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生門》讀後感【精彩多篇】

《羅生門》讀後感 篇一

不喜歡這樣一個故事：人已經貪婪自私到極致，甚至連對死者根本的敬畏也消失殆盡。老嫗拔死人的頭髮做假髮，而這個僕人（被主人辭退掉，無處可去又閒來無事，所以去羅生門拜訪）最終受了“心魔”的指引，剝了老嫗的衣服，嘴裏卻唸叨着：“我這也是生計所迫，你不會怪我的，是不是？”而這……就是全文的結局了……

對於羅生門，作者描繪它是一個停放屍體的地方，連年的災禍使人們信仰不再，苟且偷生。腐爛的屍體隨處可見，橫七豎八的丟在那裏，有的甚至是裸體，想必有人把死人衣服也剝了去賣錢吧？羅生門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災禍的面前，人們的貪婪、噁心一一展現出來。我諷刺的說：這體現的是一個民族內在的精神，即便無法抗拒災難，即便肉體的殘缺無法避免，那麼其心靈的高度也高不過一座墳頭！

突然想到宮崎駿的動畫《再見螢火蟲》——二戰結束後，日本平民的艱難生活並不亞於我們中國人。國家的錯誤總是百姓承擔，這何嘗不是一種殘忍呢？

總體來講，很喜歡芥川龍之介的寫作手法，味道濃厚，朦朧中卻有着鮮明的主張，最愛那篇《地獄變》淋漓盡致描繪內心的黑暗和猖狂。待我慢慢道來。

羅生門讀後感 篇二

知道羅生門是因爲知道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讀了小說之後才發覺其講述的是短篇集中《密林中》的故事。因爲羅生門太具有標誌性意義，所以芥川龍之介的作品集幾乎都被叫做《羅生門》。

我在早些年讀過作者的短篇集，當時對羅生門的故事未曾深想，只覺是一個簡單並讓人過目不忘的故事。再讀羅生門，也許是歲數增長了些，不再去匆匆讀完一篇文字，更願意停下來，想一些事情與道理，爲了更明白平靜的對待更多的事情與道理。

小說羅生門裏情節簡單，被主家辭退的家將只是個平凡膽小的普通人，生活窘迫，猶豫着要不要做個強盜。遇到正在拔年輕女屍頭髮的老婦，胸中尚存的正義感讓他像一個英雄一樣抓住不良老婦。而老婦對自己的辯解又極具開脫，爲了生存才拔把蛇幹當鱔魚賣的年輕女人頭髮去做假髮。那麼，因爲死去的人也做過不良的事情，所以對不良的人做不良的事就成了理所應當，或者至少不用承擔心理或道義上的指責。家將因老婦的行徑給自己找了做強盜的極好的理由，於是搶了老婦的衣服而去。

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從善到惡，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想這就是作者想說的。當面臨天災人禍，當面臨生存危機，人性的惡就會脫離善而顯現出來。不要和飢餓貧窮的人講什麼道德，當基本生活不能保證的時候，除了糧食與鈔票其他的都是天方夜譚。這是人心向惡的一個最基本又最能被接受，被原諒的最好藉口。

父親曾經講過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他剛去工廠上班，每天只有二兩糧食可吃，人人都吃不飽。於是父親的師傅帶着父親和一些同事，趁着單位週末放電影到食堂裏偷了兩袋玉米麪，十幾個人每人分了一點。我聽着，只覺那是生活所迫。現在的人基本未曾經歷貧窮與飢餓，所以我們不知自己若面臨是否也會顯現惡的一面？

羅生門讀後感 篇三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期的重要作家，短篇小說巨擘，也是當時新思潮文學流派的柱石。他的短篇小說並不像我們所熟悉的衆多短篇小說那樣有個完滿的結局，而往往給讀者帶來的是出人意料的結尾。這也正是芥川龍之介之所以被稱爲日本現代文學史上的鬼才的重要因素之一。《羅生門》裏發生的故事就好像是大千世界中截取的一個小小片段，實質平常所見的事情，卻在特定的環境下放大來看竟顯得如此這般的醜惡與突兀。

主人公設定爲一個剛被主任辭退出來的家將。本是善良而普通的人，當他面臨衣食不足的窘境時，他心中萌生了一個的念頭倘若不擇手段的話。來到這羅生門時，這個念頭僅僅是一個倘若，事實上他是沒有這樣的勇氣與魄力的，他畢竟只是一個良民，連他自己也對自己是否真能夠走當強盜的路而產生了懷疑。當他來到門樓上，看到那個拔死人頭髮的老太婆的時候，他的正義感告訴他無論如何，在雨夜羅生門上拔死人頭髮已經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於是剛纔那些當強盜的念頭消失了，他上前抓住那個老太婆，就像每個正義英雄在遇到邪惡反派時會做的那樣。老太婆害怕了在要給自己開脫時，她告訴了家將關於她拔頭髮是爲了做假髮，及被她拔頭髮的女人其實生前也是幹過壞事的。作者在《羅生門》中細膩的描寫了主人公內心世界的細微變化。

從性本善到最終的惡，過程中看到了主人公內心的複雜轉變，同時也向讀者展示了人類內心的懦弱。人們相信正義鄙視邪惡，在現實中卻不能堅持正義，並存僥倖心態爲自己的軟弱找藉口，最終屈服於邪惡且不自知。人性的醜惡在這本書裏被淋漓的刻畫，我們看到的故事如同被人一件件撕扯下了外衣一樣，狹隘、自私、卑鄙，人們不想也不敢直視的東西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羅生門讀後感 篇四

短篇小說《羅生門》是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大學時代的作品，自此，芥川正式步入文學創作之途。芥川生於1892年，卒於1927年，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多愁善感，創作時討厭平庸，討厭直露浮泛，討厭隔靴搔癢式的含蓄和自然主義的寫實。行文精雕細琢，立意獨闢蹊徑，構思縝密嚴整，然文風冷峻，用詞樸素壓抑，擅長對人性中“惡”的暴露、揶揄和鞭撻，時常流露出厭世主義傾向所導致的對藝術的執著與癡迷。

羅生門是坐落於京都的一座破廟，故事年代，京都連年遭災：地震、龍捲風、大火、饑荒等不一而足。整個京城尚且衰敗不堪，何況小小的羅生門，於是，樂得狐狸來棲，盜賊入住，羅生門裏的佛像和祭祀用具俱已損毀，塗着朱漆或飾有金箔的木料被人推在路旁當柴出售。

社會經濟低迷，人們普遍生活窘迫，在生存壓力下，道德和良知失去約束，人性的“惡”漸露猙獰。由此犯下羅生門下的五宗罪。

第一宗罪。由於京都城的衰敗不堪，僕人被多年的僱主解僱，以致僕人走投無路，迫得在破廟棲身。經濟壓力下，僱主的冷漠與僕人的弱勢形成強烈對比。僕人對僱主不能說無怨無恨，卻也是無可奈何。僕人的當務之急是設法籌措明日的生計，但在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即使想方設法也是無法可想。爲生計所迫，是僕人蛻變爲盜賊的原動力。

第二宗罪。在蕭條的大背景下，廟宇因無人修繕而衰敗不堪倒也罷了。但無主屍體被遺棄於羅生門樓上且日久成俗，任由食屍鳥啄食，以致日暮時分羅生門的上空昏鴉蔽日。人世間重生輕死本是常情，然而對死者的遺棄卻超出了“輕死”的度，一個對死者失去尊重的社會必然見利忘義，死者的無助折射出整個社會弱勢羣體的無助。

第三宗罪。爲生計所迫，老太婆竟然去撥死人的頭髮做假髮。對死者的褻瀆，必然導致生者的同類相殘。無論這個得瘟疫死去的女人生前有多麼的十惡不赦，死亡等於清算，應該能洗去其一生的罪孽。然而，老太婆連死人也不肯放過，求生的本能淹沒了道德的界限，良知輕易地滑向罪惡，其行爲之惡劣可與當年午子胥掘墓鞭屍相提並論。

第四宗罪。僕人三下兩下扯掉老太婆的衣衫，一腳把抱住自己腿不放的老太婆踹倒在死屍上，然後把剝下的絲柏樹皮色衣服夾在腋下，轉眼跑下陡梯，消失在夜色深處。僕人阻止老太婆對死人的褻瀆，是出於善的本能，然而當他去剝去老太婆衣服時，卻是以懲惡的名義在作惡。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弱者無力抗爭強者，就將矛頭指向更弱者。

第五宗罪。被拔頭髮的死去的女人，生前曾把蛇一段段切成四寸長曬乾，說是魚乾拿到禁軍營地去賣。禁軍們都誇她賣的魚乾味道鮮美，竟頓頓買來做菜。東京都當年的食品安全問題與當前的中國何其相似。一個唯利是圖道德淪喪的社會裏。

貧窮是人性滑向“惡”的首要推手。正如樑曉聲所言：“與富足相比，貧窮更容易使人性情惡劣，更容易使人的內心世界變得黑暗，而且充滿沮喪和憎恨。”羅生門裏一共出現四個人物，包括僱主、僕人、老太婆、死去的女人。爲了生存，僱主解僱僕人、僕人欺侮老太婆、老太婆褻瀆死去的女人，而死去的女人生前又去欺騙士兵。他們嚴格遵循叢林法則，剝去溫情的道德外衣，把人性的“惡”發揮得淋漓盡致。

正義缺失是人性滑向“惡”的另一推手。人在盛世，道德是束縛“惡”的軟力量，社會越和諧，道德的約束力越強大；刑律是束縛“惡”的硬力量，如果爲惡觸及底線，必然受到懲罰。然而當亂世來臨，爲“惡”得不到道德的譴責，得不到正義的懲處，社會整體道德淪喪，底線無人看守，爲惡者獲利豐厚，爲善者舉步唯艱。而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驅使下，叫人如何不去善從惡，歷來改朝換代時期的盜賊蜂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善”與“惡”就象寶劍的雙鋒，當爲善超出“適度”的圍疇，會滑入“惡”的行列，善與惡之間只是一步之遙。這與當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何其相似，超生的人須支付一筆的社會扶養費，政府收費具有懲罰性質，其本意是通過經濟手段抑制超生者的生育衝動，達到少生優生的目的。然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悄然變味，部分基層政府通過老百姓交錢就給生育指標的方式，動員富人超生，從而達到創收的目的。

類似的現象何其多，我們僅以交通罰款爲例。交通違章處罰本是規範交通秩序的手段，卻越來越象一個個不懷好意的玩笑。君不見，當有車羣體越來越龐大的時候，城市的停車場卻越來越稀少；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交通攝像頭，規範交通秩序用得着這麼多價值不菲的攝像頭嗎？攝像頭橫杆上的雷達感應系統，利用超聲波原理感知移動目標，相當於全天候免費爲過往的行人車輛打B超，是爲了老百姓健康着想嗎？與攝像頭配套的大功率燈泡，刺眼的強光直射汽車前擋，行車者途經交通攝像頭時，經常眼前一片空白，埋下巨大交通隱患；交通警察終日忙於違章停車罰款，卻對交通要道的擁堵怠於疏導。交警系統本是社會交通秩序的忠實守護者，是道路正義的伸張者，然而在物慾橫流的當今，卻逐漸演變爲盈利組織，打着維護交通秩序的旗號全力創收。

與交警罰款類似的，還有工商罰款、環保罰款、衛生罰款、公安罰款、城管罰款等等不一而足，以罰代管現象遍地都是。猶如《羅生門》的僕人，本該守着“善”的職能，卻不知不覺步入“惡”途。這是誰的失職，誰該爲他們的趨惡性埋單。

經濟社會中，人既有善的本能，也有惡的衝動，大多數人在道德的倡導和法律的震懾下，不敢爲惡而轉而行善。同樣，公權力也有善惡兩面性，對於它的去惡揚善，該由誰來倡導誰來約束呢？對於行政權力濫用，社會道德是不能起倡導作用的。那麼法律呢，法律本該可以約束公權力的越界使用，但大多數法律法規就是政府部門參與制定的，法律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本是上下級關係，是利益共同體。出臺一部法律無非是爲執法者的爲所欲爲披上合法的外衣。

所幸的是，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這些年來，一次次的政府機構改革、一批批的取消行政審批項目、一部部法律的重新修訂、一年年的倡導服務型政府。我們看到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把公權力關進籠子，正在努力打造有限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