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新版多篇）

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 篇一

生於萌芽狀態的東西，本來不易辨識，也不容苛求。不過，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不僅要從微觀上研究，還要從宏觀上考察，才能定性。這裏，我想提兩點意見。

第一，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係，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它指的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係，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係，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爲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考察的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必然性是存在於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於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

唐代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話，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爲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係出現。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於世界先進水平。我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係、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鬆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

第二，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導向新的生產方式。因而，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應具有延續性和導向性。

這就是說，我們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是要探討它的歷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麼大力氣去研究了。任何經濟現象，都是一個過程，不會突然發生，也不會驀地消滅，必有它的繼承性和發展階段性。如果我們瞻前顧後，不滿足於就事論事，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史，只能從明代後期，或者說從十六世紀寫起。這以前，確也有些個別事例，如徐州利國監的冶鐵，徐一夔《織工對》中的絲織工場，但都後不見來者，不能成爲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的起點。我們所考察的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都延續到清代鴉片戰爭前，並有發展，看出明顯的階段性。清代前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也要在鴉片戰爭後有個交代，看出它們的歷史作用；這一點，後面將論及生產力。

生產力 篇二

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話回答。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力。“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

我國農業，從生產技術來說，大約宋代達於高峯。江南（這個近代中國最富庶地區）水田的開發，引起綠色革命。耕犁製造的多用途化，可鍛鑄鐵之應用於農具，早熟稻的引進以及農藝學的進步，使傳統農業達於成熟。

明清兩代，我國人口和糧食產量都增加約五倍。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擴大耕地面積所致，屬於量的變化。農具和耕作技術，基本上還是宋代水平。不過，先進地區耕作方法向落後地區傳播，稻麥間作和雙季稻的種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進和經濟作物的顯著發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這些也都有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總之，這期間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人口增加而來的量的擴大，甚少質的變化。因而還不足以突破耕織結合的、小農經營的封建經濟結構，也不足以使農業經營利潤從封建地租中解放出來。這大約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兩代，儘管在租佃關係和僱傭關係上的封建束縛有了鬆弛，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卻極稀微。據我們看，主要是在某些經濟作物中、在新墾區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僱工經營。力農致富的人家曾不斷涌出，但他們也不斷地轉化爲新的地主和舊式富農。這種舊式富農以至佃富農，我看恐怕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或者只是小業主經濟。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於工業，只是到後來才使農業從屬於自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第443頁）手工業和農業不同，須分行業來逐一考察它們的生產力狀況。晚近發展經濟學認爲，影響一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往往不是總的生產水平，而是當時起主導作用的工業部門，如十八世紀末的紡織業，十九世紀末的鋼鐵業，後來的汽車、電子工業等。

我們考察明清以來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十幾個手工行業，它們的生產技術，大部分是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進。這種改進，很多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爐加大容積，榨車加大滾軸，坑道加深進尺等，但主要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往往還能減輕人力。它們的`改進，又很少是在生產工具方面，而多半是在工藝學和專業化分工方面。大約只有四川的井鹽業在工具和設備上有比較顯著的革新，這一業的資本主義也最爲完備。

不過，對手工業來說，工藝方面的改進是很重要的。例如絲織業，明清所用織機，大約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遺制》。但是，織機專用化了，織造工藝進步了，原料範][圍也擴大了；品種多樣化，有的趨向堅實耐用，有的增強藝術效果，有的適於特殊用途，這都能增大產品的市場價值，推動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其他行業中，或則擴大專業分工，或則縮短工藝流程，也都有一定經濟效果。生產力畢竟是最活潑的因素。

然而，總的說來，明後期，尤其是入清以來，我國工業的生產技術已是日益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了。乾隆中葉，西歐已開始使用蒸汽動力。我國礦產資源的利用，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動力的使用，似乎還不如往昔。尤其是當時具有主導作用的一個工業部門，即棉紡織業，落後愈甚。當西方出現16錠紡車時，我們還是單錠。它一直停留在農家副業上，成爲建立新生產關係的絆腳石。整個明清時代，棉紡織業中未發現資本主義萌芽。這一點，不可低估。論文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來自：

商品經濟 篇三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

但是，不能從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資本主義萌芽。商品流通不決定生產方式。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爲資本主義生產準備大市場；第二，它是否能積累大量的貨幣資本。最後還要看，它是否有助於改變自然經濟結構。在這些條件下，小商品生產才能向資本主義生產過渡。

我國由於較早地廢除領主制割據，貿易一向比較發達。但是，對史不絕書的商賈盛況，須按不同性質的市場區別不同性質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場，如墟集貿易。作爲小生產者品種調劑的場所，它原是自然經濟的內容之一。只是在資本主義性的商業興起後，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市場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場。和西方中世紀城市不同，我國的城市原來都是封建政權的各級統治中心，消費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業以及飲食、服務等業一向比較發達。但是，這種商業（在近代消費社會興起以前）並不是執行流通任務的職能商業資本，而是一種“不執行職能或半執行職能”的商業。象《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繁榮景象，只不過反映封建經濟的高度發達而已。其後，沿交通要道工商業城市的興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擴大。這主要是在明清兩代。而縣以下的工商業鎮市的興起，尤具重要意義。

第三，區域市場，如通常“嶺南”“淮北”這些要領以及一般省區範圍內的市場。它們是由同一自然條件和共同生活習慣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產的地域分工，而可視爲自然經濟的延伸。原來所謂自然經濟，並不是一家一戶的自給自足（那從來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領地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因爲絕大部分經濟條件可以“直接從本經濟單們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不過，就一個省區範圍來說，究竟它已爲商品交換所補充了，尤其是區域內城鄉之間的交換，反映一定的社會分工。但反過來，區域內自給自足的發展，有時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據，而不利於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區域界限的大市場，亦可稱爲全國性市場，相當於西歐的民族市場。這種市場的流通，也就是長距離販運貿易，包括海外貿易。這種貿易纔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過，我國從來不是個海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依靠國內市場。

我國很早就有了比較發達的長距離販運貿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寶貨等奢侈品貿易和土貢式的地方特產貿易。這兩種貿易，其對象是已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因商業的有無而影響生產方式；其消費又限於皇室和貴族，縱有影響亦微不足道。明中葉以後，販運貿易才逐漸以民生用品爲主了。

我國幾條千公里以上的貿易路線，除從閩、浙出海的南洋航線開通較早外，南北大運河是明初才全部開通，從上海到華北、東北的北洋商運（非指官漕）到明後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長江航運是清代才暢達上游，漢水和西南水運也是清代發展起來的。

商人資本的大規模貨幣積累，也要靠長距離貿易。小地區內的剝削可以積累財富，但不能積累資本。所謂裏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資本家，資本家的腿要長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資本，如徽商、山西商、陝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後期才顯赫，是在、茶、布、木等長距離販運貿易中發展起來的。據我們考察，這些所謂大商人的資本，在明後期還是50－100萬銀兩的規模，到清中葉以後，有些就可以1，000萬兩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