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文學中的民族精神【通用多篇】

動盪的社會環境下 篇一

所產生的深沉的憂患意識

作爲通俗文學之一的武俠小說，在中國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它最早可以上溯至司馬遷的《史記遊俠列傳》和唐人傳奇。

宋元“公案”話本小說的出現，大大推進了武俠小說的創作，而到20世紀20年代再一次掀起了武俠創作的狂潮，卻有着複雜的社會原因。

衆所周知，20世紀上半個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朽昏庸，使得國家衰微，再加上頻繁的內戰和列強的入侵以及大自然的肆意凌虐，人們對生老病死的無奈，使國人對前途和命運的不可預測性產生莫大的恐慌。

異族入侵，國難當頭，在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而平民百姓卻表現出弱者心態，任人宰割，情緒低落，於是便形成了以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等人爲代表的小說家企圖以武俠小說煽起“精武救國”的社會熱情，擺脫“東亞病夫”的恥辱歷史及現狀。

向愷然創作的《俠義英雄傳》，裏面塑造的大刀王五和霍元甲等英雄形象，他們爲維護民族自尊，對異族的挑釁給予最強烈的反擊，哪怕橫屍當場，血濺五步也在所不惜。

他們成爲了民衆崇拜的對象，效仿的楷模，從而激發出了全國民衆抗擊外族入侵的豪邁激情。

由此不難看出，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狂潮的掀起，主要就是對中國人身體和精神懦弱的一種反撥，對“東亞病夫”這一恥辱稱號的一種反抗。

大衆通過對武俠小說的閱讀，明白了一個強者的社會功效，這種剛強有力的英雄特質，在大衆心目中樹立起了自強不息的民族楷模。

再者，武俠小說間接地反映了中國社會中之貪官污吏、惡霸豪強橫行霸道的**、不安的生活現狀，寄予了民衆對改變這種生活現狀的殷切期望。

《江湖奇俠傳》中的“火燒紅蓮寺”，這個故事寫俠士陸小青投宿紅蓮寺，因爲發現了紅蓮寺的不法行爲，所以被圍困在寺中，多虧俠士柳遲將他救出，而柳遲並不是特意來救他的，而是專程搭救被困陷在紅蓮寺中的卜巡撫的，沒想到卻先救了陸小青。

他們與其他俠客齊心協力，終於打破了紅蓮寺，救出了卜巡撫，火燒了這個爲非作歹的窩點――紅蓮寺。

用武俠來鋤強扶弱及復仇雪恨，以解平民百姓的心頭之氣。

說到底，“正是人民盼望大救星的最後迷夢：第一個迷夢是神仙，第二個是明君，第三個是清官，第四便是俠客。

神仙見不到，明君、清官不常有，於是人們便把最後的希望寄託於俠。

俠不會讓人失望，因爲他本身就是傳奇的，虛構的，行俠仗義、打抱不平根本就是虛擬的心理滿足，它爲生於不幸之中的民衆提供了一種幻想的世界，讓他們得以暫時的、虛擬的精神避難”①。

還有，滿清覆滅後社會混亂、道德淪喪、精神倒塌，國人表現出了“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和得過且過的頹廢心理，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重新喚起了民族的道德意識，藉以規範價值觀念，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及尊嚴感，培養國民的勇武精神，反抗貪官污吏，揭露社會的黑暗及表現人們生活的苦難及心中的渴望。

梁羽生的《萍蹤俠影》取材於明朝土木堡之變，敘述了民族英雄于謙抗擊蒙古族入侵的故事。

作品格調甚高，洋溢着慷慨悲壯的正氣。

梁羽生把古代英雄兒女的高尚情懷與國仇家恨，編織成一個個美麗動人的故事。

正如他自己所說，世間的事情儘管歷盡艱辛曲折，最終都有光明的一面。

他的作品要給人顯示出一種正義的力量，引導人們追求真善美。

作品中的正義與邪惡、幸福與苦難、美與醜、悲與歡……相結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而一目瞭然地傳達出創作者的價值評判和道德立場。

對於鍼砭時弊、規範道德和重振民族精神起到了定向性的引導。

總之，武俠文學在20世紀的上半個世紀的動盪的社會環境裏，對於喚醒民衆的自尊意識、培養勇武精神、反抗貪官污吏、揭露社會的黑暗、提高民族自信心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從而也體現出了武俠文學中深沉的憂患意識。

以天下爲己任的民族大義 篇二

武俠文學中“義”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

《書劍恩仇錄》裏的周仲英，因爲文泰來在自己莊上被人抓走，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小兒子；《倚天屠龍記》裏，張翠山、殷素素覺得有負於三師兄俞岱巖，夫婦雙雙自盡；張無忌爲了救義父謝遜，幾乎丟掉自己的性命……一涉及“義”，金庸總是寫得豪氣干雲，迴腸蕩氣，可歌可泣。

《多情劍客無情劍》中李尋歡即將與上官金虹進行生死決鬥，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爲了增加李尋歡勝算的機會，本是對手的郭嵩陽爲了給李尋歡試探敵情，甚至不惜以身試劍，硬是用身體擋住了對手的劍，其結果留下了一具有十九處劍傷的屍體讓李尋歡研究敵手的劍法。

他們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大仁大義，爲了正義，不愛其軀，而聲施天下。

這種“義”是與正義相聯繫，以正義爲基礎，而不是毫無原則的個哥們兒義氣，這也是現代武俠文學與傳統武俠文學的一個根本區別。

可貴的是，在現代武俠文學中，對於“義”又賦予了新的內涵，把“義”提到了爲羣衆、爲民族、爲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

《倚天屠龍記》中，當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麼本事，能使你的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爲國爲民、爲仁俠、爲義氣，範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②《碧血劍》中的袁承志，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兒子。

他反抗明朝昏君，堅持民族愛國立場，支持農民起義，儼然是“爲國爲民”。

《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中的郭靖，他明知蒙古兵力強盛，自己遲早總會失敗，卻要堅持抗元，能多守一天是一天，決不放棄。

黃蓉的意思是盡力而爲，如果力不能逮，大可一走了之。

但郭靖卻不同意：“咱們既學了武穆遺書中的兵法，又豈能不受嶽武穆‘精忠報國’四字之教？咱倆雖人微力薄，卻也要盡心竭力，爲國禦侮。

縱然捐軀沙場，也不枉了父母師長教養一場。”黃蓉只好長嘆一聲：“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

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郭靖之所以能堅守襄陽數十年，就因爲他有一種自覺的“爲國爲民”的責任感。

《射鵰英雄傳》末尾，郭靖和年老體衰的成吉思汗有一段對話。

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

……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

只是大汗一人威風凜凜，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在郭靖看來，英雄應該是爲國爲民、爲民造福之人。

及至後來郭靖對楊過的一番話：“我輩練功學武，所爲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

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爲國爲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

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爲國救困，實在愧爲‘大俠’兩字。

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於我，這是不消說的。

只盼你心頭牢牢記着‘爲國爲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爲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真是振聾發聵，感人肺腑！

《天龍八部》中的蕭峯，他出身契丹，自幼被漢人收養，這使他身上雜糅了契丹的剛烈與漢族的仁義。

就其剛烈而言，杏子林快刀斬亂麻平息叛亂，聚賢莊隻身戰羣雄勇猛過人；就其仁義而言，當他受到武林的誤解，父輩的孽報，仍不願錯殺無辜。

在他弄清了自己的身世以後，不僅豁然開朗，“不再以契丹人爲恥，也不以大宋爲榮”。

他衝破了民族主義的侷限，將契丹與大宋一視同仁。

在少林寺，玄波對蕭峯道：“原來幫主果是契丹人。

棄暗投明，可敬可佩！”蕭峯則道：“大師是漢人，只道漢爲明，契丹爲暗。

我的契丹人卻說大遼爲明，大宋爲暗。

想我契丹祖先爲羯人所殘殺。

大唐之時，你們漢人武功極盛，不知殺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擄了我契丹多少婦女。

現今你們漢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過來攻殺你們，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這已經超出了愛國主義的範疇，達到了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境界。

當遼國皇帝耶律洪基封蕭峯爲平南大元帥統率三軍南征大宋時，蕭峯一再請辭，跪地苦諫；爲了和平，明知犯上是死罪，蕭峯仍在三軍陣前向皇權挑戰：“是要陛下答允立即退兵，終陛下一生，不許遼軍一兵一卒越過宋遼疆界。”迫於情勢，遼帝只得折劍承諾。

蕭峯自認“威逼陛下，成爲契丹的罪人”，拾起地上兩截斷劍，插入心口自盡。

“以自己的一死換來遼宋二國的無數生靈免遭塗炭。”像蕭峯這類英雄身上體現出的浩然正氣和以天下爲己任的民族大義，正是中華民族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他們深明大義，自覺地爲國家、爲民族、爲羣體、爲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奮鬥不息，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

愛好和平與追求自由的理想情操 篇三

愛好和平。

通覽武俠文學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出，正義戰勝邪惡是武俠文學揭示的永恆主題。

俠客是正義的維護者，惡勢力是正義的破壞者，俠客通過維護正義來維護社會的和平和江湖的穩定。

《天龍八部》中的段譽、虛竹、蕭峯都是愛好和平的典型。

段譽是大理王子，大理段家的武功足以傲視武林，他卻因爲不願學殺人的功夫從家裏逃了出來，自己沒有本領，偏偏愛管閒事，儘管性命攸關，卻給對方以諒解與慈悲，特別是受到鳩摩智的挾持，生不如死，一旦脫困，也是寬大爲懷，不願挑起紛爭。

虛竹是個“好生醜陋的小和尚”，但生性純良，天然未假修飾。

爲了救人，無意中破解了“珍瓏”；再一次慈悲，又救下了天山童姥；正是由於他的存在和施恩予人，制衡了武林各派的爭鬥，達到了息事寧人的效果。

蕭峯在兩軍陣前自刎身亡，意欲化解民族矛盾和武林糾紛，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及江湖的和平。

《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冒着生命危險力戰六大門派，制止了一場武林浩劫。

正是由於他們對家國穩定和江湖和平的無限熱愛和努力追求，才使江湖社會出現了少見的寧靜和平和。

再者，《笑傲江湖》提出了兩種最高的武功，一是“獨孤九劍”，一是“避邪劍法”。

前者爲獨孤求敗所創，他畢生想求一敗而不可得，故只攻不守，有進無退，一待施展，天下無敵；後者出自於《葵花寶典》，爲前朝皇宮中一位宦官所著，其最神祕的第一步是“武林稱雄，揮劍自宮”，它的陰損毒辣可想而知。

令狐沖從本派前輩風清揚那裏學得“獨孤九劍”，爲天下主持正義，使門派消除隔閡，實現了江湖的安定與團結，受到世人的高度讚揚；而東方不敗、嶽不羣、林平之等使用各種不正當手段，奪取並練成了“避邪劍法”，均變得不男不女、半人半妖，不僅破壞家庭、殘害子弟，還爲禍武林，攪亂江湖……作者的褒貶極爲分明，對維護和平的強調是十分突出的。

追求自由。

首先，追求自由。

應當承認大俠們的人格同樣也是自由的。

這種自由體現在他們那出自內心的行動上。

他們的所作所爲完全出於自己內心自由的選擇而不是出於外在的國家民族利益的考慮或世俗的倫理道德體系的規範。

他們很清楚身爲大俠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他們通常有顆善良而真誠的心，願與他人分享快樂。

他們愛管閒事，甚至不惜奔波千里去爲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而申冤報仇。

而他們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哪怕你要放火把他們家燒光，甚至拿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他們也定不會去做的。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他率性天真，無拘無束，“是個素來不會守規矩之人”，他嘲諷過青城派的獨門武功，與採花淫賊田伯光來往（只因爲田已有悔過之心），還結交一些不屬於“名門正派”的三教九流人物，嚴重地違反了師門規範也是主流社會的規範，被嶽不羣公然開除，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他先後謝絕了少林寺和日月神教的入門邀請，他並非不知道少林寺的《易筋經》是治好他的內傷的唯一途徑，但自由比生命更加重要，對於任我行的。利誘（許以“副主教”、“接班人”）與威脅（掃平五嶽劍派）更是無動於衷，哪怕任我行是他未來的丈人！儘管如此，他卻接受了恆山派定閒師太臨終的請求，出任清一色女尼的掌門……從表面看似乎難以理解，實際上令狐沖的所作所爲無不有他的是非標準，因爲他們知道“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必爲，有些事明知不能做，還是非做不可”（《楚留香傳奇》）。

顯示出他們的率性。

他們做了許多仁義之事，但並不是爲了遵循那些所謂的“江湖道義”，而是完全按照自己內心一貫的道德法則而行事的。

《歡樂英雄》中的郭大路一聽到“棍子”殺人，馬上就會跳起來衝出去救人。

他們做俠義之事也並非獲得別人的感激，不爲名也不爲利，可說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這是因爲，他們是頂天立地、剛毅果敢、不屈從任何權威或形式格律的英雄。

他們所做的是自己願意並且覺得應該做的事。

這些正是大俠們人格自由的體現。

四、忍辱負重、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

武俠文學中的英雄俠客，幾乎無人不遭受別人的誤解與迫害，無人不蒙受各種罪名與冤屈，他們的人生之路就是排除這些障礙之路，甄別與正名之路，那種忍辱負重、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確實讓讀者感動。

古龍作品中男主角就是一個不斷的自我證明、洗刷冤屈的過程，小說情節一般都是圍繞男主人公受冤屈開始，結局總是真相大白，經過曲折、艱苦的奮鬥，男主人公終於讓人明白他不是世人所認爲的那種壞人。

俞佩玉親眼看到父親的慘死和崑崙派掌門人的橫死，卻無法說出真相，結果爲整個武林所不齒，只好亡命天涯；蕭十一郎則完全蒙受不白之冤，他在傳說中是一個大魔頭，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壞蛋；馬如龍也是如此，一轉眼之間，謀財害命的罪責堆在身上，雖然親見兇手承認，卻又無法證明，結果被整個武林討伐，差一點死於非命；像小李飛刀、楚留香這樣的俠客，在世俗社會中，也被描述成大盜式的人物，甚至如小雷這樣的人物，也承受着被心愛的人誤解的痛苦，明知一切，卻又無法言明，悲苦藏在心中。

忍辱負重是他們的共同遭遇，自強不息是他們生存和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

這種精神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必不可少的優良傳統。

《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從北極冰火島回到中原的第一天起，便上當受騙，究竟上過多少次當，受過多少次騙？恐怕一時難以統計。

他的誠實善良反襯出江湖的欺詐險惡。

過早地失去雙親，過快地身負重傷，簡直將他推到了絕路，要不是忍辱負重，頑強拼搏，他早就灰飛煙滅了，絕對不會有光明頂上挺身而出爲明教排解糾紛，避免了一場武林浩劫等壯舉。

《連城訣》中的狄雲，一進城就遭到萬震山門人的毆打與暗算，被關進死牢，他心愛的師妹戚芳也離他而去，投入別人的懷抱，曾使他萬念俱灰。

後經丁典解救並傳之武功，越獄後卻一再遭到江湖人士的猜忌與追殺。

狄雲忍受了這一切，他身上的那種不畏險阻、忍受種種苦難不折腰的頑強拼搏精神感染着每一位讀者，震撼着每一顆心靈。

總之，綜上所述，武俠文學並非是無關教化的虛無之事，而是有着豐厚內涵的文學樣式。

它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傳承着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涵，武俠文學所蘊含的前赴後繼、百折不撓、勇於鬥爭的精神，是我們前進的無窮動力，尤其是加強對廣大民衆的教育和引導，有利於增強憂患意識、民族情感，培養其積極上進精神、自強不息的品格，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構建和諧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同時它也是一種大衆文學，消解了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鴻溝，呈現出雅俗共賞的審美特徵，反映出了大衆的審美需求。

然而對於武俠文學的閱讀熱潮和創作洪流，是當代中國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

對於這種文化現象，學界褒貶不一：有人認爲武俠文學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以其獨特的文學技巧和與現代生活相適應的創作風格贏得了大衆的青睞；有人認爲武俠文學是一種文學逆流，它的暴力傾向、嗜血渴望影響和誤導當代青年。

究其誰對誰錯、誰是誰非，筆者認爲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學術問題。

一方面它確實贏得了讀者的喜愛，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武俠文學中蘊含着豐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迎合了大衆的民族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對其負面影響，要總結現代武俠文學創作的經驗教訓，規範文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將這一爲大衆所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納入現代文學發展的健康軌道。

① 陳墨。武俠電影漫談[J]。中國電影藝術，1999,(2)：70.

② 金庸。倚天屠龍記[M]。香港：香港明河出版社，199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