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特點及形成原因

黑惡勢力即黑社會性質組織和惡勢力的合稱,是應我國打擊特定類型違法犯罪的需要而產生的一個集合名詞。同犯罪團伙概念一樣,黑惡勢力既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也不是一個規範概念,而是最近幾年來刑事政策文件中開始使用的一個政策性概念。

黑惡勢力在實踐中有以下兩種意義:一些犯罪分子經常聚集在一起實施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形成犯罪團伙,雖然他們尚不是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隨着其組織化程度逐漸提高,社會危害和危險性不斷增強,其有發展爲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趨勢與潛力。這是第一種意義上的黑惡勢力。還存在一類犯罪團伙, 這種犯罪團伙沒有明顯地表現出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的趨勢和潛力, 但是這類犯罪團伙成爲黑社會組織的外圍組織, 接受黑社會組織的僱傭、安排或者與黑社會組織相互勾結、獨立地或者與黑社會組織一起實施違法犯罪行爲, 這類犯罪團伙可以稱之爲流氓惡勢力,這是第二種意義上的黑惡勢力。

yl鎮位於yg縣城東，距離城區較近，有“塑膠之鄉”的美稱，經濟發展較其他鄉鎮靠前，由於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近年來，未發現黑惡勢力犯罪，更不存在黑社會或者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我鎮公安機關共破獲尋釁滋事、故意傷害等涉黑涉惡案件1起，批准逮捕1人。我就yl鎮違法犯罪的特點，政法各部門打擊黑惡勢力的現狀以及特徵，作一分析：

1、在性質上不屬於黑社會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從我鎮黑惡勢力的犯罪情況、組織結構、存在基礎等方面考察，我區目前尚不存在典型黑社會或帶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從組織形式上、內部的結構看，目前所破獲的1起涉黑案件均不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特徵，黑社會性質犯罪往往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更嚴格的組織戒律,其內部自成系統、等級森嚴、控制成員的能力強，因而具有更高的犯罪效率和更大的影響範圍，而我鎮的黑惡勢力則明顯不具有這一特徵，我鎮未發現明顯的團伙性犯罪;再次，從犯罪的主觀指向來看，我鎮的黑惡勢力與黑社會或黑社會性質組織也不可同日而語，一般來說，黑社會或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多以獲取非法的政治、經濟利益，有目的、有步驟、有計劃地刻意破壞現有的社會秩序。我鎮公安機關破獲的王moumou尋釁滋事案，參與成員只有王moumou一人，目的是爲了非法獲取利益，尚不構成團伙性犯罪，更不構成黑社會性質犯罪。

2、具有較強的地域性。
　　黑惡勢力的分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其活動範圍也一般是以黑惡勢力的首要分子或骨幹分子的居住地爲中心而展開的,就我區而言，黑惡勢力比較集中的地區主要是各鄉鎮場鎮、城市邊緣、學校周邊及網吧、溜冰場、KTV等處，這些地方，治安狀況複雜、成員聚集,便於作案和逃竄，爲了某種目的，他們往往成幫結夥，形成了土生土長的地方惡勢力。目前，yl鎮不存在網吧、KTV等娛樂場所，未發現有黑惡勢力違法犯罪。

3、成員逐漸低齡化

黑惡勢力成員年齡年輕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年齡一般在二、三十歲左右,有時甚至還有未成年人。青少年生理變化快,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加上知識經驗、自我控制能力的缺乏,是非辨別能力差,本身就是違法犯罪的高危人羣。同時由於文化市場監管不力,宣傳暴力、色情的影視作品、書籍氾濫,許多青少年經不起誘惑,涉足黑惡勢力犯罪團伙。

形成原因：
　　(一)個體原因

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主體是黑惡勢力組織,而這一組織的主體是個人。個人在黑惡勢力組織犯罪中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些個體之所以會加入組織,參加犯罪,原因可以歸結爲以下幾點:一方面物質誘惑和權利吸引。通過參加黑惡勢力的組織,個體可以獲得自己份額的物質上的利益。這一點對於青少年的誘惑比對成年人的誘惑更大。青少年本身處於需求旺盛的年紀,而且自身一般都沒有獨立的經濟實力。這種困境和矛盾對青少年而言尤爲痛苦。黑惡勢力或者黑社會組織正好利用這一點,從經濟上給予恩惠,物質上給予滿足,在其虛榮心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迷失方向,感激不盡、甘心爲組織出力。除了物質上的利益以外,個體還能獲得權勢感和成就感,在組織內部獲得認同或者尊重。另一方面,犯罪技能上的互補以及對法律思想的認識錯誤。個體在智力、技能、性格、體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個體參與一個羣體或者組織的犯罪,可以學習到單獨犯罪時所不具備的犯罪能力,也會對組織其他人產生佩服、親近和依賴的心理。除此以外,還有很大部分人對法律認識錯誤,認爲“法不責衆”。有組織一起犯罪可以分散和減輕其犯罪後刑事責任的承擔。

(二)社會原因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將個人身份劃分爲居民和農民兩類。這一劃分讓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更爲突出。農民長期在農村生活,靠農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使得農村物質產品和精神文化貧乏,社會問題應時而生。由於長期的戶籍制度和文化差異,有些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年產生了仇視“城裏人”的心態,經過長期積累,在無法釋放的情況下,最終就會以犯罪的形式表達出來。不僅僅個人生活沒有來源,給家庭造成經濟和精神負擔,而且個人未能取得社會承認,心理失衡,人際關係緊張,有長期遊離於社會,失去組織約束。這是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社會根源。

社會貧富差距的存在,也是滋生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土壤。我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爲0.453,已遠遠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嚴重的貧富差距將導致社會治安形勢惡化,弱勢地位的貧困者形成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加上富有階層涉密生活方式的不良示範作用,有強化了貧困者的不滿心理,於是犯罪便成了對社會分配不公的一種病態矯正選擇下崗失業工人、破產的經營者、各種原因輟學的青少年散落在社會,這隻複雜的隊伍構成了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社會基礎。

(三)政治因素

當前我國正處於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未完成,新的管理模式還未全部建立和完善,舊的社會管理、控制模式卻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政府管理部門的控制能力隨之弱化。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社會處於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問題,黑惡勢力組織就是看到了政府管理中的漏洞,爲期以合法形式掩蓋黑惡勢力組織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某些領域的短暫的權利空缺期,給黑惡勢力組織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我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時間不長,各地執法部門對黑惡勢力組織犯罪的初期識別和發現的能力也有所欠缺,對其社會危害性的評估不足,從公安執法部門領導到一線人員都未足夠重視。在團伙犯罪之初,執法部門未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行嚴厲打擊,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團伙不斷壯大完善,形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當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時,執法部門纔有所重視。然而此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早已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保護傘”,有一定能力與執法機關對抗。由於國家在執法部門的投入不足,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裝備比執法機關的裝備更爲先進,使得偵查打擊犯罪困難加大,黑惡勢力、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