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論文（多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文 篇一

淺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自信是貫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和道路選擇之中的價值信仰和精神支柱，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走向和性質的核心和靈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有着根本性決定作用和政治文化定力功效。要想增強和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自信，就必須充分發掘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讓這個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進程中充分展示其凝心聚氣的獨特魅力和政治文化的戰略定力。

所謂政治優勢就是指一個國家或政黨或政治組織等政治主體的政治信念、政治決策、政治制度、政治路線和公共政策等政治行爲在社會生活和國家行動中所體現和展示出來的獨特魅力和成功經驗，它是這些政治主體對長期的政治實踐歷程的總結和政治文化思想的凝練，也是這些政治主體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憑藉自己的政治功績在人民心目中積累沉澱起來的政治優越性，是這些政治主體對歷史的回答和人民羣衆對政治主體的歷史抉擇的充分信賴。

政治優勢的形成是這些政治主體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憑藉着自己正確的政治決策和輝煌的豐功偉績在廣大人民羣衆的內心世界形成的崇高而偉大的客觀印象和政治情感，是這些政治主體最寶貴的政治資源和政治財富。政治優勢的全面發掘和充分發揮，有利於政治主體總結和吸收過去成功的政治經驗，獲得寶貴的政治資源和廣泛的政治援助； 全面發掘和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優勢可以獲得自己政治同盟的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政治主體的政治信念、政治基礎、政治路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可以獲得同盟內部的一致認同和堅持信仰；

全面發掘和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優勢可以團結和協調自己的同盟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和盟友的力量團結一致，爲了共同的政治目標走到一起，有利於推動和促進政治主體的政治實踐進程； 全面發掘和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優勢可以增強自己的政治信心，獲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因爲政治優勢是在過去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經過實踐證明是獲得巨大成功的經驗總結，是政治實踐經驗的真理性昇華，因而可以贏得廣大政治同盟的信賴和認同，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是無形的政治凝聚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或政治信念的實踐過程，在她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積澱成了許多寶貴的政治優勢，需要我們好好總結和發掘，充分發揮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堅定信仰、增強認同、凝聚力量的巨大作用。

一、政治自覺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覺優勢體現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自覺和價值自覺上。所謂自覺是人們對客觀對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認知的自由王國狀態，客觀對象對於主體而言是“人們支配和控制生活條件”，“熟練運用規律”、“人們的社會結合成爲自己的自由行動”、“人們自己控制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1]( 441)，因而，主體的能動性、主動性和自覺性得以充分體現，自我的價值也可以通過合適的社會實踐形式體現出來。

主體能夠理性地“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 153 -154)。主體對客觀對象的判斷、對客觀對象的反映、決定自己行爲選擇的目的和所採取的行動不會完全受制於客觀對象的必然性支配了，“理性與自由就具有了內在的一致性”[2]。因而，主體通過認識客體的規律性，“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爲一定的目的服務”[2]，是人們“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爲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的自由王國的自覺自願狀態[3]( 926 -927)。

總的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覺和價值自覺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客觀規律、複雜形勢和根本任務等客觀對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認知的自由王國狀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過程與規律、複雜形勢和根本任務等客觀對象是我們黨“支配”和“控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活條件”，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被我們黨“熟練運用規律”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爲了“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的程度上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由行動”，因而，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規律性、客觀性和複雜性的瞭解和認知程度大幅度地深化了，使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和把握從歷史的“無可奈何的狀態”變成了認知過程不斷深化、認知水平不斷提高、應對措施不斷豐富的自覺狀態。因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客觀性、規律性、複雜性認知和把握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主性、能動性、自覺性程度就更加高了。

國家發展戰略與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理念是國家政治實踐中的戰略構想，是社會進步的指導原則，關涉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戰略全局和發展模式，是國家政治主體治國理政方略的具體體現。只有國家治理者———政治主體對社會發展戰略局勢有比較全面的理性認知，纔會對社會發展規律和發展進程深刻把握和準確判斷，對包括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戰略在內的政治實踐決策及其頂層設計理念呈現出科學理性和高度自覺性特徵，國家政治主體的理性判斷與客觀的發展進程纔會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主體的政治價值目的才能順利地得以實現。從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來看，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的把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複雜情況的應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層次矛盾的化解等方面已經從“一片茫然、無從下手”的“無可奈何的狀態”逐步變得從容應對、遊刃有餘了。

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好社會主義的戰略思考，到社會主義要如何發展、怎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再到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從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到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思想的貫徹和落實，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的全面建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步走”戰略到“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從“兩個文明”一起抓到“三個文明”、再到“五位一體幸福中國建設綱要”的戰略部署，無不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發展戰略和頂層設計的科學性、合理性和自覺性，這是我們黨政治自覺的充分體現和理論自覺的根本標誌，也是我們黨全面駕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複雜局勢能力提升和政治成熟的根本標誌，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自信最寶貴的政治優勢。

二、政治制度優勢

着名的耗散結構理論有一個經典的原理，就是在一個基本上不均勻非平衡的非線性的開放系統中( 也叫做遠離平衡態) ，不管是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乃至社會的、經濟的系統都一樣具有這種特性： 如果這個系統通過不斷地與該系統外界進行信息、物質和能量的交換，這個系統內部某個參量或因素的變化達到某個特定的範圍或閾值時，這時通過系統內部某些因素或變量的無限漲落或功能放大，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由原來的混沌無序狀態轉變爲一種在時間上、空間上、結構上、功能上或發展秩序上呈現出的某種有序狀態。這裏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該系統必須不斷地與外界進行信息、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和消化，必須有一個能夠呈現出無限漲落或功能放大的可能性內在因子，否則就不會產生系統內部某些因素或變量的無限漲落或功能放大的客觀效應。這不是回到片面強調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指標，着重分析某個因變量的還原論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走向綜合兼容、辯證還原的方法論基礎和新思維模式。

上述理論中最爲關鍵的問題是要從這個複雜的非線性系統中，準確發現和善於把握那個起決定作用而又無限漲落和功能放大的變量因素，以便充分利用它對系統的積極的有效的質量改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這個理論也同樣有着重要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就是一個非線性的開放系統，因爲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歷史的還是現實的、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整體的還是局部的因素永遠都是複雜多變的，一般不會呈現出與時間年代形成某種線性的規則的狀態或變量關係，是一個開放的非線性的複雜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我們的制度體系就是在這個系統的無數變量中那個充滿自我更新活力而又不斷完善的無限漲落和功能放大的變量因素。中國共產黨人準確發現和有效把握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個根本因變量的意義、作用和規律，並牢牢地控制和引導着這個因變量的魔法力爲社會發展系統產生積極有效的質量改變。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和不斷學習國外黨外先進做法基礎上———信息、能量的交換和消化，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制度學說而提煉出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的制度哲學思想：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的政治制度體系，對整個社會主義事業起着戰略性、決定性和歷史性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派基於人們具有有限經濟人理性的假設，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哲學思想，一個國家和社會裏，“人們的各種行爲和活動要有效運行就必須遵守某種制度和規則，否則就不能降低社會的無政府行爲，就無法抑制經濟理性人的機會主義行爲傾向”[4]( 3，67)。新制度經濟學派還有一個觀點，認爲一個社會的制度體系是由制度環境和制度選擇構成的，“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法律基礎規則”，“可以說是對於可供人們選擇的制度安排的範圍設置了一個基本的界限，從而使人們通過選擇制度安排來追求自身利益的增進受到特定的限制”[5]( 27 -28)。制度環境就是一個國家社會政治體制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礎和基本制度形式，包括社會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是人們社會行爲活動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前提。

所謂制度選擇就是人們基於自己特定的價值目標，在最抽象的意義上講就是支配人們社會行爲主體之間可能的合作與競爭方式的一種安排。例如特定製度環境下具體的黨派活動體制、政府組織形式、企業的組織形式、社會的治理模式等等。制度選擇是制度環境下國家和政黨政治意志的體現，制度環境的基本原則和根本要義是不能隨意改變的，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而制度選擇是政治行爲主體可以根據各自歷史時期的不同任務和價值目標，在基本制度環境下作最有效益的選擇和最有價值的安排。評價一個社會的制度體系的優劣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效能的最大化。當然這個效能的內涵非常廣泛，既包括政治主體的政治效能、經濟效能、文化效能和社會效能，還包括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效能。所以，美國經濟學家艾倫·布坎南認爲，“促進效率的增長、不斷滿足人的根本需要、不斷促進人的潛能的充分發揮和實現的制度纔是好的制度”[6]。

相反，如果一種制度選擇，是“一個由於缺乏一套把人們的最大化行爲不斷引向社會性生產的活動、激勵主體發揮自身潛能的制度選擇，因而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爲不僅不能導致產出的增長，反而會增加社會交易成本，誘發大量的機會主義和不負責任的行爲，導致資源配置浪費和社會利益激勵與約束機制的扭曲及人們利益心理預期的錯位，從而使經濟增長長期陷入無效率的狀態”[6]，這樣的制度就不應是合理和道德的制度了，這樣的話“維護它就不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人道的”[5]。

經過人類社會長期的社會實踐，人們對制度體系的魔法力的認知和把握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了，儘管社會制度環境不同，但是人們都很清楚： 什麼樣的制度選擇是最有效的，什麼樣的制度選擇是不合理的，什麼樣的制度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價值目標的實現。中國共產黨人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充分認識到了在社會政治系統中，政治制度這個因變量的巨大威力和重要作用，探索和總結出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哲學思想，選擇和構建起了一整套科學合理而最適合中國製度環境的政治制度體系。正是由於有了這樣一套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制度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優勢和制度魔法力才得以充分地發揮和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就才被世人矚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國人民的高度認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國人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的： “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增長史無前例，中國以獨特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改變了世界。”[7]

三、政治基礎優勢

一個政權或政治組織，有了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牢固的羣衆基礎，就能在紛繁複雜的革命歲月和艱難困苦的建設實踐中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凝聚巨大的政治力量、樹立崇高的政治威望、發揮無窮的政治優勢，就能產生強大的精神凝聚力、社會感召力和政治影響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奉行人民主體的價值目標，堅持“一切爲了羣衆，一切依靠羣衆，傾聽羣衆呼聲，關心羣衆疾苦，維護羣衆利益”的價值原則[8]，認真貫徹人民羣衆是歷史創造者和歷史的主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深得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和支持，從而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和牢固的階級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無窮力量，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和展示。

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黨戰勝敵人奪取政權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主體。“歷史並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9]( 118 -119)。人民羣衆是歷史的真正英雄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在我們黨的革命鬥爭實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驗證。在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鬥爭實踐中，密切聯繫羣衆、緊緊依靠羣衆，人民羣衆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支持和保護是我們革命事業發展和勝利的必要條件和基本法則，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遵循了這一真理法則，憑藉着小米加步槍和英勇的無產階級革命氣概，戰勝了強大的反動統治勢力，奪得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朱德同志深刻地總結道：“三次反‘圍剿’，我們都是爲了羣衆，又很好地依靠羣衆。當時我們只有五萬人，三萬支槍，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三次圍剿。”

[10]( 13)沒有人民羣衆的衷心擁護和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的。所以胡錦濤同志告誡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拜人民爲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紮根於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11]。我們黨正是靠這個最大的政治優勢才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依然是廣大人民羣衆，只有堅持走好羣衆路線，發展好、實現好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需求，“人民羣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自肺腑的情感傾向和衷心擁護的情緒反映纔會油然而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纔有可能確立”[12]。這個最大的政治基礎優勢纔會發揮其巨大的無窮力量，纔不至於成爲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素。

四、政治資源優勢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告訴我們，某一個政治組織要想獲得政治實踐的成功就必須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利，必須獲得在政治實踐中可供使用的政治資源。

政治資源是可以爲不同的政治主體所利用的，政治資源的使用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政治組織或政治團體； 它的表現形式是可以以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形式出現的，例如政治道德傳統和政治作風風範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非物質的政治資源，政治組織機構和政治武裝力量等則是非常重要的物質形態的政治資源。一種政治資源可以爲不同人羣所利用，剝削階級利用它可以爲剝削階級服務，打擊被剝削階級的反抗； 被剝削階級利用它就可以爲被剝削階級服務，用來打擊剝削階級勢力，推翻統治階級的統治； 在消滅了階級對抗的社會裏，同一種政治資源其能量的發揮和作用，對於特定政治主體來說可能形成正效應，也可能形成負效應。政治資源的有效可整合性是把政治資源看作一個文化系統，在這個政治資源文化系統內，以各式各樣的資源形式出現，不同的政治資源其作用大小和性質優劣也是不同的，不同政治資源的優化組合可以起到不同的政治效應，多種政治資源的有效整合會產生單項資源所不能起到的政治效應，從而提高政治實踐中政治資源的整體效能。

當然，這種效能的整合一定是以主體政治價值目標爲核心的，在主觀動機上決不會去爲了減小政治主體政治價值目標實現的正效應而進行整合。當然，在消除了對抗性特質的民主政治實踐中，政治資源還具有廣泛的公平性和公共性的特徵，在民主政治實踐中，每一個政治主體對政治資源的佔有、分配和交換都是平等的，例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公民“不論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其公民權以及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資源一律均等[1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爲中國社會的一種政治行爲選擇或社會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實踐，其政治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廣大的人民羣衆，在她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積累起了豐富的政治資源和寶貴的政治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共產黨人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寶貴經驗，包括黨的作風、傳統和成功經驗等、黨的歷史功績和政治威望等政治文化、革命和建設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成果和精神財富等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等等，包括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的成就，已經形成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有積極影響的運行機制和社會資源等等； 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有積極影響的國際國內社會關係和政治盟友等等，包括國內擁護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切人們，國際上理解和同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團體和友好人士，海外和港澳臺中理解和同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愛國人士等等。

政治資源是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文明建設的前提和基礎，任何一個國家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啓動與積極有效的推進都必須全面發掘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資源，來凝聚自己國家和國家以外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和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凝心聚力，同心同德，爲了共同目標奮力前行。美國着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爲，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要摧毀盤根錯節的傳統權益，常常需要動員新的社會勢力參與政治，因此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制度還必須具有將現代化造就的社會勢力吸收進該體制中來的能力”[14]( 129)。亨廷頓這裏所說的“新的社會勢力”其實就是特定社會中的政治資源，雖然它是在傳統社會中產生和形成的，但是毫無疑問，它在新的社會發展進程中會以新的社會勢力的形式出現，對新的社會發展進程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要想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自信，就必須全面發掘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資源的積極效能。

首先要保護好和發掘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源，防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優質政治資源的流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原有的和現有的政治資源進行加工整理和優化配置； 其次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源進行準確而有效的宣傳和弘揚，教育我們的廣大幹部羣衆，研究學習優質政治資源，以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源形成正確的認知、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認同，培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文化定力和牽引力； 再次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新的建設實踐中積極主動地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形勢，開發和培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政治資源，促進新時期政治資源的增量提質，開拓和創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資源發揮巨大作用的新途徑，讓這些新的政治資源發揮出無窮的政治魅力。

五、政治輿論優勢

輿論工具是社會管理者通過特定價值觀念和文化思想的灌輸和教育、對社情民意和社會思潮的引導和控制，將主體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潛移默化爲人們的自覺言行，以實現主體特定的價值理念和戰略思想，不僅是宏觀社會管理和國家戰略實踐的有力槓桿，也是社會運行實際中微觀社會治理的調節手段，是社會管理者和國家執政者普遍認同和高度重視的社會掌控手段，在社會發展和特定戰略目標的實踐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實際意義。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社會輿論工具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戰略作用和社會發展的掌控質量，無論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初在內困外憂的環境下動員全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宣傳動員中，還是上個世紀 60 年代號召全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社會主義建設動員中，無論是 1978 年以後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實現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戰略轉移的宣傳動員中，無論是本世紀初國際經濟危機複雜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困難重重背景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穩中求進的宣傳動員中，還是在黨的十八以後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反對社會腐敗、開展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宣傳動員中，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和積累了一系列充分利用輿論工具凝聚力量、傳播正能量的社會輿論政治經驗，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質和實踐效應的政治輿論優勢。

社會輿論的產生是廣大社會民衆思想交流的過程和對社會現象有所反映的結果，“輿論是顯示社會整體知覺和集合意識、具有權威性的多數人的共同意見”[15]( 1)。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宣傳思想教育在社會輿論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領作用，強調宣傳思想工作的黨性原則是社會輿論的根本和靈魂，強調新聞媒體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提高對社會思潮和社會心理的掌控能力，總結和凝練出“五 個 有 利於”[16]的社會輿論政治標準。

強調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先進的文化思想來引領輿論導向，構建輿論主體的價值認同是發揮政治輿論優勢的基礎和前提。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對社會文化價值體系在社會發展進程的作用和意義做過深刻的論述，他認爲“思想和文化風格並不改變歷史———至少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歷史。但是它們是變革的必然序幕，因爲意識上的變革： 價值觀和道德說理上的變革———會推動人們去改變他們的社會安排和體制”[17]( 527)。在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實踐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是推動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必然基礎和文化前提，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安排和體制”的發展動力[18]。

核心價值體系的這種文化張力和精神影響力最直接而又現實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意義就是在社會輿論中得以體現和反映的。由於輿論在傳播中具有擴散速度快和擴散面廣的特點，特別是在現代多媒體時代，互聯網的作用“無所不能”，社會輿論的影響力和震懾力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會有前所未有的增強，社會輿論通常以其特有的方式改變着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爲選擇。有時候特定社會輿論會隨着“別有用意”的“網絡大亨”的推波助瀾，使社會輿論功能加以無限放大，輿論所反映的事件真相和本質會不斷走樣變味，釀成巨大的負面影響；當然也有社會主流價值觀支配下的社會輿論會產生巨大的正能量和積極效應。“媒體作爲宣傳者對受衆的認知與態度是可以產生影響的，一個具有正常公信力的媒體在恰當的宣傳內容和技巧作用下，一般都能對改變受衆認知和態度的方向與強度產生一定的積極效用。”

[19]因此，把主流媒體辦成社會輿論的方向標和穩定器，體現着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文化自覺和價值自覺，營造有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良好輿論環境的文化自信和價值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的獨有的價值文化魅力和政治輿論優勢。作爲各類輿論的主體，特別是社會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一定要忠實於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要求在輿論的傳播和擴散中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觀念和應有的社會良知，需要廣大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不斷樹立起正確的思想理念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爲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提供強有力的文化定力和深厚的思想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牢牢地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明確主流媒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的重要責任和神聖使命，有效提高黨和國家引導社會輿論的能力和水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重要條件和有效保障，這一點在社會輿論媒體紛繁複雜、媒體主體雜亂叢生的新形勢下尤爲重要，也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終取得勝利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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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文 篇二

淺論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的原因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對黨、對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實踐勇氣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科學水平，對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結合筆者長期從事的“概論”課教學中的認識，僅就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原因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在長期探索怎樣建

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從理論深層次上，對建國數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研究和反覆思考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衆所周知，判斷一種社會制度有沒有優越性以及優越性的大小，歸根到底取決於它能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能在多大範圍內和多大程度上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十分有利的條件。我們國家從 20 世紀 50 年代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後，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搞了 20 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但是，所交出的是一份很不理想的答卷，表現爲：生產力發展不夠理想，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了，如 1955 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 4.7%,1978 年下降到 2.5%.1960 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與日本相當，1978 年卻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1976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僅 134 億美元，外匯儲備僅達到 5.8 億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和提高，不少地區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致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能夠得到應有的體現；階級鬥爭的“左”傾錯誤愈演愈烈，先後發生了像 1958 年的“大躍進”和十年““””那樣的嚴重失誤，致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嚴重的挫折。

造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歷曲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我黨對社會主義的迅速到來沒有充分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的四個方面：

一是我們過去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特徵的論述在認識上存在一些偏差，如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應該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我們曾以爲公有制越公越純越好，因此在所有制方面，我們曾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但是在實踐中卻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

每一次不顧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狀況搞“窮過渡”,用行政命令擴大公有制範圍，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生產力的大發展，相反由於社會生產力賴於發展的生產關係形式頻繁變更，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使社會生產力正常發展環境遭到破壞，社會經濟也就難以得到健康的發展。

二是我們曾經一度把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教條化、神聖化，照搬照抄了前蘇聯的模式及其相應的社會主義。如前蘇聯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我們也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

三是我們對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到底是怎樣的，我們也沒有完全搞清楚。

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之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根本任務是什麼？發展動力是什麼？等等，我們有一段時間也不是很清楚的。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就不可避免走了不少彎路。

四是受小農思想的影響，把平均主義當作社會主義。由於這些對社會主義的片面認識和錯誤觀念，這就造成我們過去離開了具體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而忽視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那麼，在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該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認識和突破蘇聯模式，如何來建設符合當代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要搞清楚這些問題，關鍵是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地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

早在 1980 年 4 月 12 日，鄧小平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就說：“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1]312在此基礎上，同年 5 月他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就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1]313這是鄧小平最早提到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概念。1985 年，鄧小平又指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二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2]116以後，鄧小平又着重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步步深入地對這個重大理論問題進行論述。所以，深刻反思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概念的最直接原因。

二、推進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迫切需要

1978 年 12 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和需要，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但是，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每前進一步總會有新問題產生，特別是每項關鍵舉措的推出，都會產生一些不同的意見，先後遇到了種種疑慮和困惑。如改革之初，我們選擇農村作爲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以包產到戶爲內容的家庭聯產承包各種形式經濟責任制。對此，人們不理解、困惑過，擔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又如，1979 年實行對外開放，試辦經濟特區，人們茫然過，懷疑經濟特區到底姓“社”還是姓“資”?據當時擔任國務院副、分管對外開放工作的谷牧後來所說的：設立經濟特區，“馬列主義老祖宗的經典着作中沒有講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無此先例。”因此，這一在社會主義國家尚屬首列的嘗試，必然要與社會主義傳統模式、傳統觀念發生衝突，預示了辦經濟特區的艱鉅性。

到20 世紀80 年代初國內曾出現過一場特區要不要辦、該不該辦的爭論，核心問題是特區姓“社”,還是姓“資”.有人把經濟特區比擬爲舊中國的“租界”.有不少人甚至認爲是搞“殖民地”,是“資本主義的復活”,把經濟特區看作“異端”,等等，各種說法競相而出。一時間，對經濟特區的責難和非議很多。個別到深圳經濟特區參觀的老同志甚至手捧五星紅旗老淚縱橫：“這裏只剩下這面紅旗是紅色的了！”[3]135再如，要發展市場經濟，引入競爭機制，允許國有資產有償轉讓和拍賣，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人們更是困惑不解，懷疑中國是不是真的要丟掉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按照這樣的方向發展下去，社會主義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嗎？可見，不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邁不開步子。

面對着因國家重大政策調整而產生的種種疑慮和困惑，政治家的敏銳告訴鄧小平，要想真正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以便理直氣壯地把改革開放向前推進，就必須從理論上對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政策的正確性作出科學的說明。這就產生了究竟應當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

正是基於推進改革開放進程的迫切需要，鄧小平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的探索和思考也在不斷深化。1986年 12 月 30 日他指出：“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爲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2]195在 1990 年 12 月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明確地把共同富裕作爲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他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2]364在 1992 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他針對長期以來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着名論斷。

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373

三、結語

綜上所述，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探索和思考，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積累很久，一步一步豐富，一步一步完善，確實來之不易！鄧小平科學地、深刻地、精闢地概括社會主義本質的概念，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之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構建了鄧小平理論堅實的科學社會主義基礎，它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一起，爲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指明瞭方向，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有了可靠保證，所有這些都充分顯示出鄧小平非凡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我們要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推向前進，不斷取得新成就，來紀念這位世紀偉人。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 2 版。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1 版。

[3]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文 篇三

淺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摘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是我國最大的實際，也是我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從萌芽走向成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也越來越明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越來越寬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有利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利於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有利於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述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相對於改革開放前一切工作以“階級鬥爭爲綱”，搞“一大、二公、三純”的計劃經濟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是爲了解決過去計劃經濟的問題，是爲了解放人們的思想，實事求是一切按照客觀規律辦。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並不是普遍貧窮，貧窮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是落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優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是更高一級的社會制度。

正是基於此，爲了解決計劃經濟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呼之欲出。在當時提出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來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在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難題。計劃經濟是不是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就是資本主義？鄧小平深入的分析了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並喊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求全社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求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都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

鄧小平作爲提出中國應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他曾經在南方談話中明確的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調節資源配置的手段，兩者沒有制度屬性”這一精闢論述，爲中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並且賦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這樣就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相互區別。鄧小平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以下幾個特點即“中國特色”：

1、在所有制結構當中，生產資料公有制應占社會的主體地位。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形成了鮮明的不同。

2、在分配關係當中因爲我們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爲主體的方針，相對應分配上實行按勞分配的方針。資本主義社會由於是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因此在分配關係上實行按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分配的方針。

3、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我們都可以利用，我們都可以拿來爲我們國家服務。“三個有利於”標準是在深刻理解和領悟社會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判斷改革利弊得失的標準。社會主義最終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三個有利於”標準也是圍繞着這個主題展開的。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資本主義佔有的性質就決定了，一切爲資本主義服務，一切有利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與資產階級的相對富有形成鮮明的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以及兩級分化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始終無法解決的難題。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經驗分析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從社會制度上說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一級的社會制度，這是從社會制度上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其次社會主義社會的最終奮鬥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不發達階段。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期準備階段，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是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只能通過革命的形式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行改革，變革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形式，改爲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組織保障上更加註重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是政府調節市場的一種手段，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缺陷，這就需要政府這隻“有形的手”去調節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只有這樣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才能起決定作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才能更加和諧，更加穩定。其次，市場調節資源分配關係，不是說全部資源都需要市場調節，有些資源關乎國計民生的就不能由市場進行調節，否則會出現一系列問題。因此就需要政府對市場進行規範，整頓不合理的市場秩序，倡導公平、公正的市場行爲。政府面對市場同樣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錯位，否則政府的公信力會受到損失。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也就是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就是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黨的十七大報告解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趙振華。《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N].光明日報，201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