他們提交給日本方面一套有利於日本的文件《德勞特備忘錄》。12月28日，兩位教士返回美國，並在1月份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文件。羅斯福指示他們繼續和日本保持私人接觸。2月11日，帶有與美國談判使命的新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到任，並在3月8日開始和美國國務卿赫爾開始正式談判。

4月份，德勞特神父和幾個日本要人共同起草了《1941年4月9日通過美國私人媒介和日本個人向國務院提出的建議》。這一後來被稱爲《日美諒解案》的文件對日本十分有利，其中包含了美國承認“滿洲國”的條文。[1]美國對這一方案不滿意，但願意將其作爲談判的基礎。4月16日，赫爾在會見野村時又提出了美國談判的“四原則”：第一、尊重一切國家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第二、維護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第三、維護平等原則，包括貿易機會平等；第四、不以武力改變太平洋地區現狀。值得注意的是，赫爾四原則雖然沒有做出明確批駁，實際上是對《日美諒解案》否定。

不知何故，野村在把《日美諒解案》傳回國時並未提到四原則，而“外務省、近衛首相和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卻貿然把它視爲美國政府提案的協定案，而欣喜若狂”。[2]需要注意，此後日美的談判都是在誤解的基礎上進行的，因爲日本認爲《諒解案》就是美國的態度。[3]日本政府內多數人都贊同了《諒解案》的精神，只有4月22日訪歐歸國的外相松岡洋右堅決反對。松岡對於沒有自己參與而達成的外交方案感到不滿，而且松岡希望用《三國同盟條約》和《日蘇中立條約》來壓制美國妥協。因此，松岡提出了內容更爲強硬的修正案。[4]可能因爲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保證了日本北部的安全，使得南進論在軍隊中佔據了優勢，修正案得到了通過。[5]美國對日本的《松岡修正案》感到非常不滿，又在6月提出了美國正式的談判修正案。這一時期雙方主要圍繞三國同盟條約、中國問題和西南太平洋問題爭執不下，談判進入馬拉松階段。從6月21日到7月底，美日談判幾乎毫無進展。

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松岡的用四國同盟壓制美國的戰略就完全落空了。松岡提議立刻北攻蘇聯。但是，大部分日本軍政人員認爲北進不能解決日本所需要的戰略物資問題，所以主張加速南進。[6]7月2日，御前會議通過了一個《適應形勢發展的帝國國策綱要》，確立了北進爲輔，南進爲主的策略。

7月24日，日本軍隊進駐印度支那南部。近衛以及軍部都沒有預料到，美國會爲此採取強硬的措施。[7]羅斯福決定凍結日本在美國的財產，並且對日本實行全面的石油禁運。對於美國的激烈反應，日本方面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此後，日本又採取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8月6日野村提出對印支中立化的反建議；7日近衛首相提出了和羅斯福進行首腦會晤的要求。8月28日，野村又向羅斯福面交了兩個文件，其中包括要求安排最高級會議商談日美關係及亞太地區問題。美國則認爲，在日本沒有任何改變現行政策的跡象時，舉行首腦會談毫無意義。[8]

美國掐斷日本的石油來源之後，日本軍方變得更加強硬起來。8月份開始，日本軍部的戰爭準備在不斷加強。8月16日，海軍制定了《帝國國策實施方針》，做出了若談判不成則不惜與美一戰的決定。9月6日的御前會議上，日本統治集團決定10月下旬爲決定戰和的最後期限。9月份日本又做出了一系列和談努力，而美國則對會談並不熱心。之所以出現這樣一廂情願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日美之間存在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誤解。“日本一直認爲《德勞特備忘錄》和《日美諒解案》代表着美國的某些看法，日本不明白美國爲什麼不能回到原來的立場。”[9]

到了10月，美國和日本在從中國撤軍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已經是明顯的事實。10月2日，美國正式拒絕日本要求首腦會談的建議。同日，美國提出備忘錄，其主要內容是：1.確認赫爾四原則; 2.從中國和法印撤軍；3.放棄日華間特殊密切關係; 4.放棄三國同盟條約的實質性部分。日本政府在對待備忘錄問題產生了分歧，軍方主戰，內閣則害怕開戰。10月12日的五相會議得出不能與美開戰的結論。到了這時，日本外交政策成爲了文官政府和軍方的博弈。希望與美國妥協的首相近衛苦勸陸相東條英機，但東條始終拒絕從中國撤軍。[10]10月16日近衛再看不到談判的前景，又不願承擔開戰的責任的情況下，選擇了內閣總辭。東條英機組成了新的內閣，這時連美國人都認爲“攤牌的時間就快要到了。”

11月1日大本營和政府聯絡會議通過《帝國國策實施要領》做出安排：一面準備與美國開戰，一面作最後的談判努力。從11月7日開始，談判的最後階段來臨。美國拒絕了日本提出的最後方案，並且在11月26日提出了措辭強硬的《赫爾備忘錄》。日本將這個備忘錄視作爲最後通牒，從而也放棄了外交努力。12月7日，日本空襲珍珠港，美日談判最終破裂。

二．爲什麼美日談判失敗了？

美日談判的最終失敗可以歸咎於四個層面的原因：

第一，美日關係層面：美國和日本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尖銳衝突難以妥協，是導致談判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在遠東地區，日本和美國選擇了兩條完全不同的國家發展戰略：日本進行的是舊式的帝國擴張，對佔領的土地實施排他性的經濟掠奪；美國則希望通過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原則向遠東滲透經濟力量，以此來追求國家財富和權利。兩個強國在同一地區追求完全不能兼容的擴張政策，衝突和矛盾就在所難免。到了1941年，由於日本決心推行南進的戰略，進而掠奪東南亞的戰略物資，美國和日本的矛盾就達到了頂峯。在日本統治集團看來，如果選擇放棄南進策略，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則無異於讓日本“淪爲三等國家”。在美國看來，容許日本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獨霸遠東和西太平洋地區無疑會對美國的利益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因此，談判中兩國的底限相差甚遠，要達成妥協當然極爲困難。[11]

第二，國際環境層面：日本選擇加入法西斯三國軍事同盟，大大惡化了日本和美國的外交關係，使得和平妥協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了。1940年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成三國軍事同盟，其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挾三大國的威力，壓迫美國在日美關係上做出讓步。但是“同盟有增強自己實力，抑制假想敵進攻的一面；同時也有刺激敵對集團，挑起戰爭的一面。”[12]1940年，美國幫助英國抵抗德國的態度已經趨於明朗。此時日本選擇和德國結盟則使得美國決策者放棄了綏靖日本的幻想，轉而決心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三國軍事同盟沒有嚇倒美國，反而促使美國脫離了孤立主義。此後，美國加大了對英國和中國的援助。總而言之，三國同盟的簽訂進一步激化了日美矛盾。[13]在後來美日談判中，日本對三國同盟的義務始終是雙方爭執不休的一個焦點。

第三，國內政治層面：由於日本外部環境的逐漸惡化，日本的決策層內部也在逐漸統一意見和消弭分歧。代表對外妥協的文官勢力逐漸被強硬的軍部影響所超越，日本的對美政策也一步一步走向對抗和戰爭。30年代以後，日本一連換了10多屆內閣，稍微保守一些的首相不是被暗殺就是被迫辭職。內閣的更迭越來越頻繁，一屆比一屆更爲激進。事實上，在歐戰開始以後，日本的決策層內部依然是派系林立，各種戰略之間難以統一和協調。[14]然而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日本決策層內部很快通過辯論而排擠了代表“北進派”的松岡洋右，南進策略取得上風。在美國實施對日本的全面石油禁運之後，日本國內的主戰派勢力又明顯上升。當外交努力遲遲無法取得成效時，主戰派更是可以步步緊逼，最終迫使避戰派讓出權力。在美日談判期間，當近衛首相的妥協路線和東條陸相的對抗路線發生衝突的時候，近衛最終不得不選擇辭職讓位，可見此時日本政壇的風向。近衛文磨曾說：“陸海軍統帥部的人們的意見得勝了，認爲總理大臣不懂軍方的事。……而且，即使讓戰爭反對派的人擔任陸相，他們又可能被殺害而無後繼人選……”[15]此外，日軍決策層過高地估計本國的軍事優勢，忽視了美國的戰爭潛力和決心，錯判了歐洲戰場的形勢，也是導致強硬派選擇戰爭而忽視和談的重要原因。[16]

三．總結

通過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對美日談判的性質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首先，儘管日本的決策層中各個集團（天皇、內閣各相、軍方）都由南進擴張的意圖，但是他們對於是否對美國開戰並沒有統一的意見。然而隨着形勢的逐漸發展，尤其是美國對日政策的強硬化，日本政府被迫必須做出或戰或和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主戰的集團勢力逐漸上升，最後導致了談判的結束和戰爭的開始。因此，既不能簡單地說日本談判是爲了放煙霧彈迷惑美國，也不能認爲日本人雖然愛好和平，卻被美國政府給逼上梁山。

其次，美日談判不只與日美之間的外交有關聯，它同時涉及到“自由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兩大軍事同盟的對抗問題。由於日本加入了三國同盟，而美國又下決心作“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這就導致日美的矛盾更加複雜化。它不再只是地區內兩個強權爭霸的過程，而是成爲了世界上在意識形態和發展理念上完全對立的兩個軍事同盟對抗的一部分。

最後，日美兩國對於這次談判的期望是完全不對等的。日本國內的主和派的確有誠意和美國達成哪怕是暫時的妥協，從而避免和世界頭號工業大國打一場絕望的戰爭。而美國自知國力強勁，所以有恃無恐，對於談判採取的更多是拖延和敷衍的態度。不管羅斯福是否有意用苦肉計誘使日本人“放第一槍”，美國政府在談判中幾乎不願作任何實質的讓步確是不爭的事實。這就導致談判連暫時的妥協方案也難以達成。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同意日本右翼學者的觀點，認爲日本愛好和平卻被美國誘騙上了戰爭的歧途。畢竟日本所要的和平是建立在奴役和侵略其他國家的基礎上的，在日本人看來，要他們放棄南進擴張、從中國撤軍就等於向日本宣戰。因此，美國政府的消極談判政策在道德上是無可指責的。

參考書目：

1.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2. 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3. 熊沛彪《近現代日本霸權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4. 劉世龍《美日關係（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

5. Iva Nish,Jan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 war period

6.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詳細內容見熊沛彪《近現代日本霸權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303頁

[2]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88頁

[3]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324頁

[4]見前印書，第325頁

[5]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89頁

[6]關於日本選擇南進策略的原因，參見熊沛彪《近現代日本霸權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293-295頁

[7]IVA NISH,Jan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 war period, p153

[8]熊沛彪《近現代日本霸權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308頁

[9]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337頁

[10]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6頁

[11]劉笑盈 《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334-355頁

[12]李廣民 《與強者爲伍——日本結盟外交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28頁

[13]同前印書，第131頁

[14]IVA NISH,Jan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 war period, p138

[15]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96-797頁

[16]譙大俊 《試論1941年日本對美開戰決策》，《重慶師範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