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論文新版多篇

馬克思主義論文3700字格式範文：《試談生態與馬克思主義》 篇一

【摘要】將生態問題、生態意識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框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和理論基礎思考分析生態問題出現的原因和生態意識建立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分析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對生態問題的解決的重要作用，探討生態意識的建立和生態問題的改善，爲當前生態問題的改善以及未來的生態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的支持。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生態問題；生態意識；生態行爲

一、生態問題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指出，物質的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引發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計劃，使物質產生質變。將這一基本原理引用到目前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生態問題的產生，能夠清晰看到生態問題的出現就是人類對生態環境破壞日積月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人的發展過程中，人依賴於自然而生存，人的吃、穿、住等都需要從自然環境中獲取。人類在發展進程中智力不斷提升，數量不斷增加，對物質的需要不斷膨脹，而對自然環境的干預也在逐漸加深，生態環境是一個整體，一個系統，當某一個部分或機體發生變化，生態環境內部就會出現問題，生態環境由於人的破壞開始慢慢發生變化，當這種變化不斷加劇超出生態環境自身可承受的範圍，影響生態環境自身的修復與運轉，生態環境內部失衡，人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激化，生態問題出現，生態問題不斷加劇造成生態危機，嚴重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認識自然界的一部分，依賴於自然界而存在，在人的發展過程中，人不斷向自然界擴張，不斷向自然界索取，在人類不停歇的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改變逐漸增加，演變爲質變，引起生態危機。土地荒漠化是人類不斷開墾草地、砍伐森林導致土壤質變的結果，大氣污染是人類不斷向空氣中排放有毒有害氣體導致空氣質變的結果，水體污染也是同樣的原因，都是人類活動不斷破壞環境，導致環境自身發生鉅變，引發生態問題。生態問題的出現是人類破環生態環境，不斷向自然擴張索取的質變反應，一系列生態問題的產生不斷提醒人類要找出正確的發展方式，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與自然和諧共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解決生態問題，關鍵在於人，爲人的發展找到正確的道路是重點。人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人的需求與自然環境的可承載量之間的矛盾。人是這一矛盾運動中的主要因素，解決這一矛盾，關鍵在於人。目前社會的發展重視物質財富的積累，導致人的物質需求在不斷膨脹，最終演化爲生態危機，解決生態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人不再停留於物質需求膨脹的階段，人對自然的需求就不會如此沒有節制。生態問題的出現是人的活動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量變到質變的反應，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疾患是質變的重點，想要改善日益加劇的生態問題，就要解決人與環境之間的主要矛盾。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則有利於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如果放任不管，使之繼續惡化，在生態環境遭到破環的同時也會危及人類的生存。生態問題的出現是人的發展以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找到矛盾出現的根源，有利於生態問題的改善。矛盾的出現推動事物的發展，我們要找出人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一方面，摒棄人的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相互分離、相互排斥的一方面，促進人的發展與生態環境和諧共處。在人的發展過程中人的需求是主要動力，人類爲了自身的發展不斷向自然界索取，而自然環境可供應和可承載的物質是有限的，當人的需求不斷膨脹，以至於自然環境無法滿足之時，人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激化，矛盾運動開始出現相互排斥、相互分離的狀況，生態問題產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使人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追求精神的發展，而不僅僅停留在物質需求階段，才能控制人不斷膨脹的物質需求，才能使人不在無節制的向自然界索取，人對自然界的干預和擴張得到控制，生態問題才能得到改善，生態危機才能緩解。

二、生態意識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意識是人腦對物質世界的客觀反映，觀念的東西是被人腦改造且被反映出來的物質的東西。生態意識反映的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價值觀念，旨在保護自然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生態危機的出現提示人們建立正確的發展思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隨着工業化的不斷推進和人的不斷髮展，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人類不加節制的獲取使得生態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人類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相處的不和諧所產生的嚴重後果，意識到人應該爲自作出一些改變，生態意識慢慢開始萌芽。生態意識的出現是人對其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斷惡化的生態問題的反思，也是對人自身發展不全面的反思。生態意識的出現爲生態危機的解決開闢了道路，是人逐漸發展的表現。生態意識的建立對生態問題的改善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意識具有能動作用，正確的意識觀念具有指導實踐改造客觀世界的作用，正確的意識觀念對人的行爲有積極地能動作用。生態意識是反映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意識觀念，其目的在於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正確的價值觀念，生態意識的建立與普及，能夠指導人們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對生態問題的改善起到積極的能動作用，也能夠改善目前生態危機所帶來的困境。生態意識的建立，有助於人們反思過去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發展方式，也有助於建立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正確的發展模式。人與自然之間的不正確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的破環極其嚴重，當這種嚴重的破壞超出了自然環境的承受範圍，自然環境就會將這種破壞作用於人類身上，人的生存將會面臨嚴重的威脅。生態意識是一種正確的價值觀念，生態意識的出現是人類反思其發展歷程的產物，也是人類自身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不斷向全面發展的人邁進的重要體現。

生態意識的建立需要公衆的參與，也需要正確的思想引導。生態意識的建立對生態危機的改善和人類的進步發展要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注重生態意識的培養。首先，要加強自然知識的普及，要正確處理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就要清楚地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認清人在自然環境中的位置及其角色定義，這就需要人們充分了解自然科學知識。在自然科學的普及過程，教育將是重要的方式，教育對知識的普及與傳承有十分有利的優勢，在自然知識的普及過程中，我們要有效利用這種優勢。其次，要充分發揮社會的引導作用，一種意識的出現是人對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現象的客觀反映，社會對意識的出現起重要的引導作用，社會主要潮流走向反應的是社會發展的主要走向，引導生態發展方式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模式，對生態意識的建立健全將是非常重要的推動，所以說，要實現生態意識的普遍建立，社會的引導作用不能忽視。第三，要促進人的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生態危機的出現和解決過程中，有一點是不會改變的，那就是這兩者的實施主體都是人，生態危機的出現是停留在物質需求階段的人毫無節制的物質需求慾望膨脹所引起的，而生態危機的改善需要人實現從物質需求階段向精神需求階段的飛躍，達到全面發展的人，實現全面發展的人，其物質需求旨在滿足其生存和持續發展，而不會過度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從而達到對自然環境的合理利用，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的歷程由人的發展程度決定，人的進步與否關係社會的發展方式，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將是生態危機解決的最終途徑。

三。生態行爲與馬克思主義

生態爲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需要人的實踐活動。在認識了生態問題出現的原因及其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之後，我們除了要普及生態意識、深化生態意識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已有的知識和認識的指導下改善生態問題，這就需要生態行爲的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人類的活動屬於兩大類活動，即認識世界的活動和改造世界的活動，生態意識的建立屬於認識世界的活動，而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屬於改造世界的活動，生態行爲是公衆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所做出的有益於人類和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行爲活動，其目的在於從日常的生活行爲出發改善人類目前發展所面臨的生態困境。

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有助於生態問題的改善和解決，但是由於身體行爲的特殊性和人自身發展的限制，生態行爲目前的實踐狀況十分不理想。限制生態行爲普遍實現的原因從生態行爲本身來看主要有生態行爲的效益共享特性、非物質性回饋特性和效應滯後特性這三方面的因素；而從人的方面分析，限制生態行爲普遍實現人的因素主要是人自身的發展停留在物質需求膨脹階段，無節制的物質財富積累慾望使得人忽視甚至迴避生態行爲的實踐活動。人是生態危機最終解決的主體，也是主要的因素，從人的發展出發分析生態問題的解決途徑是最爲有效的最爲便捷的途徑，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是解決生態問題，緩解生態危機的有效行爲方式，但是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也需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將非常有益於生態危機的解決。

充分認識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掌握生態意識的建立所產生的能動作用，在此基礎上提升人的發展階段的跨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以克服生態行爲本身的限制，促進生態行爲的普遍實現，人才能擺脫目前的發展困境，實現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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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論文8300字格式範文：《試談馬克思主義與教化》 篇二

摘要：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在爲統治“合法性”辯護的同時也面臨着樹立自身理性權威考驗。而理性權威的樹立除了意識形態本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之外，傳播手段的有效性也至關重要。傳統中國社會，儒家在於民教化中有效樹立了自身的理性權威，是意識形態教化成功的典範。相比儒家的教化理念，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傳道者理論研究不足、實際踐行的缺失、受道者主動性的缺位成爲制約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瓶頸。

關鍵詞：儒家教化； 馬克思主義； 社會教化

意識形態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狹義的意識形態是指一個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觀念，即傳統意義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廣義的意識形態則是指包括社會上廣泛存在的一切政治團體(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思想表達。一般而言，學界較爲關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研究。馬克思・韋伯在考察完中國傳統社會制度後認爲儒學作爲古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其實發揮了西方社會宗教的作用。因此，馬克思・韋伯將儒學稱之爲“儒教”。昂格爾則進一步指出古中國的封建時期“存在一種關於價值和觀念的牢固的共識”，並且，正是這種共識使得古中國能夠形成一種較穩定的社會秩序[1]。而昂格爾所意識到的這種“牢固的共識”在我們看來正是儒學思想潛移默化的“教化”所爲。無論是韋伯的“儒教”觀點還是昂格爾的“牢固共識”理念，從中均不難看出儒學對古中國封建社會所發揮的巨大凝聚效力。可以說，正是傳統儒學爲古中國民衆構築起了共同的“精神的家園”。因此，作爲中國封建王朝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從意識形態教化的觀點出發，儒學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反觀當今之日，馬克思主義作爲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現實中卻面臨着被日益邊緣化的危機。因此，以儒家的教化理念爲視角考察馬克思主義當今的困境無疑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真命題”。

一、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困局

馬克思・韋伯在詳細考察人類社會史後認爲人類社會的“統治”是一個由“命令”和“服從”構成的系統。“命令”和“服從”之間需要有“合法性”作爲連接的紐帶。對於命令者即統治者而言，有“合法性”做根基，統治就具有合理依據，可以大大節約統治成本；而對於服從者即被統治者而言，統治的“合法性”將會使他們減少對統治者統治合理性的懷疑，自覺的服從統治者的命令。因此，“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並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

從意識形態的功能而言，任何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都不可避免的面臨着爲統治階級統治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的使命。而主流意識形態想要達到成功辯護的目的，必然也面臨着樹立自身權威，即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認同問題。“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主流意識形態主要有四種權威類型，即政治權威、宗教權威、個人權威和理性權威。”[3]在當今世界上，宗教權威和個人權威的運用侷限在少數國家內。政治權威和理性權威是現代國家樹立意識形態權威比較常用的手段。“最初，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是必需的，因爲它是建立和維持思想文化秩序的必要手段。”[4]但是，“一種意識形態能夠得以維持，一種思想文化得以延續，還取決於該意識形態的理性權威，即取決於民衆對該意識形態內在心理結構中的認可和接受。”[5]因而，同統治階級渴望樹立統治“合法化”的願望相同，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同樣面臨着樹立理性權威的宿命。

主流意識形態理性權威的樹立除了主流意識形態本身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能爲社會現實提供理論指導之外，傳播手段的科學、有效同樣也至關重要。儒家意識形態學說的成功主要得益於儒家以教化爲主導手段成功的構建了傳統中國以“禮治”與“德治”並存的社會秩序。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民衆普遍遵從禮制的約束，推崇高尚的道德追求，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和諧、有序。換句話說，儒家思想在傳統中國社會有效地樹立起其理性權威，以至於這種理性權威成功的贏得了社會民衆的心理認可而成爲整個國民的集體潛意識。而目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面臨的困境則主要來自於我們過多的依賴馬克思主義官方的政治權威主導，以形式化、形象化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忽視甚至根本無視馬克思主義的理性權威的構建。爲此，學者劉建軍提出的當代我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轉變問題是一個頗爲值得反思的“時代命題”。

二、在教化中樹立意識形態的理性權威

爲了樹立意識形態的理性權威，各國都會自覺採用教化的手段，區別只在於教化手段是“外顯”還是“內隱”，科學還是非科學。對於教化概念的理解，要首先分別理清“教”、“化”各自確切的源頭含義。 “教”在《說文》中的解釋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上施故從文，下效故從孝。故曰：教學相長也。”;“化”在《說文》解釋爲：“化，教行也。”段玉裁注：“教行於上，則化成於下。”教化作爲合成詞的使用，可以將其理解爲：教化者運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將特定的知識、理念傳輸給被教化者，從而達到被教化者內心自覺地認同的過程。凡涉及知識、理念的傳輸都可以稱爲教化。但教化的主要形式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灌輸。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認爲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儒家文化薰染下所形成的“禮治”社會，但同時費先生也清楚的意識到“教化”在“禮治”社會形成中的作用，“‘禮’並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利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禮是可以爲人所好的，所謂‘富於好禮’。”[6]“一個負責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7]從中，教化對社會傳統的影響可見一斑。同樣，中國學者在對西方意識形態研究後發現，西方意識形態宣傳中也注重採用教化的手段，但更多采用“隱性”手段。[8]在西方社會，研究比較教育制度的英國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19世紀的教育體系開始擔當起促進國家道德、文化和政治發展的任務。它成了世俗的教堂，其任務在於同化移民文化、普及常規理性的思維習慣、鼓勵愛國、灌輸道德紀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灌輸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信條。他有助於建立市民的主人翁意識，強化國家對人民的職能以及人民對國家的義務。”

三、儒家教化的主導理念與方法

儒家教化思想根源要從有關人性本質的探討開始。儒家認爲人無論是“本性善”、“本性惡”或“人性善惡兩質混”，後天的教化對於民衆形成良好的品德均不可或缺。孔子曾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司馬光也曾深刻感慨：“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唯明智君子，深思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9]蔡元培也明確指出，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以來，教化成了古中國一種最基本的政治手段。[10]儒家教化的具體方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國家層面：制度化的教化網絡

《舉賢良對策三》中董仲舒向漢武帝提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務使並進。”這一獨尊儒術政治主張被西漢武帝採納後，藉助國家強大的政治力量使儒學登上思想正統的寶座。道德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道德化深深的將儒學與政治糾葛在一起。儒家學說也在這時成爲官方意識形態，從此開始了制度化的政治推動歷程。封建王朝的穩固需要儒家學說的辯護；儒家學說同樣需要藉助政治力量的推動加大自身的傳播。自西漢武帝以來，儒家的德育教化主要以官方制度化的方式加以推進。

2.化者：官師結合，以身傳道

儒家教化中官師相結合的教化模式則是儒家教化的一大鮮明特色。爲了尋求政治統治的穩固根基，以“奉天意以教化爲大務”的王者和“謹視所候奉之天子”的封建官僚都非常注重採用儒家理念教化民衆，大行教化之風。“賈誼、董仲舒以來的大傳統一直在強調郡守、縣令必須首先發揮‘師’的教化功能，而將執行‘法令’的‘吏’功能放在次要的位置。”[11]並且“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儒家積極入世思想，也使得大量優秀的儒家弟子進入“官師”的行列，官、師的界限進一步溶解乃至趨同，以致中國儒家德育教化歷史上產生了特有的“官師”文化現象。

儒家的教化向來反對空洞無物的說教，主張傳道者要言傳身教、以身傳道。在教化上，孔子主張，爲政者要發揮表率作用，以身作則，這樣百姓才能信服。對於爲政者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荀子同樣繼承併發揚了孔子以身傳道的理念，主張“師以身爲正儀”，董仲舒同樣非常注重君王的道德師範作用，提出爲政者“顯德以示民”的命題。提出“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3.被教化者：分層次育人，啓發內省

儒家的教化主張從不同層次的培養目標出發，對不同的人提出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儒家將被教化對象分爲庸人、士、君子、聖人幾個不同層次，並且分別對其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荀子認爲：“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王”，“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賈誼則具體闡述了對不同品格的道德要求，即“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爲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這樣，對於被教化者而言，可從較低層次的德育要求逐漸做起，依次實現庸人、士、君子的道德要求；同時對於實施教化的教化者而言，具體分層次的德育培養目標更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同時，儒家把受教化者看作德育操作的主體，主張個人德育修行要“反求諸己”，注重“內省”。孔子主張“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認爲“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儒家反覆強調“君子慎其獨”，認爲慎獨應是德育最高的育人目標。

從上述分析可見，儒家的教化形成的是一種立體化教化網絡，無論王侯、聖賢、里長、普通私塾先生，教化理念已經“化”進每個人骨髓內，“以身殉道”的精神使得儒家的教化具有生命教化的意味，無怪乎李景林先生將儒家哲學定義爲“教化的哲學”。[12]

四、傳道者、受道者的缺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教化現實境遇

與儒家的教化理念相比，在制度化推進方面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是相同的。但就取得成效而言，儒家的教化根基更爲紮實、有效。這其中教化者的“以身傳教”和被教化者“內省”境界的引導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兩大因素。而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恰恰在這兩方面需要着重反思。

1.傳道者理論研究的不足和實際踐行的缺失，使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流於形式

首先，從學科研究角度看，存在“肢解”馬克思主義，沒有從整體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文的影響，長期以來國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分割成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從教材的編寫到學者的具體研究，基本上都是圍繞着這三個具體部分展開。這樣的研究視角人爲的將馬克思主義生吞活剝爲彼此不相連的三個部分。但從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對馬克思主義應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就其本質而言，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早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馬克思恩格斯將共產主義定義爲“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13]並且，具體到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組成部分也會發現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也是一條一以貫之的主線。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的關注點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是要人成爲自然界的主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的關注點是人與社會的關係，要讓人成爲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要人成爲自身的主人，成爲自由的人。近年來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們逐級意識到以往研究的偏頗所在，隨着“回到馬克思”、“重回馬克思”等口號的提出，研究者將視線重回馬克思主義本身研究，“肢解”馬克思的狀況將有所緩解。

其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規避現實，有“經院化”、“神聖化”趨勢。馬克思主義作爲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思想，對其理論研究是最應當深入挖掘理論精髓以便指導現實問題，解答民衆現實困惑的。但長期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卻陷於“經院化”、“神聖化”的泥潭。這其中當然有“”時期受“左傾”路線毒害，政府對涉及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不分緣由亂扣帽子的影響，但更多的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時代擔當精神不足。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在《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14]據相關統計，1993～2005年間，羣體性事件上升了近10倍[15]。 由此，學者們深有感觸的提出“經濟建設成就之大超於人們預想，社會矛盾問題之多出乎人們意料，這兩個‘兩個想不到’是在中國進入發展的關鍵時期-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後開始集中顯現出來的。”[16]在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大幅推進的當下，社會結構的複雜變遷必然會引起人們思想觀念的波動，嚴重時會導致像貴州省甕安這樣的羣體事件爆發。在這時，作爲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能不能回答人們心中的困惑，能不能很好的解答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必然成爲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課題。而在研究中，研究者一味迴避“社會熱點”，陷入純學理研究必然會增大羣衆對馬克思主義的失望之情。

最後，傳道者實際踐行的缺失使馬克思主義傳播流於口頭說教。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無疑應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踐行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更多的看到有些領導幹部仍然是理論上的巨人，行動中的矮子。有些領導幹部的‘兩面人’形象，即一方面旗幟舉得比誰都高，口號喊得比誰都響，但另一方面又大肆侵吞國家資產、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最後被查處被處罰等，使得黨政領導幹部的道德形象大受影響。一方面我們強調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國的進程和目標，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領導幹部‘我行我素’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一方面我們注重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之風，注重各項工作的實際效果，另一方面卻也因各種各樣的制度性的或者行政性的手段，催生了許多弄虛作假的行爲。[17]馬克思主義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2.受道者個體能動性的缺乏加劇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難度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社會教化過程中，受道者個體能動性的缺乏成爲制約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另一大難題。首先，學校教育中存在馬克思主義教育時間與效果的悖論。學校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陣地，從國中、高中、大學、研究生階段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始終貫穿其中。但就實際效果而言，馬克思主義卻着實存在着嚴重的“低效”問題。以至於學者程思富痛心的反問：“爲什麼佔用這麼多資源，花費這麼多精力，做了這麼長時間的宣傳教育，竟然還有這麼多日漸增多的重要人士和社會大衆形成截然相反的思想結論。”[18]

其次，社會教育中社會大衆對馬克思主義普遍帶有“有色眼鏡”審視態度。隨着國有企業改革，大批工人失去工作而不得不面臨二次就業的難題；農民階級儘管在改革開放之初分享到改革的初步成果，但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農民的相對貧困仍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作爲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它卻在實踐中並沒有使他們成爲直接的獲益者，致使他們對理論本身的解放和造福無產階級的性質及爲無產階級與勞苦大衆服務的功能產生懷疑。這當然並不是由馬克思主義本身所帶來和決定的，但人們往往會歸咎於馬克思主義一理論導。

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困境有客觀經濟基礎變化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自身時代化的命題。但作爲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傳道者與受道者的缺位無疑阻撓了馬克思主義理性權威樹立。而儒家文化卻正是在傳道者與受道者有效的教化中成功找到了理性權威樹立的路徑。因此，從儒家傳統教化思想更多的汲取思想啓迪將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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