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歷程新版多篇

總結與展望 篇一

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實踐中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國情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成果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以來來，我們黨根據我國具體國情和社會主義發展實際，把握時代脈搏與特徵，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實踐，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既富有科學性、系統性又具有顯著的本土性，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實踐具有強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如我黨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本土性特徵的具體顯現。

在人類社會邁入充滿希望與挑戰的新世紀之際，中國共產黨將繼續認真學習、全面研究我們黨的歷史，並結合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曲折歷程進行反思，按照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要求，切實搞好黨的自身建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我們就一定能夠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論文：《試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緣起及其歷史啓示》 篇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緣起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邏輯起點。回答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必須循着其醞釀、萌芽、發展和提出的脈絡，回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歷史現場，闡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社會歷史背景、理論基礎、國際背景、社會思想基礎。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歷史因素

縱觀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代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萌芽、發展和提出無不與“中國問題”息息相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中國問題”包括：一是宏觀層面的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歷史前提；二是中觀層面的中國革命道路探索，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萌芽發展的歷史際遇；三是微觀層面的制定和貫徹抗日戰爭戰略戰術的需要，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破繭而出的直接因素。

1救亡圖存的“中國問題”。20世紀前半葉，近代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擊下，逐漸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外無主權，內無民主。“中國問題”突出地表現爲救亡圖存、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正是爲解答這一“中國問題”，許多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辛求索，各種主義與思潮相互激盪，最終馬克思主義以其真理魅力成爲中國歷史與人民的選擇。

2探明中國革命具體道路的“中國問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爲救亡圖存的思想武器，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第二層次性“中國問題”，又爲其緣起提供了萌芽與發展的深厚土壤。在革命初期實踐中，黨內先後出現了一系列“左”傾和右傾錯誤路線，導致中國革命遭受巨大損失。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在革命過程中，堅信“認清中國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1]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邁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第一步。不同的政治路線帶來的革命結果顯而易見，但是甚至遵義會議後，部分中央領導人還堅持認爲黨的思想路線並不存在原則性錯誤，僅僅是策略上的失誤。這就使得從思想原則的高度討論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道路，顯得十分必要。

3認清抗日戰爭形勢和策略的“中國問題”。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抗日救亡上升爲最突出的“中國問題”。國內出現了“速勝論”和“亡國論”等錯誤論調。“速勝論”認爲抗日戰爭在國際盟國的幫助下會迅速取得勝利，易產生輕敵心理。“亡國論”認爲中國軍事實力弱，會迅速滅亡，易產生投降心理。兩種觀點對中國抗戰形勢的認識都是偏頗的，對抗戰百害而無一利。與此同時，黨內出現了過分相信國民黨、傾向於將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活動公開化，對國民黨的干涉、排擠甚至迫害政策一味遷就退讓，少數人以任國民政府官員爲榮等右傾錯誤思想。在救亡圖存歷史緊迫感空前突出之時，迫切地需要提出正確的思想方法和路線，正確地分析抗戰形勢，制定正確的抗戰方針。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現實需要，直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理論探索

中國共產黨人自建黨伊始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爲思想武器，“將其視爲理論與方法統一的世界觀，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將其作爲觀察和改造國家的工具”，[2]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其中一些理論探索蘊含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因子，爲此後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了理論準備。

一是初步分析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人聚焦於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作用，歷經了由不明確到逐漸明確，由分歧到逐步統一的過程。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認爲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無產階級獨立完成，提出“獨立的、攻擊(其他政黨)的政策”。在三大宣言中指出，“國民黨更應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表明黨內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出現了動搖。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不僅明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而且回答了爭取和實現路徑。他指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3]

二是初步探索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對象、動力、性質、前途的理論探討，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一方面，共產黨人對這些問題的探討，蘊含着立足中國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思維邏輯；另一方面，探索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則直接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理論成果提供直接的理論資源。

三是初步奠定了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指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釋與宣傳，回答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實踐論》和《矛盾論》兩部著作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與傳統中國文化創造性結合，展示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汲取與創新，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哲學依據。 四是初步確立了正確的理論態度。早期共產黨人注重探索如何對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提出反對教條式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瞿秋白提出“革命的理論永遠不能與革命的實踐相離”，[4]李達也提出“缺乏獨立見解的、足以窒息生機的教條主義態度，是與生氣勃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根本牴觸的”。[5]毛澤東發表《反對本本主義》，明確提出具體地、實事求是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黨的早期領導人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爲後繼共產黨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表率，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社會文化氛圍

在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下，各種社會思潮異常活躍，理論論爭迭起。特別是“中國化”思潮的興起，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論準備。

中國化思潮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社會文化底蘊和有益的思想氛圍。中國化思潮是對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民族文化同世界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關係的思考。它在文化界興起，逐漸擴展到歷史、科技、哲學領域，形成中國化的學術熱潮。從某種程度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化思潮的組成部分之一，是中國化思潮由學術向政治實踐的擴展，對其提出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

一是中國化思潮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營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圍。1920年後，中國化思潮蓬勃發展，社會各界都表達了“中國化”的主張，形成了廣泛社會共識。教育界，中國基督教教育調查會提出：中國教育要想更有效率就必須中國化。[6]文化界，從先賢指出“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中國化”。[6]420陳唯實、張申府等先後提出“科學中國化”“辯證法之實用化與中國化”。艾思奇指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6]387陳序經、瞿秋白、孫本文等人也都曾公開使用過“中國化”的說法。[8]這些都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營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圍。

二是中國化思潮中蘊含着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邏輯。很多中國化主張都表達了外來思想要同中國情況相結合的觀點。莊澤宣指出：中國教育多爲舶來品，故不符合中國實際，“要把新教育中國化”。胡繩在《辯證法唯物論入門》中說：“用現實的中國的具體事實來闡明理論，這應該是所謂‘中國化’的意義的另一面。”[9]以上這些主張雖沒明確提出“中國化”內涵，但明確提出要立足中國的特殊性與時代性，已涉及其本質內涵，爲其提出提供了借鑑。

三是提出注重民族形式，將民族文化同外來思想文化相融合的觀點。艾思奇在《關於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中指出：其前提是精通馬克思主義，同時“第一要能控制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熟悉其表現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戰實踐的經驗與教訓”。[6]420這些中國化思潮，無論是從興起的本質還是具體表達上，都體現了注重民族形式、民族特點的主張，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中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提供直接的借鑑與參考。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國際背景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與其自身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大致經歷了一個“兩頭好、中間差”的流變過程。在這一過程的中間階段，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不顧中國革命實際，通過中國的教條主義者強推蘇聯經驗，實行嚴密而僵化的組織控制和思想禁錮。這些做法不僅沒有使中國共產黨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道路，反而使全黨陷入了嚴重的實踐和理論危機。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通過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建黨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推進了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的進程，客觀上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提供了前提。特別是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實現從國民革命向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向抗日戰爭兩次路線的轉變，啓發和強化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認識，即革命重心和策略應隨着革命形勢、社會矛盾的變化而變化。共產國際七大前後，出於對建設世界範圍的反法西斯主義聯盟的考慮，不僅聯共(布)調整了蘇聯的外交政策，共產國際也調整了領導方式，開始鼓勵各國共產黨獨立決策，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提供了組織保障、外部環境條件和支撐。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歷史啓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過程是中國革命實踐史、思想史、學術史的交織與互動，回顧其波瀾壯闊的歷程，可以帶給我們諸多啓示。

(一)樹立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着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0]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只有深入時代深處，揭示時代問題，才能把握時代邏輯，最終解答時代問題。縱觀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萌芽、發展和提出無不與“中國問題”息息相關。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問題”體現爲尋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的歷史前提；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救國救亡的真理之後，中國問題演變爲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得出了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論，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萌芽發展的歷史際遇；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統一抗戰思想、制定正確戰略的現實需要，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破繭而出。

不僅是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戰爭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時期，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也一直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創並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條件與現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爲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正是在解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性“中國問題”過程中，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論，最終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進到一個全新階段。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黨中央正是抓住了加強執政黨自身建設，提升執政能力這一“中國問題”，從而成功地將黨和人民的事業推向21世紀，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新世紀新階段的“中國問題”，主要表徵爲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矛盾日趨突出。

中國共產黨人着力解答“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提出以人爲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十八大以來，抓住黨風廉政建設、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中國問題”，着力深化改革開放，突破利益固化藩籬，進而紮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闊步前行。 三是推進智庫產業化發展，實現智庫平衡發展。建立智庫產業化發展戰略，形成產業格局和產業規模效應，爲國家社會發展提供強大智力支撐。建立智庫發展專項基金，強化基金對智庫資金支持，爲第三方智庫提供更多的資金扶持，鼓勵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民辦智庫多頭並舉、公平競爭。構建智庫發展交流合作平臺，包括課題開展、調研合作，探索人才輪崗交流機制。制定專業化、制度化、標準化的智庫評價機制，引導智庫產業化、高水平合理健康有序發展。

三、結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方法、思想源泉。其緣起於1921-1945年的中國歷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的追求和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國內因素與國際影響、政治發展與學術思潮推動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緣起，可以得到許多啓示：要有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只有以問題爲主導，纔能有針對性地推進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要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要真學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更要真用會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要實現學術層面與政治層面的互動，形成社會共識與社會合力推進理論與實踐。過去，我們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爲思想方法，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就；今後，仍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當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緣起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學術界需全面地立體地考察、分析1921-1945年的歷史，包括實踐史、思想史、學術史，要有敏銳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來透視複雜的歷史，將前人的智慧凝鍊成深刻的思想，推動“中國夢”的實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長遠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及其理論創新 篇三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的幾代領導人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都反覆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歷史和實踐證明，在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研究現實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在不斷總結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巨大進步的致勝法寶，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得到堅持和發展。所以我們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在中國的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標誌我黨在政治上走上成熟，黨中央領導才真正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探索中，堅持一切從中國國情和革命實際出發，大膽地進行理論創新，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從1928年開始，爲解決大革命失敗後如何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問題，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1930年針對教條主義發表《反對本本主義》，從思想方法和認識路線上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和羣衆路線思想雛形；長征勝利後發表《實踐論》等著作，從哲學上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42年在延安整風中，發表《反對黨八股》等文章，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線。1945年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正式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標誌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實現。[3]

(二)鄧小平理論

主義建設與改革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探索，勇於實踐，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這一飛躍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仍處在進一步的發展之中。鄧小平理論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二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準確把握時代特徵和中國發展的新形勢，科學判斷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對新時期如何建設一個思想上、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爲的黨中央，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中，準確把握世界發展趨勢、認真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深入分析我國發展新階段特徵，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發展、爲什麼發展、怎麼樣發展等重大時代問題，深刻反映了我們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賦予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勇氣和求實精神進行理論創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怎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三次理論飛躍，體現了21世紀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精神和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四)科學發展觀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重要意義

以胡錦濤同志爲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同時，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的新局面。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經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實踐具體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必定隨着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髮展，我們必定以科學的態度，創造性的態度，勇於實踐，善於總結，不斷以新的理論來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堅持理論創新，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這是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蓬勃發展的根本保證和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