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綱要論文【多篇】

近代史綱要論文 篇一

論家鄉人物與近代史之關係

學號：1152692 姓名：程冉

我的家鄉在祖國的西南隅，即美麗的彩雲之南。有人說，這是荒蠻之地，有人說，這裏住着野蠻的名族。但在這片紅土地上的確涌現出許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將領之才。而在舊中國和新中國輪換的時候，這裏的救國英雄也表現出中華兒女憂國憂民之情節，爲祖國貢獻一己之力，在中國近代史中留下他們獨特的足跡。 作爲近代影響人物，不得不說的就是龍雲。

龍雲（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歷任民革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三屆中央副主席，第四屆中央常委。龍雲先後主政雲南17年。期間，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運動，堅持抗日，使雲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設都取得了重大進步，被譽爲“民主堡壘”，在中國近代爲鞏固邊防做出一定貢獻。

龍雲曾擔任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國民黨滇軍高級將領，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雲南省國民政府主席，雲南陸軍講武堂校長。彝族人，彝名納吉烏薩。龍雲早年參加過反清鬥爭，1911年加入滇軍，1914年於雲南陸軍講武學堂第四期騎兵科畢業後，入雲南都督唐繼堯部，爲唐所賞識，被唐繼堯從下級軍官逐步提拔爲侍衛隊長。1927年龍雲與胡若愚等策動“二•六政變”迫使唐繼堯下臺，投向廣州國民政府，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軍長，之後在與胡若愚爭奪雲南統治權的鬥爭中獲勝，1928年被蔣介石任命爲雲南省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等職。1929年秋統一雲南。1933年出兵助蔣鎮壓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雲南18年之久，被稱爲“雲南王”。

抗日戰爭期間，雲南地處後方，但龍雲先後派遣滇軍20多萬赴抗戰前線，參加了包括“臺兒莊戰役”等二十多次戰役，傷亡10多萬，爲抗戰勝利作出巨大貢獻。1948年12月，在陳納德等人幫助下，龍雲從南京出走香港，脫離蔣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49年8月13日，龍雲與黃紹竑、劉斐等44位國民黨同仁在香港發表《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聲明，正式宣佈起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50年1月3日從香港赴北京，加入共產黨的新政府，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56年曾出訪蘇聯、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歲。

雖說中國近代大多數是沿海鉅變，滄海桑田，工業社會影響下的東部沿海地區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作爲中國較落後的幾個省份也開始有所作爲，在龍雲執政期間，雲南的明主，明權體制大爲改善，爲解放人們的思想，爲今後雲南的政治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的演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近代史上爲中國抗擊外敵侵略和保全祖國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爲邊疆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新中國成立後爲祖國的建設又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可以說，中國近代內憂外患的國情產生出了這樣一批特殊的人，他們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業，作爲一個當代大學生，和一個雲南同鄉，我爲這種精神和作爲感到自豪。

第二個要說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於1879年，字印泉，又字養溪、雪生，號曲石，別署高黎貢山人，生於雲南騰衝。光緒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學堂。次年留學日本，學習陸軍軍事，先後畢業於振武學堂與士官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會，次年春任雲南留日學生同鄉會會長，《雲南雜誌》社經理。宣統元年（1909年）回國，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武昌起義後，與蔡鍔等發動新軍響應，成立大漢軍政府，任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雲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後參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凱稱帝活動和“護法”鬥爭等革命運動。

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李根源退出政壇，隱居吳中。“吳淞戰事”起，與張仲仁等撫傷救民，收斂大批陣亡將士遺骸，葬於藏書五峯山與馬崗山。1926年春夏時，遊遍橫山、堯峯、皋峯、穹窿、鄧尉、天池、漁洋、支硎、天平、靈巖、陽山諸山，《吳縣誌》書影摩崖題刻訪古探幽，歷時3月，撰成《吳郡西山訪古記》一書。1931年，擔任《吳縣誌》總纂，並撰冢墓、金石卷。同時，擔任吳中保墓會會長，還創辦“善人橋農村改進會”、闕塋國小、成人學校，鑿井築路，綠化山嶺，深爲鄉民稱頌。1936年，爲營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與張仲仁等倡議組織老子軍。不久離蘇去內地。

從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後4次爲英勇犧牲的抗日將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國殤。“霜冷靈巖路，披麻送國殤。萬人爭負土，烈骨滿山香。”這是李根源在1932年寫的一首題爲《奉安東戰場陣亡將士忠骸》的五絕。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65年病逝於北京，骨灰安葬於藏書小王山。今小王山闢有李根源紀念館。 遺著有《曲石文錄》《曲石詩錄》《雪生年錄》等。

李根源訪記下的史料切實可靠，他從不輕信原有資料的記載與羣衆的口述，而是注重身臨其境，親自觀察。有些地方，他一訪再訪，力爭把事情弄清爲止。這是他一貫的態度，例如，他繪製的《滇西兵要界務圖》126幅及圖說兩卷，就是深入英軍駐地險境後才寫成的實況紀錄，爲1960年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提供了確鑿可靠的史料根據。他爲中國近代邊境考古事業的發展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層面上推動了中國的邊境事業的發展。

在中國的近代，雲南還涌現出了許多的仁人志士，如爲中國教育添磚加瓦的楚圖南先生：

楚圖南先生生於1899年，他6歲喪母，14歲離開文山，輾轉到昆明。15歲時，考入昆明私立聯合中學。1919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在校期間，楚圖南就在校辦的《史地叢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內容涉及了美學、心理學、教育學、民族學等。當時正值“五·四”運動時期，楚圖南有機會讀到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的文章，並直接接觸了李大釗。以後，就在李大釗的指導下，辦起了《勞動文化》小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薰陶。楚圖南是由雲南考入的官費生，按規定畢業後必須回到雲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帶着李大釗先生“一要儘可能多地接觸學生，多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書刊；二要適當地宣傳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勝利，爲建立黨團組織準備條件”的囑託，回到了闊別4年的昆明，並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圖南以其博學多識，使許多學生後來成了名人、大家。一位從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進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學，就是楚圖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誨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學家。

當年的李生萱，就是我們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學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楚圖南從雲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轉到哈爾濱，先後在哈爾濱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學及長春二師等校任教。這年春天，楚圖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楚圖南受黨組織的指派，先後到山東泰安省立第三中學、曲阜山東省立第二師範、濟南省立第一中學任教。楚圖南經常給自己的學生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講解魯迅詩文和柯仲平詩歌，給學生以革命的啓蒙，培養同學們努力思考社會問題的興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導下，柯仲平長詩《風火山》的“一個朋友下監牢，千個朋友殺火冒！一個朋友槍決了，萬個朋友滴血誓戰刀”之類悲壯、慷慨的詩句深深打動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學生的革命鬥志。

1935年春天，楚圖南到達上海，改名楚曾，進入暨南大學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圖南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並將他翻譯的德國陀勞爾、德米爾、貝赫爾，俄國的萊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國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羅西、歐特瓦士等進步詩人的16首詩作結集爲《楓葉集》。1944年由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楚圖南從上海回到雲南。整整抗戰八年，楚圖南始終以雲南大學教授的公開身份，積極投身於昆明的抗日救亡運動，成爲雲南省民盟的重要領導人和雲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動以及昆明民主運動的重要組織者、領導者之一。雲大給楚圖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歲時，楚圖南還題書贈與雲大附中同學“讀好書，交好友，行遠路，做大事”。

楚圖南老先生爲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在爲中國的發展中，引進了許多先進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識保衛了祖國。

如果說近代史中有哪個雲南人能讓全國人民記住的話，那這個人就是聶耳。 聶耳是中國紅色革命的先驅，爲中國共產黨的藝術文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最突出的，便是《創作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國歌。

聶耳是天才的音樂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爲後者，才能出現前者輝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樂乃心聲”。聶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個特定的民族危亡時代所造就。那些鏗鏘有力的音符，也都是當時環境下人民的心聲。日本侵華和國內抗日羣衆運動的風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樂與革命從此結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的十天後，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聲可聞、難民在街上到處流離奔走哭喊的環境中，聶耳在日記中首次提出“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聶耳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又是一個革命者，而且恰恰因爲後者，才能出現前者的輝煌。《義勇軍進行曲》在銀幕上首次響起時，不幸正逢聶耳去世，但這支歌作爲民族革命的號角響徹了中華大地，還享譽全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英、美、印等許多國家電臺經常播放此歌。戰爭結束前夕，美國國務院還批准將其列入《盟軍勝利凱旋之歌》中。新中國成立前夕徵集國歌時，周恩來就提出用這首歌，並在新政協會上一致通過。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和此後每年的國慶節，聶耳譜出的樂章都雄壯地奏響，這足以告慰亡逝於異國的英靈。

在中國近代曲折的道路中從雲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國者不勝枚舉。作爲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名族情結在那個年代綻放，集結了所有的中華兒女爲祖國獻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國的西南角，也有那麼一羣人，他們影響着中國近代的走向，他們在那段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作爲一箇中國人，我感到自豪，作爲雲南人，我同樣爲他們驕傲。

近代史綱要論文 篇二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偉大的開端——五四運動

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猶如響徹雲霄的一聲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沉悶局面，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現了高潮。

五四運動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會根源。辛亥革命後，外國侵略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妄圖把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封建軍閥爲了維持反動統治，極力勾結帝國主義，大量出賣國家主權。內憂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機，迫在眉睫。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就是在中國社會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礎上發生的。五四運動爆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受到了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當時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和推動。

五四運動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又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把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和動員起來，爲挽救國家的危亡和爭取民主自由而戰鬥。富於敏感的青年學生在運動中起了先鋒作用。“六三”以後工人階級獨立地登上政治舞臺，成爲運動的主力。全國人民的共同鬥爭，使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和拒籤對德合約，得以實現。從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這場政治鬥爭，就是五四愛國運動。

從一九一五年《青年》雜誌創辦開始，中國就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隨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經過他們的努力，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逐步結合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從思想上和幹部上爲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五四運動是一場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帝國主義、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對封建主義的偉大革命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分水嶺，自鴉片戰爭開始以來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鬥爭，以五四運動爲標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一。 五四運動的醞釀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嚴重的民族危機籠罩着中國。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會的噩耗頻頻傳來，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日益暴露。中華民族的嚴重危機，以及由這一場危機引發的五四愛國運動，都是緊緊圍繞着日本侵佔中國山東及其權益問題發生的。

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割地狂潮”中，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兩名德籍教士在山東曹州鉅野縣被大刀會衆所殺），派艦隊攻佔了膠州灣。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日本參展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歐戰，無暇東顧的機會，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從九月二十六日起，日本伸入山東內地；十一月七日，佔領青島，青島的軍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國在膠州灣和山東的各項權益，全部爲日本所取代。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是要奪取山東，還要獨佔全中國。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竊國大盜、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親自遞交了“二十一條”。袁世凱正急於復辟帝制，爲了換取日方的支持，早日登基稱帝，五月九日，袁世凱表示完全承認日本的要求，並命令外交總長陸徽祥在條約上簽字

二。愛國熱潮席捲了整個中國

“五四”前夜，中國的內憂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禍迫在眉睫。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全國各地都有一些人開始丟掉企圖依靠外力收回國家主權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奮起反抗，纔是挽救危亡的正確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提出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喊出了當時全國人民的心聲；他們焚曹擊章的愛國行動，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熱情。因此，五四運動在北京一爆發，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積極響應，愛國熱潮頓時席捲全國。這場運動的發展速度之快，鬥爭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及其影響之深，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三。六三運動

“六三”是五四運動的里程碑，以它爲界限把五四運動劃分爲兩個階段。從“五四”到“六三”，是運動的第一階段，這時運動的中心在北京，運動的主力是青年學生；從“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籤“和約”，是運動的第二階段，這時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成了運動的主力。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是五四運動中的兩大主力，他們高昂的愛國呼聲構成了五四交響樂的主旋律。運動發展到“六三”以後，工人階級奏出了這部交響曲的最強音，工、學、商採取了聯合行動，把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推到了高潮。

四。從罷免曹、章、陸到拒籤“和約”

五四愛國運動充分顯示了人民羣衆的巨大威力。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六三”以後工人階級獨立地登上政治舞臺，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工鬥爭，使得反動派極爲恐懼。北京政府被迫罷免了萬夫所指的三個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專使也沒有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得以實現。

五。改造社會的探索

五四運動，既是愛國運動，又是文化運動，兩者相輔相成。文化運動爲愛國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愛國運動又推動了文化運動的發展，使原來由資產階級文化思想領導的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轉變爲由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即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這兩年，是新、舊文化運動的交替時期。當時，在知識

界出現的圍繞着關於“改造社會”的熱烈探索和爭論，就是這種新、舊交替的主要體現。那時，既是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羣星燦爛，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又是新舊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滲透的複雜局面。這種新、舊交替的狀況，在“五四”後的第一年中，表現得尤爲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運動一年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開來，並日益同工人運動相結合。與此同時，從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涌現出一批堅信馬克思主義、決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從而導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

陳獨秀和胡適，都是五四時期爲社會所公認的思想戰線上的民主主義者，都曾被封建衛道者們攻擊爲“過激黨”。如果說，在五四時期的歷史條件下，從民主主義的思想出發，而又保留這一思想的某些原則，還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那麼，他們要繼續前進，成爲共產主義者，就不能再囿於這種狀況了。他們所面臨的，是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銳課題；這同構成民主主義思想的個性解放和天賦人權等基本原則，是直接衝突的。

由於歷史條件的侷限，在已經出現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課題面前退縮了，甚至與之對立，背道而馳；能夠繼續前進，成爲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數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比較重視實際革命鬥爭，把自己學得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工人運動相結合，同實際鬥爭相結合，從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堅定地相信科學社會主義，堅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總結

五四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促成五四運動的社會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中國人民如果不從封建主義的舊教條中解放出來，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學習資本主義的進步文化，爲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落後面貌而奮鬥，中國就沒有自由和獨立的希望；無產階級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是指導中國人民戰勝強大敵人，爭取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思想武器；爲了保持共產主義思想的純潔性，還要不斷地和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作鬥爭。

五四運動所提供的這些基本經驗應該成爲我們的寶貴財富，作爲今天進行新的長征中的借鑑。

參考文獻：

[1] 周策縱 著，周子平等 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1996 [2] 汪士漢，《五四運動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3] 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啓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9